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作者：潘慧

来源：《丝绸之路》2012年第16期

[摘要]鲜卑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走过了大约700年的历程。公元1世纪，鲜卑族的历史活动就载入史料中。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鲜卑族分成了东、西两个大部，东北鲜卑主要有慕容鲜卑、段氏鲜卑、宇文鲜卑。拓跋鲜卑是由北部鲜卑演化而来的。拓跋鲜卑在建立政权之前、定都平城以及迁都洛阳之后，文化形式一直在发生变化。在拓跋氏文化历程的转变过程中，深刻地体现着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融合与冲突。 [关键词]拓跋鲜卑；中原文化；草原文明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6—0027—03 马长寿曾说过：“从拓跋鲜卑的起源和发展史来看，此族由大兴安岭北段迁到呼伦贝尔大泽之时，我们只能称其为鲜卑，不能称为拓跋，只有从大西泽西迁以后，鲜卑部落和匈奴部落相混合，我们才能称之为拓跋鲜卑。”①拓跋鲜卑在发展初期也和其他的民族一样是从洛邑公社制发展起来的。直到公元338年什翼犍即代王位之前，拓跋鲜卑一直处于部落联盟时期，据记载，鲜卑族此时尚处于邑落公社阶段，以畜牧射猎为业，迁徙无定，生活淳朴，文化简陋，无文字，遇事刻木记契。

当时，拓跋鲜卑和其他鲜卑部落一样，处于东胡部落联盟的势力范围之内。“乌桓者，本东胡也”。②“鲜卑亦东胡之馀也”。③乌桓、鲜卑的前身为东胡部落联盟，东胡部落联盟原来居住在今西拉木仑河和老哈河流域，其南疆包括古代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地方。

一、拓跋鲜卑的经济形式

拓跋鲜卑在迁到老哈河一带后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是以游牧为主。什翼犍在回答苻坚时说：“漠北人能捕六兽，善驰走，逐水草而已。”燕凤在出使前秦时有这样一段话：“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有百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④

拓跋鲜卑南迁后占据了上谷、渔阳等地，这些地区在汉代曾是匈奴族的天然畜牧地，汉武帝破匈奴后在此移民实边，虽然当时未能使农业在此大规模发展，但也播下了农业发展的种子。拓跋猗卢曾向刘坤因公索取了陉北五县。刘坤遂把陉北五县的人民迁到了陉南。但是也有像莫含一样，已经归附拓跋氏而未徙的也不在少数。之后，拓跋猗卢徙10万家来填补这一人口空缺，这些人中大多是雁门人（雁门人即农业生产者）。因为原先拓跋氏势力范围的绥远北套及代郡一带地区已有相当的农业基础，所以，这个地区的人民虽然在拓跋氏的势力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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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改变以前的生产生活方式，仍然从事农业生产，而拓跋氏原有的民族则继续从事游牧生产。

后来，什翼犍被苻坚所灭，苻坚分散其部众于“汉鄣故地”。这对拓跋氏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苻坚在分散其众之后还派官员予以监视。这种行为使以前游牧的拓跋氏部族被迫定居下来，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促使拓跋氏的社会经济加速发展，为其后来经济、文化的转变提供了条件。 二、拓跋鲜卑的语言文字

鲜卑是否创造过文字还存在疑问，但是使用何种语言已有了确切答案。“鲜卑语言和乌桓语言相同，二族属于同一语族系统，大致相当于后世所谓的蒙古语族，不是通古斯语族。”⑤林干还指出：“鲜卑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蒙古语族。”⑥日本学者白鸟库及使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证明拓跋鲜卑使用鲜卑语。

此外，林干还说：“《经籍志》记载有《国语》十五卷、《国语》十卷、《鲜卑语》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国语真歌》十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国语十八传》一卷、《国语御歌》十一卷、《鲜卑语》十卷、《国语号令》四卷、《国语杂文》十五卷、《鲜卑号令》一卷、鲜卑《杂号令》一卷。以上各种‘国语’之书，均为用鲜卑语言文字写成者而言。”⑦“用鲜卑语文书写的书籍既是如此之多，而且侯伏侯可悉陵还能把汉文《孝经》译成鲜卑文《国语孝经》，又能用鲜卑文写成《国语物名》和《国语杂物名》，可见北魏时鲜卑人是有自己本族的文字的。”⑧ 三、拓跋鲜卑的婚制

拓跋鲜卑从部落洛邑制到部落联盟再到建立国家，保持了不同的婚俗习惯。

所谓“仲春奔会”，是早期拓跋氏婚姻制度的遗迹，与“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的聚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于“略将女去”，则是一种掠夺婚，这种婚制在鲜卑早期的社会里存在过，这是一种很原始的婚姻形式，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消失。

随着历史的推进，鲜卑族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婚制，称作劳役婚。《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乌桓“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 以为聘币。婿随妻还家”。⑨《乌桓鲜卑列传》复载乌桓、鲜卑俗：“（掠女成亲后半岁百日） ，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⑩这里“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说明当时鲜卑的“家”尚非父母维系的家，而应是酋长维系的无明显阶级、等级之别的氏族部落。所谓“为妻家服役”，实质上即是为妻方部落服役。鲜卑掠其他氏族女子为婚，乃是以众多财物及劳动力的补偿为代价的。

劳役婚的从妻居婚是母系社会的特征之一。《隋书》记载：“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11铁勒是匈奴民族的一支，早期和拓跋鲜卑有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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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关系。又《隋书》记载：“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归舍。待有娠，乃相随还舍。”12

还有一种婚制是中原汉族不为认同的收继婚。“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魏书》则记载：“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13这说明，父死，子可以妻其后母，兄死，弟可以报其寡嫂，如寡嫂之小叔死，小叔之子可以妻其伯母，小叔若无子，则轮及其他的叔伯，这是明显的收继婚，和中原婚制有很大差别，但在少数民族之间十分盛行。鲜卑入主中原后，民族组织渐趋解体，氏族财产公有制渐被家庭私有制所代替，部落间有组织地进行掠夺婚自当随之停止。随着与汉人接触的增多， 其对汉族婚制也日渐采纳。

拓跋氏迁都之前，就对以前一些不合乎中原正统文化的婚制进行了改革。当时，高允首先对儒家传统文化中婚娶重视门第进行了赞扬，他说：“古之婚者皆拣择德义之门，妙选贞闲之女，先之以媒聘，继之以礼物，集僚友以重其别，亲御轮以崇其敬，婚姻之际，如此之难。”继而又对鲜卑社会的这些现象作出了批评：“失礼之甚，无复此过。”这种社会现象还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往年及今，频有检劾。诚是诸王过酒致责，迹其元起，亦由色衰相弃，致此纷纭。”14

拓跋氏为了加快与中原士族的融合，进而巩固其在中原的统治，对以往这些与中原文化不符的陋习进行了改革，禁止皇族和百工、技巧、卑姓为婚。“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15

孝文帝于太和二年（478）更是重申其令：“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士族，下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昭，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衹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制。犯者以违制论。”16

至此，拓跋宗室的婚姻范畴只限于“八族”或“清修”之门。完全和以往的中原王朝一样，开始注重门第和阶级的差别。 四、拓跋鲜卑的发型、服饰

鲜卑发型也很有特点，是一种叫作“髡头”的发式。“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17《后汉书》也说：“唯婚嫁，先髡头。”18

鲜卑的服饰也和中原汉族一样，主要是为了适应草原游牧生活而创制。《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鲜卑族有貂、貉，皮毛柔软，故天下以为名裘。”19自然条件和生活习俗使得他们必然要以唾手可得的动物毛皮为其主要服饰材料，以保暖防潮、遮挡风沙和抵御恶劣天气。转徙流动、居无定所的狩猎和游牧生活方式，造就了鲜卑民族简朴实用的生活观念和颇具民族特色的服装款式，上衣下裤，即上下分制的服饰特点帮助他们成为马背上毫无约束的自由驰骋者，短衣窄袖的紧身造型满足了他们乘骑射猎、走马畜牧的日常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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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轻便简洁的袴褶仍是人们的主要衣着形式，上衣下裤制式的袴褶是鲜卑等民族的日常生活服饰。“褶”在《释名》中这样解释：“褶，裘也，复上之言也。”汉代史游在《急就篇》中认为：“褶，谓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如袍，短身而广袖。一说左衽之袍也。”中原汉族还因此采用了胡服中“袴”的优点。《胡服考》中说：“汉末，袴褶为将领之卑者及士卒之服，及魏文帝为魏太子，驰骋田猎，亦服此服，自是复通行于上下矣。”到“魏晋以后至于江左士庶服之”。20南北朝时期的袴流行大口裤管，《晋书·五行志》把这种服装叫“袴者直幅，为口无杀”。“无杀”就是下面没有裁剪，上下一样宽。为了便于行动，在膝关节处系一根带子，将小腿处的裤管向上堆扎起来。这种衣着的形象在出土文物中屡见不鲜，最典型的就是河南邓县彩色画像砖墓中徒步行进中乐队成员的着装，一致为上身短衣，下身长袴，大下口，膝部提缚，使裤口呈喇叭状。21

随着交往的加深，鲜卑民族的衣着服饰也逐渐融合到了汉民族的服饰中。《搜神记》写道：“太康中，天下以毡为鉑头及络带、袴口，于是百姓咸相戏之曰：‘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夫毡，胡之所产着也，而天下以为鉑头、带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22

与此同时，草原民族也吸收了汉族的服饰元素，汉晋以来，中原政权上层人士及南方士族的服饰，一般都用褒衣博带、冠冕衣裳加以形容。这些衣物的外观突出特征是宽袍大袖、高冠大履、配饰铿锵、雍容华贵。长期以来，这些服饰和统治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以后要进行衣着服饰的改革。后来经过六年的反复研究终于制定出了以汉服为基础，吸收南北制服之优点的冠冕朝服，同时又对民间服饰做了汉化的改造。《礼佛图》中的人物皆高头大履，完全改变了草原民族着靴的传统。在服饰文化上，拓跋氏没有像在婚制问题上一样完全采纳汉制，而是对二者进行了融合。 五、拓跋鲜卑的饮食习惯

拓跋氏和所有的草原民族一样，“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23“以肉为食，酪为浆”。肉是羊肉，酪浆以羊乳制成。而这种饮食习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例行华化后依然没有改变，可见孝文帝自己也对这样的饮食情有独钟。

《洛阳伽蓝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卿鱼羹，渴饮茗汁……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如何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唯茗不中与酪作奴。’”24 王肃本是奔魏的南人，在北方居住时也喜欢上了草原民族的食物。孝文帝虽然积极推进鲜卑族的汉化，但是在饮食上依然保有原有习惯。迁都洛阳之后，在拓跋氏的宫廷之中也有很多南来的厨师为皇族供应膳食，然孝文帝最喜欢的还是草原风味。主持孝文帝膳食的侯刚在宫中主持膳食近30年，据传，“高祖不豫，常居禁中，昼夜无懈”25地伺候膳食。由此可知，孝文帝对自身饮食文化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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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拓跋氏在饮食上依然坚持原有的习惯，但是由于皇族和中原士族的通婚，宫中自有很多人喜欢中原以致南方的饮食，所以，五味杂陈的饮食也在宫中存在。很多南人的饮食是被没罪于宫的妇人带来的。“王遗女，志称其为渤海阳信人，她来自江左或中原地区，因罪入宫后，负责宫中的饮食事业，使中原或江南的饮食习惯进入拓跋氏的宫廷之中。”26

在入主中原之前，拓跋鲜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中原汉族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拓跋鲜卑在初期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种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拓跋鲜卑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一样，有着坚韧的品质、剽悍的性格作风、尚武善战的民族风气，而这些民族品质在他们入主中原以后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日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