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纪录片《敦煌》的创新之路

浅谈纪录片《敦煌》的创新之路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介绍纪录片《敦煌》的概况及拍摄背景，从拍摄思路、内容风格、拍摄方式、对细节的处理和画面质量分析了《敦煌》的创新性。并通过分析纪录片《敦煌》对“记录”一词的延续和创新，提出并具体说明了其带来的纪录片的新走向。

关键词：纪录片 敦煌 创新 新走向

一、 纪录片《敦煌》的概况及拍摄背景

近期以来，《望长安》、《大明宫》、《西藏一年》、《千年菩提路》、《敦煌》等大型纪录片陆续热映，引发社会对纪录片的关注。针对中国纪录片的现状和发展，何苏六认为：“纪录片正在被老百姓越来越多地关注，这对于净化电视荧屏、提升媒体形象、引导民众文化消费、提升国民素养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相对于中国悠远厚重的历史以及纷繁多彩的社会现实来说，中国纪录片的产量、传播平台和影响力还都远远不足。事实上，纪录片在对外文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力，纪录片的创作还应得到更多的支持。”纪录片《敦煌》是中央电视台继《故宫》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旨在记录敦煌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深入揭示敦煌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内涵。

纪录片《敦煌》是作为一部新年大戏搬上荧幕的。此前，无论是中央台还是各个地方台，很多固定的纪录片专栏已经离大众远去多有时日了。而《敦煌》的制作播出，以及此前同样以大制作面目出现的《故宫》和《台北故宫》，则是之前有关于中国纪录片领域一段喧嚣历史的真正转折点。《敦煌》，无论就其立意、制作，乃至播出，不能说是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但象征着中国电视，从专业角度而言的一种真正的成熟面貌，虽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晚熟，但毕竟这代表了中国纪录片有了新的突破。摄像机对准敦煌和在这块土地上

曾经生活过的人们，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将那些被遗忘了的文明一一重新呈现在观众的视野中。主创人员力求奉献一部全方位反映敦煌历史与文化的文献纪录片，全面纪录敦煌地区21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散落其中的故事；全方位展现100年来敦煌学的学者对这个沙漠宝库的孜孜不倦的探索成果。

播出版的《敦煌》，总共十集，制作了六年。这种题目可以有多种的切入角度，比如奇情的，比如悲叹的。就仿佛在片中无法回避而再一次用影像的方式引用的那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然而纪录片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走得更远，而是在轻轻一点之后，用一种更带欣赏的、浸入的方式，“展示”敦煌。虽然十集内容间，出现了无数位研究者、批评家，或者是再现的历史人物，但是这一部敦煌的气质，在片中出现的一位敦煌研究院的雕塑家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切，这就是淡定。全片不急不缓，在节奏和速度上，以臻于成熟的控制力，铺陈故事，串联所有关于敦煌这个地方，以及这个主题之下的全部历史与经验。整个纪录片通过描述敦煌莫高窟的绘制过程与历史和敦煌莫高窟所呈现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以及敦煌壁画目前已遭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破坏，最后一集以守望敦煌为结束，并通过讲述了一系列拯救、守护敦煌这一文化遗产的感人事迹，呼吁我们去保护和拯救莫高窟 。

《敦煌》从最初开始设想到最终的播出，走了6年艰辛的道路。摄制组先后9次深入敦煌，行程数十万公里，拍摄素材近400盘磁带，前后参与制作人员百余人。在第10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评选单元中，《敦煌》夺得了“人文类评委会特别奖”。

二、 纪录片《敦煌》的创新性

首先，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思路与以往记录片不同。这种不急不缓，不以特定的先入为主的主观断定结构的思路，首先在十集的内容分配以及先后次序上体现出来。十集内容，

按照发现敦煌、敦煌绘画雕塑等专门研究，到最后的敦煌研究院历史这三个大的群落组织。如果改换这部纪录片拍摄的时代环境，结果也许就是另外一种顺序和侧重了。这种组织方式，应当说，获利于中国整体国力提升之后所带来的大国自信。这种不偏不倚全景式的展示方式，在早年的《望长城》中间，已经征服过无数专业和普通的欣赏者。只不过这一次，描述的对象更为具体，因而其效果反而显得更加的胸襟阔大了。 在三个主题群落里，都掺杂着一种蓄而不发的力量。无论这种意图是在前期策划、中期制作，还是最后的编辑修正阶段所贯彻统一的，结果都让这部十集长度的纪录片抹上了一种近乎宗教虔诚的控制感和收敛性。比如在评论近代史上最早对敦煌藏进行考察的西方探险家，无论后人对其的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片中的影像和文字，都并没有喋喋不休地在这些话题上纠缠，而总是及时打住，重新回归作为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的“敦煌”这个客观对象的主题上来。同样的理念，一直贯彻到最后部分，对围绕在敦煌研究院周围的敦煌守护者们的回顾和展现上。在制作者最易于影像失控或者文字失控的地方，《敦煌》都在努力地创造“留白”的空间。正是这一点，让《敦煌》具备了真正的中国风格。同样的意蕴，曾经是中国诗歌和绘画最珍贵的遗产的风格特征。

其次，从内容风格的角度来看，《敦煌》很好地继承了从《故宫》开始，在《台北故宫》继续发展的中国风格。这种不紧不慢，而又堂皇大气的气派，其实在《台北故宫》中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敦煌》试图在此基础上做得更精细。或者由于其它的某些原因，留白的方式，在某些时间点上，用得稍嫌过度，而让局部或整体显得有些不太自然，或者说不过瘾。比如在论及敦煌壁画的一集中，一个再现的敦煌画师的故事，反转委婉，所有与敦煌壁画艺术有关的历史经验和知识要点，都以此带出。而这个人物故事的铺垫与应有的高潮，都在于一尊千手观音的不朽画作。但是当无数的细节和局部的铺垫之后，这个主题中应得到更充分展示的压轴画面，却只显示了大约几秒钟时间，并且在影像之外缺少了解说词的跟进。在很多类似这样的双线转折点处，都存在转折过快而留白过于刻意的遗憾。从技术角度来分析，这种遗憾，也许在《敦煌》的发行版本中通过更多的篇幅得到解决。毕竟，

用总共十集，单集每个主题之下不到四十分钟的篇幅，来全景展示关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这一件大事，会有螺丝壳里做道场的难处。而《故宫》在播出版之外的编辑版，说明这种集中展示到全面铺陈的工作方式，在艺术表达和市场发掘上的可行性。

再次，《敦煌》刻意收敛的拍摄方式，和主题也许同样关系紧密。以就事论事的方式展示的话，无论敦煌令人赞叹的艺术，还是文化历史，都完全无法脱离开佛教经验。从主创团队的角度来看，要能够体验敦煌之美，敦煌的内在气质，就同样得有实修和理入两个法门的验证。从前者而言，以六年时间去磨练这个制作，本身就能够尽量多地去掉过程中的浮华气和焦虑感；从后者而言，则更直接地通过上面所述的一种含而不发、隐而不露的方式来表达一种由敬畏而生的对宗教传统的仪式性模仿。如果说总导演是整个节目内容风格的把关人的话，那么可以说总导演的这种敬畏感造就了整个节目的这种时刻收住一点的内敛气质。其遗憾之处在于，这种主观的敬畏感造成了客观上，很多内部关节之处戛然而止带来的叙事不充分的遗憾。而这种虔敬所带来的优势，却更无须讳言，和时下的“主流”节目体系越来越急功近利、吵闹无休的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敦煌》的成熟，在内容上还体现为多种细节。比如几乎贯穿全部十集中间的叙事双线结构。古代和现代、虚拟和真实的穿插往复，让四十分钟这种已经属于长节目的单集时间，基本达到了收放的自由，让整个节目摆脱单纯记录当下的局限，也不至于让一部纪录片变成完全的电影故事。这种再现的手段，在之前的《故宫》中运用得就已经相当成熟，但还没有成为叙事的主要线索之一，而只是作为辅助性手段之一运用。这种辅助性手段，在现在绝大多数的专题节目中，已经被证明是有效提高观众注意力的方式之一，是提高收视率屡试不爽的一招，因而往往进入了被滥用的尴尬境地。双线结构本身并不是新鲜的创造，也早已是成熟完善的叙事体系。《敦煌》将双线结构和再现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穿越时间的历史感和空间上的阔大感，这是贴合这种历史文化题材的恰到好处的处理方式。

最后，画面的质量，从技术角度而言，自然也没有太多可挑剔之处，六年时间的全高清拍摄，自然能够比较完全地获得接近于完美的影像。而其中有很多，也因为资料的稀缺性，比如一般不对公众开放同时却在自然侵蚀的洞窟，正是因为这次的拍摄记录，得以永久性地保留。从这个角度来说，《敦煌》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一部电视纪录片。《敦煌》自身也因此，而比其它绝大多数的电视影像，更能够当之无愧地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三、《敦煌》对于“记录”的延续和创新

纪录片在所有人眼里都是比较沉闷死板的叙述，又因其保守的拍摄制作手法被观众疏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纪录片《敦煌》就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展现手法让受众们耳目一新。纪录片要改革，在新的传播平台上，纪录片不再是严肃冗长，当参与的观众增加时，可操作性和商业价值也会有所提升。当受众养成与看其他节目一样的习惯，纪录片真正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它的价值才真正的实现。要去引导和影响观众首先要先满足然后使之潜移默化。“源于生活”并不等于照般生活，“记录”不仅仅是“记录”。电视纪录片的价值不在于宣传说教，而是要反映历史，解释历史，要“载道”。这一切都需要艺术化的呈现；要非虚构、不失其真，要巧妙、不留痕迹，要隐藏和内化于真实的声画之中。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者既不能像电视剧的创作者一样用虚构的方法来安排情节，也不可能将生活完全记录下来，而只能以真实自然的生活流程为素材，通过选择一个个意义的瞬间和片段来再现生活的原貌。电视纪录片主要是属于感性维度的，心理诉求点在于以情动人，通过感兴渠道来表达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无限延伸的意境。纪录片不是单纯的“记录”，应该是跨越时间长度的累积去追求更深远的“记录”。它同样需要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经过渗透、互补、搭配等手段，是朴实的素材更显光华，反映的对象更具审美性。纪录片《敦煌》将记录与其他手法相结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独特的敦煌 。

四、《敦煌》所带来的纪录片新走向

第一，艺术创作与真实性较完美地结合，达到了真实地再现所要表现对象的历史文化的目的。敦煌文化延续两千多年，文明交汇，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灿烂辉煌，该片通过历史背景、人物故事与画面场景的艺术构思，引领观众穿越时空局限，全面、真实地欣赏其精华，体味其精髓，受到一次次心灵的震撼和艺术熏陶。纪录片每集围绕一位或一群人物的故事独立成篇，而10集内容又环环相扣，浑然一体。片中的主要人物、故事，或真有其人其事，或虽是虚拟也均有史实做依据。历史的沧桑感涉及朝代更迭、人事变迁、山川改颜、观念变化，而真实性涉及时代精神、社会风情、文化背景、发展规律。纪录片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上做了不少努力。对一些关键的人和事，如斯坦因对藏经洞文物的骗取，如常书鸿等早期的临摹工作，都用他们自己当时的记述来解说，就更有权威性与说服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片子将诸如莫高窟唐代45窟、220窟、宋代61窟、元代3窟等不轻易对外开放的洞窟中最美、最精彩的壁画和彩塑，以及平时很难细窥的敦煌自然风光乃至三危山佛光，都用高清图像真实地展示出来，增强了这部纪录片的艺术魅力。纪录片《敦煌》通过将艺术创作与真实性的完美结合，带来了纪录片发展的新走向。

第二，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与提高学术性相结合，使之成为既有资料价值、鉴赏价值和普遍的教育意义，又能体现学术研究成果的传世佳作与精品。普及敦煌文化知识，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虽然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如举办敦煌艺术展，出版有关普及读物与图录，提高参观莫高窟时的讲解水平，但毕竟受众有限；而这部纪录片在央视播出，收视率高，起到了很好的普及推广作用。同时，片中除了集中刻画几位敦煌守护者让人动容的事迹外，又有中外几十位敦煌学家现身，从各方面诠释敦煌文化与敦煌学，不仅有经过几十年研究得出的公认结论，也有尚无定论的见仁见智之说，还有如洞窟维护、图像与文献数字化这样最前沿的研究动态，这对提高该片的学术性也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纪录片《敦煌》开启了将科学性与学术性完美结合、并能将纪录片作为重要历史文献参考的新纪元。

第三，历史感与现实感紧密结合，使得“人类的敦煌”更加亲近当代人。以历史题材为主的作品，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述古概今、借古鉴今的作用。例如大家特别关切的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流失，和清朝衰落、官吏腐败、东西方列强的侵略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讲清因由，可以提高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有效地制止当今的文物被盗与外流。片中《敦煌的召唤》和《守望敦煌》是现实感最强的部分，将存世的敦煌艺术珍宝的命运，与现代人的理想与奋斗紧密地连结起来，又将传承文化、发展学术、进行国际交流的接力棒，交给更年轻的一代，感到任重而道远。此外，几乎该片每一集都注意到时空穿越的场景安排，莫高窟从兴盛、衰颓、破败到维修、加固、复兴，片中反复展现，力图加深观众的时代感。这片戈壁绿洲、佛教圣地从沙州城到今天的敦煌市，社会面貌的变迁，佛窟寺院的兴衰，商业贸易的繁荣，宗教信众的虔诚，都有恰如其分的画面展示，使人们对在新时期重现敦煌文化的辉煌充满了信心。

参考文献：

[1] 陶涛、《电视纪录片创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1月版

[2] 刘洁、《纪录片的虚构：中国的衍生语境》、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1月版

[3] 孙宝国、《电视纪录片主要特征简析》、新华出版社、 2011.05总第338期

[4] 陶涛、《电视纪录片创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