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吕叔湘的语文观_陈方敏

谈谈吕叔湘的语文观

◎陈方敏

新课改全面实施已经有五年多了，实际的语文教学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有些老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新课标规定：“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但在教学实施中可能因为对此缺乏认识，有的老师为了突出语文的“人文性”或使语文课更富“人情味”，有意无意排斥其“工具性”的一面，将语文课上成了“文学课”、“思想课”或者“情感教育课”。这实际上忽视了对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

新课程规定了口语教学的任务和目标，但教学实际中却仍然是重书面语轻口语。除了考试的原因，笔者认为对语文及语文教学本身的认识不清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已故的吕叔湘先生曾长期指导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学语文教育，被尊为语文界“三老”之一，他曾对语文做出明晰的界定，并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语文教育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本文将试图对其语文观谈两点认识，以期对解决上面所提到的语文问题有一点帮助。

一、吕叔湘的语文观

吕叔湘曾多次对语文的含义作明确的界定，１９６３年４月，吕叔湘就曾在《文字改革》上发文《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指出：“第一，我认为每一个做教学工作的人必须首先认清他教的是什么。从事语文教学就必须认清语言和文字的性质；从事汉语教学就必须认清汉字各种形式——普通话和方言，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分别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其次，我认为从事语文教学必须认清人们学会一种语言的过程。”①针对“从事语文教学就必须认清语言和文字的性质”一句，吕叔湘又在文后作了注释：“‘语文’有两个意义：一、‘语言’和‘文字’；二、‘语言文字’和‘文学’。中小学的‘语文’课是否包含文学的成分呢？似乎包含，但是我这里不谈。一般说到‘语文教学’的时候总是用的‘语文’的第一义。”在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上吕叔湘又发文《关于语文教学问题》：“我觉得对于语文教学首先得有两点基本认识：（１）语文的性质，主要是语言和文字的关系，（２）人们学会一种语文的过程。”②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２日在江苏师范学院发表讲话，再次重申：“语文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来讲，可以有两个讲法，一种可理解为语言和文

但是很多人把他理解为语言文学。”③可见吕叔湘的“语文”主要是指“语言”和“文字”，它是否包含文学，吕叔湘并没有讲明，但如果只限于中小学而言，就应该只是语言和文字。那么，“语言”和“文字”究竟又该如何理解？吕叔湘说：“‘语言’和‘文字’这两个名词都不止一种意义，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口语’的意思，这里所说的‘文字’是‘书面语’的意思。”④这两者的关系，“语言是文字的根本”，因为“人类先有语言（口语），后有文字（书面语）；人们总是在幼儿时期就学会说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学习使用文字”，“文字和语言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语文教学应该语言和文字并举，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字为主导，就是说，文字的教学应该从语言出发，又反过来影响语言，提高语言”。⑤这实际上也就为语文教学的内容作了本体上的规定：语言和文字，也即口语和书面语。这种界定，与叶圣陶先生的“口头为语，书面为文”的解释是一致的。

对于语言和文字，吕叔湘又说：“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种知识也少不了它。”⑥

既然对语文的界定是语言和文字，那么语文的性质也就确定了，即语言和文字的性质决定了语文的性质：语文的基本性质是工具性。这就是吕叔湘的语文观。

二、吕叔湘语文观的意义

“语文是语言和文字、语文的基本性质是工具性”的这种界定，在有的论者看来，是对语文的“最为合理”的认识。“这一认识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它道出了语文的性质，从根本上解决了‘语文是什么’的问题。”“这种认识应当成为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的根本认识”。⑦

笔者认为，吕叔湘的语文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使语文教学和研究摆脱“文道之争”，回归到语言文字的本体上来。

由于受传统的文道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认识产生了偏差，许多人在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是“文”还是“道”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以至于“文”“道”之争成了建国以来关于语文教育争论时间最长也最为激烈的问题，广大语文教师在论争中迷失了方向，这就直接导致了语文教育的低效。关于“文”与“道”，吕叔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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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另一种也可理解为语言和文学，那就不一样了。中小学这个课程的名字叫语文，原来的意思可能是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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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这里头不光是文与道这么个两对待。我看这里是三对待。‘语文’这个词本是的意思就不清楚。可以解释是语言和文字，也可以解释是语言和文学。那么，语言，文学，政治，这不是三对待吗？”⑧在这里，吕叔湘所说的“道”和“政治”是同一概念，因为传统观念中，“文”要为“道”即政治服务。吕叔湘虽然没有明确说出语言、文学、政治的关系，但他的初衷是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做出更深入的讨论，得出清醒的认识。

在上面提到的１９７８年在江苏师范学院的讲话中，吕叔湘曾指出，以前念的是古文，需要老师“念一句，翻译一句”，“老师的任务就是做一个翻译员”；现在的课本多是白话文章，不需要老师翻译，“大概说起来，讲语文课不能当翻译，就有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语文课当作政治课，一条出路是把语文课当作文学课”。⑨这两条“出路”实际上都是偏离了语文的本体。对此，吕叔湘层多次强调，语文课就应当是语文课：“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语文课总归还是以语文为主，不排斥在语文课里面讲一点文学，或是在语文课里面讲一点思想，但是，不能把这个比重弄得倒过来，大讲其文学，大讲其思想，而语文本身，只是一带而过。”⑩这就是说，语文是可以包含文学和政治的，但不能偏向文学和政治。这里的“政治”、“思想”，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人文”内容。人们谈到语文的性质时，也总是喜欢在工具性和人文性上争论不休，而当时实际的教学中，也存在着过多的偏向于人文内容的情况。因此，吕叔湘对语文的界定（包括语文工具说），指明了语文的实质，使人们跳出文道之争的圈子，从而使语文教学转到语言文字的本体上来。

为避免被理解得机械和狭隘，吕叔湘在《关于中学语文教材的几个问题》中又指出：“总起来说，语文（课）是工具课，但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工具课，不能理解得太狭隘，太实用主义。”吕叔湘以猫逮老鼠为喻，说语文不仅要“逮住”作文，“还要逮文学欣赏，逮语文知识，逮百科知识，多多益善。要不然怎么说语文课是综合性最强的一门课呢？”

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客观的，辩正的。对此，我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建国后的语文教学大纲（标准）对语文的规定，就会明白吕叔湘这种观点的深刻性、前瞻性。

１９６３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１９８０年《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１９８６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普通教育阶段的各门学科都是基础学科，语文则是学习各门学科必须掌握的基础工具。”１９９２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学科是学习其他各门学科的基础。”１９９６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２０００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３年４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语文是最重要的交

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从中可以看到，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９２年的大纲都只是将语文规定为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工具，而且语文的意义也似乎仅仅是指语文学科；１９９６年以后的大纲（标准）又将语文新规定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并有所发展。相比较而言，吕叔湘对语文的界定无疑要比前者更合理一些，而后者的阐述也不能脱开吕叔湘的观点。“吕先生这个工具论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是那种庸俗的机械的‘工具’论，并不是那种把一篇篇活脱脱的课文肢解成一大堆毫无生气的‘零件’的做法）正是

１１抓住了语文的本质特征，抓住了特殊性。”另一方面，吕叔湘的语文观纠正了现实语文教学中重文（书面语）轻语（口语）的错误倾向，明确了口语教学应有的地位。

吕叔湘明确指出：“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使用

　　２语文的技能，所以一般称之为工具课”１，“语文课首先是３培养学生语文表达能力”１　　。也就是说，语文教学的主要任

务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即教会学生使用语文这个工具——不是让学生去了解这个工具是个什么东西、是怎么一回事——的能力。

语文能力当然应该包括口语能力和书面语能力。但在教学实践中，语文教师对语文书面语和口语能力的重视程度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即书面语内容占据了绝大部分，而口语教学极度匮乏。这对于培养学生全面的语文能力来说，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吕叔湘将语文定义为语言和文字，主张语文教学“应该语言和文字并举，以语言为门径，以文字为重点，达到语言和文字都提高的目的”，并且批评那种只有“文字”而没有“语言”的教学是“大错特错”的——“撇开语言教文字，

４这是一种半身不遂的语文教学。”１　　这就进一步纠正了大家

对语文能力培养的错误认识，恢复了语言（口语）教学应有的地位，至少在思想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从语文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上看，１９９２以后的教学大纲（标准）都相应的增加了口语（听说）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学校和教师也认识到口语教学的重要性，并开展了有效的口语教学活动。

总之，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如果从民族语文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指对语文的认识问题——本文作者），恐怕就会觉得还是吕叔湘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每个民族学习本民族的语文，目的无非是为了掌握这一工具，用于日常的交际和生活，而这一工具的具体体现又是口头语和书

１５面语的运用。”吕叔湘对语文和语文性质所作的阐述，明确了语文的内涵，抓住了语文的本质属性，曾在语文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指导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工作实践的理论出发点。

１６　　李海林在《２０世纪语文教育回顾与前瞻》中指出：“现

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就是从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向语言专门化教育的转型、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本位与传统的经义本位的斗争即文道之争形成了“现代语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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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浅谈中学语文教育中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

◎郑嫦丽　　翟启明

师生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相互关系。同时，师生关系又是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达到共同目的而进行的交往与联系，反映着教学活动的规律性。从多方面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使师生在教育中积极主动、协调一致、相互配合、感情融洽，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前提条件。①但是在目前的中学教育中，师生之间相处的情况不是很乐观，矛盾在不断激化，教师体罚学生，学生殴打教师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样的敌对关系势必会影响学校教育工作。学生首先就会产生厌学情绪，其实，在没有这些暴力事件发生的状态下，学生也不是心甘情愿在学习，在素有“学科之母”之称的语文教育中尤为突出。

传统观念认为语文是重中之重，但随着时代变迁，人们的观念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语文学科受到冷遇，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

从学校的管理制度看，提倡狠抓英语教学质量。这是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某些英语教师也会向学生灌输“２１世纪

不懂英语就是文盲”是思想；从家长的认知情况看，学习语文基础知识就足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然还要猛攻英语和计算机。从学生的学习态度看，学不学语文无所谓。“文章鉴赏”、“语文素养”都是专家学者的工作，但是如果没有答对一道数学题，没有记住一个英语单词，那就罪孽深重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社会原因，单单就这三点已经足以看出要在这种环境、这种心态下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谈何容易。当务之急只有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才能改善教育环境，但是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教师首先要从自身做起，认清形势，改进方法。

一、健全教师自身人格

就广义而言，人格与个性同义，指一个人心理特征的综合。它包括体格、气质、能力、意志、品格多种人格特质，一个人的人格是相互联系的多种特质的独特的综合。②如果一

分化出语言知识教学和语言功能教学两种倾向，从而形成现代语文教学的第二重发展线索，这就是知识与能力之争”。李海林认为：“现代语文教育同时在以上两个层次上与传统语文教育区别开来。２１世纪语文教育既反对古代语文教育中的义理本位教学传统，也反对现代语文教育中的语言知识教学传统。”

如果依从这两个线索来看，吕叔湘的语文教育思想在第一重线索中属于语言本位主义，在第二重发展线索中属于主张语言功能教学即培养语文能力的一方，因而它毫无疑问是一种现代语文教育思想。

根据对吕叔湘语文观的理解，笔者认为，新课程改革下的语文教学也必须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首要任务，不能因为用力“纠正”所谓“工具性的偏颇”而排斥工具性，不能因为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而忽视了语文能力的训练，尤其是不能只注重书面语的教学而忽视了对学生口语的训练，应给予口语教学应有的地位。虽然，在语文课程改革进行到新的历史阶段的时候，语文教学所担负的任务可能会有所变化，教学内容会有新的发展，但我们不能忘记：语文学

设语文课？语文课，首要任务是使学生快速而有效地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这恰恰是学校教育要设立‘语文’这一科的初衷。……承认这一点，就应该认同掌握语言文字是语文课第一位的任务，换句话说，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这一工具是语文课的首要任务。”１７注释：

①④⑥⑧　　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四卷）［Ｍ］．北京：商务１４印书馆，２００４．３１３～３２５、４４１、３５１～３５２．

②③⑤⑨⑩　　　　　王晨．重读吕叔湘：走进新课标——什么是１２１３语文［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６８、６９、７４、７５、９７．⑦　　曹国军　　高玉平．切中时弊　　指点迷律——论吕叔湘语文１５教育思想［Ｊ］．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４，（５）．　　马笑霞．吕叔湘语文教育观探析［Ｊ］．中学语文教学，２００１，１１（９）．

　　李海林．语文教育研究大系（１９７８—２００５）理论卷［Ｍ］．上１６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９）．　　　１７中学语文教学．２００１，（１０）．

（陈方敏　　江苏省丹阳市第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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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和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如《中学语文教学》主持人余彤辉所指出的：“为什么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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