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危机的两个成因
费尔德斯坦曾在里根时期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说，美国的危机源于资产价格和借贷杠杆过高，但他相信美国经济会恢复繁荣
波士顿的冬天寒冷而漫长，一场雪还没化，甚至路面还没来得及打扫干净，紧接着又是一场雪。路边的残雪堆积如山，勉强给行人打扫出来的小路大多又覆盖着一层冰，中午时融化一部分，夜里再冻一层。人们步履谨慎，小心翼翼，常常绕道而行。 美国经济的坏消息也像是波士顿的冬雪，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何时会见底。 在这冰雪覆盖的严冬，哈佛大学于1月28日开始了春季课程。经济系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1982-1984），他照例给本科生开一门课，讲美国经济政策，很受学生欢迎。
以前和他合讲这门课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Jeffrey Liebman教授已经进了奥巴马政府, 成了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第二号人物。“我们可以看看，他以前在这门课中教的和他在政府中做的是不是一致。” 费尔德斯坦说。 Liebman 的授课部分会由其他三位教授顶替。
长期前景良好
简短地介绍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之后，费尔德斯坦切入了正题。他说，目前的经济危机是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2007年以前的五年中，主要经济指标都显示，美国经济非常健康：年均GDP增长3.1%，低通胀高就业（失业率仅仅4.6%），联邦政府赤字大约是GDP的1.5%。“这样的大好形势不是偶然的，而是和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息息相关。”费尔德斯坦说，“当然，当时也有一些隐患，大约7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占GDP的5%）和人口老龄化给国家预算带来了负担。”
相比之下，现在的失业率是7.2%，有人预计失业率会达到9%，甚至10%。
失业率从4.6% 增长一倍，意味着大约700万美国人会失业。2008年第四季度，GDP下滑3.8%，而且面临通货紧缩（deflation）的危险。
通货紧缩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给美联储带来难题。当美联储减息时，其真正想做的是减少真实利率，通货紧缩只会增加真实利率。二是对贷款人不利。通货紧缩增加了债务的实际价值。
一般来说，走出经济衰退大约需要8到12个月的时间，但这次衰退从2007年12月份算起已经经历了13个月，所以很有可能需要24个月的时间，还有人认为需要更长的时间。尽管美国现在是一个病人，费尔德斯坦相信，美国仍然可以再现2007年前良好的长期经济增长势头。
危机缘何爆发？
应对经济衰退，通常主要用货币政策。但由于这次危机的一些特点，仅靠货币政策已经不够，财政刺激必须起主要作用。在费尔德斯坦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上的变化。 他说，经济衰退经常是由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的。当美联储由于各种原因判断有通胀的趋势，然后提高基准利率（Federal Funds Rate），经济随即冷却，甚至衰退。但这次危机的起因不同。美联储的利率一直很低，却爆发了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
费尔德斯坦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资产价格过高，资产管理的专业人员出于行业竞争的压力和低利率的大环境，过于追求仅仅高几个百分点的回报，从而低估了风险，压低了风险差异（risk premium，即风险投资和无风险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异，后者通常指国债），抬高了资产价格。
追求高回报是专业资产管理人员的本职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高风险，高回报。如果没有高回报，投资者就会把钱放在其他资产管理公司。而且，这些专业人士常常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一旦资本市场有风吹草动，自己会比别人跑得快，“只要按电脑上的一个键，马上撤资。”
但他们的风险机率中有一部分是尾分布（tail distribution），也就是说，他们失败的可能性很小，但一旦失败，损失会极大。这就像保险公司卖地震保险，地震的发生频率很小，一旦发生，损失很大。保险公司在很长时间内的收入都会非常可观，公司的高管层都会收入颇丰。因为出现损失的时候，主要是股民的损失，所以高管层有很大的动力去追求高风险。 二是借贷比例过高。一些投资银行的资产和股本（equity）的比例是30比1。也就是用每一块钱的本金借了29块钱。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杠杆效应会带来超乎寻常的高利润和高收入；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只要资产价格下跌4%，公司就会资不抵债。 这次危机的爆发点是房地产市场的次贷风波。从2000年到2006年中期，房产价格增长了60%。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增长势头会持续下去，于是你争我赶地买房，或者从小房换大房。再加上布什政府在本世纪初鼓励拥有房产（ownership society），银行借贷系统通过降低房贷门槛，减少首期付款，然后把房贷打包分割证券化，再转手销售。
于是，原本买不起房子的人也成了房主。当他们不能如期偿付贷款时，一系列连锁效应发生了。那些拥有房产抵押证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的金融机构首先受损。巨型投资银行先后被收购、倒闭、转型。资本市场马上出现信贷紧缩，流动性减少，价格很难确定。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不能确定自己损失了多少投资，还有多少本金，更无法融资。信贷紧缩导致与房地产不相干的证券价格下跌，股票市场普遍遭到重创。
房产价格从2006年中期的顶端到现在已经下跌了25%，股市从峰值下跌了40%。美国人从房地产中损失了4万亿美元，从股市中损失了8万亿美元。美国人的财富转眼间减少了12万亿美元。
一般来说，财富对消费的影响是4%。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要减少将近5000亿美元。房地产业本身已供大于求，还要减少大约2000亿美元的房屋生产。这样，总共会减少7000亿美元，这会导致GDP会负增长大约5%。
1月30日数据显示，美国经济2008年第四季度的GDP比第三季度下滑3.8%，小于经济学家预测的5.5%, 原因是库存增加，生产减少的还没有像需求减少的那样快。这意味着美国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会更加糟糕。
有经济学家认为，房产价格还有15%的下降空间。这一预测如果真的发生，那么美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房主（大约1200万个家庭）会发现，他们房子的贷款大于他们房子的市场价格，他们每个月要付的房贷大于他们出租差不多的房子的租金。他们会更有动力拒付房贷，迫使银行没收房子（即foreclosure）。2008年银行没收的房子数量比2007年多了一倍。市场上的银行没收的房子增加了房屋供给，再次压低房价，加速恶性循环。房价在去年一年就降低了18%。
没有追索权
还有一点很重要，在以前的《哈佛笔记》中没有强调过，即美国的房屋贷款与其他国家有法律上的区别，美国更加注意保护借钱人的利益。美国的房屋贷款几乎都是没有追索权的（non-recourse loans），也就是说，如果借款人拒付每个月的房贷，银行只能把房屋收回来，
不能从借款人的其他收入中截流。即使有个别州的房屋贷款是有追索权的（recourse loans），美国的个人破产法也基本保证了借款人的利益，这就给借款人更大的动力拒付房贷。
我们可以试想，在2003到2006年间，那些只付10%、或5%、甚至更少的首期付款的人，在房价普遍下跌25%的时候，他们的贷款远远大于房子的市价。当他们发现，用小于他们每个月还银行的按揭款可以租到差不多的房子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放弃他们的房子，让银行拿去。即使他们并不穷，每个月还有不错的收入，他们也愿意选择放弃房子。因为房屋贷款是没有追索权的（non-recourse loans）, 银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用每个月的收入租房子或做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办法。
更严重的是几年以前，银行为了鼓励人们买房子，发明了一种“2－28贷款”：前两年付很少的贷款，从第三年开始每个月的房贷骤然提升，弥补前两年的低息贷款，旧账新账加在一起。如果房价持续上升，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即使第三年支持不住每个月的房贷，房主还可以把房子卖了，赚一笔钱走人。
但是现在房市垮了，那些有“2－28贷款”的人有更多的理由拒付房贷（无论付得起还是付不起），让银行没收。正是这些原因，德意志银行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俄亥俄州一个小城镇的最大的房主。所有和房产有关的银行都面临同样的命运。 这些房产抵押证券又被切割打包，按不同等级卖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卖给无数的投资者。于是无数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男女老少，有经验的，没经验的——全被卷了进去。
危机从银行扩展到所有的金融机构，又从金融机构扩展到非金融机构，从房市扩展到股市和所有资本市场，又从资本市场扩展到实体经济，一发不可收拾。 无怪乎费尔德斯坦在开课伊始就说，“现在讲美国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刻，也是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时刻。”
对于金融创新、金融危机和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哈佛大学的六位知名教授提出了各自的
解读和主张
9月25日，哈佛大学专门就金融危机和财政部的救市方案组织了一场研讨会，由校长福斯特 （Drew G. Faust）组织，六位专家出席，地点在桑德斯剧场（Sanders Theatre）。 会议从下午4点到5点半，只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但信息量颇为丰富。
危机“三步曲”
Jay Light教授首先发言，他是哈佛商学院院长、商业管理教授。Jay Light描述了这次危机发生的“三步曲”和危机解决的“三步曲”。“这次危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与未经考验的金融体制之间的冲撞。”他总结说。 大约在一年半以前，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流动性开始放缓，就像一列列火车放慢了速度。今年3月，贝尔斯登（Bear Sterns）首先撞车，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更加缓慢。最近几周是高潮，几列火车接二连三的撞车，短期资本市场基本没有了流动性，迫使财政部出台总体方案。
“有人说，这个方案是‘救市方案’或者是‘白给钱的方案’。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是增加流动性，帮助市场‘发现价格’的方案。虽然拍卖坏账的过程会很复杂，会消耗时间，但这是必要的。”Jay Light说。
他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各个层次的过度借贷和金融证券化（securitization）造成的不透明。首先是过度的家庭借贷导致了房产价格从平均家庭收入的2.8倍-3倍增长到4.1倍，这个高价位是不可持续的。
手持房产抵押金融资产（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的“两房”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存在过度的借贷。“两房”的借贷是其资本的60倍。在会计标准要求“按市场价格记账”（mark to market）的情况下，只要投资的价格下降1%-2%，“两房”就资不抵债了。过度的借贷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依靠短期信用市场（short-term credit market），一旦信用市场流动性放缓，甚至枯竭，这些金融机构很快就“揭不开锅了”。有钱的人飞速买入流动性最强，被认为“最安全”的美国政府国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国债在有一个时间段价格高到利率为负值。 另外，房产抵押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通过层层分解，打包销售，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造成了“不透明”。人们很难了解他们买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如何评估它们的风险。 他的危机解决的“三步曲”分为：1）在几周之内，增加市场流动性，稳定资本市场。2）在几个月之内，通过财政部方案，制造拍卖市场，发现真实价格。3）在几年之内，重整金融系统，适当改变法律法规，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
“我仍然相信，我们的政治制度从长期来看能够解决这次危机。”他说。
不符“安全标准”的金融创新
卡普莱（Robert Steven Kaplan）是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曾经担任高盛的副主席和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的临时主席和执行官（2007年11月到2008年7月）。卡普莱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更严重问题的表象。 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指的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增加了富人的收入，而中产阶级相对被挤压削弱。在医疗价格持续上涨的今天，一个年收入六万美元的三四口人的家庭，如果雇主不提供医疗保险，他们就买不起一年一万二美元到一万三美元的家庭保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4700万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在银行贷款条件松懈，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被严重挤压，无法偿付贷款的条件下，就爆发了这次危机。
他认为，财政部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是必要的，但是是远远不够的。它只能解决表面问题，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只有增强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才是解决这场危机的治本之路。 哈佛法学院教授伊利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是一位破产法专家，她详细描述了酝酿这场危机的金融程序，说明财政部的救市方案是救了金融链末端的富人，而不是金融链前端的真正应该救助的面临丧失房屋，无家可归的穷人。
以前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在工作年龄，偿还房贷；到退休时，房子贷款也还完了，就靠社会养老保险度日（social security）。这场危机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
怎么打破的呢？答案就是撤销监管的情况下（de-regulation）的金融创新。例如，“2-28 可调利率分期付款”（2/28 adjustable rate mortgage）的发明：贷款人在前两年为30年的贷款付很低的利率和月供，利率突然在第三年提高，月供突然大涨，很多人都吃不消，于是被迫放弃房屋破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2-28利率”会转成高利率和高月供，更多的家庭会放弃房屋，房产市场会更加低迷。
“这种金融创新就像是不安全食品，不安全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一样危害大众。我们有安全食品法规，安全产品法规和安检局，也应该有安全金融产品法规和相应的执行这些法规的政府部门。”沃伦教授说。
太多的人赌错了 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现任贝伦经济学讲座教授（Robert M. Beren Professor of Economics），2003年至2005年期间，曼昆曾任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没有提出任何主张，但解释了很多现象。
他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们认为房产价格不可能跌，只可能涨，更不可能下跌20%。一般来说，市场总是有输有赢，谁在市场上赌输了，损失了钱，也就结束了，对市场全局不
会有影响。但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人在同一件事情上赌了同一个方向，而且全赌错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金融公司同时濒临倒闭。
“伯南克在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前有一篇著名论文，解释为什么银行的失败是导致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很清楚银行业全面坍塌的后果。”曼昆说。 曼昆说，布什政府的论调是，现在市场上的悲观情绪太多，多到不理智的程度 （irrationally pessimistic），与上世纪90年代“不理智的乐观”（irrational exuburance）截然相反。所以财政部想以低价买入一些金融资产，等市场回归正常以后，再以高价出售，还有可能给政府赚钱。华尔街的人很喜欢这个方案，但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一般来说却持怀疑态度。他们有几方面的担心：他们一方面担心财政部为那些坏账付了过高的价格，这只是对那些华尔街的富人有好处，即使是通过拍卖，过程也会非常复杂，耗费时间很长。另一方面，他们担心银行没有得到足够的注资。“我在华尔街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其实有很多私有资金愿意给这些面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注资，但是这些机构的高层主管们不愿意接受出钱人的条件，宁愿等待政府救市，市场回归。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应该买这些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坏账。”还有一种说法是政府应该强迫这些公司接受注资，但没有人清楚应该通过什么手段如何强迫这些公司。
接着，曼昆解释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这个问题的主张和各自的问题。“奥巴马认为，市场太疯狂，应该加强政府的作用。而麦凯恩认为华尔街的危机是由贪婪腐败所致，倡议解雇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克利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
然后，曼昆引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调查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顶尖经济学家，让他们假设自己生活在上世纪30年代，面对当时的经济数据，是否能预测经济大萧条。调查结果是他们都不能预测。然后，文章作者又让他们假设，面对当时的数据，但使用现代的经济理论，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包括最先进的计算机和各种预测模型，结果是他们还是不能预测经济大萧条。 最后，曼昆说，“即使读了这篇文章，如果你问我会不会预计有经济大萧条呢？我的回答是：不会，我不会预计有经济大萧条。”听众都笑了。
利润过高的金融产业
Kenneth Rogoff，是哈佛大学著名的国际经济学教授，2001年至2003年，曾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和调研部主任。他对财政部的救市方案持反对态度，言谈里透露着讽刺和不满。
“700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是‘在匆忙中浪费，（事后会）在闲暇中后悔’。财政部说他们要通过拍卖找到那些坏账的最低价格，但谁知道那些坏账（在经历了金融创新，无数次转手）到底值多少钱？没有人知道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财政部会雇一些没有工作的银行家，让他们来估价，其实就是给他们制造就业机会，纳税人的钱断断续续的流入银行业人士的腰包。” 他说。
他一直认为金融产业的利润太大了，大到不可持续的地步。“哈佛（本科）毕业生的一半都会去金融产业，这不正常。几年前我就说金融产业一定会大大缩小，至少要关掉一个投资银行。但没想到现在连一个投资银行都没有了。很多学生要到其他行业去找工作。有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学生问我，‘这次危机是不是意味着我得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 然后，他谈这次危机的国际影响，“我不知道我的同事Richard Cooper 今天来了没有。（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不同），我们两个有时被邀请同时参加‘路演’（以便大家参照对比）。美国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已经持续了大约15年，我们依靠在流动性很强的资本市场借贷外国资金来弥补这些赤字。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出现了危机，流动性微乎其微，我们需要借更多的钱来充斥市场，增加流动性。谁还愿意借给我们钱呢？至少不会愿意按以前的利率
借给我们。”
最后，他强调“那些在市场赌错了的银行主管们，那些投资者，必须要认输；必须要让他们损失投资，否则市场规则就被打破了。有人说，银行业是美国经济的龙头行业，不能不救。但是高科技行业也是美国的龙头行业，经历了高科技泡沫以后，政府没有救，现在不是也一如既往吗？法律一定要严格制定，严格执行。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监管，而需要更有效更严格的监管。”
为金融创新辩护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是哈佛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倒闭时，他是其中主要的金融工程师之一。
默顿为金融创新辩护说，金融创新会继续，关键是要有“适合的”，“智慧的”法律和监管环境。“这次金融危机会在很大程度地改变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势，但是应有的金融职能不会改变。投资银行的名称会改变，但投资银行的作用仍然需要，仍然有实际意义。”他说。
“很多人用这次金融危机把矛头指向金融创新，但这不是金融创新的错，而是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监管不接轨造成的。例如，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能开到每小时200英里，但是铁轨不能支持这样快的速度。我们应该做的是提高铁轨的功能，让它尽快适应发动机的高新技术。”默顿说。 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监管市场的政府官员，大多数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都不懂得复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他们怎么能够监管好呢？所以那些真正受过金融训练的懂得金融的人应该接管这些重要的位置，更加‘智慧地’‘科学地’制定监管条例，执行监管。不是要更多的监管，而是更有效的监管。” 默顿还谈到了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有人说，我没有在房产市场下跌时卖房子，所以我没有亏损。但是你的房子的价值已经跌了，你能用房子作抵押贷到的现金已经大大减少，能用房子换到的现金也大大减少，这些都是真实损失。”他说。
2008年秋天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其广度和深度出乎任何人的意料。这是否说明美国金融创新过头，政府监管不力，美国社会普遍借贷过多、储蓄不足，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
珀（Richard N. Cooper)的观点不再成立了呢？
库珀认为，这次危机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和巧合。在他看来，产生这次危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本身是好事，它可以更加有效地调节经济中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使资本更加高效地运转。如果没有（或很少有）金融创新，资本的运作就会像死水一潭，没有活力。
第二，长期利率在很长一段时间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有人指责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把利率压低的时间太长。库珀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从全球角度来说，长期以来储蓄大于投资（美国是例外），这些实体经济的因素决定了低通胀、高增长和较低的真实利率。这不是人为的。低利率的本身是好事，有助于再投资、再增长，但同时也使得房价持续攀高，助长了泡沫的形成。
第三，房贷条件降低及滥用。房贷条件降低本身是好事，因为它允许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居者有其屋”，给了人们更多的动力去努力工作，使人们更有可能成为经济体系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问题是，一些房地产销售人员为了赚取更多的佣金，想出各种办法诱使根本买不起房子的人买房，贷款程序松懈，种下了祸根。房地产市场原本是非常地方化的生意，但通过金融市场全球化波及了全球。
其中前两个原因从长远来说都是好事，第三个原因也有一半是好事。问题是这三个原因同时发生，就酿成了这次危机。”
库珀认为，这次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有很多不同。第一，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除中国以外，基本上是在“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机制上运转，而现在不是。第二，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大大提高了。上世纪30年代，政府在经济中（GDP）的比例仅有10％，现在大约是30％。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非常不同，可以帮助稳定市场。第三，我们现在对经济运转的理解远远高于30年代的理解。我们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丰富了许多，虽然现在的经济比那时更加开放，管理本国经济更加复杂。第四，我们非常幸运的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就是研究30年经济大萧条的学者。他比别人更理解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中的重要性，更知道应该如何驾驭美联储的各种政策，渡过难关。
反对混业经营
这次危机是不是说明美国的监管不力，金融市场过度放任自由？库珀说，很难说在监管过程中，哪一道程序是不力的，或者说当初应该做什么而没做，或者说应该有什么样的规定而没有，因为当时还没有危机发生，绝大多数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在经济热火朝天，投资信心十足的时候，谁也不愿意给经济泼冷水。就像在晚会高潮时，谁也不愿意把装满酒水的器皿（punch bowl）拿走一样。
那些成千上万的律师、会计师的工作就是帮助公司寻找政策的漏洞，“名正言顺”地钻空子。政策制定者即使知道这些空子，愿意弥补这些空子，也很难招集足够的政治力量去修改法律政策。这个系统需要一场危机去召集政治力量，去修改法律政策，弥补漏洞，校正规章制度中“矫枉过正”的一部分。于是，那些律师、会计师、金融工程师就会有新的工作，再次找漏洞，再次创新，如此循环往复。市场的金融创新和政府的规章制度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是一件好事。
但有一个具体政策，库珀明确反对。克林顿政府末期取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允许金融业混业经营。他说，取消这个法律的原因主要是金融机构的游说。这些说客的理由是，如果美国金融机构只能分业经营，与外国混业银行相比，美国金融业就会缺少竞争力。
库珀认为，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增加了业务之间的利益矛盾（conflict of interest），破坏了市场信任度。而市场信任一旦破坏，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几十年才能重建。而且金融机构规模太大，过分使用杠杆工具，对市场形成威胁，一旦发生危机，政府不得不救。至于美国银行如果分业经营，如何与外国金融机构竞争，库珀认为，这需要国际间政策和法律的协调。
政府应该救市
库珀对美联储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基本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保持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比避免道德逆向选择（moral hazard）更加重要，政府应该也不得不救市。他赞扬美联储在这次危机中积极干预债务市场，创造流动性，不机械、不教条、富于想像力。
库珀对财政部在拯救这次危机中的政策表示支持。 在2008年秋天一次总统候选人公开辩论中，主持人提问，“美国政府的财政花销当中必须要减少或放弃什么才能筹措出7千亿美元救市？”奥巴马和麦凯恩（John McCain）都是重复各自的核心立场，根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第二天很多观众网上的评论都夸奖主持人提问得好，指责两位总统候选人回避实质问题。
其实，这个主持人的问题是错的。库珀指出，7千亿美元不是像攻打伊拉克那样纯粹的花销，而是政府在置换资产。只有在置换资产时付的价格超出“物有所值”的价格，政府才会有损失，这些损失才是政府“花销”的一部分。他说，虽然现在政府承担了一些风险，但置换资产不但不会增加政府开支，挤兑私有投资（crowding out effect），反而会对市场注入信心，带动私有投资（crowding in effect）。
有人说，美国政府早就资不抵债了，从技术角度说，已经破产了，这次拯救“两房”和AIG，还有7千亿美元的拯市方案，只会使美国政府更加不堪重负，甚至导致信用危机。库珀反驳，“从技术的角度说美国政府破产主要是指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这种压力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一些国家的情况比美国还要严重。解决这种压力的捷径是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和增加年轻的移民。”
他还说，“这种套用家庭或公司模式来分析政府信用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政府和家庭或公司在财务方面有本质的不同。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偿还债务：提高税收和通货膨胀。虽然现今独立的中央银行会努力控制通胀，但通胀仍然是政府偿还债务的一种途径，这对家庭和公司来说是完全不具备的。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这些都没有计算在政府的资产之内。另外，政府7千亿买的坏账可能会缩水很多，但不会一钱不值。用这些钱买的资产在经济恢复以后还有可能升值，这不一定是赔钱的买卖。”
格林斯潘撰文反思金融危机
这篇论文体现了格林斯潘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08年金融危机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思；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密?斯坦恩和曼昆对格林斯潘的论文进行了点评
就在人们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时，3月19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华盛顿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题为“这次危机”（The Crisis）的论文。论文长达48页，外加18页的图表。
在2008年底的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曾经就濒临冻结的金融形势提供证词。当时，他表示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的，否认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该把资产价格考虑在内。美联储有保持低通胀（即稳定货币）兼顾全就业（full employment）的双重职责。
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也应该把稳定资产价格也考虑进去，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费尔德斯坦的回答是，美联储不应该像瞄准就业和通胀一样瞄准资产价格，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来确定资产价格是过高还是过低；但是美联储也不应该完全不顾及资产价
格，而是应该把资产价格作为参考指标考虑进来。（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系列文章《美联储的双重职责》。）
这次论文体现了格林斯潘在听证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08年金融危机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思。
他说，这次危机是典型的人们在冲昏头脑后的泡沫（classic euphoric bubble），资产市场价格与任何根据基本情况（fundamentals）理性分析的结果相去甚远；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他指出，一些政治口号和具体政策为这次危机奠定了基础。早在克林顿政府末期，2000年10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就制定政策，扩大了“两房”（Fannie Mae & Freddie Mac）支持经济适用房（affordable housing）的目标和权限，推动了“两房”增加持有次级房贷的数量，为危机推波助澜。
他承认，在这次危机中，政策监管人员低估了资产价格泡沫的程度，但责任主要应归结于海外政策管理者（overseas regulators）、美国评级公司、金融公司和每一个从复杂金融产品和数据中误读风险程度的人。一方面，他说，在人人都头脑发热的时候，金融公司的风险管理者、美联储和其他管理人员都没有真正理解极端负面风险分布（tail distribution）的大小和影响。另一方面，他也说，直到今天，我们也很难指出用于建造风险管理模型的框架理论上的任何僻陋。
防止泡沫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吗？格林斯潘说，“除非我们这个社会放弃富有活力的市场，禁止杠杆作用，而选择计划经济的某种形式，否则我担心防止泡沫最终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思考、设计在泡沫过后，如何更好的收拾残局。”
他建议，每一个金融公司都在活得好好的时候就留一份“遗嘱”（living will），明确写出，如果公司倒闭，如何处置公司的一切债务和资产；这样公司万一倒闭，政府有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可以遵从。
他还建议，提高整体金融系统能力的办法是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 requirement），以抵消由于这次政府救助整个金融业所增加的“逆向选择”（moral hazard）；增加流动资金比例，和对金融产品交易中要求抵押的比例。
格林斯潘的这些政策建议与目前在美国国会酝壤的金融改革方案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他反对建立一个整个系统的全面监管者（a system regulator），因为预测危机的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强调，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都不能建立在“监管者可以预测危机”的假设之上。
格林斯潘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样，否认美联储控制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这次危机。以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Taylor）为首的一些人始终认为，按照泰勒规则（Taylor Rule，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讲货币政策》一节），美联储在2003年后短期利率“过低过长”促成了这次危机。
两任美联储主席一致认为，房地产市场主要受长期利率的影响，不是短期利率；而长期利率在危机前几年一直很低，这主要是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储蓄过多（excess savings），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过多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过多，流入美国，打破了长期利率是由一系列短期利率预期的均值组成的一般规律。 也就是说，是全球不平衡使美国长期利率与美联储负责制定（短期）基准利率（Federal Funds Rate）脱钩。
两任美联储主席也否认受短期利率影响的可调整利率的房贷（adjustable-rate mortgage）在推动房价上涨中的主要作用。格林斯潘的理由是，可调整利率的房贷在房价到达顶峰之前的两年就已经到达顶峰了。伯南克的理由是，可调整利率房贷的平均月供比固定利率房贷的月供仅仅低16%，所以不会是房价上涨的主要动力。他们还指出，房价上涨是一个全球性普遍现象，不是一个美国中央银行所为。
格林斯潘在布鲁金斯发表论文讲演时，两位评论员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密?斯坦恩（Jeremy Stein）和曼昆（Gregory Mankiw）。斯坦恩说，低利率政策对收入捉襟见肘的贷款人来说影响可能很大，也鼓励了证券市场的借贷，扩大了杠杆化的程度；而且可调整利率房贷在生活水平高、消费水平高的城市相当普遍，推动了房市泡沫。他说，两位美联储主席在讨论低利率政策的影响时，思想范围太狭窄了。
曼昆说，格林斯潘的论文中有一点他尤其赞同：这就是危机的不可预见性。有人说，只要政府监管人员再聪明一些，再警惕一些，职业操守和水平再高一些就会避免这次危机。曼昆认为这是极端不现实的幻想，没有人有超人的能力可以预见未来；国家经济监管者、政策制定者也和市场参与者一样，都有人的偏见和错误。
曼昆赞赏公司留“遗嘱”的想法，并建议把各个公司的遗嘱完全公开、透明地放在互联网上；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相关人在公司倒闭时辩解，并且在公司破产后争论不休，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曼昆还喜欢格林斯潘论文中的另一个建议：必须转换债券的想法。这就是要求公司至少有一部分债券在公司债务危机时，自动转成股本。 这部分债券的利率因有必须转换股本的性质而高出普通债券，公司为此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在融资时会更慎重，减小杠杆化。这样政府救助在危机中的公司的成本——对公司来说是“外部化”的成本（externalized cost）——就被公司内部化了。
但是有一点，曼昆与格林斯潘持不同意见：就是杠杆倍数的大小对金融公司盈利率的影响。 格林斯潘认为，提高资本金比例（capital requirement）和减小杠杆化必须是有限度的，如果程度太大，就会使金融公司的运营利润太小，生意难以为继。曼昆想到的是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这个著名的定律是说，一个公司的价值与它的融资结构（capital structure）无关。债券与股本的比例决定了利润在债权人和股东之间是如何分配的，与公司本身的盈利性没有关系。曼昆估计，这个定律也适用于金融公司；他预计，那些金融公司会说，这个定律完全不适用于他们。 谁对谁错呢？曼昆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曼昆还提出另一个问题。大多数金融公司的资产都是长期的（借出去的钱很长时间才到期），但是负债都是短期的；他们都是赚取长期的高利率，偿付短期的低利率，这个利率差就是他们利润的一部分。他们所做的就是“期差转化”（maturity transformation）。当他们不能在短
期债券市场继续融资时（roll-over short term debt），他们就入不敷出了。 这在金融市场经常有连锁反应，成为银行恐慌、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特点。曼昆的问题是：这种“期差转化”是一个成功的金融系统必不可少的特点吗？它的价值是否大于它的成本？ (本文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
我们应该做什么正确的事情？
桑德尔教授推崇第三种思路： 为了正义，为了公共利益，我们应该培养美德和人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但他承认，这第三种思路不可避免的涉及价值判断
桑德尔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思想家。从1980年至今，他一直在政府系负责道德政治哲学（moral political philosophy）的教学。他平时授课采取伯拉图式的教学方法，接连不断地提问，启发学生思考道德伦理，深受学生喜爱。他的课程从实际生活中，人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的道德选择出发，引出哲学领域里各种经典作品，解释先贤们是如何思考这些哲学问题的。
在这次讲座中，桑德尔感谢巴巴教授作为人文中心主任始终不渝地支持思想的交流和对话，然后进入正题，介绍他的新书。在探讨正义的道德哲学中有三种思路。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思想（utilitarianism）：我们应该做能够使最多的人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另一种是尊重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思想：我们应该做最尊重个人的选择。这两种思想在当代成为判断对与错的准则，是主流思想。桑德尔则推崇第三种思路： 为了正义，为了公共利益（common good），我们应该培养美德（cultivate virtues）和人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他承认，这第三种思路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判断。
他试举两例说明他的观点。在台风或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后，人们居无定所，缺衣少食。对饮用水、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须品的需求剧增，这些东西的价格也随之暴涨。这合理吗？相信功利主义的人，例如经济学家，认为价格的变化体现了新的供求关系；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起作用。高价格会刺激供给，抑制需求，使整体福利最大化；“正义”的价格（just price）根本不存在。相信个人权利与自由至高无上的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买与不买，他们选择的结果就决定了一个东西的最终价值和价格。
桑德尔说，其实这两个理由都有漏洞。如果我们从那些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人的角度考虑，他们的福利是极度负值，高价格并没有使整体福利最大化。我们再想，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必需品。人们在购买高价饮用水的时候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饮用水就无法生存――他们是被迫的。除了这两个原因以外，桑德尔说，还有第三个原因说明这个价格不合理，不道德：就是那些趁人之危，故意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的人不配赚这么多钱。他们贪婪，至他人痛苦于不顾，大发国难财。他们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遏制甚至惩罚。如果一个社会允许这样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它就不是一个好的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社会，我们就要培养人们养成有难同当的品格。所以有人建议制定法律，禁止发国难财，禁止在类似情况下哄抬价格。
有人对第三条思路不敢苟同，因为讲道德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在功利主义的思想框架下，收入越高越好，福利越高越好。在个人权利与自由至高无上的思想框架下，自由越多越好。追求富裕和自由的价值观似乎都无可非议。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为什么不能做有道德的选择呢？近代的思想传统以提倡自由为主线，而古代的思想传统以提倡美德为主线。
桑德尔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国家不应该承认同性婚姻；一种看法相反，国家应该承认，因为公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有一种是极端自由主义（libertarian）：国家根本不应该涉足婚姻，民间组织就可以办理结婚登记和手续。当然，无论是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还是反对同性婚姻的人都很少同意第三种看法。如果婚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同性婚姻自然不成立。但如果我们把婚姻看作是两个人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的承诺，为什么同性婚姻不能被承认？
桑德尔总结，仅仅追求福利最大化和个人自由不能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好的、正义的社会（a just society）。那么，我们就要讨论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容纳不同观点的、宽容的社会。
巴巴教授邀请了四位评论员。第一位是肯尼迪政府学院Jane Mansbridge 教授。她指出，桑德尔在讲演中似乎把一件事的目的分得很清楚，但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有双重或多重目的，而且这些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大学的任务既是办教育，培养人才，又是作研究，拓展知识前沿，不一定其中一个目的就比另一个目的重要，更不是非此即彼。桑德尔承认她说的是对的，但强调这些相互交差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目的需要在真正透明的、宽容的公民社会，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得以协调统一。
第二位评论员是哈佛政府系Harvey Mansfield教授。 他最近的新书叫《男子气概》（Manliness）。他的发言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他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有太多的正义？一本名为《谁真正在乎？》（Who Really Cares?）的书用数据说明，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一般是共和党）每年给慈善机构的捐款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s，一般是民主党）的两倍。民主党一般主张通过税收等刚性措施，杀富济贫，而保守主义者则显得更加慈悲为怀，通过主动自愿的捐款帮助穷人。
桑德尔回答，一个社会有可能有太多的正义。在“正义”的名义下，其他价值可能被忽略或压制了。“例如，我和巴巴教授一起去吃中饭，如果我们两人把帐单严格的一分为二，这样做看起来是公平了，但这样斤斤计较有损于我们同事间的关系。”巴巴教授插言，“那就做得太没有男子气概了。”大家都笑了。桑德尔接着说，“另外，我还知道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律师合写一本书――我不会点名他们是谁。他们在合作期间经常一起吃中饭，但从来没有任何一方付另一方的饭费，也没有轮流请客。他们总是各买各的饭，各付各的帐。原因是，如果一方请客，那么另一方就会有动机多吃，或者点贵的菜。至于为什么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给慈善机构捐款多，他们更加慈悲为怀只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普遍比自由主义者挣得多，收入高。”
第三位评论员是哈佛法学院助理教授Jeannie Suk。她的发言有强烈的法律视角。她说，桑德尔在提倡讲道德，追求正义的时候，他没有说清楚“主语”――谁应该讲道德，谁要追求正义。如果说，每个人或每个社会要讲道德，这是一回事；如果说国家机器也要讲道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国家与宗教、伦理分开就是要保持国家的中性（neutrality of the state）。试想，一个法官怎么能抛开法律程序不管，让自己的价值观影响断案，甚至主导断案呢？桑德尔回答，他倾向把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或public life）和私有空间（private sphere或private life）的界限模糊一些。他知道，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中（liberal political thought），这个界限非常清晰。他认为，这个界限到底应该在哪儿划分――什么是“公”，什么是“私”――
也应该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得以界定。正是因为人们在公共空间尽量抑制价值观的影响，单纯地强调程序，我们的公共生活（public life）才如此形式多于内容；意义就更罕见了。
桑德尔教授推崇第三种思路： 为了正义，为了公共利益，我们应该培养美德和人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但他承认，这第三种思路不可避免的涉及价值判断
第四位评论员是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2年的中国思想史教授杜维明。他赞同培养美德、人品的重要性和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的问题是：在我们共同追求好的生活和普世价值观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基本原则可以遵循？例如，一种原则可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种原则可以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前者是儒家和犹太教的传统，后者是基督教的传统。你认为哪一种原则更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
桑德尔思考片刻，然后说，“最直接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他赞赏杜教授一直在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但指出从事这项事业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间找到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点或普世原则。他担心这样做以后，找出的基点太抽象，以至于失去实际意义。他更倾向另一种途径：找出各种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分析、分享、交流这些文献中隐含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这样文化交流就具体化了。当然这样做，也可能有另一个问题：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文献有不同的理解程度，或者有根本不同的理解。他回忆，有一次在北京大学，他让学生先讨论John Stuart Mill写的《论自由》（On Liberty）中的一段话，再讨论《论语》中的一段话。学生们对《论自由》没有什么异意，但对《论语》中的一段话却各抒己见，僵持不下。这次讨论既是一次文化间的交流，也是同一文化内的交流。但无论如何，这样做最重要的意义是与会人员有开放的态度和胸怀倾听不同意见。
在自由提问时间里，坐在观众席上的Stanley Hoffmann教授第一个发言。他是哈佛政治系一辈子研究欧洲政治、历史、文化的年过八旬的老教授，与桑德尔共事了三十多年，很看重他。他说，公开提倡“美德”（virtues）、让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都追求“美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说法，因为它打破了“公”与“私”的界限，强迫人们有同样的价值观。什么是“美德”？“美德”的标准是什么？ 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而对于自由的标准、福利的标准，人们有基本的共识。桑德尔反问，有没有一种政治思想是不危险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呢？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个人主义至上的政治思想都各有各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景，做出不同的选择。
Harvey Mansfield教授这时说，他也是一个有美德、讲道德的人 大家都笑了。他说，他不能接受桑德尔对刚才他的问题的回答。在《谁真正在乎？》这本书中，作者把旧金山这个城市（民主党为主）和美国中北部的North Dakota这个州（共和党为主）加以比较。两个地方的人口差不多，但旧金山的人均收入高出很多。即使这样，他们给慈善机构的捐款也只是North Dakota的一半。民主党在税收政策中倾向杀富济贫，表面上看，这是有道德的正义之举，但正是民主党人忽略了慷慨、慈悲这些美德。
杜维明教授说，他理解对“美德”的定义和标准的担忧，但强调培养美德和人品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开放社会里自我反思，自我检查的过程。他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空间。一种是private, 例如日记，完全不能公开。另一种是自己的，personal，但完全可以公开交流。例如，对有代表性的文献《论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切身体会，这些都可以相互交流和学习。以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哈佛文理学院是否可以包括宗教研究（study of religion）。 宗教
是每个人心灵上的事情，研究宗教是在研究personal 事情，不是公开private事情。
桑德尔举例说明宗教道德与政治生活关系的变化。1960年当杰克.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很多选民担心他是天主教徒。肯尼迪辩解，他对天主教的信仰完全是私事（private），不会影响他作为总统（public office）的任何决定。 四十六年以后，奥巴马在即将竞选总统时，用充满宗教色彩的语言四处讲演，阐述他相当激进的政治主张（progressive political agenda），与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截然相反。公民社会中公开辩论的内容和倾向总会不知不觉的影响国会――法律制定者，进而影响法律本身。如果一定要坚持国家中性（国家与宗教道德分开），那么桑德尔认为，这个议题――国家是否应该坚持中性――也应该在公民社会中展开讨论。
第二个观众提问是关于宗教战争的：如果战争即将爆发，我们是否还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桑德尔回答，他说的是一般原则，在战争即将爆发的特殊情况下，可以做特殊处理。这时巴巴教授插言，或许保持道德正义和其他目的紧张矛盾的关系（keep this tension alive）就是捍卫道德正义。
第三名提问的观众说，她认为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和2006年奥巴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肯尼迪意在排除天主教对总统处理公务的影响，并不排除道德对总统的影响。巴巴教授说，我们的确不能把道德等同于宗教。
第四名提问的观众是一名中国学生。他说，那段引起北大学生争议的《论语》段落是说，如果父亲偷了东西，儿子不应该随意揭发父亲。杜维明教授说，《论语》确实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儿子不分事情原尾立即举报父亲，孔子对此表示不满，因为这是不通人情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同，对正义需求的程度也不同。 儒家传统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桑德尔笑着说，他儿子就坐在观众席里，他希望儿子对他有一定程度的包庇。 大家都笑了。 他接着说，他热爱人文学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喜欢在具体的人与人关系的情景中理解体会人文主义。 紧张矛盾的关系永远是政治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个人这个个体到社会这个大群体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范畴，正是在这个范畴里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中间地带，如何划分什么属于“私”的，什么属于“公”的，这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不是固定的。
时间很快就过了两个小时。主持人巴巴教授说：这个中间地带有很大的调节、对话、阐述的空间和需要；就让我们以此作结吧。
桑德尔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思想家。从1980年至今，他一直在政府系负责道德政治哲学（moral political philosophy）的教学。他平时授课采取伯拉图式的教学方法，接连不断地提问，启发学生思考道德伦理，深受学生喜爱。他的课程从实际生活中，人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的道德选择出发，引出哲学领域里各种经典作品，解释先贤们是如何思考这些哲学问题的。
在这次讲座中，桑德尔感谢巴巴教授作为人文中心主任始终不渝地支持思想的交流和对话，然后进入正题，介绍他的新书。在探讨正义的道德哲学中有三种思路。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思想（utilitarianism）：我们应该做能够使最多的人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另一种是尊重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思想：我们应该做最尊重个人的选择。这两种思想在当代成为判断对与错的准则，
是主流思想。桑德尔则推崇第三种思路： 为了正义，为了公共利益（common good），我们应该培养美德（cultivate virtues）和人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他承认，这第三种思路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判断。
他试举两例说明他的观点。在台风或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后，人们居无定所，缺衣少食。对饮用水、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须品的需求剧增，这些东西的价格也随之暴涨。这合理吗？相信功利主义的人，例如经济学家，认为价格的变化体现了新的供求关系；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起作用。高价格会刺激供给，抑制需求，使整体福利最大化；“正义”的价格（just price）根本不存在。相信个人权利与自由至高无上的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买与不买，他们选择的结果就决定了一个东西的最终价值和价格。
桑德尔说，其实这两个理由都有漏洞。如果我们从那些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人的角度考虑，他们的福利是极度负值，高价格并没有使整体福利最大化。我们再想，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必需品。人们在购买高价饮用水的时候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饮用水就无法生存――他们是被迫的。除了这两个原因以外，桑德尔说，还有第三个原因说明这个价格不合理，不道德：就是那些趁人之危，故意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的人不配赚这么多钱。他们贪婪，至他人痛苦于不顾，大发国难财。他们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遏制甚至惩罚。如果一个社会允许这样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它就不是一个好的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社会，我们就要培养人们养成有难同当的品格。所以有人建议制定法律，禁止发国难财，禁止在类似情况下哄抬价格。
有人对第三条思路不敢苟同，因为讲道德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在功利主义的思想框架下，收入越高越好，福利越高越好。在个人权利与自由至高无上的思想框架下，自由越多越好。追求富裕和自由的价值观似乎都无可非议。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为什么不能做有道德的选择呢？近代的思想传统以提倡自由为主线，而古代的思想传统以提倡美德为主线。
桑德尔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国家不应该承认同性婚姻；一种看法相反，国家应该承认，因为公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有一种是极端自由主义（libertarian）：国家根本不应该涉足婚姻，民间组织就可以办理结婚登记和手续。当然，无论是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还是反对同性婚姻的人都很少同意第三种看法。如果婚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同性婚姻自然不成立。但如果我们把婚姻看作是两个人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的承诺，为什么同性婚姻不能被承认？
桑德尔总结，仅仅追求福利最大化和个人自由不能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好的、正义的社会（a just society）。那么，我们就要讨论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容纳不同观点的、宽容的社会。
巴巴教授邀请了四位评论员。第一位是肯尼迪政府学院Jane Mansbridge 教授。她指出，桑德尔在讲演中似乎把一件事的目的分得很清楚，但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有双重或多重目的，而且这些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大学的任务既是办教育，培养人才，又是作研究，拓展知识前沿，不一定其中一个目的就比另一个目的重要，更不是非此即彼。桑德尔承认她说的是对的，但强调这些相互交差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目的需要在真正透明的、宽容的公民社会，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得以协调统一。
第二位评论员是哈佛政府系Harvey Mansfield教授。 他最近的新书叫《男子气概》（Manliness）。他的发言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他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有太多的正义？一本名为《谁真正在乎？》（Who Really Cares?）的书用数据说明，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一般是共和党）每年给慈善机构的捐款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s，一般是民主党）的两倍。民主党一般主张通过税收等刚性措施，杀富济贫，而保守主义者则显得更加慈悲为怀，通过主动自愿的捐款帮助穷人。
桑德尔回答，一个社会有可能有太多的正义。在“正义”的名义下，其他价值可能被忽略或压制了。“例如，我和巴巴教授一起去吃中饭，如果我们两人把帐单严格的一分为二，这样做看起来是公平了，但这样斤斤计较有损于我们同事间的关系。”巴巴教授插言，“那就做得太没有男子气概了。”大家都笑了。桑德尔接着说，“另外，我还知道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律师合写一本书――我不会点名他们是谁。他们在合作期间经常一起吃中饭，但从来没有任何一方付另一方的饭费，也没有轮流请客。他们总是各买各的饭，各付各的帐。原因是，如果一方请客，那么另一方就会有动机多吃，或者点贵的菜。至于为什么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给慈善机构捐款多，他们更加慈悲为怀只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普遍比自由主义者挣得多，收入高。”
第三位评论员是哈佛法学院助理教授Jeannie Suk。她的发言有强烈的法律视角。她说，桑德尔在提倡讲道德，追求正义的时候，他没有说清楚“主语”――谁应该讲道德，谁要追求正义。如果说，每个人或每个社会要讲道德，这是一回事；如果说国家机器也要讲道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国家与宗教、伦理分开就是要保持国家的中性（neutrality of the state）。试想，一个法官怎么能抛开法律程序不管，让自己的价值观影响断案，甚至主导断案呢？桑德尔回答，他倾向把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或public life）和私有空间（private sphere或private life）的界限模糊一些。他知道，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中（liberal political thought），这个界限非常清晰。他认为，这个界限到底应该在哪儿划分――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也应该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得以界定。正是因为人们在公共空间尽量抑制价值观的影响，单纯地强调程序，我们的公共生活（public life）才如此形式多于内容；意义就更罕见了。
第四位评论员是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2年的中国思想史教授杜维明。他赞同培养美德、人品的重要性和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的问题是：在我们共同追求好的生活和普世价值观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基本原则可以遵循？例如，一种原则可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种原则可以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前者是儒家和犹太教的传统，后者是基督教的传统。你认为哪一种原则更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
桑德尔思考片刻，然后说，“最直接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他赞赏杜教授一直在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但指出从事这项事业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间找到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点或普世原则。他担心这样做以后，找出的基点太抽象，以至于失去实际意义。他更倾向另一种途径：找出各种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分析、分享、交流这些文献中隐含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这样文化交流就具体化了。当然这样做，也可能有另一个问题：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文献有不同的理解程度，或者有根本不同的理解。他回忆，有一次在北京大学，他让学生先讨论John Stuart Mill写的《论自由》（On Liberty）中的一段话，再讨论《论语》中的一段话。学生们对《论自由》没有什么异意，但对《论语》中的一段话却各抒己见，僵持不下。这次讨论既是一次文化间的交流，也是同一文化内的交
流。但无论如何，这样做最重要的意义是与会人员有开放的态度和胸怀倾听不同意见。
在自由提问时间里，坐在观众席上的Stanley Hoffmann教授第一个发言。他是哈佛政治系一辈子研究欧洲政治、历史、文化的年过八旬的老教授，与桑德尔共事了三十多年，很看重他。他说，公开提倡“美德”（virtues）、让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都追求“美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说法，因为它打破了“公”与“私”的界限，强迫人们有同样的价值观。什么是“美德”？“美德”的标准是什么？ 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而对于自由的标准、福利的标准，人们有基本的共识。桑德尔反问，有没有一种政治思想是不危险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呢？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个人主义至上的政治思想都各有各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景，做出不同的选择。
Harvey Mansfield教授这时说，他也是一个有美德、讲道德的人 大家都笑了。他说，他不能接受桑德尔对刚才他的问题的回答。在《谁真正在乎？》这本书中，作者把旧金山这个城市（民主党为主）和美国中北部的North Dakota这个州（共和党为主）加以比较。两个地方的人口差不多，但旧金山的人均收入高出很多。即使这样，他们给慈善机构的捐款也只是North Dakota的一半。民主党在税收政策中倾向杀富济贫，表面上看，这是有道德的正义之举，但正是民主党人忽略了慷慨、慈悲这些美德。
杜维明教授说，他理解对“美德”的定义和标准的担忧，但强调培养美德和人品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开放社会里自我反思，自我检查的过程。他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空间。一种是private, 例如日记，完全不能公开。另一种是自己的，personal，但完全可以公开交流。例如，对有代表性的文献《论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切身体会，这些都可以相互交流和学习。以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哈佛文理学院是否可以包括宗教研究（study of religion）。 宗教是每个人心灵上的事情，研究宗教是在研究personal 事情，不是公开private事情。
桑德尔举例说明宗教道德与政治生活关系的变化。1960年当杰克.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很多选民担心他是天主教徒。肯尼迪辩解，他对天主教的信仰完全是私事（private），不会影响他作为总统（public office）的任何决定。 四十六年以后，奥巴马在即将竞选总统时，用充满宗教色彩的语言四处讲演，阐述他相当激进的政治主张（progressive political agenda），与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截然相反。公民社会中公开辩论的内容和倾向总会不知不觉的影响国会――法律制定者，进而影响法律本身。如果一定要坚持国家中性（国家与宗教道德分开），那么桑德尔认为，这个议题――国家是否应该坚持中性――也应该在公民社会中展开讨论。
第二个观众提问是关于宗教战争的：如果战争即将爆发，我们是否还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桑德尔回答，他说的是一般原则，在战争即将爆发的特殊情况下，可以做特殊处理。这时巴巴教授插言，或许保持道德正义和其他目的紧张矛盾的关系（keep this tension alive）就是捍卫道德正义。
第三名提问的观众说，她认为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和2006年奥巴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肯尼迪意在排除天主教对总统处理公务的影响，并不排除道德对总统的影响。巴巴教授说，我们的确不能把道德等同于宗教。
第四名提问的观众是一名中国学生。他说，那段引起北大学生争议的《论语》段落是说，如果父亲偷了东西，儿子不应该随意揭发父亲。杜维明教授说，《论语》确实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儿子不分事情原尾立即举报父亲，孔子对此表示不满，因为这是不通人情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同，对正义需求的程度也不同。 儒家传统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桑德尔笑着说，他儿子就坐在观众席里，他希望儿子对他有一定程度的包庇。 大家都笑了。 他接着说，他热爱人文学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喜欢在具体的人与人关系的情景中理解体会人文主义。 紧张矛盾的关系永远是政治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个人这个个体到社会这个大群体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范畴，正是在这个范畴里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中间地带，如何划分什么属于“私”的，什么属于“公”的，这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不是固定的。
时间很快就过了两个小时。主持人巴巴教授说：这个中间地带有很大的调节、对话、阐述的空间和需要；就让我们以此作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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