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天通”的文化意义

作者：黄开国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06期

[摘要]“绝地天通”见于先秦多种文献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对“绝地天通”，已经有诸多解释。其中“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神不杂”，实际上是讲两种社会状态的对立，但绝非先有“民神不杂”的“绝地天通”，而后才有“家为巫史”的天地不通。而其中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因农业生产的需要，人们对天文地宜认识的飞跃，特别是天文历法的进步，才是绝地天通的根本原因。而绝地天通，则是伏羲画八卦仰观俯察的文化前提。 [关键词]地天;绝通; 历法; 天人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9）06—0024—04 Abstract：Juedi Tiantong is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found in many documents ofthe Pre-qin Dynasty. There have been many explanations ofthe Juedi Tiantong. Among them，madam makes joy， the home is sorcery history， people god is not miscellaneous， it is the opposition that tells two kinds of social conditionsactually， but by no means first there ispeople god is not miscellaneous， Juedi day passes through， then there isthe home is sorcery history heaven and earth impassability. It reflects the nee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ancient China，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astronomy and astronomy shouldleap， especially the progress of calendar， it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Juedi Tiantong. And theJuedi Tiantong is the cultural premise of Fu Xi's drawingof the eight diagrams.

Key words： earth and sky; absolutely; the calendar; nature and man

吾淳說：“中国哲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非常久远的年代。中国哲学最早的观念萌芽或孕育于原始知识和宗教的泥壤与母腹之中。原始社会晚期，已经有了最早的具有哲学意味的观念。”

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 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在《世本》中，记载了诸多三皇五帝各种创造发明的传说，最具有哲学意义的莫过于伏羲画八卦，实为中国哲学、文化最深远的根源所在。而伏羲画八卦，是以“绝地天通”为其文化前提的。 一

关于伏羲画八卦，最早出于《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类万物之情。”阮元刻：《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2年，第86页。从历史的发展来说，伏羲时代不可能有八卦的出现，伏羲画八卦，只能是对八卦起源的一种猜想。虽然这一猜想不是历史事实，但这段话却是对远古中国文化特质的概括性说明。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不仅是以天地为观察对象，更是以天地为终极追求，从天地去追寻人的价值与意义，所以，才会有通神明之德之说。这实际上是提供了中国文化的最终价值追求。天地本自然，但这个自然非西方哲学的独立于人之外的“物自体”，天地不仅是与神明相通的，更是与人生的价值追求息息相关的。所以，人们通过天地不只是要认识自然的天地，更要达到通神明之德的境地，故讲天文、地理，文与理都不是单纯的自然，而是包含文化、义理在内的人文观念。陆贾早在《新语》中，就对《系辞》这段话作出了诠释：“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陆贾：《新语·道基第一》，《百子全书》（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8页。这里的先圣指的就是伏羲，定人道、开民悟、生王道，皆源于伏羲的仰观俯察，从天地的探索而来。而王道排列在人道之后的这种安排，实包含着王道出于人道，人道高于王道的规定。王道之为王道必须合于人道，在这里人道是根本。晚清的康有为也是从人道之始的意义上，来论说伏羲的得名：“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5页。而所谓人道就是现在所说的人文精神，核心是价值观，中国文化最终没有成为宗教迷信为主导，而是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文化体系，就蕴含在三皇五帝所开始的人道中。汉代的陆贾、晚清的康有为相距二千来年，都不约而同地肯定伏羲画八卦为人道之始，这说明八卦的源起实为中国文化中人文精神的最早曙光，乃是千古相沿之论。由伏羲的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画八卦，表明八卦的来源是“天地人”，形成后来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分为基本模式的天人关系论。 伏羲画八卦，虽然被先秦，特别是汉代以来许多论著所一再论及，现在也有一些论著根据出土文物与出土文献，来论证伏羲画八卦确有其事，但都缺乏有力的论证与可靠的依据，难以令人信服。尽管不能肯定《易传》的伏羲画八卦，但在伏羲之后的五帝时期，天地与人的关系已经成为社会最关注的问题，却是可信的史实。关于“绝地天通”的传说就是证明。“绝地天通”故事背后所蕴含的就是远古中国人处理天人关系的哲学智慧，而正是这一智慧的发展，从仰观俯察中由天文、地理等体察出人生的智慧，才创造出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易经》。 二

“绝地天通”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周书·吕刑》：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

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

阮元刻：《尚书》，《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2年，第247页。

根据孔颖达疏，《吕刑》的得名，是周穆王用吕侯之言，追叙夏禹赎刑之法，吕侯遵王命而布告天下。《吕刑》全篇围绕刑法为说，反对蚩尤、苗民的五虐之刑，主张“敬五刑，成三德”

原文为“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见阮元刻：《尚书》，《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2年，第249页。，以德为归。仅仅依文本，这里的“绝地天通”究竟是何意，实难理解。以至注疏都是引《国语》之说来解释“绝地天通”。所以，《国语》的记载是理解“绝地天通”的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国语》是如何解释“绝地天通”的呢？《国语·楚语下》载：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北

原文作“火”，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国语》1978年校本改。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

佚名：《國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59-564页。

据《国语》引用《尚书》，此条“绝地天通”应该出于《尚书》之后。这一传说还出现在其他先秦载籍，如《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强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居＼]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随巢子》：“昔三苗大乱，……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辟上以王。”这些类似记载说明，“绝地天通”确实系远古较为可信的传说，故为儒墨两家等所言及。 但在《尚书》《墨子》《随巢子》中，都没有对“绝地天通”的具体说明，《国语》则针对楚昭王误解“绝地天通”，而对“绝地天通”作出了详细解答。在这些文献中，都谈到“绝地天通”起因系九黎、苗民的乱德;至于发生的时间，《尚书》只说发生在尧时，而《国语》认为有两次：一次在颛顼时，一次在尧时。而实行“绝地天通”的人物，都认为是为重黎。从历代文献可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重、黎为二人，系少暤之子，重为南正司天，黎为北正司地，为执掌天地四时之官，《尧典》记载的羲、和，即重、黎之后。根据《国语》来看，重黎的“绝地天通”是将九黎乱德带来的“民神杂糅”，恢复到“民神不杂”的“旧常”。 三

如何理解“绝地天通”的含义，不少论著已经做出了解释。这些解释多是从“巫”的角度来说明重黎，解释“绝地天通”的意义，其中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从古代宗教迷信的视角，吸收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最为详细说明了《国语》《尚书》记载的“绝地天通”。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第二章，三联书店，1996年。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起源来看，《国语》的“绝地天通”讲的是重黎的所为，其结果是将由九黎、苗民乱德而造成的“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恢复到以前的“民神不杂”。这实际上是讲两种社会状态的对立，正常状态是“民神不杂”，也就是“绝地天通”，不正常的状态是“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不正常的状态是在原始迷信下，表现出来的家家迷信，人人信神，正常状态则是指在超越原始迷信的历史条件下，人神分离的状态。按照社会发展的历史，原始迷信在先，人神分离在后，所以，说先有“民神不杂”，是不合历史实际的。真实的历史是先有原始迷信，而后才有人神分离的“民神不杂”出现。关于这一点，《世界古代神话》的作者美国学者克雷默说：“认为天地相通，人与神的相联系曾成为可能，后来天地才隔离开，这样的观念在许多文化中屡屡看到。”

（美）克雷默：《世界古代神话》，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65页。《原始宗教与神话》的作者德国学者施密特也说过：“在最早的时期，每人都是自己的法師，到第二个时期，有特殊心灵的人，发展了更大的法术力量，于是以法术为职业的萨满就开始出现了。” （德）施密特：《原始宗教与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可见，“绝地天通”所说的状况，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世界各民族在早期文化发展中普遍存在文化现象。《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将臷民之国

的国民都冠以巫的名号，不正是“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写照吗？此外，《海外西经》还记载有“巫咸国”，也应是对国民人人为巫的说明。但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原始迷信是普遍存在远古中国各部落氏族中的，并不是所谓九黎乱德造成，春秋时期人们将其归于蚩尤、九黎、苗民，是由于在当时人的记忆中，蚩尤、九黎、苗民被视为落后的野蛮代表，而野蛮一定与原始迷信相联系。重黎的“绝地天通”，所改变的正是原始迷信的状态。 所以，“绝地天通”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人认识到自己可与自然（神）独立开来的主体性意识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人类认识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远古的初民那里，最初是混沌不分的，随着人在社会实践中智力的不断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人就会摆脱其与自然混沌不分的意识，而与自然独立开来。“绝地天通”实际上就是远古中国人这一认识的变化，通过颛顼的传说而表现出来。当然，这并不否认重黎是巫，因为远古的文化是由巫来表现的，但重点不在重黎的巫以及巫的意义上。《国语》的叙说虽然讲到巫，并说巫具有智、圣、明、聪的德性，但同时还讲到“宗”“祝”及其“天地、神民类物之官”，对实现“民神不杂”的作用。所以，这里讲的“绝地天通”绝不仅仅是讲巫的问题，而是古代最早的人神分离观念，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发展中，对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大飞跃。人们开始认识到并不是一切都是神，神就是一切，人离不开神，相反，人不是神的附属，而是能够独立于神的能动者。只有达到这一高度，才可能有对自然、社会的独立认识的出现，才会可能出现“绝地天通”。

《国语》将“绝地天通”记载于颛顼时，这与颛顼在三皇五帝中的地位有关。在五帝的序列中，无论是从黄帝开始的五帝说，还是以少暤开始的五帝说，颛顼都是处在五帝第2位的序列上。根据相关文献与考古材料，早在公元前五六千年，中国大地各处就发现了农业活动的遗迹，从三皇的神农到五帝的颛顼时代，农业生产活动已经有相当长时间的发展。而农业生产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天时，二是地宜。为了处理好这两个问题，就萌生出专门的职业，重黎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职官。颛顼以前的人们没有“绝地天通”的发生，与那时人们还没有独立自觉地认识天地有直接关系，颛顼时因农业的发展引起的对天地认识的进步，而有重黎“绝地天通”的出现。而只有走到这一步，人才能够达到把握自然的规律，认识天象运行的规则，制定节气立法，因此而有所谓《颛顼历》的出现。当然，这不是说《颛顼历》出现在颛顼时，而是说依托颛顼这一现象的背后，与重黎的“绝地天通”、《吕氏春秋·序意》讲的黄帝诲颛顼以天地为法

原文为：“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等史料相参照，就可以发现颛顼时对天地的认识确有巨大的飞跃，至少是一较为可信的历史印迹。这就是“绝地天通”的历史文化意义。只有在这之后，八卦等观念才会出现，虽然《系辞》将八卦说成是伏羲氏的创造，但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内在逻辑看，这只能出现在颛顼的“绝地天通”之后。所以，颛顼时的“绝地天通”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绝地天通”的这一文化意义，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就已经有说明：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少暤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司马迁：《史记·历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1256-1258页。

这段话是杂糅《国语》《尚书》《论语》而成。其中讲到颛顼命重黎云云，虽然没有“绝地天通”一语，但从记载的事件与行文看，很明显是采自《国语》的颛顼“绝地天通”。而且，司马迁追溯更远，从黄帝讲起，所讲的中心正是历数问题。天文历法是中国文化最早发展也最发达的学科，并随着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在远古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状况关系到社会存亡与兴衰，所以，天文历法成为君王最重视的问题。一个君主是不是合格的君主，能否受到万民的拥戴，是否得到天命，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制定合于天象的历法，依照季节变化安排农业活动。司马迁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在《史记》中引用《论语·尧曰》的“天之历数在尔躬”，来说明尧舜禹的授受的正当性，并以“王者所重”来作为结语，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正是天文历法的天文学的进步，才为“绝地天通”的人神不杂创造了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