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译论的“文化霸权”解构策略的反思

张万防

内容摘要：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交点就是权力关系问题，基于这种权力关系的差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在翻译这种行为中是不平等的，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交锋，胜负关系显而易见。为此，我们需要采取一些适当的文化翻译策略，解构翻译中的“文化霸权”行为，搭建后殖民语境下合理化翻译的平台，以便使“失语”的异质文化在与强势文化交往中发声。本文在论述归化翻译策略的局限性的基础上，研究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如何合理进行翻译策略的选择。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文化霸权；归化；抵抗式翻译；食人主义翻译；混杂性翻译基金项目：该文为武汉轻工大学科研项目“后殖民主义翻译实践下中国文化自我表征的策略”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18Y38）。

作者简介：张万防，武汉轻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Title: The Reflection of Deconstruction Stratedgies of “Cultural Hegemony” in Post-colonialest Translation Theory

Abstract: The core point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is power relation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power relations, cultural exchanges are not equal in the translational behavior. In the clash of weak culture and strong culture, the former is always at a disadvantage. Therefore, we need to adopt some proper strategies to deconstruct “cultural hegemony” of translation and build a more reasonable translation platform i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limitations of domestic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how to choose the reasonabl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Key wor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cultural hegemony; domestication; resistant translation; cannibalism translation; hybridity

Author: Zhang Wanf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430032, China). His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E-mail: 420300466@qq.com

一、引言

传统翻译理论尤其是结构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理论关注的是原语与目的语的共性，追求的是原文与译文的“同一”、“对等”，在乎的是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的是否得到了相同的心理感受与反映。这种求同的翻译理论，缺乏对异域文化和具有主体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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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的尊重。奈达(Nida)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便是这种翻译理论的一个代表性术语，它无情地抹杀了人类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性一面，这不利于翻译过程中文化间的交流，这种研究范式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发生了转变。

后殖民主义旨在揭示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本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后殖民主义将翻译实践视为殖民文化之产物，霸权扩张之工具，强弱文化不平等对话之产物。这种基于后殖民视角考察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以及对译文背后的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与运作的关注，给传统译论下文化与语言平等的预设带来了冲击和颠覆。

在殖民地时期，翻译沦为殖民者构建其主体身份的工具，成为不同语言、文化、种族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载体。权力差异使人们先要在“平等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翻译成为幻想。后殖民主义翻译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权力关系的问题上寻找突破口，让翻译成为弱势文化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强势文化进行抵制与反击的有力武器。尼南贾娜呼吁殖民地的人民“给翻译重新定位，把翻译当作一个抵抗和转换的场所。”（Niranjana 15）

二、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

当武力殖民已成昨日历史，殖民者试图走文化殖民的道路来继续他们对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他们竭力抹平文化差异，用宗主国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取代被殖民者的标准。在此情况下，殖民地人民确认自己的身份的方式是极具揶揄性与嘲弄性，在中心主义与强势文化的侵袭下，他们不得不以殖民者的话语方式来确认自我的身份，这是相当可悲的一件事。殖民者对文化的求“同”而不存“异”的做法，看似是一种价值中立，实则隐藏着话语暴力与文化危机。于是，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前殖民地的人民试图摆脱对殖民者的拙劣模仿，他们开始挖掘自身文化的特点，通过对自身文化差异性的张扬，来重塑自己的身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普遍性的批判和对差异性的张扬是后殖民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殖民翻译研究以后殖民主义为理论基础，内含解构主义翻译观和阐释学思想，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已经成为殖民地人民解殖民化的重要途径。所谓“解殖民化”，道格拉斯·罗宾逊（Robinson 115）将之解释为“解除殖民化的不良影响的渐进过程，尤其是指解除殖民化状态下的集体自卑情结……由于无法完全消除殖民化的历史痕迹，在现实意义上，解殖民化意味着在发展中逐步超越殖民主义的精神遗存，并将其融入到转型后的文化之中”。

至此，翻译研究的重心开始转向权力关系。根茨勒（Edwin Gentzler）与铁木志科（Mariam Tymoczko 2002）二人编辑并撰写序言的翻译研究论文集《翻译与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试图宣告翻译学界“权力转向”时代的到来。虽然我们对该论断持有保留的态度，然而与以往的各种翻译流派相比，后殖民主义翻译学派更关注政治、民族、种族等文本外的社会因素，将它们作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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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策略的批判与反思

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是一种解殖民化的策略，具有抵制文化霸权，重塑文化身份的功能。“更确切地说，后殖民主义翻译就是第三世界借此来促使本族文化摆脱前宗教国的文化束缚，改变本土文化边缘地位，重塑文化身份，重新定位中西方文化间的关系，平等地参与文化交流和对话。”（姜美云117）为此，在解构“文化霸权”时，本文试图对一些学者提出的翻译策略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反思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如何进行翻译策略的合理选择，以期使“失语”的异质文化在与强势文化交往中发声。

3.1“归化翻译”：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文化殖民的“共谋”

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认为翻译有两种方法：要么让作者向读者靠拢；要么让读者向作者靠拢。韦努蒂（2004）将前者概述为“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后者概述为“异化”的翻译策略。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对这两种策略进行了系统地阐释，该书以一种后殖民文化批判的姿态全面审视了17世纪直至当时西方的文学翻译，主要是英语世界的文学翻译历史（王宁92）。国内学者在译介和探究有关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时，大多是将之作为表现文体风格的语言手段而没有和世界的政治权力关联在一起。实际上，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文化侵略中，翻译策略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或翻译技巧上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带有颠覆性的政治和文化战略。

然而，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归化翻译策略却成了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和强化殖民意识形态的“共谋”：从文本内部层面上讲，归化的翻译采取透明流畅，通达易懂的表述形式，要求译者在阅读译文时，就像阅读目的语创作的作品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差异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间的‘角力场’，本质上蕴涵着各种差异，翻译应该获得异质性的生存空间，拥抱差异，凸显差异。”（梁满玲、胡伟华514）霍克斯（David Hawkes）在翻译《红楼梦》时，涉及到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时，大部分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比如，在翻译第三十回“若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奇，且更讨厌了”的时候，将“东施效颦”翻译为“‘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如果说这是因为霍克斯不了解该成语的文化内涵，很难有说服力，只能理解为译者为取悦译文读者而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这不仅帮助强势文化散播话语权力，还对原文实施了文化的侵吞；从文本外部层面看，权力的差异使得归化的翻译塑造了殖民状态下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成了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和强化殖民意识的“共谋”。因为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归化法是占支配地位的强势文化在将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文化的文本翻译过来时经常采用的翻译策略。这种归化翻译策略其实是以强势的西方文化为标准、以民族中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它所追求的是把自身的文化差异性强行加给弱势文化，将其差异性当作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识加以推广，从而达到文化霸权的目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会影响文化间的正常交流，长此以往还可能造成文化危机。

西方强势文化在引进弱势文化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自身文化为出发点，试图保持其文化的所谓的纯正高贵的血统；民族运动的兴起，使得弱小民族文化的思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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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为保护本土文化，他们也以翻译作为武器，用积极的翻译策略，和西方的强势文化进行了顽强斗争。

3.2 “抵抗式翻译”：反“文化霸权”的大是与大非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世界上英美文本的翻译输出量最大，而翻译输入量却最小，这与后殖民语境西方中心主义下的“自我”思想的膨胀与他们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者”的态度不无关系。即使在有限的翻译输入中，他们也以强权者自居，试图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来鼓励处于强势文化的殖民大国将外国的文本译成它们自己的话语，从而消除文化差异，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霸权”？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的成分，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破坏目的语文化的规范，其实质是一种抵抗式的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其适用的语境是将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的过程。采用抵抗式翻译的策略，某种程度上可以保留源语文化特色来抵抗强势文化的同化，让译者在翻译中出场。

抵抗式翻译策略是西方学者对翻译中文化关系的自我反思，它并非针对外在的文化霸权的抵抗，而是对目的语内部占主导地位的美学规范和主流诗学的一次解构。毫无疑问，在翻译弱势文化的时候，抵抗式翻译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英美国家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质疑和抵抗，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

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化，在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运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通过向强势文化输入弱势文化的异质性，形成了对强势文化的挑战和对“文化霸权”的反抗。如徐珺（2014）探讨了中华文化经典作品《中庸》《红楼梦》以及《论语》在外译与传播过程中或宏观或微观的相关问题，肯定了异化翻译策略的积极作用。

但也必须承认，“异化翻译观过于强调翻译的文化政治功能，忽略了翻译本身，对翻译实际操作没有多大指导价值和意义。”（谭福民、张志清106）因而，在对外宣传弱势文化时，可多关注翻译的具体策略和实际成效，在翻译文本时要懂得变通，不能一味地硬译，否则看似能完整保存本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其实却会毁掉文化传播的有效性，这无疑是将本民族的文化真理封锁在历史时空中。例如，在翻译实践为路径推动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就不大适合用异化“这种边缘理论来指导汉语文学的英译”。（张南峰89）弱势文化的译者在翻译过程必须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寻求归化和异化之间的一个平衡点。他必须灵活变通，根据弱势文化的处境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一味简单效仿强势文化的异化策略，也许在不经意中，会沦为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同谋。而过分彰显本土文化的差异而忽视其它文化的差异性，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翻译过程必须掌握好度，叩其两端而执其中，既要在译文中保留差异，彰显他性，同时也必须保证译文具备张力和活力。

总之，在肯定抵抗式翻译在反对文化霸权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其单向性和非普适性的缺陷。劳伦斯·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默认语境是以英语为目标语，以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为源语，其异化思想也暗含着某种“文化霸权”的腹语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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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对英美文化霸权地位的一种解构，不如说是对英美文化自我认同的一种重塑。”（李枫，田德蓓30）由此看来，韦努蒂对异化翻译策略的推崇不具有普适性，我们在具体语境之中应该有选择性的进行翻译策略的采纳。

3.3“食人主义翻译”：重塑自我文化身份的努力与尝试“食人仪式”（Cannibalism）在巴西社会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食人者只吞食三类人：强壮者、有权势并受尊敬者、能够通灵者。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巴西当地土著居民的“食人”行为看作是一种野蛮行为。要知道，人们怀着敬意吃掉值得尊敬的人，以此来吸收强者的力量。欧洲殖民者对巴西文化入侵与渗透，使土著文化不断被打压，在欧洲价值观被视为普遍的规范下，巴西土著文化无奈只能处于边缘而失声的尴尬位置。

巴西翻译家德坎波斯（Haroldo de Campos）在其文章on Translation as Creation and Criticism里正式将食人主义思想引入翻译研究。德坎波斯的食人主义翻译，并不是强行吃掉和占有原文，而是“通过吸取原文的精华，使译文的生命更加鲜活。”（转引自刘军平569-570）许多参与其理论共同讨论的学者达成了基本的共识:（1）巴西只有“吃掉” 欧洲才能摆脱“欧洲意识”，重塑民族文化身份；（2）“吃掉”应同时被理解为背离和尊重。食人主义的态度是：不但不拒绝外来影响，而且积极吸取其有益的成分。

独立之后的巴西，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附于欧洲，为了改变这种地位，巴西学者提出“食人主义”翻译思想，重新定位欧洲文化与巴西文化的关系。在翻译实践中，德坎波斯通过创造性地传达原文的韵味来翻译希伯来语写成的《圣经》，他也很欣赏庞德（Ezra Pound）在翻译时倡导的“使其更新”(“make it new”)，并将之重释为翻译复活过去 (revitalization of the past) （同上）。虽然其翻译理论的产生是基于巴西语境之中，但也对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翻译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弱势文化应该采取类似食人的方法，来翻译强势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国译者也曾有相似的翻译实践，“处于内忧外患、亡国灭种之机的林纾选择翻译《黑奴吁天录》和《茶花女遗事》等世界名著，以“开民智”。（Robinson 8）

在后殖民语境下，食人主义翻译思想既可以摆脱殖民主义的文化同化和文化渗透，又可以有效规避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倾向，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是弱势文化族群为重塑自我文化身份而作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帮助美洲殖民地国家在文化上、精神上摆脱欧洲殖民主义阴影、遏制文化霸权主义”。（李红满39）另一方面,巴西的食人主义将强势文化作为翻译的对象，主张翻译时汲取原文精华摆脱原文束缚从而重塑第三世界文化身份，这与抵抗式的翻译策略以弱势文化为翻译对象一样有着单一性缺陷。

3.4“混杂性翻译”：文化合理“对话”的诉求与力度

“杂合”的概念始于生物学，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后殖民文化研究大师霍米·巴巴（Homi Bhabha）将杂合概念引入后殖民研究，并在其代表作The location of Culture（《文化的定位》）中详细阐述了hybridity（杂合性，又可译为“混杂性”，）的概念。混杂性是“殖民权力生产力的标志，它表示所有存在于被歧视和压迫中的必然变形与置换”。（Bhabha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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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殖民意识和霸权意识还伺机而动的当前历史环境下,全球化语境还不是文化杂合最理想的‘第三空间’,因为异域他者的文化因子中总是不可避免地附带殖民主义成分, 所以文化杂合的过程不应该是自然而然进行的。”（王军平 146）所以，“巴巴的“混杂性”翻译策略就成为后殖民语境下文化合理“对话”的一种诉求。它跳出了归化——异化的的二元对立的窠臼，也弥合了“食人主义”适用语境单一性的缺陷，找到了一条更为切实有效的抵抗路径，为被贬低、被压制、被误解的“他者”争取发声的机会，这样的一种混杂状态消解了殖民权威。

“混杂性”翻译策略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中有着积极的战略意义：强势文化自我解构、弱势文化彰显自我、没有文化霸权的“共谋”、也不再是一极到另一极的单向输入，这无疑对抵抗殖民话语和文化霸权、解除殖民化、实现平等对话重塑文化身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爱尔兰作家布莱恩·弗里尔（Brian Friel）在其剧本 Translation（《翻译》)中，通过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的混杂，彰显了爱尔兰文化的异质性，解构了大英帝国的“中心”强权，现实了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重构；诺贝尔奖获得者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英译版 Beowulf（《贝奥武甫》) 中也显示了译者文化身份的混杂和语言的混杂两种“混杂性”现象。对混杂性翻译策略的运用，是一种消解强弱两极对立的有效策略，是在“异质”和“同性”之间寻求统一与和谐，以消解强势、弱势文化对立，取得文化认同的明智之举。

不得不承认，与前面所述的翻译策略相比，“混杂性”翻译策略几近完美，它不仅消解了归化与文化霸权的“共谋”，也弥补了“抵抗式”翻译策略和“食人主义”翻译策略单一性语境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混杂并不意味着抹平差异，而是一种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对话、互渗与共生。

事实上，只要有文化的交流，就会有文化之间的不同程度的混杂。文化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铁板一块的，也不是简单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关系。适当有度的混杂既有利于文化的丰富、发展和提升，也有利于全球化背景下倡导语言与文化的平等、差异与多元。可以说它既是翻译的结果，亦是翻译的手段。但混杂的过程需要在翻译过程中适度掌控，无论是在语言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是如此，需要用本土文化的视角来进行去殖民化 (decolonization) 的调控。过度的混杂往往不能被目的语文化所接受，甚至遭到排斥。

四、结论

“如果一个民族抵制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仅仅是为了保持其文化的纯洁性，或者是幻想要恢复前殖民(precolonial)时期所谓纯洁、纯朴的神话，就只能导致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即便逃脱了被殖民的命运，最终会因为缺乏外来新鲜血液提供的养分，而自行衰朽枯萎，乃至灭亡。”（王东风5-6），因此，不管在什么时代，翻译都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必要手段，而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对翻译策略的合理选择，成为后殖民主义翻译中消解强弱文化两极对立的有效途径。

显然，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弱势文化的抗争相伴而生，归化与殖民霸权的“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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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了人类文明前行的足迹，构筑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当然，如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归化运用到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翻译上，虽然可以解构殖民霸权，彰显自己的地位，但同时也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不利于平等的文化交流的建立；“抵抗式”翻译和“食人主义”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文化霸权，但因翻译过程中的单向性而使得局限性过于明显，而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翻译策略，综合了前面几种策略的不同取向，更适用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翻译问题，既可以建构一种共生共荣的文化交互模式，又可以在作为一种解殖民化的工具。当然，也要在不同文化进行磨合、磋商的过程中把握好度，达到和谐交流，既保留本族文化特色，又能适应目的语文化语境。事实上，要想借助翻译途径来解构殖民主义的意识心态，不能单纯地依靠某一种策略来实现，而是要根据具体语境，灵活采取不同的或者同时采用多种的策略，才能实现不同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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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