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淮河流域历史研究述评

一、经济开发

学者们对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甚为关注，有关成果相对较多。邹逸麟在《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从植被、土壤、人口、灾害、水系、湖泊、农业开发和城市等方面探讨了黄淮海平原的历史变迁。淮河水利委员会编撰的《淮河志·淮河综述志》(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分自然地理、淮河水系、社会经济、自然灾害四部分，较为详尽地综述了淮河流域自然和社会经济历史状况。王鑫义主编的《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黄山书社2001年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淮河流域自上古到鸦片战争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貌，细致探讨了影响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臧世骅编纂的《中国淮河流域民间工匠习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全书共10卷188个条目，作者利用多年“田野作业”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从民俗学角度介绍和研究淮河流域匠行、匠人习俗等方面问题。宋豫秦等著的《淮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初论》(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总结了淮河流域社会经济等的发展现状与演变过程，剖析了当前淮河流域人地系统的基本特征和所存在的主要矛盾与冲突，对淮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进行了客观的评估，论证了淮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实施对策。吴海涛在《淮北的盛衰：成因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中从水利事业兴废、自然灾害多发、战乱和人口迁徙等方面探讨了历史上淮北地区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韩茂莉、吴宏岐、王社教和马雪芹等从农业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论及淮河流域个别时段的农业开发情况。

周崇云在《淮河流域史前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关于淮河流域原始经济的探讨》(《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中认为，史前时期淮河流域原始农业发展相当成熟，并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渔猎、采集经济和家畜饲养业作为一种补充的经济形式依然存在。李修松对先秦至秦汉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有诸多研究：他与王华娣在《三代时期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简论》(《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中，描述了夏、商、周三代淮河流域的自然环境，考察了当时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以及淮夷与中原的关系问题；他与张宪平在《商代淮河流域经济述论》(《学术界》1997年第5期)一文中从方国、部族方面着手，探讨了淮河流域经济发展水平；他的《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简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考察了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具体情况，认为楚文化的东进及与当地文化和吴越文化融合，是春秋战国时期流域经济开发加速的重要因素；他的《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地位》(《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一文，分析了淮河流域在我国原始社会、夏商周及秦汉时期的重要历史地位；他与张宪平在《秦汉时期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简论》(《安徽史学》1998

年第2期)中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及人口与城市四个方面讨论秦、汉两个时期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情况；另与张宪平在《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中，主要从铁器与牛耕、水利兴修、农田开发与农业技术等方面考察这一时期淮河流域的农业发展水平；他在《两汉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述论》(《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中指出，铁器的普及与农具的改进，牛耕的进一步推广与耕作水平的提高，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与灌溉能力的增强，稻、麦种植面积的猛增与相关农业技术的进步，是这个时期淮河流域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

王鑫义在《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轨迹及其历史启示》(《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中概述了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宏观上对各个历史阶段流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全国所处地位做出了基本估量。另外，王鑫义的《曹魏淮河流域屯田述论》(《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一文，介绍了曹魏时期淮河流域屯区分布，并阐释了屯田对曹魏政权的巩固、地方经济的恢复以及加强东南边防等都起到积极作用；他在《北朝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中，考察了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东晋南朝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述论》，《学术界》2004年增刊)一文中还论述了东晋、刘宋、萧齐与梁陈四个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情况。

吴海涛的《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淮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主要考察黄河泛淮的经济影响，作者认为黄河泛淮是导致原本发达的淮北地区沧桑巨变的重要原因，其直接后果是生产条件恶化、水利设施毁废、民力资财遭受劫难和自然灾害加剧。张金铣(《元代两淮地区的屯田》，《学术界》2004年增刊)探讨了元代两淮地区屯田的兴衰。卞利的《明代前期淮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安徽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分析指出：明代前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恢复和重建淮河流域的措施和优惠条件，使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农业、副业和商业经济等方面出现短暂的繁荣。蒲霞(《论清代淮河流域的垦殖活动及其影响》，《学术界》2004年增刊)认为清朝在淮河流域的垦殖活动一方面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却对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反而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另有巴兆祥的《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经济开发的初步考察》(《安徽史学》1999年第2期)等。

任重在《淮河下游流域史前农业探述》(《中国文物报》1994年2月6日)中提出江淮稻作起源于本地，与长江下游河姆渡稻作关系不大，对淮河流域稻作起源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与马绍林、任尔平在《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中，从淮河流域氏族进化发展状况、古动物群化石及野生稻属种源方面入手，说明淮河流域具备稻作起源的条件，并指出淮河流域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稻作起源地，还是我国稻作东传日本的源头；他在《两汉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经济在全国国民经济中地位问题探讨》(《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中，将大量遗存发现与史籍相印证，认为两汉时期我国有两个农业经济中心，一个是以关中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另一个是以吴楚为代表的淮河流域；他还撰有《唐代淮河流域农业评述》(《古今农业》2000年第2期)、《唐代淮河流域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机遇》(《古今农业》2001年第4

期)等论文，概述了唐代淮河流域农业发展状况以及政府政治、经济措施对农业产生的积极影响；他的《金元时期黄淮中下游农业经济破产成因及后果探析》(《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还探析了金元时期淮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破产的原因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

柴静在《两宋时期两淮地区农业经济初探》(《安徽史学》2001年第1期)中考察了宋代两淮地区粮食生产、屯垦及经济作物的发展状况。张金铣的《蒙元时期淮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中国农史》2000年第4期)具体考察了蒙元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从破坏到恢复发展，再到破坏的曲折历程。

手工业和商业开发史研究方面。李修松的《西周时期淮河流域工商业及交通简论》(《安徽史学》1999年第3期)，考察了西周时期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具体情况；他和张宪平在《春秋时期淮河流域手工业生产述论》(《学术月刊》1998年第5期)中，从铜铁器制造，桑、麻纺织，漆器生产和玉雕、陶瓷制作等四个方面考察了春秋时期淮河流域的手工业生产情况。李修松另著有《两汉时期淮河流域之漆器、纺织、陶瓷及铜器冶铸业》(《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首次就两汉时期淮河流域之漆器、纺织、陶瓷及铜器冶铸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认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是两汉时期流域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王鑫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手工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以《水经注》记载的淮河干支水系径流区域为依据，详细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纺织业、冶金业、制盐业、酿酒业、制瓷业、造船业曲折而缓慢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兴衰特点。周怀宁《论隋唐统一对淮河流域手工业的促进》(《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考察了隋唐时期淮河流域各种手工业的生产特点、发展情况、发展规律和经济地位，着重论述了淮河流域手工业生产发展与社会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统一是手工业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张崇旺的《略论宋代淮河流域的印刷业和文具制造业》(《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论述了宋代淮河流域印刷业和文具制造业的发展轨迹。

王鑫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商业和城市》(《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认为当时南北双方之间存在着以缘淮边境互市和以淮河流域为中介地的聘防换货贸易；谷帛、钱币并用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周怀宇的《论隋唐淮河流域商业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重点阐述了隋唐的兴商措施和淮河流域商业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他的《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总结了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发育与发展的新特点。

柴静在《宋代两淮地区商业论略》(《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中，勾画了宋代两淮地区的商业状况，并总结了这一时期两淮商业的特点。

二、航运及农田水利

航运史及农田水利建设史是学者关注的另一重要问题。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唐元海等编撰的《淮河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版)，简明扼要地论述从远古到新中国建立前淮河水利发展的历程。马茂棠主编的《安徽航运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有很多章节述及从古到今淮河流域的航运。宁远等人主编的《淮河流域水利手册》(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

而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淮河流域自然地理环境、水资源和水旱灾害特性、治理开发规划及新中国的治淮成就。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编撰的《淮河治理与开发志》(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叙述了淮河工程历经的史实，客观反映了古、今治淮历史，重点介绍了新中国治淮的巨大成就。康复圣编著的《淮河沧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是研究淮河水利史一些重要问题的文稿汇编。

李修松在《论春秋时期淮河流域之交通》(《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中，概述了春秋时期淮河流域水路、陆路、邮驿及交通工具的开发状况。王鑫义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流域漕运》(《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中，详细考察了东晋南北朝时期邗沟一泗水漕路、泗黄漕路、汴水漕路、颍水漕路和淮河干流漕路的开发和利用情况。周怀宇的《论隋唐开发淮河流域交通的国策》(《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认为唐朝顺应历史趋势的决策，淮河流域交通经济的优势，是流域交通开发取得成就，产生良好社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高荣盛在《唐代江淮漕运的历史考察》(《安徽史学》1998年第3期)中，主要探讨了唐代江淮漕运的兴衰变化过程及其与政局之间的关系。

吴宗越和侯金波《通淮利最多的汴河》从古汴水的历史演变、通淮利情况、汴河构成形胜等方面探讨了古汴河的利与害(《学术界》1998年增刊)。张金铣的《金元之际淮北的交通与边境贸易》(载《蚌埠涂山与华夏文明》，黄山书社2002年版)，考察了金元之际淮北地区水陆交通与沿淮地区贸易情况。陈晓兰《“汴京四渠”与北宋经济的发展》论述了北宋时期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对北宋经济发展的影响(《学术界》1998年增刊)。唐元海《淮河流域古代人工运河》从运河的时空分布、运河与各代封建王朝兴衰的关系方面论述了淮河流域古代人工运河(《学术界》2004年增刊)。吴春梅《张謇治淮方略文献评析》对张謇治理淮河的文献资料和有关建议进行了评析(《学术界》2004年增刊)。

康复圣在《淮河流域古代农田水利》(《古今农业》2000年第4期)一文中，按年代先后综合考察了淮河流域自先秦至明清的农田水利建设与发展脉络，并梳理了春秋芍陂及汉代鸿隙陂等著名工程的兴废历程。任重在《魏晋南北朝两淮农业兴衰原因初探——兼议淮水排蓄之经验教训》(《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中，从曹魏两淮屯田的长期效应出发，剖析曹魏蓄水屯田对于魏晋南北朝农业所产生的影响；他的《明代治黄保漕对徐淮农业的制约作用》(《中国农史》1995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政府治黄保淮政策的形成、发展以及这一政策对徐淮及其周边地方农业生产的制约作用；他在《康熙治理黄、淮、运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中，通过探讨康熙治水的宏观决策与微观实践，揭示了治水对发展黄、淮、海大农业区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

三、自然灾害

因淮河流域是自然灾害多发区，其自然灾害史也引起学界的关注。水利部编纂的《清代淮河洪涝资料档案》(中华书局1988年版)，从各类文献中辑录了清代淮河流域水灾的史料，为研究提供了便利。赵明奇主编的《徐州自然灾害史》(气象出版社1994年版)，从正史、方志、实录、奏折等史料中比勘集录了有史以来至1949年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的自然灾害史料。张秉伦等主编的《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与旱涝规律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考察了历史时期淮河流域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规律，讨论了厄尔尼诺、太阳黑子活动与淮河流域旱涝灾害的关系，提出了预防旱涝灾害的对策，并辑录正史中水旱灾害的史料。韩昭庆在《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分析了黄河与淮河的关系演变过程，重点探讨了黄河南泛夺淮入海及其影响。

周怀宇在《隋唐五代淮河流域蝗灾考察》(《光明日报》2000年7月14日)中认为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改变了物种间的平衡，导致蝗虫成灾。卞利在《明代中期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矛盾》(《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中认为，自然灾害是制约明代中期淮河流域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政治腐败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又加重了灾害的程度；天灾与人祸并行，才是明代中期淮河流域社会矛盾激化，在全国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他的《论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安徽史学》2001年第1期)，对清初淮河流域灾害的类型、特点、清王朝治灾政策等进行了总结。周致元的《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和灾折》(《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以明代凤阳一府为研究个案，总结明代灾蠲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他又在《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学术界》2004年增刊)中探讨了明代灾蠲的程序、频率、对象、内容与数额及局限性。梅兴柱在《明代淮河的水患及治理得失》(《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中，探析了明代淮河水患的发生、发展状况、原因及明政府的治理措施。伍海平和曾素华在《黄淮水灾与泗州城湮没》(《学术界》2004年增刊)中，考察了泗州城的地理特点与周围水系、湖泊的关系，指出康熙十九年(1680年)泗州城遭淹没与明清两朝治河政策以及黄淮水系变迁密切相关，是天灾与人祸相合而酿造的恶果。徐国利探讨了清朝中期安徽淮河流域自然灾害的基本特点、成因和危害(《清朝中期安徽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成因及其危害》，《学术界》2004年增刊)。

四、文化

相对于经济史研究而言，淮河流域文化史研究有待加强。陈广忠在《两淮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中，从地域角度探讨了淮河流域文化概况；他的《淮河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按年代顺序，综合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等学科知识，展现了淮河流域历史文化。池子华在《中国流民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论著中探讨了近代淮北流民现象。李修松主编的《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黄山书社2001年版)，论述了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古国族、淮夷、道家文化、历史人物、淮系集团等。李景江等主编的《淮河文化概观》(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论述了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变迁。

吴海涛在《中国古代淮河区域文化盛况》(《中国文化月刊》2002年8月)一文中，论述了古代淮河流域文化的发展盛况及其后来随经济的衰退而落后的情况。近几次淮河文化研讨会促进了对淮河流域文化的研究。曹天生探讨了淮河流域文化的定义、历史分期和分类(《关于淮河流域文化定义问题的探讨》，《学术界》1998年增刊)。康复圣从淮河流域最早的人类活动、氏族社会的兴盛、氏族和部落活动等方面论证了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略论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又一发祥地》，《学术界》1998年增刊)。宛建民在《淮河历史文化的形成》(《学术界》1998年增刊)中论述了中原文化对两淮的最初浸润，先秦诸子时期南北文化对两淮的交互影响，经济中心南移与淮上道教的形成，曹魏集团的活动促进区域文化传播，晋人人淮及淮上玄学。吴宗越在《试论淮河的地域和水事对淮河文化的影

响》(《学术界》1998年增刊)中，论述了淮河流域地处“国中”之势对人文的影响和人们的水事活动对淮河文化带来的影响。吴宗越和葛海燕从淮河流域的水环境、水环境孕育古老的淮河文化、肥沃的水土利于淮河流域成为农耕之区等方面探讨了淮河文化与水环境间的关系(《试论淮河历史文化与水环境关系》，《学术界》2004年增刊)。王大庆以乾隆年间为研究时代下限，对黄淮下游地区河神系及祠庙分布成因进行分析，认为该区域的祭水与祀神已成为保漕护堤的另一种方式(《清乾隆朝黄淮下游地区的祭河与祀神》，《学术界》，2004年增刊)。曹天生在《五河洋教源流考略》(《学术界》2004年增刊)中探讨了洋教传人五河的历程、传教方式、五河成为基督教传人安徽始源地的原因，并探讨了淮河文化中个案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此外，有学者从战争和历史地理角度探研淮河流域历史。鲁峰认为因淮河流域较早成为政治中心和经济基地、居中的地理位置、发达的水运灌溉系统、水旱灾害而致的农民起义等是淮河流域战争多发的原因(《淮河流域战争多发的原因分析》，《学术界》1998年增刊)。胡阿祥以建都南京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朝为例，分析了南方政权在淮河流域的攻守形势与军事重镇(《南北对立时期南方政权的攻守形势与军事重镇》，《学术界》1998年增刊)。张金铣在《清口之役及其历史地位》(《学术界》1998年增刊)中对唐朝末年发生的清口战役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陈怀仁和夏玉润探讨了明朝凤阳府的设置过程及其以后的历史变迁(《凤阳府的设置及其变迁》，《学术界》1998年增刊)。

综上可知，近十年来淮河流域历史的研究，无论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开发、航运水利、自然灾害、文化和历史地理等方面。淮河流域文化史和历史地理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经济史研究虽已达到一个崭新阶段，但仍需加强研究：一方面，各个时期、各专题研究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某些历史阶段、某些领域的研究尚显薄弱，尤其近现代流域经济开发史研究成果较少；另一方面，就研究角度而言，或仅从农业历史地理角度，或仅从水利史角度，或是仅考察其经济发展概况，而对历史时期淮河流域治乱兴衰与中央政权间的关系研究则未予涉及，对淮河流域农村经济盛衰的深层次原因、社会和劳动力的变迁、农民心理变迁及农民战争的多角度探讨等问题研究不够深入，研究内容仅仅是就淮河而淮河，有待于继续加强研究。

另外，研究成果资鉴性不强。淮河流域变迁史昭示着中国文明的兴衰史。淮河流域社会经济盛衰变迁是一个漫长过程，而影响这种变迁的因素又是至为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在种种因素中寻找出某些规律性的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找出症结所在，并为该地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明确哪些是现实开发的基础和条件，哪些是现实发展的阻力和包袱，是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笔者相信通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和相关学科之间的合作，有关淮河流域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一定会更丰硕，成果对淮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资鉴性也一定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