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画论及石窟壁画

魏晋南北朝画论及石窟壁画

魏晋以来玄学的兴起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风气。玄学清议和人物品藻直接影响了文艺方面，首先是在文学中出现了第一批理论文章和专著。这些文章均产生在顾恺之生活时代的前后，这便形成绘画理论产生的氛围，并引起了人们对于绘画理论的关注。以顾恺之的《论画》和谢赫的《画品》为代表的著述，是绘画史上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羊欣、王僧虔、虞和、萧衍，陶弘景、庾肩吾、袁昂等人的书论文章。书画创作和理论探索相辅相成，呈现出高昂奋进的趋向。

顾恺之的二篇画论 顾氏画论著录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但“自古相传脱错，未得妙本勘校”。从中可知顾氏有三种有关画的论述，其一《魏晋名臣画赞》（《魏晋胜流画赞》），已佚。其记载人物至少数十人之多，可见其肖像画之规模。其体裁有序有赞，今《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所附《王衍传》有画赞曰：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可知原为四言骈句。

其二即《论画》：包括《历代名画记》所录的《魏晋胜流画赞》（现存此篇为模写要法，非画赞）与《论画》二篇，应合为一篇。此二节文字，一为摹写要法，一为评画。评画，首言不同画科的难易：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提出品评画的标准，接着品评各种人物画。摹写要法，述传移模写要素，如方法，绢素，运笔等，后为谢赫采为六法中最末一法。提出“上下大小厚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在此篇中论画人物画要“以形写神”和“传神”。此篇约撰于太元五年（380）左右。

其三《画云台山记》，是一篇绘画创作构思性笔记。构思描绘道教天师张道陵于五云山七试弟子王长、赵升的道教故事。

顾恺之论画的功绩在于把对绘画的一般性论述提高到独立的理论认识高度，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研究的领域，是继卫协以后极重神韵的画家，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六法的产生、古代绘画千余年来对气韵、神采的追逐，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他的理论相关。

谢赫与《画品》（又称《古画品录》一卷） 谢赫是南朝齐梁间的画家、理论家，先世陈郡阳夏（河南太康），西晋后举家南迁，族居于会稽。约宋大明年间（457——464）生，梁大中大通四年至太清三年（532——549）间卒，约近七十。以时妆人物和肖像画为题材进行创作，张彦远列谢赫为中品下。姚最云其“别体细微，多自赫始”，“气韵精灵，未穷生动之致，笔路纤弱，不副雅壮之怀”。

主要贡献是在绘画理论方面。他的《画品》是古代第一部对绘画作品、作者（自三国吴至南朝梁三百年间二十七位画家的绘画）进行品评的理论文章（分为六品，疑有缺失，原亦当为九品）。《画品》中提出了绘画的社会功能以及品评的标准即“六法”，同时也对曹不兴以来的27位画家分品第高下。文中首先提出绘画的功能是“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显然承继了曹植“存乎鉴者，图画也”的理论思想，十分明确地提出绘画创作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理论主张。接着提出“六法”：“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气韵生动”是把生动地反映人物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作为艺术表现的最高准则。“骨法用笔”是指通过对人物外表的描绘而反映人物特征的笔法要求。“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涉及绘画艺术的形、色及结构（遵循、知晓物类而赋予形色，并发挥画家的能动性进行更完满的结构布置）。而“传移模写”则是指绘画的临摹和复制、以对传统的学习。“六法”的提出是古代长期绘画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具有总结意义的完整认识，在绘画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画品》的体裁为后来所承继和效法，如陈时姚最《续画品》、唐彦悰（音虫）《后画品》等。

《画品》的出现受到时代的制约，作为品评体裁的形成有其演变关系。分品论人始见

于《汉书．人表》，班固将古代人物分九品列表区别等第，其方式是列上、中、下三品，每一品下再列上、中、下，如上上品列尧、舜、禹、孔子等为圣人，而至下下品则为愚人。魏晋时效仿班固的品评体例，分九品作为鉴识人物的标准而产生“九品官人法”。影响所及波及到文艺方面的品评，如梁钟嵘《待品》，分上、中、下三品论述自汉以来100余人之优劣；梁庾肩吾《书品》也是区分上之上至下之下九品论述。唯独今本《画品》是将27人分第一品至第六品论列，体例上有很大差异。举例言之：李嗣真对谢赫将顾恺之的地位排列较低而不平，称：“以恺之才流，岂合甄于品汇、列于下品，尤所未安。”又如今本《画品》第一品第一人为陆探微，文称“上品之外，无他寄言”。均说明最初成书的《画品》也应是分九品而评述的。在具体内容方面，现存文字也有一些夺误。

两篇山水画论 随着山水画的萌生，南朝开始出现宗炳与王微的两篇山水画论。

宗炳(东晋宁康三年375—宋元嘉二十年443，年69)，字少文，刘宋时期画家、理论家，也是著名佛学家。南阳人，父祖皆仕于东晋，出身贵族，江夏王义荣尝荐炳于宰相，前后召辟不就。炳精言理，解音律，善于琴，工书画，擅画人物与山水（谢赫列其于第六品，张彦远列于中品中）。曾入庐山，就慧远考寻佛义，并与慧永等共结白莲社。他的思想始终与般若派名僧慧远相一致，而般若学与玄学则互为连类而相比附，因而宗炳的主张受玄、释以及儒、道影响很深。记载其“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著名的“卧游”典故就是因他而起（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唯当澄怀观之，卧以游之）。他在《画山水序》中认为山水是以其外形体现“道”的，因而图绘山水形象可以领悟本质之道（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把山水画定位于体认道的高度，因而观赏山水画也可以领悟“道”。但他提出的“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的创作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可理解为有感于物而在内心引起反响，并通过艺术创作而最终超越表现的物象而最终体悟终极之理。在文中涉及具体的山水表现方法和初步领会到的视觉原理（张绢素以远映、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宗炳将山水画创作归于“神思”，即强调艺术家的

内在体悟；强调“畅神”，山水画的作用，不仅仅是审美的愉悦，而是对“道”的体认的愉悦。

与宗炳同时的另一位山水画家王微著有《叙画》（《答颜光禄延之书》）一篇。王微字景玄，琅琊（山东临沂）人。生于义熙十一年（415），卒于元嘉二十年（443），年29。少好学，尝读书、玩古不出十余年。解音律、方术、阴阳等。工书善画，与卫道硕并师荀勗、卫协。谢赫《画品》列其于第四品，于宗炳前。张彦远列其于下品。他强调“图画非止艺行，诚当于易象同体”，认为图画与能体现本质的周易卦象具有相同的功用，与宗炳之说相近。他指出山水画与地图的区别（“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变者生……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并强调山水画创作的“致”（宫观舟车，器以类聚；犬马禽鱼，物以状分。此画之致），尤其是“情”（岂独运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以“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圭璋之琛，岂能彷佛之哉”的文句抒发出对自然美的热爱以及艺术家的审美意识。

石窟壁画的兴起

中国石窟寺约始于4世纪，盛于5—8世纪，此后渐趋衰落。它是佛教寺院的一种形式， 多依山崖开凿，窟前往往建造木构或仿木构窟前建筑，有些依附于寺院。由于古代地面建筑多已毁坏，只保留了洞窟遗迹，故也简称石窟。窟内往往保存下来大量的古代佛教造像和壁画作品。

现存的北朝石窟壁画是了解该时代佛教绘画的重要资料，以克孜尔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最为著名。

克孜尔石窟壁画 今新疆库车一带古称龟兹，龟兹自汉代以来纳入中国版图，魏晋时

期与内地往来频繁。龟兹崇信佛教，3世纪以后，不断有龟兹等地沙门到内地从事佛教经典的译述活动。据记载，当时龟兹有不少寺庙，成为西域佛教活动的中心。至今库车，拜城一带尚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等，其中克孜尔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开凿较早。

克孜尔石窟现有洞窟236个，是新疆最大的一处石窟群。其中有70余窟壁画保存完好（另外有不少已被盗往英国、德国）。现有壁画最早的可能始于4世纪后半朔，延续至7、8世纪。其中满窟壁画的龟兹型石窟（有一宽敞的主室，正壁两侧开两条向后的甬道通向后室或后两道，以便僧徒右绕礼佛。主室正壁开龛或不开龛，塑有一尊主要佛像，满窟绘壁画，此种形式称龟兹型窟），数量较多。壁画的配置，一般是主室门壁上方画说法图，二壁画佛传故事，券顶上在许多菱形的区划中画佛本生故事（成佛前世各生的事迹）和譬喻故事（释迦给众人讲解佛教教义时所列举的故事，大都是一些童话、寓言故事），甬道及后室(或后甬道)画涅般、焚棺、分舍利等。本生故事画多达数十种，均以单幅的形式表现一个故事内容，这种独具特色的形式对敦煌早期洞窟壁画一定影响。

敦煌莫高窟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是古代关中通往西域的咽喉。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一位沙门乐僔经行至此，似觉鸣沙山在一片金光中化现出千佛之状，遂发愿在这绿洲之畔修造洞窟。自此，洞窟开凿和寺院的兴建日盛，形成历11个朝代不断修造而成的莫高窟。莫高窟至今尚存492个洞窟，保存着历代塑像2400余身，壁画约四万五千平方米，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一处石窟寺。莫高窟洞窟壁画、雕塑主要是北朝、隋、唐、宋、西夏、元的作品。

莫高窟现存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等洞窟36个，窟型有：中心柱窟，平面长方形，后部设中心方柱，前部多为人字披顶，中心柱四面开室造像；平面方型覆斗顶窟，正面开一大龛塑像；另有禅窟，如285窟。造像主尊多是释迦、弥勒，并有二胁侍菩萨组成

一铺，北周时出现主尊，二弟子，二菩萨为一铺的新形式。窟内均绘满壁画。

敦煌莫高窟北朝窟内壁画四壁上层及顶部画平棋、飞天及天宫伎乐，吓层为药叉等，中部除千佛外主要画说法、本生和因缘故事。南北朝时期，中原混乱，民众生活于苦难之中，而佛教宣扬苦海轮回，当世忍辱，求得累世成佛的思想为民众所接受，因此壁画中盛行本生故事画。本生是巴利文Jataka的意译，表现释迦所述成佛之前的前世因缘故事（前生累世修行的故事），常以前生为国王、王子、婆罗门、商人以及弱小动物的遭遇为比喻，突出施舍、仁义等思想，宣扬忍辱牺牲、舍己为人的苦行。

275窟(十六国北凉)是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左右二壁绘有本生、佛传等故事画。如尸毗王本生（割肉贸鸽）、毗楞竭梨王本生（劳度叉千钉钉身）等，均以独幅画的形式通过故事中割肉贸鸽、劳度叉以钉钉身的典型情节来表现。画法豪放，以简单的圈染表现人体特征，并以细线勾勒。年代久远而变色，画面形成的特殊效果，成为早期绘画的一种典型特征。

257窟(北魏)《鹿王本生图》，描绘释迦前生为九色鹿，曾救一溺水人，其后在国王悬赏捉拿九色鹿时，溺水人贪赏告发九色鹿的所在，而最终受到报应的故事。这幅绘画是将故事情节分别以连续画幅的形式连接在长带形统一的构图里，它的连续形式是将故事展开的情节自左右两边向中间发展，把鹿王向国王倾诉溺水人背信弃义的事件高峰放在构图的中心，设思十分巧妙。其中车马等画法和形象都有汉代美术的明显影响。这种早期的连环画式构图发展得十分自由，尚未形成固定的格式。

254窟(北魏)《舍身饲虎图》是在构图形式上十分引入注目的，它是将故事发展的几个情节自上而下再回转向中心而组织在一个画面里，表现萨埵那太子舍掉生命饲喂饿虎的故事。428窟(北周)《须达那太子本生图》画乐善好施的太子须达那被父王逐出宫廷，一

路施舍直至感化父王，终于回宫的故事，画幅规模巨大，分上下三层呈连续的长卷式排列，开创了北朝晚期同类绘画的新形式。

285窟(西魏)建于公元537年至538年，是莫高窟最早出现纪年题记的洞窟。其中《五百强盗成佛图》是罕见的题材，在横向的构图中画了五百强盗造反遭到官兵镇压，受到剜眼酷刑后被放逐山林，后受释迦拯救皈依佛教而双眼复明的故事。画中的人均是当时的装束，手执兵刃的起义者与骑马披甲的官兵作战，以及受刑后痛哭呼号之状颇为感人，不啻为现实社会苦难的真实写照。

北朝壁画常以红、白、蓝、绿等浓烈的原色为基调，画法豪放，给人以庄重深沉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