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的儒者观——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为例

杨德昌的儒者观

——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为例

文/张 晔

摘 要：杨德昌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反映了他对“社会杀人”的不满并以儒者的立场对此批判——社会让理想主义青年死亡，环境让父子身份错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舍身取义”中的矛盾——杀人的刀，究竟应刺向哪里？“功利”的社会是儒家“现世”的体现，“舍身取义”、怀揣理想又是儒者的精神所在，杨德昌并未在电影中告诉我们两者应如何调和而“不越矩”。关键词：杨德昌；台湾新电影；儒者；《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一、前言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言以蔽之：理想主义者的成长与死亡过程。杨德昌用看似冗长的四小时来刻画主人公小四走向毁灭的过程，让读者感知个体在环境之下如何逐渐变化。

“尽管他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十多年，接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但其价值观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儒家思想；他在进行社会批判时所依据的准绳，主要还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1]杨德昌怀揣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充斥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因此此文仅以本片浅析他的儒者观。

可是在电影中，理想主义青年哈尼被山东使小伎俩害死。杨德昌在这情节中以一种近乎隐形的视角，表达了对理想主义者在那种社会环境之下受挫的同情，也暗藏他对金钱至上社会氛围的鄙视。

杨德昌在电影创作中将“城市”作为电影符号，其电影的真正主角是“城市”，而演员不过是“主角”的细胞——电影角色在城市中才得以存在。杨德昌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将“台北”与“台南”作为两个符号并在电影情节中对两者进行对比。哈尼在与小四第二次见面时，讲述了他对当前台北“流行弄钱”的不屑，这也是杨德昌所怀疑的——在杨德昌看来，那时台湾社会的发展将人异化并且将其“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员的物质存在价值，而缺少了对于人的本身的一种关注，这种关注是非物质的，而是一种精神疗伤”[3]。杨德昌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通过描绘20世纪60年代的台北众生图对物化的社会进行了批判：人成为物质社会的傀儡，丢失了完全纯粹的心灵。

二、浩然正气，但理想不敌现实

孟子认为构成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是独立的道德意志。“总之以独立的道德意志坚守自己的人格操守，‘我之所为者，皆古之制也’(《孟子·尽心下》)，当道义与人的生命发生冲突时，宁可舍弃生命也要保持做人的尊严，‘士可杀而不可辱’，不‘枉尺而直寻’(《孟子·滕文公》)，不迁就、不妥协、不媚俗。”[2]

杨德昌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将哈尼设置成最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少年之一。哈尼还未出场，小四及观众就在小明的话语中知道了他拥有理想主义精神。而接下来哈尼与小四的初次见面验证了小明所说的“哈尼就跟你一样”。小四与小明去小公园准备将大姐翻译好的歌词给小猫王时，恰巧碰到回到此地的哈尼，而哈尼通过观察小四的言行明白了小四和他一样在乎小明并重情重义。哈尼与小四在万华帮据点见面这一场景带有强烈的仪式感——小四对哈尼有了强烈的身份认同并且将自己定义为哈尼的“接班人”。哈尼在与小四第二次见面中，用自己的语言对《战争与和平》故事情节的诠释也体现了他身上具有的理想主义情结。

三、社会变迁，家庭伦理错位，父与子身份置换

父母对未知前途感到惶恐，使得他们在家庭中无力承担对子女的教化，因此导致少年以帮派的形式寻求独立。电影开场，就提到了少年帮派中成员缺失父母的现象。这种缺失或是物质上的（父母的死亡），或是心理上的（父母未能教导子女）。

“父子之间的家庭关系属人文学的范畴，它是指父子在共同的家庭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心理关系。如果说血缘关系是潜在的、中性的，那么家庭关系就是有倾向性的……或者通俗地说，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儒家当然是重视父子之间的家庭关系的，它所要求的父子之间的家庭关系乃是正面的所谓‘父父子子’的关系。”[4]

《论语·颜渊》中，孔子回答齐景公对君臣父子关系的

132（下）2018.09

问题时，答：“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父父子子”强调了在家庭生活中的父子关系：父为上，子在下；父亲要爱护子女，而子女需孝敬父亲。

我们看到，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故事发展中，父亲与小四在精神层面上的身份逐渐调换：本应该作为小四精神榜样的父亲在社会的抹杀之下无力承担这种责任。父亲身份的坍塌是构成小四内心世界崩溃的导火索，最终，父亲在他心中“死亡”。

笔者将小四心中的父亲“死亡”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电影开始时父亲就小四的成绩与校方据理力争；第二阶段是父亲在电影中间阶段因小四被记过的事情与教导主任理论；第三阶段是小四在医务室与小医生、护士发生口角后，父亲向教导主任请求原谅小四的行为。父亲在第二、三阶段中经历了迫害，因此性格大变、草木皆兵。与之相对的是，小四在此期间遭遇了哈尼与山东的死亡，社会江湖气氛的洗礼，使他变得强悍。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小四与父亲的身份发生了置换。父亲在一、二阶段中向小四传授人要据理力争并通过努力来实现理想，此时的父亲是教导者。而父亲在第三阶段中忍气吞声的样子使得小四心中父亲的形象崩坍，于是小四将棒球棒挥向了办公室的灯泡以发泄心中不满，并在其后劝慰父亲不要为自己退学而烦恼。

小四知道父亲的变化是由社会造就的。父亲遭受到的摧残为小四呈现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法则，逼迫着小四的内心更加贴近少年帮派的世界。杨德昌在电影中为小四树立了两位精神偶像——哈尼和父亲。父亲这一角色是儒家传统观念中子女的“偶像”，通过对父亲逐步“死亡”的叙述，体现了杨德昌对让伦常身份颠倒的社会的不满。

孟子提出的求善持善的道德修养方法乃是“反求诸己”。“人之初，性本善”，但人的善性如果不能时时得到关照便会消逝。“要保持和扩充善端并进而达于善德,只有通过道德主体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实践的作用这个中介才能获得成功。”[5]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张震正直、诚实、善良，甘心保护同学而承担不属于自己的处罚，可是当他面对周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遭遇时常常感到迷茫，不知如何是好。

周遭人物现实的或是形上意义上的死亡让小四发生了改变（小四在改变的同时其性格中的“理想”成分实际上在加强）。电影中，杨德昌将小四的变化节点以暴力程度的加深来表示：滑头初次招惹小四时，小四只是手持棒球棒；逐渐地，他敢将拳头伸向嘲讽他家人的胖叔；哈尼死后，小四敢于和小猫王、飞机以少对抗多；最后，他拿着小刀在回家路上堵小马、刺死小明。

杨德昌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探讨了外在社会环境对人们的影响，其最终指向：世界在改变，社会杀死了人。小四的转变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变化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小四在进入周遭世界之后发现了现实与理想间的差距——坚持着理想主义的哈尼死了，秉持着正直原则做人的父亲变了，年少的爱情失控、成为虚幻。

（二）个体有向善的可能

在电影的大部分时间中，滑头的投机性格被怀有理想主义的人们所不耻。但在万华帮血洗小公园后，滑头就变了——他努力复习，希望能够在幼师学校谋得工作。面对往昔岁月，滑头用“感到好笑”来形容。小四在与小翠见面时讲了他对滑头现状的看法:“昨天晚上我去找滑头，他整个人都变了。人还是会变的，我得到一种很安慰的感觉。”这其中的“安慰”是指人们具有向善的可能，也为小四最后手刃小明以“拯救”她埋下伏笔。

安德烈·巴赞说：“新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道德主义，一种看世界的方式，构成新写实主义的是一种道德立场，然后

四、“性本善的失控”与“个体向善的可能”

（一）性本善的失控

转化为美学立场。”杨德昌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旗手之一，其电影精神符合巴赞的评价，这种道德立场在美学中的体现就是对具有客观性的固定镜头的使用。在小四与滑头冰店见面的戏份里，导演一直使用固定镜头，这种方式让观众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感受到两者间无形的激烈碰撞。对主观镜头的大量使用，表现了杨德昌力求作为社会观察者的心态。

在“性善论”的基调下，不论是小四的由“好”变“坏”，还是滑头的变“好”，都有了更深的含义——它们都是合理的。对他们变化“合理性”的认定彰显了杨德昌的人文关怀。

五、“舍身取义”，理想主义者的最后抗争

父亲形象坍塌，哈尼死去，小四迅速成长，于是他努力呵护与小明间的爱情。但小马与小明的关系让他心中的爱情之花枯萎了。小明在小四身上寄托了爱情理想，但理想的寄托对象小明却被别人蔑视，让她手足无措。

《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小四一直渴望小明为了自己而改变，可小明却常常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对小四来说，“杀死小明”代表了他对她的拯救，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小明才不再会被别人看不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编剧詹宏志将电影概括为男孩爱上女孩，男孩杀了女孩，男孩变成男人”的故事。

这场杀害带有一定程度上的“舍身取义”，但是这样的“舍身取义”是否完全合理呢？小明其实也是这社会的受害者。杨德昌将小四设定为小明“罪恶”的审判者与执行者，如果站在“仁者爱人”的儒家精神角度，这场杀害本身充满矛盾。

“小明被杀的直接原因不仅仅在于她的不纯洁，也在于她的不愿意服从，不愿意改变，甚至藐视权威、否定权威。小四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的根基因此受到了挑战和动摇，他直

影视美学133

觉反应是消灭这个反抗者和挑战者，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完整。”[6]

杨德昌急于将个人的问题归纳于社会，却忽视了他者的生存意志；过分强调理想主义，却在实践理想的同时践踏了理想——电影中充满理想主义的主人公到头来因维护自己的理想，杀害别人而成为权威的代言；重视批判，却未提出消解矛盾的方法。

六、结语

杨德昌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反映了他对“社会杀人”的不满，并以儒者的立场对此批判——社会让理想主义青年死亡，环境让父子身份错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舍身取义”中的矛盾——杀人的刀，究竟应刺向哪里？“功利”的社会是儒家“现世”的体现，“舍身取义”、怀揣理想又是儒者的精神所在，杨德昌并未在电影中告诉我们两者应如何调和而“不越矩”。

参考文献：

[1]孙慰川.当代港台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2]刘辉.儒家理想人格略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5（4)：230-231.

[3]唐家乐,张宏宇.浅析杨德昌电影符号所表达的人文关怀[J].电影文学，2008（23)：59-60.

[4]陈坚.“父父子子”——论儒家的纯粹父子关系[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29-134.

[5]曹连海.中国儒家文化的性善论与西方文化的性恶论之比较[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4)：42-47.

[6]喻群芳.一个儒者的困境:杀人,或者衰老——杨德昌导演艺术论[J].当代电影，2003（1)：86-91.

作者简介：张晔,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电影学硕士研究生。

编辑：刘贵增

“男孩遇见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