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命题与哲学创新

冯友兰命题与哲学创新

毛卫平

其指导思想应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摘要：一个政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是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的《总结》中提出的重要命题，对于哲学创新具有重要启示作用；这种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对于完成治国理政使命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斗争哲学;和谐哲学;治国理政;哲学创新

冯友兰命题与哲学创新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重大而复杂的问题非常需要正确哲学理论的指导。然而，曾经发挥过巨大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一些领导不学哲学，年轻人不信哲学，普通人不懂哲学”。[1]究其原因，主要是其内容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哲学创新成为迫切的需要。哲学创新的方向是什么？冯友兰的一个结论可以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

一、一个重要的命题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的《总结》中，冯友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相适应，

应当有一个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转变。他说：“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底’，革命到这个程度就‘到底’了。”“革命家和革命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用今天大家熟悉的语言讲，就是要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关于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冯友兰的女

作者简介：毛卫平，男，中央党校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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婿、对冯友兰深有研究的蔡仲德教授曾专门有过一个说明。他说，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的“非常可怪之论”之一是，他“认为存在两种辩证法，一种是中国传统的‘仇必和而解’的调和哲学，另一种是毛泽东‘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冯友兰说，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这是一个大转弯。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弯。”[2]

冯友兰的这样一个结论，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关于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写过不同的版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以下简称《新编》）是他最后完成的版本。谈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冯友兰说：“过去那两本哲学史主要是认识过去，《新编》虽然也要认识过去，但并不把它作为重点。”“重点在第七册，讲的是现代的问题，即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前六册实际上都是第七册的准备和铺垫。”[3]“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名目繁多，有许多方面，但它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必须有一个广泛的包括宇宙、社会、人生各方面的哲学体系作为中心。这个广泛的体系能够把一种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统一起来，联系起来，使它们‘如网在纲’。抓着这个纲就可以‘纲举目张’，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带领起

来。这个广泛的哲学体系是上层建筑

的中心，也是它的最高的理论根据。”

[4]

冯友兰十分重视这个哲学体系的建构。在《新编》中，冯友兰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建构这个体系的过程，并认为，在今天建构这样的体系仍是重大历史使命。1982年9月10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的演讲中说：“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他说：“在目前情况下，我感到，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一项新的任务，它应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5]他拼尽最后的力量，完成了《新编》的编写，为新哲学体系的建立留下了宝贵的营养，值得我们很好地吸取。

冯友兰的结论中也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冯友兰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曾因宣传唯物史观而遭反动当局逮捕。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立即向毛泽东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写成后，曾因“唯物史观太突出”而不能在台湾出版，待签的合同作废。虽经许多磨难，冯友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初衷并未改变，只是变得更加执着和务实。他在《自传》中说：“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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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6]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冯友兰在《新编》的“结论”中所作出的那个判断，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初步尝试，格外值得我们重视。

当然，冯友兰的结论还只是一个有待发挥的命题，但这个命题却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趋向，可以

冯给我们今天的哲学创新以重要启示。

友兰按照冯友兰的论断，共产党人命题从革命到治国理政，其指导思想当然与哲也要经历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转学创变。然而，冯友兰在其《总结》中却新

作出了与他的论断相违背的判断，认为马克思和中国共产党不会实现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转变。他说：“马克思是革命家，他所组织和领导的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马克思当然要主张‘仇必仇到底’。毛泽东是革命家，他所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毛泽东思想也当然要主张‘仇必仇到底’。”[7]无论从他讲的道理看，还是从实践看，这样的判断都是不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曾经是革命党，但它已经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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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8]以建设新世界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指导思想上当然也要有一个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的过程。

冯友兰强调：“‘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但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算。”[9]因此，尽管要经历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也必然会有这样的转变。随着执政意识的日益明确，这样的转变终将到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执政党的地位，就不能不讲和谐哲学；要完成治国理政的使命，就必须把和谐哲学讲得更好，实际的发展进程正是如此。

二、艰难曲折的历程

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思想观念上完成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转变，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

在中国，发生在1964年的“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论战，就是这种思想转变过程的突出表现。这场哲学论战的经过和内容很复杂，[10]不宜在此展开。但其核心的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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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和杨献珍各自的一段话中。

毛泽东说：“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的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是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11]杨献珍坚持说：“这个‘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用语，‘不可分性’的术语，是不能批判的，不能反对的。反对掉了这个用语，就没有辩证法了。这不仅是个用语的问题。用语只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不可分离地联系着’还是生物传种接代的重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生命都要灭绝。”

杨献珍还指出：“批判‘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这样用语，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在口头上承认毛主席的矛盾的同一性，在实际上是不承认的。”[12]的确，杨献珍与毛泽东理论观点的异同集中表现在对矛盾的同一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上。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相互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即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两种状态。它们对应着统一体的保持的量变状态和

统一体破裂的质变状态。这两种状态毛泽东都讲到了。但在当时的革命年代，他理所当然地更重视第二种状态、即相互转化的质变状态。因此在讲完第一种状态后，他强调说：“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相互转化。”相应地，他认为，解决矛盾的办法，是“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并明确地说：“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

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13]

显然，毛泽东的理论既具有科学性、全面性，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现实针对性。他在1959年至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讲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还直接讲到：“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4]在他的基本理论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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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的逻辑。

按照冯友兰讲的道理，斗争哲学是与以破坏旧的统一体为使命的革命党相联系的；而和谐哲学则是与以建立和巩固新的统一体为使命的执政党相联系的。的确，在实践中，弘扬和谐哲学的自觉性是随着执政党意识的增强而提高的。

邓小平对历史转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1957年，他说过：“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搞建设这

冯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友兰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题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与哲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学创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新

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15]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之后，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带领全党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并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大判断，哲学思想上也开始了相应的转变。

随着对自身执政使命日益清醒的认识，和谐概念终于登台，引人注目地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时任总书记胡锦涛说过：“把社会和谐作为我们党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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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这在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并指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16]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会这样提出问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转变观念要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因此，时至十六大才认真提出和谐目标是不奇怪的。

三、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有了更加自觉、更加深刻的认识。**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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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挫折，但在国家治十八大以后，**总书记在一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许多重要概念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和命题，充实和丰富了和谐哲学的内的进展尤为明显。”[17]**总书记涵。

作为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围（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绕治国理政发表了大量讲话，提出了自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倡导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以习近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中展示了际两个大局，高瞻远瞩，在倡导实现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同政方略，体现在其中的和谐哲学也有时，积极创新外交理论和实践，在不了新的飞跃。

同场合，多次提出了构建各种类型的早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实施了会”之初，**总书记就从马克思构建“一带一路”及共同应对全球气主义哲学的观点加以理解，指出：“和候变化等行动。2015年9月28日，谐，从本义上解释，是指矛盾着的双**总书记在纽约出席第七十届联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而出现的状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了“携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然界内部、人手共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以及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20分钟社会内部诸要素之间实现均衡、稳定、的讲话，赢得了15次掌声，充分反有序、相互依存、共生共荣。这是一映出讲话所表达的理念符合历史发展种动态中的平衡、发展中的协调、进的潮流，深得人心和认同。这是他所取中的有度、多元中的一致、‘纷乱倡导的“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中的有序’。”[18]这一理解，揭示了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平衡论、合二而一论与和谐论之间的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内在联系，包含着协调发展的新发展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观及底线思维等许多和谐哲学原理的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①萌芽。

思想的光辉实践，也是冯友兰预言的

①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

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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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实现。

我国古人早就指出：“和实生物”。就是说，和的哲学是生成事物的道理、是建设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恩格斯说：“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就是说，世界上所有具体事物的存在，都是以相对的静止、暂时的平衡及和谐状态为条件，都要建立一定的共同体。革命也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

冯

展的要求严重不适应的问题，达到新友兰的平衡与和谐状态，建成美好的新社命题会。正因为如此，**总书记在不与哲同场合，提出构建各种不同类型的共学创同体的诉求，如亚洲共同体、一带一新

路共同体、网络共同体等，阐明了建立共同体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其最高形式。

建立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得以可持续存在的条件。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把人类避免灭亡、实现可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和谐文化的发扬光大。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而又融合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和创新的时代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并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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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的伟大斗争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即已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十八大之后，**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这一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一提法，既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于矛盾的斗争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无表述，但却往往被抹杀和忽视，因而造成许多误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讲和谐与讲斗争并不是互相排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认为，同一性与斗争性都是矛盾的基本属性。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的相对性表现在，无论是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还是相互转化，都是有条件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事物处于相对稳定的量变状态；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事物便处于显著变化的质变状态。斗争的绝对性表现在，无论是在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的量变状态，还是在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质变状态，都存在着斗争性。所谓“和谐”，“是指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而出现的状态。”[19]其斗争性也是绝不能忽视的。我们清楚地看到，对破坏和谐的现象不展开坚决的斗争，就没有和谐可言。过去我们想得多、说得多的是革命斗争，今天如何为实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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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斗争，是一个需要探索和研究的问题。在这场新的斗争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三）底线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学好用好唯物辩证法。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底线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度”的概念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度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是事物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20]在这个界限内，是这个事物；超出这个界限，事物的性质就变了，就不再是这个事物，这就是“底线”。

对待“底线”，在不同的情形下，可以有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基本的态度和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突破底线，这是谋求根本改变事物、以破坏旧的统一体为己任的斗争哲学的方法；另一种与此相反，是坚守底线，是以维护、完善、巩固统一体为己任和谐哲学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今天的“底线思维”，主要服务于治国理政、实现长治久安的需要，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包括对底线要心怀敬畏、防止犯颠覆性的错误、法纪底线不可逾越、对敢于超越底线的行为“零容忍”，展开坚决斗争、政策要托底、要居安思危做好工作等。

（四）新发展观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吸取时代精神，创造性地改造传统文化，继承并有力地推进了科学发展观。

列宁曾指出，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任何其他关于发展的原理、进化的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因为他们忽略了“飞跃、剧变、革命”，忽略了“渐进过程的中断”，即重视发展过程中的量变而忽略了质变。马克思主义超越前人，其发展观不仅包含、而且突出了“飞跃、剧变、革命”“渐进过程的中断”即质变的意义，从而为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也因此而弱化了对和平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和研究，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虽然包含、但却比较薄弱的部分。

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特征的科学发展观，则大大强化了这一薄弱环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应该说，科学发展观不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进展。

新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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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吸取时代精神，继承并创造性地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观，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新发展观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的基本要求，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又特别强调“创新”的意义。指出“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①所以需要创新，就是因为原来的发展方式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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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总书记在这里又一次强调了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平衡与不平衡的统一是其重要方面，对于深刻理解新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如何理解平衡，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大的风波，恩格斯以及布哈林都曾经阐述过马克思主义的平衡观。布哈林指出：“社会平衡可以通过两种形式恢复：一种是通过社会整体的各要素缓慢地（以进化方式）相互适应的形式；另一种是通过急剧变革的形式。”所以，“社会平衡规律是动的平衡规律”“在一定条件下，以剧变和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为前提。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的理论。”他把革命看作实现平衡的条件，把革命与平衡统一起来了。至于如何“通过社会整体的各要素缓慢地（以进化方式）相互适应的形式”，则未能有机会深入探讨便中断了。

动平衡不仅表现在通过革命实现

已经不可持续。只有通过创新，建立新的平衡，出现“新常态”，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新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事物发展‘动平衡’规律的自觉把握和驾驭。

（五）动平衡与新常态

**总书记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发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

①**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

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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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平衡，更表现在通过改革和创新新常态，是治国理政的至高境界。习不断调整而达到平衡、实现长治久安**总书记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和可持续发展。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认为，“任何理论、价值观以及所有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和创新、协人类思想与技术的产物都会陈腐、僵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观，化、过时，最后都会成为一种‘磨难’”；正是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达到新常态、革命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源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条件。

于社会的腐朽，源于思想和制度的枯**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竭以及自我更新的失败”；“创新与观点，使和谐哲学的理论更加丰满并企业家精神能让任何社会、经济、行充满活力，不仅对于解决今天面临的业、公共服务机构和商业机构保持高实际问题、完成治国理政的使命具有度的灵活性与自我更新的能力”[21]，重要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因而可以说，新也是有力的推动。

不断深化改革，自觉适应、乃至引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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