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多元政治论研究

常士　

内容提要　本文在对解构主义这一当代主要思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揭示了该思潮的政治意义,尤其阐述了解构主义思想家们提出的多元政治理论,并对解构主义的政治理论作了简要的评述。

关键词　解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　多元政治　政治理论　政治思潮

解构主义兴起于法国,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集中代表。对于这种理论学术界曾从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而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仍然有限。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做一分析,以求教于同仁。

一、解构主义的兴起及其特征

解构主义兴起是在本世纪60年代末,它与当时的新左派运动紧密相连,是当时知识分

子的激进思想情绪的集中体现。当时以学潮为先导的新左派运动席卷西欧北美。在法国,“五月风暴”虽对国家的机器予以冲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运动很快被平息下去了。情绪低落的学生对学潮中表现为“思想中立”的结构主义进行发难,当时曾有人说“结构,结构,从不上街战斗”。人们对结构表现出来的稳定性、整体性失去了兴趣。解构主义的出现正是知识分子中对现状不满和怀疑的集中体现,并由此造就出了一大批思想泰斗,其代表人物是德里达、福柯、利奥塔、拉康、巴尔特、博德里拉德等人。尽管在这些人中,有的人还没有用过解构一词,“甚至他们彼此并不相一致,但他们都遵循了这种一般的方法”,①这就使得他们的思想形成为了一种具有强大冲击作用的解构思潮。

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首先是“解构”,其英文是Deonstruction,来源于海德格尔的“De2

,其含有“解析”、“分解”等义。德里达在继承海德格尔的概念同时,补充了“解构”、struktion”

“消解”、“摧毁”、“抹去”等等含义。但在德里达看来,“解构不是拆毁和破坏”。②因为毁灭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正如他所说,解构是要揭露表现上单纯、和谐的形而上学背后的等级制度及其内在紧张的态势,从内部攻破和颠覆等级结构的大厦。这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自毁原则”。

解构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政治”。它把矛头对准了政治,提出要“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

③不过,解构主义思想家不象他们的先辈那样打算去推翻现存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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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他们要通过思想观念领域的解构去破坏和改变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极权化、官僚化和制度结构上的僵化。

这里碰到一个问题,即解构主义所说的政治究竟是指什么?一般而言,政治主要涉及的是公共权力的问题,特别是与国家紧密地连续在一起的。然而,解构主义所涉及的政治要比人们所认识的宽泛得多。在他们的眼光中,凡是与权力关系有关的社会与文化现象,都可以视为政治,国家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了这点,有助于我们全面和准确地理解解构主义的政治理论。

与上述状况相联系,解构主义的政治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从宏观的制度的角度研究政治的思路,而深入到微观政治领域,即对人们易于忽视的日常生活中,以及深藏于文化与语言的政治进行分析。他们要通过这种批判与揭露把深入到人的文化中的政治专断与压迫暴露出来,进而对其解构。二、对一体化结构的批判分析

解构主义的政治理论所要破坏、批判的首要是针对支持社会政治结构走向封闭的文化理论、尤其是概念话语。这些话语是指从单一层面上进行总体化的理论,把多样化简化为统

一化的理论,或者是组织话语以达到通常是乌托邦结局目的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和话语可能对解决社会自身的问题都是不恰当的,政治上是危险的。

(一)对结构的拆解与批判。解构主义理论是结构主义的批判者。结构主义理论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此后这一理论被引入到人类学、神话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中,对西方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结构理论强调整体性、同构性、自律性,强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作用,因而受到了解构主义的激烈批判。解构主义所针对的结构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结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结构。然而由于文化意义的结构观念不仅自身具有政治的意义,而且对现实的政治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分析结构就成为了解构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解构理论认为,结构是一个封闭的和独立自主的体系。它有一个中心作为结构的组织者,它有一个存在点,或者有一个确定的本源。德里达指出,“人们赋于结构一个中心,或者把结构归诸于一个在场的点,一个固定的源泉。这个中心的功能不仅在于指引、平衡和组织这个结构——事实上不可能想象一个没有组织的结构——而且首先在于使人们确信结构的组

④织原则将限制我们所谓的结构的自由活动。”

围绕中心,人们建立了一种等级结构与等级的观念。德里达指出,“等级价值论,其伦理本体的特性并不仅仅围绕着一种理想的无形的界限而建立起对立的价值群(value-opposi2

异常、独立生长󰃗寄生、充满󰃗空洞、认真󰃗大意、慷慨tions)。它要把这些价值彼此从属(正常󰃗

从笛卡尔到胡塞尔的整󰃗吝啬、积极󰃗消极、理想󰃗无理想)”。⑤德里达认为,从柏拉图到卢梭、个西方历史都在把对立的二元设想为一种以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关系。对于德里达而言,这样

一种结构是带有从属性的、暴力性的。而且也正如利奥塔所评价的,这种结构体系本身带有着“社会整体化的危险”。⑥

解构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人们之所以求助于中心,反映出人们总受到一种无家可归的威胁。他们想熟悉这个世界,想找到中心,但是他们的目的总是不能达到。然而由于对中心的追求,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以结构消除差异。具体到社会与政治上,其结果只能是家庭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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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　　　　　　　　　　　　　　　　　　　　　　　　　　　1998年第3期和社会上出现关系的紧张与毫无节制的战争,导致社会结构的封闭与人的思想僵化。

(二)对权力的剖析。分析结构、认识结构必将涉及到权力问题。可以说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权力之网。社会得以结合为一体的原因首先在于是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所说的权力并不单是政治权力,它还指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其它各种权力。权力的分析所要着手的不仅是宏观制度的,而且应是那些微观的方面,即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因素。解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福柯是权力分析的大师。他以其独特的视角与手法从局部入手,对“权

⑦进行了别开生面、入木三分的解剖。力的极端状况、权力的最终归宿、权力的微细管道”福柯指出,权力是一种支配他人、控制他人的力量,凭借它“个人可以去指导、决定他人行为训练、酷刑、惩罚、监视,对的行为”。⑧权力要实现其统治,就要通过各种手段,如纪律、个人进行全方位的控制,而它的最佳效果就是将权力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⑨由此造成一种人人自危、自我监视的局面。

权力是一种网络。它无所不在,渗透一切。可以说,只要有社会关系,就有权力。在福柯的视野中,权力首要的是具有渗透性。这种渗透性并不仅仅是衡量它由中心向基层的渗透程度,也不是去估价其自身再生产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说它如何从无限小的起点开始逐渐上升到一种普遍的程度,为国家体系所把持、所吸引。权力网络又有循环性。权力是一种链状的结构。“它从不在这里或那里,不是在某某人的手中,不像商品或是财富。权力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运作和实施的。不仅个人在权力的线路中来回运动;他们同时也总是处于实施权力的状

κ在福柯看来,权力得以循β态中。他们不仅是被动接受的对象;他们也是发号施令的成员。”

λβ环的机制在于“我们每个人头脑中都有法西斯主义。”

权力做为一种关系是通过惩罚与监督系统实现其统治的。惩罚通过对罪犯一次又一次的肉体折磨,甚至通过剥夺生命达到伸张正义的目的。在福柯的思想中更具有特色的是其对监督问题的研究,尤其是他对“园型监狱”的社会意义的阐发。园型监狱是一种环型的监狱,所有的囚室都面对着中央监视塔,令狱吏一览无余。监视塔装上百叶窗。囚徒不知是否正被监视,终日惶恐不安,不敢造次。中央监视塔也可以监视狱中的下属人员。园型监狱的这种统治、监督技术同样也适合于社会,统治者也如同全景畅视监狱中的监狱长,整个社会也如同一种“监狱体系”,处于统治者的监督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统治者是超脱的,他也在权力关系之中。

由于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网络与支配人的力量,所以卢梭所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是不真实的。对福柯而言,人均在权力之中,人不过是权力的工具。

(三)批判“元叙述”。“元叙述”一词为利奥塔所独创,其含义为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述”。这里所说的“叙述”在利奥塔的思想中一是指“人类的解放”,另一个是指“思辨的同一性”。前者主要涉及到启蒙运动所留下的“人类的解放”的神话传统。它既含有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通过知识和教育的扩展把人从愚昧中解放出来,又是指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通过工人阶级的斗争把工人阶级从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至于后者,是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传统,即预先假设一个先验的、同一的、绝对的理念,它统领一切,包含一切等等。除此,它又是指当代德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共识”论。

“元叙述”之所以获得统治的地位,在利奥塔看来,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依靠一个基本的原则,以论证自己的叙述的合理性。因为任何叙述本身是难以说清自己的叙述活动的,它必须从更高一层的话语上获得合理性。任何一门科学或理论观点如果未能使自己合理・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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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那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反之,一门科学或一种理论人们之所以承认它就在于它有一个最终的假设,靠它来为自己的理论加码,使其获得合法的地位。这就使终极价值具有合法的地位。第二,依靠权威的作用。利奥塔指出,叙述和一定的权威有关。他认为,尤其在传统的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叙事的权力。人在家族中或社会中的地位,以及血缘亲疏关系往往赋于那些长者以说话叙述的权威。任何叙述只有和这些长者的叙述有关时才有意义和价值,否则就不能存在。因此在这种叙事实践中当然有一种政治在起作用,但它被浸没在叙事建立起的生活总体性(totaliti)之中,从这种意义上看,它可以说是“极权主义”的(totali2

µ在近代社会中,资产阶级同样也要依靠权威去论证自己话语的权威性,叙述就不tarian)。β

单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它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资产阶级正是凭借叙述这一工具否定了封建的叙述,从而获得了解放。今天,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的叙述获得合法性,往往又冠之以新的名称。主人公的名字是民众,合理性的代码是民众的共识,而他们创造这些惯例的方式则是

ν第三,叙述和国家形成一种互动。在一个商讨审议。“人民的共识成为了合法性的标志”。β

社会中,叙述要想获得权威性和合法性,离开国家的支持是很难取得统治地位的。叙述要靠国家将自己的话语上升为权威话语,以求得人们的信奉。国家要通过叙述以获得大众的支持。元叙述获得合法性也正在于它被赋予了法律的力量。这也就是说授予权威,使这些叙述给政治运动、社会制度、思想方式等提供权威的功能,其目的就是“获取决策者所求靠的大众

ο这样,那种获得了最终价值,取得了最高权威,并得到了国家支持的叙述也就获得认同”。β

了元叙述的地位。

利奥塔认为,“元叙述是一种现代的总体的、一元的理论,这种理论表示了人性试图达到

π元叙述力求以一种观念整合所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普遍的道德和知识的自我实现”。β

θ这种强行地把本来多元的有的“事件”,“以与道德的政治生活所追求的正义目标相一致”。β

东西纳入到一种模式中来的方法本身含有专制暴力的倾向。这在利奥塔对哈贝马斯交往与共识的理论的批判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利奥塔认为,所谓共识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哈贝马斯心目中的共识,它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致性,这里的人指的是具有认知心智和自由意志的人,这里的一致是通过对话一致而实

现的。另一种是卢曼所说的共识,它是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受该系统的控制,因为系统必须维持和改善自身的运转,因此所谓的共识则成了行政管理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共识不过是一种实现控制的手段。

卢曼的共识理论认为共识只是一个不可达到的地平线,而异议则是值得强调的。利奥塔对此予以继承和肯定,而对于哈贝马斯的共识理论则大加批判。他认为,人们通过交往、讨论达到共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元话语的局面。在今天差异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不同的语言规则之间“不可通约”,因而共识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不可能是目的。“共识只是讨论问题时的某种状况,共识并不是科学讨论的最终目的,正相反,讨论的目的不是追求共识,而是追求谬

ρ如果按照共识理论去建立整体,虽说不是恐怖主义者,但却接近保皇党的思想,误推理”。β

σβ想利用“政府的干预来维持共识理想的存在。”解构主义的政治批判实质是对现代政治的批判。它反映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的生

活日益难逃权力的网络,日益受到政治的监督。现代政治在开创公民自由与公民的权利平等方面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现代工具理性的膨胀、资本的集中以及潜藏于文化背后的形而上学传统,影响着政治朝着集中化的方向运动。这不仅使科层组织在人们的工作中得到了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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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　　　　　　　　　　　　　　　　　　　　　　　　　　　1998年第3期速的发展,而且庞大的政治机构向社会各个角落的扩张,人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都难逃权力的监督和政治的控制,使每个人都成为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共同致力于大机器的运转。在这种条件下,启蒙时代所谓的“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已荡然无存。社会的一体化,“连续的同一体”导致的是人的“自由”无不处于像福柯所说的权力网络的缧绁之下。现代化在解构思想家的目光中,带来的不是人的自由与解放,而是给人类预备了一个“铁笼”。

三、多元政治论后现代社会在解构主义思想家说来,被看做是由多种模型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由于电子通讯技术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所带来的意义解体,“契约的合理性和辩证社会性

τ在此情况下,大众的政治性已经终结。β……已让位于接点、电路与晶体管网络的社会性。”

博德里拉德曾指出:大众体现了虚无。他们是最大的破坏者,或者说是现代偶像崇拜的反抗

κ大众的社会性和政治性χ者。在当代民主社会中,“大众被描绘成无名、沉默和冷漠的人群”。

已经消失了,他们“退回到了私人的世界中就是对政治(即国家的权力)的直接反抗。这是一

λχ种积极的反抗政治控制的形式。”

后现代社会不同于启蒙时代。如果说从启蒙时代开始,启蒙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解放”的话语,它曾做为一种崇高的目标鼓舞过人。然而在今天,这种解放并没有实现,相反,人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制于“异化”的压迫和专业化的束缚。由于分工愈加细致和精密,没有人可以一览众山之景。在此情况下,社会已不是拧成一股绳的,它至少是两种,甚至无数种

µ各有各的规则的“语言游戏”的交汇点。它在“语言游戏的激荡下,面临近乎瓦解的命运”。χ

各种异质要素的纷至沓来已难将其纳入同一的模式之中。因此宏伟的目标已经过时,“英雄

ν社会合法性的元话语失败了,“典章χ圣贤、宏灾巨难、伟大的探险、崇高的终极,全消失了。”

ο制度”崩溃了,社会碎片化了,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局部决定论的时代”。χ反抗政治、抵制权力的滥用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解构主义多元政

治理论进一步继承了西方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反抗政治的传统。解构主义者德里达执言向制度、政治和传统挑战。微观权力分析者福柯提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他认为:“社会、阶级组织和个人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总存在着逃脱权力关系的可能。这决不是根本的问题,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相反的能量,一种不可更改的平民本性。”逃脱权力、反抗权力是人之必然,而当权力超越了应有的权力界限,“权力关系凝结为霸权,这种关系就易于引起以革

π利奥塔提出命形式出现的不断的反抗”。χ“向总体性开战”,向深入到公民空间的政治权力

开战。他指出:一旦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思想自由受到威胁,“我们将义不容辞地进行干

θ博德里拉德也同样提出了预”。χ“反抗政治”的观点。

解构主义提出反抗政治的理论不同于启蒙时代思想家和后来的多元主义思想家所提出的反抗权力的思想。后者主要是在政制上,公开地向现行的政治权力提出批判和挑战。前者

虽也涉及政治制度领域,但主要是在语言与文化意识领域。解构主义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他们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中看到了现代人类社会所出现的极权政治并不仅仅来源现代社会经济的集中,而是由于我们人类的思想文化深处有一种把复杂多样的世界归之于一个本体的意识。这样一种意识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或者支持着权威与专断。我们人性・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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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潜藏着的不良心理每时每刻都在为这种政治状况提供着生存的土壤。因此从宏观上或从制度上反政治、反权力对于解构思想家说来并不显得重要。要颠覆极权政治大厦还应该从其根基入手,实行内在领域革命的策略。这就是通过语言与文化领域的批判与解构,改变人的政治意识,驱除深入到人的意识中的专断权力,进而遏制当今错综复杂的压迫和控制,从而使极权主义失去心理上的基础。同时,通过这种批判去伸张合法的利益和社会正义,进一步实现公民的思想上的自由。

差异政治是解构主义多元政治论的主要内容。在他们的思想中,所谓的差异政治就是反对在政治上以一种声音去压迫另一种声音,主张各种不同的声音都有平等的发言的权利。

首先,差异政治把差异看成是永恒的。他们从语言的角度分析结构,阐述政治问题。他们认为,在结构中,各种声音被强行地纳入到一种模式、一种整体、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原则中,这势必会对结构中各个要素及其游戏原则做出种种的限制。因而要使差异获得自由地位,就必须首先以差异去颠覆结构,使差异从结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决定性的地位。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在分析结构时,尽其所能地将结构自身的内在矛盾与裂痕暴露出来,以向人们展示作为支撑结构的中心不过是人为的假设。德里达指出,所谓结构,就是具有边缘和中心的整体。结构的结构性,实质就是赋于了一个中心,指向某个固定的起源和核心。但是既然是作为中心而出现,它就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中心,这便在结构中构成了那种既主宰结构,同时又逃避了结构性的东西。这样就出现了中心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的自相矛盾的局面。德里达由此而推演认为,中心不是一个固定的所在,而是在不断地进行相互置换,也就是说真正的中心是不存在的。而随着中心的消失,整体的功能也自行消失了。所剩下的只能是一种意义的“自由游戏”。

德里达是差异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为了达到颠覆结构的目的,还创立了“分延”的概念。其含义是:(1)区别、区分、差异;(2)拖延、推迟、延宕。第一种涉及的是空间;第二种涉及的是时间问题。德里达认为语言就是“差异与延缓”的无止境的游戏,永远也得不出最后的结论。德里达用“延异”这个词摧毁了结构主义所建造的同时性神话。它要说明任何差异都是延异,也就是说差异总是处于不断的延异之中。德里达在这里把差异的不断更迭看做是一种永恒的规律。以这样的观点看待世界,看待当代社会,他同样认为一体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正处于一个“解构的时代”中,“人们一方面在起劲地重申语言习惯(不管是民族的或不是民族的)的独特性、少数民族的权利、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等等,起劲地抵制一致化、均匀化,文化或语言媒体在其表述规则和可获的巨大收益上取消差别;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在争取那一切时又不肯放弃最无歧义的可能交流、翻译、信息、民主讨论以及大多数人的法

ρ规”。χ

与德里达的思想相比,利奥塔创立了异质不可同约论。利奥塔认为,人们讨论问题的目的不是求得共识,而是追求“谬误推理”。对利奥塔说来,异质是永存的,同质是暂时的。共识形成之后还会出现新的异,因此需要新的同。不过,利奥塔认为共识是永远达不到的。实现正义思想靠的不是同一性的中心维系,而是靠语言游戏的异质多重本质。因为“异质性使一致不可能”,后现代政治应该靠的是容纳差异的存在。

其次,主张差异的平等与独立。平等思想是西方传统的重要的政治观念,在启蒙时代的思想观念中,平等所指的是无差异的原子化的平等,是一个又一个封闭的、自足的、独立的个人的权利平等的状态。后现代思想家突破了这种状态。在后现代思想家的观念中,人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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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　　　　　　　　　　　　　　　　　　　　　　　　　　　1998年第3期平等并不是均衡的,而是有差异的。所以平等应是差异的平等,而差异也不是一种封闭的状态,而是一种开放的状态。在这种差异的平等的状态中,并不存在一种唯一的指令。利奥塔在论述异教主义的问题时指出:异教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让指令悬置着,也就是说,它们不

σ他从判断和指令的角度研究伦理和政治问题。因为伦理和政治χ是从本体论推断出来的。”

其实就是判断和指令性的问题,即判断这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对人们发出你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的指令。既然指令游戏和本体论游戏是两种游戏,那么指令游戏就不能从本体论中推出。这样政治的本体论基础就坍塌了。所以异教主义是对各种游戏规则的独立性的尊重,不能让一种游戏规则占统治地位。他指出,每一种语言游戏构成了一种独立的领域,任何判断都是实用的,并与一定的语境关系相依赖,这就需要承认每种游戏的主权。保卫自由,反对压制。利奥塔认为不存在普遍可以运用的原则,不存在普遍的、脱离语境的判断标准。他指出:“后现代知识并非为权威者所役使的工具:它能够使我们从形形色色的事物中获得更细致的感知能力,获致更坚韧的承受力,宽容异质标准。后现代的法则,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性;而是

τ反映到对民主的认识上,他一反从启蒙时代流传下来χ属于创造者的悖谬推理或矛盾论。”

和以后哈贝马斯所热衷的寻求共识的思想传统。可见,利奥塔的差异政治更带有激进民主性,启蒙时代以及后来哈贝马斯的民主论一般将人们经过讨论和交流所形成的共识视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以此来制定政策,实现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元叙述”是必要的。而利奥塔认为,“共识”即为“元叙述”,它带有专断性。在他看来,民主的关键并不在寻求共识,而在于允许新的思想、新的发明和表达,允许各种各样的参与者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发言、叙述,也就是要赋予新的、独特的、非主流的事物以存在的权利,就是要为“异者”的声音提供舞台,为政治上的少数人提供支持,并为他们的参与与影响清除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一种承认差异、维护差异的机制。

四、总评

后现代解构主义政治理论带有激进的政治色彩。它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政治结构日益走向极权的特点。解构主义的大家们力图通过政治多元化打破这种局面,使社会政治发生一次新的变革,以适应后现代社会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构是政治变革的前提。没有对传统的政治进行解析,不对结构深处的自相矛盾进行大胆的揭露,也就不知道政治结构的弊端所在,自然谈不上对这种政治体制进行重新的编排。

解构主义的政治理论坚持以自由与开放的姿态作为其价值取向,它向人们表明,在当代社会,走向开放、走向民主是社会的大势所趋。面对社会的这一变化,政治也必须相应地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样政治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同与支持,政治的合法性才能得到不断的巩固。

解构主义的政治也向人们显示,现代西方的现代化并非就是理想王国的实现。现代技术的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僚统治时刻都在威胁着自由、民主与人的日常生活。因此,要实现人的自由与民主,不是仅仅通过政制的变革就可实现的,关键还在于要建立相应的政治文化环境。对于解构主义思想家说来,要实现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进行一番文化上的改造,使人从千百年来的、带有专断统治的形而上学的传统中解放出来。

然而,解构主义的多元政治又走向到了另一个极端。解构主义的政治论主张多元与差・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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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其中含有民主的要素。然而,由于启蒙运动中所创立的民主强调共识与公共意志,由于人道主义把人置于中心位置上,这样民主与主体的人成为后现代思想家所忌讳的“宏大叙述”。解构主义思想家既不愿求助于民主理论之外的原则,又抵制人性论民主观的权力利益,这就导致解构主义思想家放弃对民主政治的思想与政制建设的认真构想,而专注于从语言与人的意识中去进行语言游戏和文本变革,试图通过颠覆文本结构而达到对现代西方社会与政治的改造。实际上这不过是隔靴搔痒。

解构主义的多元政治论重在于强调多元,尽管这种多元不是回到一种原始的原子状况。他们所说的多元与差异是一种开放的多元,是处于交流中的差异,并且多元与差异又是相互容忍的、和平共存的。然而在一个充满矛盾与纷争的社会中,多元与差异如何共存,如何保证它们之间互不侵犯、和平共处,解构思想家们没有提出一个合理的答案。这就使得解构主义的政治理论更多地带有了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注　释:

①MarcyDarnovsky,CulturalPoliticalandSocialMovements,TempleUniversity,1995,p.13.②③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18、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④JacquesDerrida,WritingandDifference,trans.AlanBas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8,p.278.⑤JacquesDerrida,StructureLimitedInc.,ed.GeraldGraff(Eva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88),p.93.⑥βνβοβθβρβσχµχνχοχτ[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中文版,58、103、98、111、186、7、126、29、29、31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

⑦βκβλ福柯:《权力的眼睛》,严峰译,231、232～2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⑧χπJohnSimons,FoucaulandthePolitical,Routledge,1995,p.82,p.84.

⑨Foucalt,DisciplineandPunish,TheBirthofParison,trans.byAlanSheridan,NewYork,VantageBook,1979,p.

89.

µχβσ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117、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πHans-GeorgBetz,PostmodernPoliticsinGermany,Macmillan,1991,p.8.β

τχβκ转引自[英]S・斯马特《社会性、后现代性与“社会性的终结”》,《国外社会学》1991(2)。λDavidK.Dickens,PostmodernismandSocialInquiry,TheGUIχLFORDPress,1992,p.60.θJ-F.Lyotard,“χ,Theory,CultureandSociety,Vol5,Nos2-3(1988),p.302.AnInterview”ρ德里达:《解构的时代》χ,《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7),46页。

作者:常士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春,130012)

(责任编辑:韩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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