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家说:“神⼭”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和“神仙”⽐⼀⽐,⼀定要翻过⼭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的⿎舞。军团⾸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的情况。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双拴在⽪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掂量着,⼼头涌起很多感想。⼀⾸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的⼭歌在⽿旁萦绕着。
送得哥哥前线去,
做双鞋⼦赠送你。
鞋上绣了七个字:
红⾊政权万万岁。
想起这⾸⼭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的⼼⾥都⼗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的亲如⾻⾁的⼈民群众。⽼乡们的⼼情也和我们⼀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位⽼⼤爷拉着我的⼿,把⼀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杀寇⽴功”的字句。他嘴⾓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带上这双鞋吧!这鞋⼀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再⾼,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爷,看着⼿⾥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次战⽃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穿上它,就想起了⽼根据地⼈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颗⼦弹,穿过鞋⼦,紧挨在腰⾻旁的⽪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弹⼀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分⾼兴,可是⼜很惋惜,因为鞋⼦被穿了个窟窿。以后,我就更加珍惜它。
现在要过⼤雪⼭了,我拿着鞋⼜想起那位⽼⼤爷说的话,⼼⾥充满了⼒量。是的,⽼根据地⼈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这个“尺”。从瑞⾦⼀步⼀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要⽤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雪⼭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顶直插云霄。再往上⾛,天⽓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很少看到下⼤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件夹⾐的⾝上,*⼑刮的⼀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影⽆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只要稍微⼀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作下来抱在⼀起想暖和⼀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留着眼泪,怀念着被⼤雪吞没的同志,⼼⾥⼗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五⽄重的迫击炮筒,⾛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象雪梯似的脚印,⼀步⼀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就感到⼀股热劲,好象有许多⽼根据地的⽼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我坐在⼭根下的⼀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真有点⼼痛。幸好除了⼦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挂在腰上。⽂/江耀辉,选⾃1975年10⽉17⽇《解放军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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