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

【提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31日，陈公博当得知所住旅馆隔壁出了凶杀案，唯恐此案牵及自己，加之妻子又非常害怕，就匆匆地结了账，离开大东旅社，另找一旅馆住下。又跑去把昨夜的经过告诉了李达，并说他下午要去杭州，不打算再参加会议了。其他代表得知这一情况后，开玩笑说，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我来说两句]

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起草的党章后大发雷霆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是在上海产生的。她的产生又与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的直接指导有一定的关系。

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1919年3月由列宁领导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成立后，列宁十分关注中国革命的进展，并决定派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指导工作。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是维金斯基。1920年3月，他和妻子库兹涅佐娃、俄语翻译杨明斋一行到达北京。维金斯基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考察中国的革命形势，联络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维金斯基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一位俄籍教员柏伟烈（又译为鲍立威）的介绍，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请他在北大图书馆作了场讲座。随后李大钊又推荐他去上海见陈独秀。

维金斯基到上海后，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共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情况，与陈独秀一起起草了党纲草案。在维金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开始筹划建立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和陈公培等人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在陈独秀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共产党”。至于这个组织叫什么名称，是叫“社会党”好，还是“共产党”好，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乃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征求他们的意见。李、张一致认为，新组织叫“共产党”好，陈独秀对此表示完全同意。8月底，在陈独秀家里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场的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等人，明确表示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有一个人表示不加入共产党，此人叫戴季陶，后来成为国民党内有名的右派。他说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孙中山在世一日，他就不能加入别的政党，说着说着哭了起来。会议推陈独秀为书记，并写信给各地的社会主义分子在各地成立党组织。在建党过程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11月，张申府去法国留学，他先后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加入共产党，并与后来到法国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欧洲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建立起来。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在广州，都先后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中共早期组织，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的成员施存统、周佛海到日本留学，也成立了东京共产主义小组。

不过，要把各地分散活动的共产主义小组，联合组成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时，上海小组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组党的筹备工作。

从1920年下半年起，陈独秀、李汉俊便通过各种关系，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联系。1920年年底，当时担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标榜进步，邀请陈独秀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陈独秀接受了邀请，于同年12月中旬从上海到广州。他的上海小组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担任。

陈独秀到广州后，一面处理广东政府的教育工作，并帮助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整顿组织，一面把较多的精力用于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党章，寄给上海的李汉俊。李汉俊看到党章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对此极不满意，说陈独秀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于是也写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李汉俊原本信仰无政府主义，看了考茨基的著作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想做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参加议会去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所以主张地方分权也不奇怪。

李汉俊起草的党章寄到了广州，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就从广州写信责备李达，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李达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不过陈独秀在党内也确有些家长制作风，他原本与李汉俊就有一些意见和分歧，这件事又加深了他俩的裂缝。李达夹在中间，担心由此造成组织的分裂，只得调停于两者之间。但是，李汉俊的脾气很倔强，不肯接受调停，甚至放下书记不做，负责的《新青年》也不编了，还把党组织的名册和一些文件交给了李达，要李达担任书记。李达为维护党组织内部的团结，只好接受了。就这样，李达负责起上海小组的工作，并筹备召开党的一大。

1921年6月初，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派荷兰人马林作为驻中国的代表来到中国。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俄国人尼科尔斯基也到了上海。

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后，在与李达、李汉俊的接触中了解到，自维金斯基来华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已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工人运动。两人据此认为，中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李大钊公务繁忙，抽不开身。张国焘成为外地最先到达上海的代表。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进行联系，并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党员，通知各地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同时，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的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了100元路费。当时，中国处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之下，党组织只能秘密开展活动，加之一切都在草创阶段，既无现成经验，也无章程可循，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人数又多寡不一，多的如北京小组有十几人，少的只有几人，而日本的留学生中，党员实际上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人。各地小组在接到上海小组的通知后，多数没有进行代表选举，有的由领导人指定，有的由协商产生，当时也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万事开头难，在连党的中央机构都未建立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小组接到上海小组的通知后，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等几个

党员开会，研究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当时已是暑假，这几个人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了一所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补课。推选代表的会议就是在这所学校开的，李大钊没有参加会议。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北京小组的创始人，各地党员自然都希望他能出席一大。但是，李大钊这时担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兼北大教授，同时还兼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此时正值两个学年交替时间，公务繁忙，抽不开身。而且李大钊是全国名人，行踪为各方所注意，南下沪上也有诸多不便。根据这种情况，会议没有推举李大钊作为一大代表。

在这几个人中，张国焘颇为活跃，他既参与了北京小组的创建，又到长辛店开展过工人运动，所以被一致推举为代表。在推举另一位代表时，有人叫邓中夏去，邓中夏说有事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便决定由刘仁静去。

张国焘作为北京小组的代表，需要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在这次会后不久，即动身前往上海，成为外地最先到达上海的代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曾这样谈及他刚到上海的情况：下车后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以往那么紧张，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地工作。他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刘仁静在6月底才从北京动身，先到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然后于7月上旬到达上海。长沙小组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

1936年，毛泽东对访问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这里的5月，应该是指农历。毛泽东具体动身的日期是6月29日。谢觉哉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毛泽东、何叔衡秘密前往上海。陈独秀为筹款而未与会。

毛泽东、何叔衡是秘密前往上海的，谢觉哉是何叔衡的同乡兼好友，也不知他去上海干什么。解放后，谢觉哉回忆说：“一个夜晚，乌云蔽日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行动的‘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谢觉哉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月版）7月4日，毛泽东和何叔衡抵达上海。

武汉小组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他们于7月15日左右动身，到上海时为20日左右。济南小组的代表为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赴上海途中，曾在济南逗留了一天，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同王和邓谈了将召开一大的情况。在张国焘离开济南不久，他俩也乘车南下，于6月底到了上海。陈独秀既是上海小组的发起人，也是广州小组的实际负责人，加上他在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各地代表都希望他能出席党的成立大会。可是，在接到上海方面的来信时，正值他为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一旦他离开广州，这笔款项就可能泡汤，便表示此时不便赴上海开会。

坦率地说，党刚刚创立的时候，陈独秀等人并未预想到，党的成立大会在中国历史上

将产生划时代的巨大影响，也并未想到要以此来功彪史册。党的创始人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开始时，他们均不是职业革命家，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都是业余的，所以陈独秀等人并没特别注重这次大会。陈独秀乃提议，派陈公博作为广州小组的代表，又委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前往上海出席一大。

包惠僧本是武汉小组的成员。1921年1月，他准备到苏联留学。从武汉到上海以后，就住在渔阳里六号《新青年》编辑部。后因海路中断，又无路费，苏联没有去成。五四运动中，包与陈独秀相识，后来又有书信来往，在上海滞留了几个月后，李汉俊因上海小组的经费没有着落，就让他去广州找陈独秀，要么请陈独秀回上海，要么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于是包就到了广州找陈独秀。陈独秀以广州环境不好为由，不同意将党的机构搬来，并将包惠僧介绍到一家报馆做事，以解决生活来源。

对于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毛泽东、陈潭秋回忆包是会议代表。张国焘也在回忆中说包是代表，不过却说是代表武汉小组，这显然有误，因为上海通知各地小组派两名代表，武汉小组已派来了董必武和陈潭秋。董必武则在1971年回忆说，包惠僧是列席的，不是代表。李达在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包惠僧是代表。

包惠僧自己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里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了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

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和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很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他说了以后，同意了他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页）

不过，说包惠僧是一大代表也不算为过。一大召开的时候，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程序，会议也没有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谈不上合格不合格的问题。

包惠僧和陈公博于7月15日动身，乘海船于7月20日到了上海。陈公博还把新婚的妻子也带来了。

上海小组还向日本的留学生党员发了通知。当时，留日学生中只有在鹿儿岛的周佛海和东京的施存统是党员。施存统到日本的时间不长，功课又紧，便推周佛海作为代表。周佛海等课程结束放暑假后才动身，加之途中耗费了一些时日，到上海时已是7月下旬了。

上海小组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

上海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动组，一大召开的地点又在上海，李达和李汉俊也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

各地的代表大多是教师或学生，收入有限，李达便由夫人王会悟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了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外地代表的住所，除了陈公博外，其余的外地代表都住在这里。陈公博是广东法政专门学校的教授、广东宣传员养成所

的所长、《广东群报》总编辑，加之又是新婚燕尔，便下榻在大东旅社。

大会正式召开之前，各地代表曾在博文女校举行了一次简短的预备会议，相互交换意见，确定大会马上召开。

一大会议中的争论

一大的会址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这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为李汉俊的胞兄李书城所有。

7月23日晚8时，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来到会场。会场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长方形的餐桌旁放着十几把椅子，代表们围坐在四周，大会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陈独秀未能到会，临时改由张国焘主持。为此，张国焘在其回忆中曾自鸣得意地说：“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并即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实际的情况是，由于会议主持者须同共产国际的代表经常联系，李达、李汉俊都是书生味很浓的人，不喜交际，加之同马林的关系也不融洽，而张国焘却很活跃，于是代表临时推他主持会议，由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

大会开始后，先由张国焘报告会议的筹备情况，介绍这次会议的意义，提出要讨论和

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制订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会前，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等曾就党纲和政纲进行过几次商讨。李汉俊指出，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的社会党革命，中国共产党采取何种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两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在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出决定。他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尚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手研究和宣传工作，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员可以参加议会。

李汉俊的观点遭到了刘仁静的反对。刘仁静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因此，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存在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做准备。

由于起草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党纲和政纲的草案实际并没有起草好。

张国焘讲完话后，由共产国际代表致词，李汉俊和刘仁静翻译。马林致词的大意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中国党基本是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马林说的确是实情。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50余名党员中，只有武汉小组有两名失业工人，出席一大的代表也全都是知识分子。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有知识分子才可能较早地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然后才能由他们去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

科尔斯基也讲了话。他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然后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处的情况，并建议中国共产党将大会的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处。尽管尼科尔斯基讲话很短，但由于马林讲话时间长，此时时间已不早了，当天的会议便告结束。

7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是由代表们汇报各小组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由于各地小组成立的时间不长，党员人数不多，开展的活动也有限，所以各小组的报告都不很长。这天的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都没有出席。

7月25日、26日，大会休会两天。由于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的分歧，会前没有起草好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马林乃建议由董必武、张国焘、李达组成一个起草委员会，起草这些文件。

7月27、28、29三日，大会继续开会，讨论起草委员会拟就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与会代表对党纲和决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确定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名，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神经中枢。党纲的要点是：

（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四）联合第三国际。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坚持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划清了界限。

党纲还规定了吸收党员的手续和条件：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之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对于这些内容，会议在讨论时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分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一大又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举行的，代表们对于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组成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是一致的，就连李汉俊和刘仁静在这个问题上也没相互抬扛。包惠僧回忆中说：“李汉俊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他是河上肇的得意门生，他对于书本的马克思主义有些研究，对于苏俄十月革命以后的材料也看得较多。他的性情很强悍，可是聪明伶俐，在这个场合大煞风景的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所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总的任务和总方向，并没有突出与大家不同的意见……再说刘仁静，他此时还是个十九岁的小孩子，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看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他如在会场或和别人谈话时，好搬教条，好抬杠，所以大家叫他‘小马克思’，是讽刺他的。他在这次会上，也没有什么成套的意见。”（《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但是，大会在讨论党员是否可以到现政府做官和做国会议员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一种意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党员不应当参加国会，而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主张：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它很少到来，可是在平时要做准备。应该改善工作的状况，扩大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

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

陈公博和李汉俊是认为可以到资产阶级政府做官或做国会议员的。这与他们俩当时所处的情况有关。陈公博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凭借陈独秀的关系，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可谓少年得志，官场前景看好。李汉俊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哥哥李书城又是当时军界和政界有影响的人物。凭借这个关系，要在官场中求得个一官半职也不是难事。所以，他们对党章中规定不得做官或当议员这一条不但很敏感，而且反对态度也坚决。

如果是别的代表对这个问题提出异议，还有讨论的余地，由于这个反对意见出自他俩之口，因而遭到了一些代表的反对。其中，尤以张国焘、刘仁静反对最为激烈。双方争论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被说服，这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修改纲领条文时，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于是，会议决定，党员一般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不应当议员、部长、省长，但是“允许我们的同志做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另一个争议的问题是共产党对于其他政党的态度。一种意见认为，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无产阶级应当永远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主张，党在行动上要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我们不能失掉原则，在我们的报纸上要批评他们。应当说，第二种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但由于党还刚刚成立，不懂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结果大会采纳了第一种建议，明确规定：“对于现有政党，应当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会议在讨

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年轻的共产党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中国，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有着极端重要性。

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打断了会议进程。

大会决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精神，派党员去工会工作。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一成立就注意到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还应注意密切同本阶级的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点。

7月30日晚，大会继续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只有周佛海在这天下午肚子忽然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躺在博文女校的地板上，未能参加会议。按照预定的程序，会上先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然后再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晚饭后，代表们陆续来到会场。晚8点多，代表到齐了，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打断了会议进程。对于这紧张的一幕，几位与会者都有具体的回忆。

包惠僧后来接受党史工作者访问时说：“第四天，马林、李克诺斯基（即尼科尔斯基———引者）到会，我们刚坐下，突然有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了进来，对我们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走错了。’说着就走了。面对门口坐的马林很机警，随即问我们认识这个人吗？我们说不认识。马林说这一定是个包打听，叫我们立即解散。我们就马上散了。上海的房子前门是常关着，走后门。差不多大部分代表都到了渔阳里二号李达住的亭子间。出去后不久，张国焘要我到李汉俊家去看看。我去看时，李汉俊、陈

公博尚在，未散。李汉俊对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们走后，就来了十几个包打听和巡捕，搜查了一番，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的抽屉内，竟没有被发现。’根据这情况，他认为不能再在这里开会了，必须改换地点。”

陈公博在1944年写的《寒风集》一书中，则这样说：“因着国焘个人和汉俊为难，恐怕其中代表还有附和国焘的主张罢，连日开会均没有更换地点，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我们在汉俊楼上开会，人还没有到齐，俄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也到了，忽然一个仆人跑上楼来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问他经理在家否，这个仆人也算机警，急急上楼报告。俄代表一听这样说，或者因为长期经验关系罢，立即主张解散，我看各个人本来已有些慌张，一听马令主张解散，都开前门分头逃走，上海的弄堂房屋本来是惯走后门而不走前门的，大家往前门走，等于事急走太平门的办法。”

张国焘也在《我的回忆》中说：“大约是七月八日晚七时（按：时间有误———引者），当时我们围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走开。’……”

虽然这几个人的回忆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但会议被中断是不争的事实。事情发生后，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能离开，陈公博表示自愿留下来陪李汉俊。

代表们离开会场不久，一个法国巡捕带了一批便衣密探围住了李家，先将李汉俊和陈公博监视，并问房子的主人是谁，李汉俊很镇定的承认自己是房主。然后，警探们在房间中搜查。搜了一个钟头，没有找到什么可疑之物。其实桌子的抽屉里有一份党章草案，大约是因为写在一张薄纸上，又被改得一塌糊涂，警探们认为不过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竟没引起注意。

搜查过后，这些人便问李汉俊家里藏有什么书？李略懂法语，便回答说，自己是学校的教员，藏书是用来供教学和研究参考的。又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李汉俊说他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看。又问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李说，是英国人，北京大学的教授，这次暑假来沪常常来叙谈。

接着便讯问陈公博。大约是陈公博一口广东话，巡捕便以为他是日本人。陈公博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又问从哪里来，到上海干什么。陈公博答称，从广东来，是广东法专的教授，暑假来上海玩的。

巡捕见此，就用法语叽里咕噜地向李汉俊说了一番，大意是说知道你们这些人是知识分子，大概想有某种企图，但中国教育还未普及，什么都谈不到，以后要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你们了。说毕，一干人悻悻地走了。

代表们意识到会议已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不宜再在上海继续举行了。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嘉兴离上海不远，有火车直达，只需一个多小时的旅程，且嘉兴的南湖风景优美。当李达、张国焘等人商量另找会址时，王会悟提出，如果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到她的家乡去，利用游湖的名义继续开会。于是，代表们决定大会在嘉兴继续

举行。

当天晚上，李达就让王会悟到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的火车班次。第二天一早，代表们便分两批出发，到嘉兴已是上午8点多钟。先在张家弄的鸳鸯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并叫旅馆账房雇船。

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去嘉兴，广州代表陈公博也没有去。所以南湖上的会议只有12人参加。陈公博这天晚上绕了几个弯回到大东旅社后，赶忙关好房门，打开箱子，将随身携带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焚毁，全搁在痰盂里，然后将当天晚上的情形详细地告诉了妻子。

这天晚上，陈公博夫妇怎么也睡不着，便将床上的席子拖到地板，这才睡着。到了半夜，天下起了大雨。临近黎明的时候，在朦胧中忽听到一声枪响，同时又传来一声惨叫。

第二天早上，茶房跑来告诉说，隔壁住的一个女子被人谋杀了。原来，隔壁的那位女子是丝厂的一名叫孔阿琴的女工，与洋行的一名买办恋爱，俩人不能结合，便相约同死。男的偷来了一支手枪，到天明时向女方开了一枪，没有打死，就用毛巾去勒，女方死了后，他却不愿死了，便写了一封自白的长信，扬长而去。

陈公博得知隔壁出了凶杀案，唯恐此案牵及自己，加之妻子又非常害怕，就匆匆地结了账，离开大东旅社，另找一旅馆住下。又跑去把昨夜的经过告诉了李达，并说他下午要去杭州，不打算再参加会议了。其他代表得知这一情况后，开玩笑说，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再说代表们到嘉兴后，原本打算租一艘大船，但旅馆账房说，要雇大船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只有中号船了。于是，王会悟便雇了一中号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3元，连小费总共8元。代表们上船开会时，已是11点多钟了。据王会悟回忆：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约五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并有一只小汽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有的），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到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

代表们在船上讨论了些什么呢？据包惠僧回忆，中饭之前，通过了党纲和劳动运动计划，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饭后讨论大会的宣言。讨论过程中，围绕孙中山的评价，代表们的意见不一致。包惠僧说，孙中山好说大话不择手段，广州军人横行，赌场遍地，到处是妓院、烟馆，哪里有一点革命的气味，不能对孙中山表示丝毫的妥协。包惠僧的意见为不少代表附和，但董必武明确表示反对。经过讨论，多数代表认为，孙中山的政府与北洋政府相比是进步的。这个宣言总共千把字，大体上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写的，最后一句是“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会议对宣言没有作结论，确定将之交给即将成立的中央局处理。

据李达回忆，这个宣言并没有发表，而是交给了陈独秀。陈将之放在包里，后来不知下落。

红日西沉的时候，会议进行最后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会议决议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由三人组成中央局。由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和党的创立过程起了重要作用，被代表们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在陈独秀未返回上海前，由周佛海暂代。同时推选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会议

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写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交代一下，这就是党的一大是7月23日开幕的，为什么却把7月1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

把这一天作为党诞生的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首先提出来的。

当时，在延安的出席过一大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他们只记得大会是在7月份召开，由于相距十几年，已记不清开会的具体日期了，又无档案可查，于是，就把7月1日这一天，象征性地作为党的生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辰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正式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

在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中，后来的结局各不相同。毛泽东成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董必武一直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去世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主席。王尽美1925年因积极为党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在不同时期为革命事业而遭反动派杀害。李达、李汉俊在党成立后不久，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退党。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长期担任大学教师并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1949年重新入党。包惠僧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退党。刘仁静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后参加过托派组织的活动。陈公博、周佛海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后来追随汪精卫成了可耻的汉奸。张国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党内担任要职，为革命也做过一些工作，但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

个人野心膨胀，企图分裂党和红军，1938年春逃到国民党统治区，成为国民党特务。

一大代表的分化，是不足为奇的。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