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旭麓（1918--1988），湖南双峰人。1943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曾任大夏大学副教授。建国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研究生处处长、副教务长、教授，《辞海》编委会委员及分科主编，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第一、二届副会长。曾发表科研论文一百余篇，著有《辛亥革命》、《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合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主编《中国近代史丛书》、《中国近代史词典》。有《陈旭麓文集》。本书是陈教授晚年的一部力作。
序 冯契
第一章 漫长的封建社会
一、漫长的盘旋 旧世界成熟过度而腐烂。没有社会的形态的质变，历史只能在漫长的岁月中盘旋。
二、土地的私有和买卖 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土地不断地集中和分散。“千年土地八百主”。对立的等级间，个别成员可以相互流动。土地占有权的非连续性提供了一种使封建社会迟缓延续的弹性。
三、官僚政治
1 三种性格（王亚南）：
1）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
2）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
3）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
2 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秦始皇设职授官，是官僚政治的开始，也是政治权力等级世袭（世卿世禄制）的中止。是春秋战国私学养士，处士横议之风发展的结果。从政治结构上保证了大一统帝国的存在。科举制提供政治上社会对流之可能性，使官僚政治获得了非常大的弹性。不是平民政治，官僚难以还原为平民。世泽之延续。（注：这一部分原书缺页，我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找了些相关的文字补在这儿了。）
四、宗族和行会
1乡镇组织、保甲组织是由政治组织到社会组织的过渡物。
2真正的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庭体系，即宗法组织，是官僚政治的基石。其作用是行政组织所远不能比拟的。宗族以血缘为纽带，自成一社会集体。宗祠、祖茔、族谱、族规、组长以及场面盛大的祭祀构成其物质外壳。“敬宗收族”是其灵魂。族规有时比刑律更严酷。“家齐而后国治”。家族有稳定和延续封建社会之巨大作用。
3在城市里行会为主要社会组织。以工商业中的行业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者的互助组织。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五、儒学定于一尊
1 法家全盛。黄老无为而治。独尊儒术。
1）天道观念。“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权神授。
2）大一统思想。
3）纲常伦理。“存天理，灭人欲”。
2 明清社会转变之迹象：
1）星星点点，互不联系的资本主义萌芽之破土而出。
2）徐光启、李之藻、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等人的科学思想的出现。
3）黄宗羲、唐甄的民主思想如流星过夜天。
第二章 东方与西方
一、东西对视，隔雾看花 丝绸之路。东方之神秘，西方之奇异。
二、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 真正世界史的开始。西方人靠的不仅是指南针，而且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天文学和地理学。理论是世界大发现的先导。十字军最后努力之宗教背景。神秘东方财货之地的想象，经济之动机。
三、强韧持久的进取与保守防范的抵拒 没有罪恶，历史的停滞打不破，也就不会有进步。嘉靖后私人外贸之急剧集团发展。清初厉行海禁。康熙的自信。中西礼仪之争后，雍正禁教。乾隆的虚骄。天朝体制：十三行，亦官亦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保守防范意识。
第三章 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一、盛世已经过去 满族接受汉族的文化和传统，汉族接受了满族的君权。嘉庆整顿吏治，重用汉人。终止帝王巡游之风，停止边地各省贡奉，克己自律。漕运之争。科举衰相。教门日盛。
二、人口、移民、会党 人口增长加速土地兼并和农民贫困。乾隆初废除编审制度，对农业人口流动的控制放松。冀鲁人民闯关东，福建人移民台湾。华人移民东南亚。会党为第三社会组织，主要由人口过多造成。“反清复明”，打富济贫，并无多少反封建。晚清以后，会党是病态的社会组织，是一种盲目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三、“洋货”与“洋害”
通商口岸买办、通事、仆役之活跃，朝廷目为“奸棍”。洋货。鸦片之害：
1）白银外流：一箱烟土400-800元银洋不等，3.5万箱约值2000万元，合银两1000余万，占清廷年财政的六分之一。
2）银贵钱贱。州县亏空，盐务积疲，关税短绌。士农工商莫不深受其累。
3）烟民200万，戕害身体，泯灭良知。“四海变秋气”（龚自珍）
第四章 炮口下的震撼
一、开眼看世界 华夷观念之动摇。创深痛巨唤起了改革旧物的最初意识。“夷务”成经世之要。
二、官、民、夷 三元里抗英，民众（大清国之子民）在炮口下的自发抗拒，组织领导者多是士绅（官与民的沟通）。当中西交逢之初，民族伤痛与夷夏之辨交相融合，作为一种多数人的群体心理，儒学所作育出来的士大夫并没有丧失攘夷之志。
三、条约制度下的社会变化
1中英行“平行之礼”冲击王朝体制。
2割香港为经营中国之基地。五口开放提供深入内地之孔道。（爱国文论裁决了历史的正义与非正义，但伦理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历史的二律背反。）
3 商品倾销开始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侵蚀而逐步改组。西方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中国，中国在亡国的忧惧之下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4 洋人来华之日增，大半是商人、教士，制造买办阶级和皈依上帝的教民（第五职业阶层）。借势于洋人，又是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最早的代表和近代企业的许多著名创办者的来源。西方史地之关注。
第五章 天国的悲喜剧
一、白莲教（如捻军）、天地会（反清复明）、拜上帝会（1843年洪秀全创）、西南西北之回教。
聚合为中国历史上自发农民战争之最后一个高峰。拜上帝会的后来居上是社会选择的结果。白莲教缺乏鼓舞人心的现实政治目标，它向世俗社会着力描绘的末世宗教感就成为一片黑暗，其所预言的太平之世渺茫而不可捉摸。在大劫行将来临之际人们所受到的恐吓实多于出路的召唤。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政治目标，但遗民本不是一种可以传代的职业，“复明”成了内容模糊的观念躯壳。以慈悲而又至高无上的上帝为号召，宗教的戒律自然地转化为“天条”，原本不懂纪律的乌合之众因之可以部勒成营伍。太平天国以宗教为旗帜，糅和里几千年来农民阶级的理想和幻想。
二、洪秀全的思想
1 拜上帝，托上帝以改朝换代。宗法社会里的农民为上帝创造了宗法大家庭（神圣家族）
2 反清。
3 反孔，同时又吸取了儒家的某些东西（如大同理想）。践踏孔孟不等于摆脱孔孟。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天国的制作明显的脱胎于《周礼》。
1）太平天国的反孔并不是因为儒家思想体系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而是为了争夺上帝的唯一神圣地位。夺权后给出路：“罚种菜园”，“准他在天享福。”“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縢，《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
2）儒家思想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
三、天国的悲剧
1定都南京后达于极盛。但由此产生的军事和经济形势，牵制了太平天国的兵锋，迫使它敛收金田起义以来的席卷之势，奔腾湍激的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一片以南京为中心的浅滩。造反而以战略保守为能事，这是一个致命的矛盾。
2 人间天国的封建化。天国的尊卑体制比“清妖”更多一点霸道和蛮气。小农向往平等，但又常常造成不平等。
3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生地主政治势力的崛起。
四、留给历史的余响
1地主经济一度萎缩，客农开垦得地，永佃制度大量形成。自耕农增多，受商品和市场的刺激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增多。
2搅乱了整个封建制度，间接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制的自立倾向。
3 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政治进程的促进作用。
第六章 十二年之后
一、“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1 修约
2 叶名琛相对于林则徐：自信变成了虚骄，贬抑折辱洋人以维护天朝体面；强硬变成了懵懂，英雄主义外观下的无知；镇静变成了自欺。
3 “海上苏武”的悲剧性。
二、“庚申之变”
1屡战屡和，既反映了西方人侵逼煎迫的强韧无情，也反映了中国君臣的彷徨与颟顸。咸丰帝最舍不得丢掉的是中国帝王在百夷面前的固有颜面，即华夷之间的藩篱和沟壑。“宁以社稷为殉，不使夷虏踪迹相浼。……此当时之舆论然也。”（孟森）
2 沉重震撼了中国社会的中枢，夷夏之大防完全崩溃，华夷秩序完全颠倒。皇族士人“不知所以为计”。
三、地主阶级的分化
1 洋务派不同于传统改革派，他们的主张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
2 在恭亲王和文祥那里，妥协和不妥协同时存在，反映了资本主义压迫下封建传统中人们在分化过程中的彷徨，但毕竟表现出了新旧之间的一种探索，可能孕育着历史的进步。
3 近代中国社会处中西折冲之局者之三类型：
1）文祥式人物，“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2）耆英式苟且办国事的人，其所倚为能事的是滑头主义的敷衍应付。
3）倭仁式守旧排外势力。
四、革新思潮的萌发
夷洋之辨，夷务变洋务。革新思想之代表：
1）洪仁干《资政新篇》是当时最完整的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开早期改良派先声。
2）冯桂芬《校分阝庐抗议》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
3）郑观应《救时揭要》。
4）1861年容闳向干王提出的改良政府、军队，改变教育体制、举办洋务等七建议。稍后他又向曾国藩建言，其主张的一部分转化为现实。
1860年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
第七章 近代化一小步
洋务运动是一个反映时代的概念，它概括了近代历史一个阶段中所出现过的活动和事物。“同治中兴”随太平天国失败而产生，比附历史，寄托了满清王朝的希望，明显带有规复旧物的幻想。“同光新政”之称更合实际。海外多称“自强新政”。“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自强以图御侮开始成为自觉意识，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刺激的结果。
一、洋务衙门 抚夷局改总理衙门。君臣朝野间，往往视为不祥之物，士大夫顾清议者多耻预其选。设英法俄美海防五股。又设同文馆、总税务司。在传统官制外另成一系统。事权扩大为“新政”总枢之地。其事不独繁于六部，实际兼综六部。不新而不除旧。
二、自强与求富
1 军事工业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由议论施为实务自1861年设安庆内军械所始。不仅搬入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雷管，而且使外国制器之器也由此而入中国，中国社会因之出现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其生产不是价值规律制约下的商品生产。是历史上官办封建工业的延续。但机器生产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产力。其内在的要求会唤起预想所未见及的种种社会变迁。聚集于这些企业中的成百成千的雇佣工人体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力量。
2 民用企业以求富、商战，移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洋务工业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官领其总，商出资本，作为一种切实的倡导，不知不觉中把封建主义的坚冰钻开了些微裂缝，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因“官督”而涌来成串总办、会办、帮办和腐朽的官场习气，以及垄断性导致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深刻的时代性矛盾。
三、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
1.1863年京师同文馆（英人包尔腾，美人丁韪良），开近代教育之先河。2.上海、广州“广方言馆”。
3 译书，同文馆以外交、史地政法为多；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以自然科学实用科学为
多。（傅兰雅《格致汇编》）
4 派遣留学生。
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
四、“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的纲领。
1 自60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此途。是中西文化交融后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
1）冯桂芬1861年《抗议》：“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2）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继之。
3） 七八十年代：王韬、郑观应、邵作舟、沈寿康、孙家鼐、盛宣怀。
4） 甲午战争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流行语，最为张之洞所乐道。
2 中西学之区分—对西学认识的曲折历程：
1）两次鸦片战争间二十年，沿海少数官员开始关注外部世界。他们最为震慑希望拿来的是来自泰西的“坚船利炮”，个别人接触到了机器生产上的技术。
2）从60年代中叶初创江南制造局，到各省相继设立机器局的70年代，是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的时期。
3）70—80年代，机器工业由自强而入求富。
4）由科技学问推而及于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
5）比政教更深一层的是西学中“形而上学”的哲理学说。
五 决理易，靖嚣难
1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辩忿争：
1）1866年底，恭亲王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算馆，招收30岁以下的正途仕人。
2）李鸿章与宋晋购造西洋船炮之争论。
3）1880年代末刘铭传力请修建铁路，李鸿章和于后。群相哗骇，以为“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修铁路必致“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彼时之中国，顽固是一种社会病症，仅仅把它归于守旧官僚的可恶是不够的。
2因事及人，新政的遭遇亦带累新政的主持者。
1）恭亲王“鬼子六”
2）丁日昌“丁鬼奴”
3）李鸿章“三十年来无时不在被谤”。
4）郭嵩焘遭遇尤为凄惨。
第八章 城乡社会在演变
埠口之开放，由沿海入长江；由下游而上游，并逐步进入内陆腹地。在中国封闭的社会体系上戳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既富于贪婪的侵略性，又充满进取精神和生命力的外国资本主义的东西源源不断地泻入、渗开，在旧社会的肌体里沉淀、发芽、生根、膨胀，城乡社会的演变由此缓慢发生。
一、新的社会力量
上海提供了城市社会演变的典型。在资本主义刺激下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同新的经济关系血肉相连，又构成了整个社会变化的基干。
（1）买办。最初多是供应宫廷用品的采买商人；十三行时期变为公行制度的一部分，开始同夷商发生关系，往往以采买、推销、帐房、银库保管为职司，并且兼有料理外人薪米之责。公行制度取消之后，买办由官许“保充”的职业转化为自由的个体，再变为一种依附于洋商的中外贸易中介人，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正式成为近代特产的Comprador。在当时是一批迅速致富的人。作为社会职业，买办在经济上的枯荣确实以外国商业资本之损益为转移。买办中产生过吴健彰、杨坊那样起家后捐资捐官的人，是苏南“借师助剿”以抗太平天国的始作俑者，由于与西方人贴附得太紧了，便在不知不觉中显出了奴态。但买办中还有郑观应、徐润、唐廷枢、虞洽卿等投资或主办独立的民族企业的人物，有的将民族意识引入了工商之中。（只有具体才能再现具体，所以，阶级性、民族性、个性，甚至
人性都应成为论人的视角。）
（2）民族资产阶级。多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转化而来。商业同产业资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流通中显示的资本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商业资本主义也发展起来。中国资产阶级从生到灭不满百年，是一个命运短促而又多舛的阶级。不仅地主反对，手工业者和农民也反对他们。（恐怕只有张謇的老乡不反对他。）后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少地方斗争的锋芒已经转向越轨，打到了资产阶级的头上。他们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了物质基础，使最初的改革和后来的革命有所依托。但资产阶级的多舛和孱弱又使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嬗变常常走到了基础的前面，出现了脱节。
（3）甲午战争前，西方人已经在中国不合法地办起了轮船修造业、原料加工业、若干小规模的轻工业和租界中的公用事业。到1894年，中国工人大约有9万人。同西方工人相比，中国工人“工价之悬殊几已过半”，但同农民相比，其生活处境的悲惨色彩就不那么触目。
二、农村的社会变化
交通工具的新旧更替为农村社会的演变提供了现实的物质途径。借助于新式交通工具的速度和装载量，城乡交流的内容起了变化。价格低廉、质地优良的洋货下乡，成为对付手工业的重炮利器。丝茶之类农产品陆续出口。但以出口为目的的商品性农业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颠簸于世界市场的供求起落中。（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在历史的这一段里，除了旧生产方式逐步解体所产生的苦难外，还有新生产方式破土而出的生机和朝气。（如果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不承认：历史的主题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新旧生产方式交替所产生的社会阵痛，只有在新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之后才能解除。但是，这种取代过程在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完成。所以，一
方面是新生产方式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苦苦奋斗，另一方面是社会在苦难中颤抖不止。
三、教会与会党
1 教会势力。
1）城乡出现了十字架高高矗立的教堂和数目可观的大批教民。农村之教民往往是舆论所鄙视的社会下层人物，缙绅之流几以异类观之。城市里的教徒却常有社会上层分子。两者的不同说明封建传统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已经出现了厚薄不均。
2）中国人接受外国宗教的过程又是外国势力转化为内在的过程，交织着中西文化心理差异的矛盾，还会唤起强烈的排外情绪，导致绵延不断的反洋教斗争。虽说教案总是由具体的冲突引起的，但常常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造成了高涨的社会动员，其顶点是义和团运动。
2 哥老会势力。以天地会为渊源，起名于同治年间。但其发展却同湘军有着直接关系。裁撤的兵勇失所依傍，纷纷呼朋引类，蜂拥而入哥老会，势力因之迅速膨胀，沿着当年湘军所熟悉的长江流域，遍布于两湖到上海的城乡之间。此外还接纳了社会变动中被抛出生活轨道的失业船工、纤夫、停漕之后的运丁，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两淮盐枭。没有他们的参加，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和其他反抗斗争是难成气候的。
3 出洋华工对国内的反馈。在保受苦辛和“侵侮”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稍能自主，或有发展，于是开始对国内有了侨汇。还有华侨投资于国内城乡事业。进入20世纪后，此风愈盛，成为促进城乡社会演变的因素之一。
第九章 日本冲来了
一、日本的崛起和迫来 毛昶熙对日答复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与对琉球的宗主权，却又几同默认日本代表琉球的权力，且把台湾土民划出了中国的治辖，授日本以出兵的口实。兵火之后1874年签定《中日台事专条》三条，阻断了琉球与中国的关系。两国也由此获得了互相对视之后的切近了解。日本“自是益轻中国”，中国以知日本之不可等闲视之，开始了海防的议论和建设。台湾也由“化外”之地转为世人所重。沈葆桢提出的移福建巡抚驻台湾的主张经变通后被采纳：以冬春、夏秋为期分驻台湾、福州。同时在台湾、福州、厦门都配置相应的军事设施，为后来的台湾建省提供了基础。
二、从外交到战争
1“征韩“之理由：
1）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
2）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将占朝鲜；
3）征韩能为日本废藩而不得志者谋出路。”
2《江华条约》（1876年），“朝鲜国乃自主之邦”，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3 “壬午兵变”（1882年）。以旧军与新军的矛盾引起，有明显的反日色彩，但其中又交织着开化党与保守党的政见之争。清政府派数千淮军“代平内乱”，长驻朝鲜，为元朝以来中国干涉朝鲜内政最积极的一次，更多的动机是防日。随后日本以军官被杀和使馆被冲击事勒逼签订《济物浦条约》，获得在朝鲜的驻兵权，并以“改革内政”为诱导浸润所
复制的亲日派。
4 “甲申政变”（1884年）日本策划昵日反华的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被袁世凯所领中国军队所扑灭。但事后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李鸿章“两边迁就，方可说合”，但主意却出自慈禧太后的宸断）使日本获得同中国对等的派兵权，使中日外交对峙日益转为武装对峙。
5 甲午战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主要标志是海军的出场与角逐。黄海海战中中国海军在吨位、速度、火力三方面都略逊一筹，“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李鸿章），但慈禧太后的意志比见识更能发挥影响。
三、民族精神的亟变
（“《易》曰：‘穷则变’。但人们认识‘穷’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因为它以痛苦、失落、屈辱和牺牲抉破了因循和麻木积成的厚膜，迫使人们追究自身，从种种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的东西中看出衰象与破洞。而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所以，由失败带来的警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可以成为‘变’的起点。”）
1甲午战后，中国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开始，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不应归结于愤激，而在于主体对于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
2 “公车上书”越出康雍乾以来厉禁士人干政的成规，创“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举子士人的登场，不同于三十年来主持洋务的达官们，他们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更明显的标志着世愤怒感和士风的变化。
四、强敌成为榜样
1 《资政新篇》：“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1859年）
2 李鸿章致信恭亲王、文祥：“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1864年）
3 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使东述略》：日本民风“趋欧俗”，“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半是欧风半土风”，“风会所趋，固有不克自主者乎？”
4 黄遵宪（何之使馆参赞）《日本国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日本杂事诗》。“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以联合力为之。……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皆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
5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考（记）》：“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托古改制）6 1896年3月，第一批赴日留学生13人东渡。
五、（对洋务运动）三个方面的反思
1 维新派的反思。梁启超：“吾今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2 洋务派的自我反思。恭亲王：“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3 来自实践的反思。甲午海战幸存者：“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万不得采择与中国合宜者从之，不合宜者去之。盖去一不合宜，则生一私弊”。
第十章 变与不变的哲学
两者都出自中国社会的现实，并各自反映了这种现实的一部分。但对现实的论证需要借助历史，对具体的论证需要借助一般；而为了说服多数，则需要借助权威。因此，双方都儒家经籍中搬来了依据。经过二千余年衍化沉积后的孔学，已经是一种丰富性和庞杂性同时具见的意识形态了，其中既有《易经》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那样的朴素辩证法；也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那样的凝固独断论。甲午战争后，借助传统的范畴，从现实中产生的争论，被译成了思辨语言的交锋。倡变的人们引进了那么多西洋思辨，硬生生地锲入其中，使饱含时代内容的矛盾被涂上了一层哲学的色彩，形而下的东西获得了一个形而上的外壳。
一、变的哲学
1要旨：
1）变化是天地之间可以用常识和经验来说明的普遍过程。（以自然证社会）
2） “变亦变，不变亦变”。
3）“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4）“开创之世”与“列国并立之势”。
5） ？
6）“冲决网罗”。
2 维新派论变之特点：
（1）变与新相连。布新亦除旧。
（2）变与历史进化论相结合。西方的自然观东来后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社会观。
二、不变的哲学
1 缺乏理性的哲学，代表了旧时代的意识形态，既有政治权力，又有社会附着力。
1） “祖宗之法不可变”。
2）辟“邪说”以正人心。
3）诋变法为“影附西方，潜移圣教”。
4）？
2 争论
1）怎样看待孔子？
2）怎样看待学习西方？
三、思想文化中的新潮涌荡
1 新式学堂、西学书院、学会。
2 白话文、新文体之提倡。
第十一章 庚子与辛丑
“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
一 三种力量 暴力手段是改造社会的最后一种手段。
1 下层群众之义和团武装灭洋。
2 资产阶级改良派之自立军武装勤王。
3 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武装革命（惠州起义）。
二、义和团的社会相
1 义和团的源流诸说：
1）白莲教—八卦教（之离卦教）（劳乃宣）
2）团练
3）路年拳习武的民间秘密会社
4）作者：近代中国，人口压力和时势动荡造就分布于南北的种种秘密组织，成为下层社会的一种特色。义和团以大刀会（金钟罩）、红拳、梅花拳、神拳为前身，成员多系贫苦农民、佣工、赤贫无产者、黄河一带拉船为生者、渡口撑船者、排水为生者、赶脚驴者、木匠、修伞者、厨役、卖烧饼者、卖馍馍营生者、贩卖笔墨者、卖竹筷者、卖红烟者、卖水烟者、习染坊生意者、开铁铺者、开客店者、已革粮书、营勇、文生教读者，还有众多饥民，不能不带有秘密会社的印记和色彩。义和团所活动的地区，是八卦教有过重大影响的地方，使义和团与教门有极相似相通之处。但义和团既不是教门也不是秘密会社。它激烈而又执着地反洋人、反洋教，与下层社会其它社会组织相区别。当民族矛盾激发的爱国主义使义和团成为一场反帝群众运动时，它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原始形式。
2 洋教是一个突破口，宣泄出来的仇恨包含着多重历史内容。
1）暴烈的排外主义行动中蕴结着经济意识，“有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李大钊）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洋人洋物，于是所有外来之物都成了痛苦的原因和排斥的对象，寄托了旧式小农和手工业者的本来愿望。
2）仇教中蕴结着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洋教和儒统间横隔着几千年岁月沉积成的不同文化心理。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成为教案史。一方面，传教士自觉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为敌，在兴与毁的冲突中，洋教成为一种政治化的力量。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下的中国民众对洋教的痛恶日益增长。
3）民族矛盾的激化促成了民族对抗意识的强化，“灭洋“作为一个口号引人注目地同时出现于南北，表现了民众的认识从个别到一般的深化。
3 多重的历史内容决定了义和团运动的民族正义性，也决定了这种正义斗争的历史局限性。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同植根于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连在一起的，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是同陈旧的天朝观念和华夷之见连在一起的，这种矛盾显示了一场正义的反帝群众运动中落后的封建主义内容。当旧式小生产者自发地充当民族斗争主体的时候，不能不在代表民族的同时又代表传统。矛盾不是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规定性的体现。旧的生产力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社会理想，也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于是，义和团运动的民族英雄主义便历史地带有一种非理性的外观。
4 义和团因反洋人、洋教而旁及洋务派、改良派和革命排满者，一概视为异类，甚至南人（二毛子）。
5 两种爱国主义：义和团打破了鸦片战争以来反抗西方侵略与学习西方先进事物的统一。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确乎并不同义。它们区分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两种不同时代内容，并显示了历史的多面和错杂。
6 同统治者中最顽固势力的感应：旧党人物借义和团”以遂所志“造成了使人目迷的历史复杂性。士大夫的非理性化，既反映了传统社会在民族矛盾面前的倔强和不屈，又反映了传统社会无可救药的没落。（由救国而误国是一种悲剧，是一代顽固士大夫的共同悲剧。）
三、庚子事变的最后一幕
1 不同阶层和人物在八国联军攻势面前的不同情态：
1）义和团，曾以血肉薄枪炮的气概显示了顽强的民族精神，但作为下层民众自发的松散群体，义和团所造成的浩大声势又不能不在激烈的军事对抗和迭速的失败中渐趋解体。
2）抗战之清将：聂士成与董福祥之对比。
3）受难之教民：或怀家国之哀或狐假虎威。教民之不同类正说明了教民中的别有肝肺者并不全是西方宗教熏陶出来的产物，实质是外在的侵略势力积六十年的渗透、楔入而在中国社会内在化的结果之一。
2 南部中国“中外互保”，表现了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人物与西方各国合作以抵制义和团的意向，保全了西方人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并因此成为反帝爱国斗争的对立面。但南方督抚们起劲地致力于“互保”，又包含着审时度势之后的用心。东南互保的这种两重性使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过双重影响。
1）压抑了南方地区的反帝运动，免除了列强在扑杀北方义和团时的南顾之忧；
2）又阻止了八国联军的南下蹂躏，使战胜之后的列强在处置中国时不能不正视驻守东南的几十万军队；
3）随着守旧的王公、亲信、官僚在外来压力下的崩碎，洋务人物又一次进入了王朝的中枢，于是有20世纪初的“新政”。
3 启示：当道义的愤怒仍然同旧时代连在一起的时候，正义者是不可能战胜非正义者的。
4 转向：自胶州湾事件以来的瓜分狂潮失去其滔滔势头，反映了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忌惮。瓜分狂潮的转向避免了中国社会在肢解中沦为半殖民地，但民族战争的失败又急速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5 促成新的民族觉醒：“汉人惊破奴才梦”，革命代表了民主共和和对封建专制的历史否定。
四、半殖民地的深化
1半殖民制度的确立，意味着旧式的民族反抗和斗争已经难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了。
2 变势——《辛丑条约》12款19附件
1）武力震慑下的变化：合法驻兵。公使团（外交团）。外务部。
2）经济制裁：赔款。
3）惩处主战官员。
4）心理征服：克林德碑。战区五年禁考。永禁仇洋各会。随着庚子事变的过去，由传统意识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在震荡中的解体便成为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显著变化之一。对清朝来说，慈禧太后的奴颜和谀态是过去所未曾有过的。在她身上，民族战争的失败同时又意味着民族抵抗意识的全部丧失。西太后的心理变化代表了一个王朝的变化。“丧心亡耻”刻画了道德自命的士大夫阶层在国难临头时的道德沦丧，从中可以透视到二千年历史和传统所孕结的精神支柱在分崩离析时所产生的无所依傍和茫然自失。它还影响了其他社会阶层。庚子年间，传统意识支撑下的猛烈排外达到了高峰。在它失败之后，则是传
统意识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的解体。旧的社会力量作为反帝斗争独立主体的时代已经过了。
第十二章 欧风美雨驰而东
《辛丑条约》压碎了地主阶级脆弱的民族心理防线，外洋事物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深入中国。
一、“莽莽欧风卷亚雨” 沿海口岸19世纪最早承受西洋物事的“东渐”，在20世纪初也最早承受欧风美雨的洗沐。它们无分贵贱地进入了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了人们的日行起居。贴近洋场的地方首先开始了移风易俗。富有传统色彩和国粹意味的北京社会在欧丰美雨冲刷下的变化更直接地说明了20世纪的特点。当时，上海已成为全国服饰的中心，巴黎的新服饰，在三四个月后就会流行于这里，各地又追踪上海。俗与礼相连，在一个以礼教立国的社会里，饮食、衣冠、住行都积淀着伦理文化特有的意义。因此，“易俗”虽始于一物一事之微，而风起于青萍之末，不会不撼动圣人制作之意。
二、哲学、电影、戏曲、小说
1 哲学：哲学近事功是近代中国的一种特色。西方哲学思想在化人的同时又会使自己社会化、广义化，并与政治学说汇融。积流播而成风气，遂开五四时期各种各样新思潮的先河。
2 电影：1903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开始在上海以放映电影为营业。
3 新式戏剧：最早以外国侨民为演员而以外国名剧为蓝本。上海先得风气，旧剧多效法机关布景，与北地气派渐异，“海派”一词由此而生。
4 小说：
1） 政治小说、谴责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究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鲁迅）2） 林纾翻译欧美小说，直接搬来西方的家庭伦理，人情民性和喜怒哀乐，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胡适）
三、复杂的社会心态
1 紧迫与忧虑交集。欧风美雨压力下所产生的首先不是排外情绪而是反满意识，民族矛盾催化了民族革命。（秋瑾、陈天华）
2悲怆和恐惧。（邓实）“国粹亡则国亡”。
3欧风美雨中创造中国的近代文明。（宁调元、唐群英）古老的中国在近代百年能曲折而持续地前进，正是这种心态见诸行动的结果。
第十三章 假维新中的真改革
旧王朝的自我挽救，假维新中有真改革。当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时候，又保留和完善了这一部分改革的结果，体现了历史的承认，而历史从来不会承认假货。重要的是从假维新中剥绎出真改革。
一、残局与变法
1帝后的颠沛流离和反思：“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
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光绪）
2 1901年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承认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
3 督办政务处的设置，“舍此更无他策”的自觉意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显示了曾经扑杀或仇视过变法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变法决心。但组成人员又以他们各自的经历说明了清朝人材已尽。以旧人包办维新，以中古的人来推进近代的事业，是不会有希望的。
4 1901年7月，刘坤一、张之洞（张謇、汤寿潜等参与炮制）“江楚会奏三疏”，系统详备而具体，且切实可行，成了晚清最后十年“新政“的范本。
1）育才兴学：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以变通科举；停罢武科；奖励游学，尤提倡留日。
2）致治、致富、致强之道：其要端为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宦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
3）论采用西法，其“切要易行者”为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籍。
5 杨儒《变法致强六策》
6 张謇《变法平议》
二、“新政”五面观
1 军事改革 军制沿革：
1）八旗、绿营。
2）团练——湘军、淮军。
3）新军。始于1895年。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军制改革则是从新政开始的。到1905年，统一全国新军编制为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完成。新军机构，除有中央陆军部节制外，主要由练兵处负责，奕（匡力）为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梁为襄同办理。各省设督练（办）公所，长官为督办，统辖全省军营，总揽三处职权，一般由各省督抚兼任，也有由驻防旗军将军兼理的。每镇官佐748名，弁目兵丁10436名，夫役1328名，共计12512名。编制分军（总统，未设置）、镇（统制）、协（协统）、标（标统）、营（管带）、队（队官）、排（排长）、棚（正副目）。步兵协之外还有混成协，除步兵二标外，还有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是镇的缩编。不隶于镇，近于后来的独立师、独立旅，也有扩充为镇的。
4） 武备学堂、随营学堂（天津、南京、武汉等地）：有“正规学堂”、速成陆军学堂和速成师范学堂；并委派大量留学生，归国后，各省督抚争相延揽，成为具有近代军事知识的军官、教习。中国人向来鄙视军人的传统观念发生明显改变，一些士绅也自愿充任新军的将佐。清政府想以新军的扩编来稳固其正在动摇的统治秩序，而新军却不愿为其效劳，且向着相反的方向演变。
2 政治体制改革：
1）整饬吏治，裁汰、合并中央和地方若干旧有机构。
2）增置新式中央机构。
3）《修订各直省官制情形折》（1907年7月）：司法独立、地方自治原则，“裁抑督抚之权限”，收效甚微。
4）各省谘议局、中央资政院（1910年）之设置。1911年组织君主立宪内阁。
3 法制改革：1903年设修订法律馆，命沈家本、伍廷芳兼取中西，修订法律。
1）删改《大清律例》，制订新刑律。
2）制订部门法和单行法规：《大清民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商律草案》，大多未及颁行。
3）“政刑”分离，司法独立。县（初级）、府（地方）、省（高等审判厅）、中央（大理寺）四级三审制。
4 奖励实业：1903年设立商部。制订商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为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活动和合法权利提供了某种保护，也为解决商事诉讼提供了若干法律依据，因而又多少改变了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古老传统。1906年组农工商部。颁布奖励实业的章程，奖励有高超技艺的手艺人和有所发明创造者、实业提倡者、投资于实业者，表现出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清政府对华商承办铁路也采取了一些“优奖”和鼓励措施，直接促成了各省铁路公司的创设**和“劫路”、“保路”、“招商筑路”运动的勃兴。
5 改革科举、教育。
1）非议、抨击、废止科举。1905年，“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即停止”。12月设立学部，教育行政始从礼部独立出来。改变了久被非议而不可触动的传统教育制度，做成了戊戌维新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质的改革。但不意味着新政比维新更进步，也不意味着科举功名的社会价值已经完全丧失，有功名的人仍然得到社会的垂青，具有浓厚的士大夫意识的绅贵阶层也每每以功名自诩。
2）兴学堂。
3）选派留学生。
4）教育思想之变化。学部：“尚公、尚武、尚实”。王国维：“使人为完全之人物”，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
虽然教育制度的改革产生于自上而下的过程中，但160余万新式学生的出现和众多八股士类的淘汰则直接和间接地牵动了整个社会。新政造就了新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又超出了新政划定的界限，传播无神论，奔向立宪和革命。
三、两点历史思考
1 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清末新政由一批曾仇视改革或与改革为敌的人物完成了一场带有革命内容的改革。两点历史原因：
1）庚子之变以后的局势是一种真正的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局。“无事且难支持，今又构此奇变”。新政在主观上是为了防止革命揭掀屋顶而挖开的一个窗洞，
但在客观上却成为时势假手不原改革者而实现的一场改革。
2） ？
2 清朝从新政走向灭亡的深层次原因：
1）旧人办新政。新的制度必须有新的价值观念、思想和行为模式与之相适应，否则绝不可能赋予新制度以真实的生命力，失败和畸形就不可避免。在“预备立宪”之初，统治集团中有些人还是寄以希望的，但旧的政治习惯又吞噬了这种希望。新政终因执行无人而使朝廷之信渐坠，国民失望愈深。自救的新政不仅无法保持王朝的内在凝聚力和集体价值，反而使社会益形棼乱，成了王朝的催命符。
2）传统和既得利益的双重阻力。皇亲贵胄vs地方督抚（汉族官僚，实力派）。权力倾轧使新政越改越乱，愈革愈糟，从内部加速了清朝的解体。
第十四章“中等社会”
崛起于庚子之变后，不仅反映了那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的裂变与改组，而且反映了在欧风美雨的浸染下中国社会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变化。革命党人出自“中等社会”，有代表了“中等社会”。它的出现体现了中国近代各种社会实力的消长，并很快成为推进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决定性力量。
一、一个复杂的社会实体
1“中等社会”从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两个方面概括了操各种不同职业而居于相同社会层次的人所构成的复合体，它着眼的是社会构造。就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而言，“中
等社会”相当于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但20世纪初年又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同义词。
1）“自居于士类者”
（1）小绅士，在19世纪最后25年，约有91万人。
（2）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包括为数不少的留学生，以及从传统经生、儒士脱颖而来的知识分子，具有相对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救世意识。“制造新中国之良工”。“学生社会”。
（3）另谋出路——时代发展对旧士类的淘汰：投笔从戎。（吴佩孚）；其它职业：“出入于商与士之间”、“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等。利益与感情随之变化。
（4） 新职业的产生：记者、编辑、律师、医生、近代学堂教师、职业革命家等。
2 ）“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商战”思潮。商务印书馆（1897）。
（1）旧式商业向近代工商业转化。
（2）旧式士类渗入了工商业。（张謇）
（3）新式知识分子投身于工商业。
（4）1904年《商会简明章程》。以工商业资本家为主体的商会之设，是20世纪初年出现的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反映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工商业
资本家群体意识的形成。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工商业资本家在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立宪运动等众多社会事务中日益显示出其自身的实力和存在价值，奠定了民主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
3） “出入于方术技击（一技之长）与士类之间者”。
2 “中等社会”之复杂性：
1）资产阶级阵营之不明晰，社会构造上的新旧交叠与粘连。
2）政治倾向之歧异：
（1）革命与改良之争；
（2）革命党内部政治分野。
3）反映近代中国社会之复杂：“将几个世纪缩在一时”。
二、“破坏上等社会”与“提挈下等社会”
中等阶级自觉：“破坏上等社会”必须“提携下等社会”：
1“与秘密社会为伍”，改造并利用之：或走访各山堂，进行民主革命的说服动员，或……。但往往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甚至被反利用。
2“与军人社会为伍”。革命党人投入新军；秘密散发革命书刊；组织讲演会，向士兵
灌输民主革命思想；利用组织形式开展活动。军营附近的商店、住宅成为革命的秘密机关。
3“与劳动社会为伍”。教育为先，引导其进行有意义价值之破坏。但“中等社会”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劳动社会”中去。
三、“中等社会革命’：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
1.革命派与改良派围绕法国大革命的争论。
1）改良派代表梁启超据大革命之暴烈主张中等社会革命（中国阙如），反对下等社会革命（譬之为黄巾闯献之遗）。
2）革命派据大革命之战斗激情和理论依据，亦力主中等社会革命：“中国革命之所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必须“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陈天华）
3）中法革命条件之差异：20世纪初年的中国提供给中等社会的社会变革的基础是不成熟的、薄弱的。新式知识分子是“中等社会”最进步的部分，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并不是从中国社会里直接孕育出来的，而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脱节。中、下等社会之间又有某种程度的脱节，必然影响到改造中国社会现实、建立近代生活的实效
第十五章 变革中的两大动力
一、相互交替的两个历史阶段
1“新党”的改良时代（1895年五月——1898年9月）：洋务运动的掀起和失败在上层社会引起波动，为戊戌变法准备了现成的基础和前提，同时规定了继之而起的否定者（既克服又保留）只能是改良运动，这是历史逻辑使然。革命派自身亦为这一时代主流所吸引。以北京、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为枢纽。改良运动的失败以自己的失败为革命准备了基础和前提。
2 “乱党”的革命时代：初期复杂的国内情势：瓜分狂潮、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庚子之变、自立军、拒俄运动、日俄战争、皇族内阁、保路运动。革命虽成时代主流，但历史却没有一边倒。日本的胜利推动了清朝的立宪运动。康有为的保皇派变为立宪派，呼吁开国会、立宪法。梁启超、蒋智由在日本设立“政闻社”，发刊《政论》杂志，策动国内立宪。杨度在日本创刊《中国新报》鼓吹立宪。国内最活跃的是张謇等人的立宪组织。立宪党人还发起了抵制美货运动、召开国会请愿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立宪派又成为与革命派横向对峙的政治力量。
二、共和与立宪：两种模式的争夺
1两报的论战（1905年——1907年）由互不干预走向全面对峙。焦点：要不要推翻满清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革命派代表了历史趋势和正确方向，但在很多实际问题上改良派的议论又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非全部真理都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2 立宪派在晚清社会政治格局中能够成为站在革命派与清朝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势力”作为一个颇有声势的社会群体而存在，说明他们仍有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作为新派人物的颜色并没有完全脱落。其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也有优势。
3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本为当时世界可参照的两种资本主义政治模式。
4 立宪流产之原因：
1）立宪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变革，要求限制君权，推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要的是真立宪，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是对早该淘汰的清王朝的一种挽救，慈禧太后只取立宪之名而没有相应的变革意识。历史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但清王朝却没有一个认识这种条件的人。他们用假改革来欺骗历史，必然受历史惩罚。
2）社会矛盾无法纾解，“山雨欲来风满楼”，下层群众自发的民变（大多由朝廷筹集新政费用摊派捐税引起）不可收拾。
三、不同一性中的同一性
1同一个阶级不同阶层在改革方式和道路上的分歧，对立着的双方都在为沉沦中的中国寻求新的出路，都要求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建立近代化的制度、国家和社会，因而又具有同一性。
2 近代南北方发展之差异：新兴力量大多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南方（粤湘鄂川江浙皖闽）或以南方为主。
3 “救亡图存”：爱国是二者共同的历史起点，反帝是他们共同的旗帜。在爱国反帝的要求上，双方有相互配合、共同斗争的友情。
4 向西方学习：作为革新中国与打击旧学的武器，最初取自西方的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说、进化论和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归纳方法等，是由改良派和革命派相率译解的。一
方得之为渐进量变，为君主立宪；一方得之为跃进质变，为民主共和。同在于冲击中国的旧学，导中国于革新之路。两派都把中国的去路寄托于实现资本主义，因此反封建同是二者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历两千年的君主高于一切的封建专制统治，不把皇帝拉下马，对封建政治势力就会是极大的保留。
第十六章 民变与革命
一、乱世众生相
与太平天国运动农村反抗城市不同，这一时期的斗争许多发自城市。以商人、学生、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城市反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比广大农村中的骚动和起义具有更进步的社会生活内涵和更积极深远的社会影响。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均主义不同，这一时期的抗捐税反映了商品经济，因而相对集中地发生于工商业发达的南方各省。太平天国最终蜕变成了一个完全封建的专制王朝，但20世纪初年的民变却已非循环式的改朝换代所能范围了。
1 抗捐抗税；
2 饥民涌入城镇的斗争：抢米风潮；
3 为求食有盐而导致的城乡SL；
4 会党、农民起义；
5 罢工斗争；
6 ？
7 **；
8 教会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1906年南昌教案；绅商领导下的爱国运动）；
9 社会的抵制“新政”的斗争；
10 其他。
二、民变月革命的交互激荡
1民变的矛头主要指向官府，是下层群众自发性的反抗行为，革命则是以推翻清朝、建立民主政体为目标的自觉运动。不少民变曾借助革命的旗号大造声势，革命亦利用民变谋求自身的发展。
2 民变与革命发生的三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1）民变以革命旗帜相号召，在两广和长江中下游诸省尤为普遍。
2）与革命党人串结以扩大声势。
3）乘革命党起义之机，发动民变。
3 革命同民变发生之三种直接的关系：
1）由革命党人参与或策动民变。
2）民变将发之际，革命党人主动投入而予以引导或支持。
3）民变的出现吸引了革命党人，但在革命党人尚未到达时民变即已被镇压。
三、民主革命的基石
民变之于革命最大意义在于它们以自己的出现和存在推进了形势，促成了清朝统治秩序的瓦解。
1）晚清最后十年的民变具有四面八方之势，包含了各种社会力量。它以全面的动乱全面地挖掉现存封建秩序的墙角，把清朝推入四面楚歌的绝境之中。
2）清政府曾把“新政”当作永固皇基、熄灭革命火焰的灵水，但却换来了推翻王朝以实现改革的结果。“新政”加重了捐税，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对立面；新式学堂培养了近代学生，造就了成批的反见志士；新军淘汰了绿营练勇，却铸成了把枪口指向王朝的武装力量。
第十七章“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一、从国歌说起
1国歌
1）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命教育总长蔡元培负责征求国歌，2月正式公
布了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 中华民国国歌：“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2）“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十分集中地概括了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力追不舍的社会政治目标和为之奋斗不息的方向。
3） 总统制（美国）与内阁制（法国）之争：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力主内阁制，“历指总统制之弊”，但多数代表赞成总统制。《临时约法》规定政治的组织形式为内阁制。
2 国旗：清黄龙旗；武昌起义后或用十八星旗（本部十八省），或用青天白日旗（陆皓东设计，孙中山改为红地）、三色旗（自由、平等、博爱）、五色旗（五族共和）、井字旗（天下大同）、金瓜钺斧旗（尚武强兵）、白旗（涤去污染、光复旧物）。南京临时政府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二、“皇帝倒了，辫子割了’
1 抵制取消后，附生于帝制的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次第取消。
2 纪年改革：
1）黄帝纪年；
2）公元纪年。
3 强制除辫与社会观念变革。
三、社会习尚的改革——
“旧染污俗，悉行蠲除”，用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去替代那些相沿成习的非人道的、迷信的陋俗。就其本质而言，旧染污俗是对人性的压抑，而人道和科学则体现了人性的解放。
1 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
2 改称谓。
3 废跪拜，代以鞠躬之礼。
4 禁止贩卖人口、“猪仔”，通令蛋户、惰民等“贱民”享有公权、私权。
5 倡女权。
6 易服饰。1892年宋恕“易西服”。中山装。
7 其他如破除迷信，革除旧的婚丧礼俗，倡导自由婚姻等。
四、实业的推进
1 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的改变，使他们有可能利用自己掌握的部分权力制订出有利于实业发展的西宁法令政策。
2 革命派和立宪派大都自觉以振兴实业为己任。
3 临时政府积极倡导国货运动，嘉许和鼓励那些以本国原材料生产的工艺品。
4 未出现“产业革命”的原因：
1）封建政治势力（军阀）的破坏；
2）帝国主义之侵略。
五、南孙北袁之间
1 革命党被目为“乱党”；
2 立宪派对革命党人治国能力之不信任；
3 袁世凯为稳健之立宪形象；
4 革命党内部之分化；
5 城乡民众对共和之漠然；
6 帝国主义选择袁世凯；
7 革命党人不信任袁世凯；
8 满贵不信任袁世凯；
第十八章 山重水复
一、还是“乱党”
1 孙中山辞职三条件：
1）临时政府驻南京；
2）新总统到任后，临时总统及国务员始辞职；
3）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
2 孙黄亦为袁世凯共和假象所迷惑，舍政治从实业，忽视了政治上与袁世凯的抗争，约法实施丧失了必要的监督机制和实力保障。
3 宋教仁的议会斗争失败：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非法比合法更有力量；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真正的共和民国的。
4 二次革命：袁世凯“善后大借款”，以160万元代价暗助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威逼利诱部分国民党元脱党。“传语国民党人”。
5 步步专权独裁和国民党、进步党之反应：苦痛、迷惘。
6 中华革命党（孙中山）。
7 “欧事研究会”（黄兴）。
二、两种复辟势力
寄生于民国而与民国为敌，植根于相同的社会土壤和由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
1 力谋帝制复辟，推动袁世凯称帝。杨度、严复。
2 企图复清朝之辟，拥戴溥仪复辟。按照《关于清帝逊位之后优待之条件》规定：溥仪仍拥有皇帝尊号，每年坐收四百万巨款，养尊处优于紫禁城，沿用宣统年号，称皇道朕颁布上谕。袁世凯失败后，坚定了旧派复辟清室的信心。代表：张勋、铁良、劳乃宣、梁鼎芬，大多身在租界而神驰于康乾同光之间，食民国之粟而缅怀帝国之恩。
三、军阀割据在形成
1 军阀之特点：
1）本是国家统治工具的武装、军队变成了一己私有之物；
2）私有的武装、军队又分割地方，形成了私有地盘。
3）浓厚的封建宗法性。
4）军阀出身的各种来源和光怪陆离的意识形态。
2 北洋军阀：起自小站练兵，“多袁旧人”。始终操纵北京政府，打着“统一”的旗号，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袁死后，分裂为皖、直两大派系，以及稍后一张作霖
为首的奉系军阀。代表国家与帝国主义缔结卖国条约。
3 西南军阀：多由辛亥革命后的都督演变而来。大多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以滇、桂、黔系为主体，包括川、粤、湘系在内。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始终是地区性的。与帝国主义的直接关系不太明显。
4 差异原因：近代新的生产力、革新力量都从南方兴起，然后向北方推进。
5 出身阶层：
1）由清代职业军官转化而来；
2）起于行伍，脱颖而出者（冯玉祥）；
3）在国内外军校受过新式军事教育者；
4）从土匪头目演变为地方实力派（张作霖、陆荣廷）。
6 迷信武力，但也有意识形态：
1）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主张尊孔读经；
2）阎锡山倡办“洗心社”，宣扬周公孔子之道；
3）赵恒惕“以湘治湘”、“联省自治”，搞地方宪法，模仿美国的联邦制度；
7 军阀战争。
8 政局动荡。从1912年到1928年的17年间，内阁变更了47次。
四、孔教会和灵学会
社会前进后的历史回流。在新陈代谢的历史进程里，最落后的东西又总是最顽固的东西。不科学的东西通过曾经相信过科学的人来表现自己，君主和专制通过曾经宣传或笃信过民主的人来表现自己，落后通过曾经先进的人来表现自己，这种复杂性往往蕴藏在不易觉察的历史深处。
1 民国临时政府废止祀孔祭天、尊孔读经。
2 孔子主义者的不满。（康有为）
3 孔教会：1912年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等发起成立，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并刊行《孔教会杂志》。真正灵魂是康有为。怀念孔子寄托的是厌恶共和的感情，又掺杂着对民初弊政信而有据的指责，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产生的失落感引向复古之途。
4 袁世凯之尊孔。“天坛宪法”：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章太炎之驳斥：“凡入孔教会者不准入会”。
5 灵学会。
五、民国初年的社会危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穷途末路
1 黑暗和动荡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
2 白朗起义。
3 会党与动乱。
4 从各阶层游离（淘汰）出来的大量人口。
第十九章 新文化运动——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
一、观念形态的革命
1 对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对70年历史的深刻反思。它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总体性的理性批判。
2 排孔教：“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
1）五四前的反孔大多着眼于政治批判，如何启、胡礼垣、谭嗣同、章太炎等。五四时则更专注于文化批判。从孔学自身存在的缺陷角度揭示孔学与君主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从人性压抑的角度剖析孔学的实质。
2）把真孔子与假孔子、真孔学与假孔学联系起来，反对把真假截然划开，在本源上揭示二者的一脉相承，显示了五四排孔的彻底性。
3）五四排孔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即所谓“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
德，不适于现代生活“。
3 观念革命——冲击旧文化与树立新文化的同一，破坏旧传统与正面建设的同一。（白话文运动。）
4 “新旧思潮之大激战”。
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论战
1 中西调和
2 中西附会
3 中西文化之差异
三、科学和民主 —— 现代价值重建运动
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包含着80年中西文化论争所积累起来的认识成果，体现了认识的飞跃。它由古今中西新旧之争而来，又是对古今中西新旧之争的历史概括。中国人因此找到了一个最重要、最本质的是非标准，而后才能有完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人。
1 民主
2 科学
3人权
四、各色各样的“主义”
第二十章 历史的选择
一、社会主义思潮的涌来和中国人的选择
1 社会主义思潮胜出的深刻社会原因：
1）古有的大同理想成为一种现成的思想基础，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
2）甲午战争后到一战之间中国资本主义缓慢而持续的发展，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准备了现实基础。
2 空想社会主义试验（如“工读自助团”）的失败和反省。
二、历史的矛盾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 历史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历史阶段实现之前，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丧失其历史的进步意义；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来到中国，一开始就否定了资本主义。超越历史？
2 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又以客观现实限制了主观愿望，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种选择和限制的统一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和理论。民主革命在政治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一个产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的时代。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所面对的是没
有经受过资本主义大规模冲击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其中深藏着和复制着几千年传统留下的影响。
三 曲折的历史轨迹
1 国民革命——北伐战争
2 国共两党主义的不可调和导致了分裂和对抗。在个别的表象（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蒋介石的假革命）背后，中国社会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在更深层次上制约着历史。蒋介石得到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民主派的支持。
3 中共失去了城市，得到了农村。从被迫到自觉选择。农村包围城市历史地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之路。
4 民族革命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5 两个中国命运之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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