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五中全会公报：\"两个意识\"、\"四个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龚维斌说，公报中提出，“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两个意识”给我印象最深刻。
龚维斌说，公报中提出了四个“更加”——“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公报中还专门提出‘社会建设明显加强’。”龚维斌说，“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发展问题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在这一次全会上提出今后要注重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体制改革等内容。”
龚维斌说，公报中还大篇幅谈到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龚维斌说，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
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其中，“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是一个新的提法，这体现了在“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2、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最大特色是务实，多了具体可操作举措
周天勇表示，五中全会《公报》中体现出来最大的特色是务实，少了抽象概念的表述，多了具体可操作的举措。他认为，《公报》中传递出的一个信号就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保障和改善民生”将在未来五年的改革中得到全面加强，各领域改革有望得到更加协调和统一的推进。
周天勇注意到，《公报》中多次提到了“转变”，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明确指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重要支撑、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要着力点，以及强大动力，强调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周天勇说，《公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公共服务、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等具体方面做出部署。《公报》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报》中指出，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周天勇说，“两个比重”的表述更是为增加劳动
者收入提出具体要求。
3、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曹立：历史方位：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作出的基本判断。这样的判断令人振奋，催人奋进。
横向坐标：国际形势新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没有改变，但整个世界面临着自冷战以后最大的经济萧条的冲击与发展模式的转型。从美国政府推行的经济新战略到欧盟倡导的低碳经济，世界各国都把振兴实体经济，推进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新能源作为调整的重点。这些调整一方面催生新的技术革命，使我国在一些新技术和新产业上面临发展机遇。如我国的物联网产业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应用示范等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进入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跨国并购，为我国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纵向坐标：国内发展与改革新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科学发展理念渐入人心。一方面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高度，也面临新矛盾新问题。我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人均收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为进一步改善民生、调整结构奠定了基础，同时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也探索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甚至教训。例如，工业化进入中期后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与缩小地区差距的问
题、城市化水平提高与消除二元结构的问题，如何解决老百姓面临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另一方面改革进入攻坚时期。收入分配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等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也日益暴露，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制度创新与深化改革。
历史交叉点：大有作为
大有作为意味着，在“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将要作出重大调整，体制改革深度推进。“十二五”时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十二五”规划是跨越危机、引领未来、奠定基础的战略部署和行动纲领。如何把这一战略付诸实施，必然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路上大有作为。
4、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曹立：“十二五”蓝图：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确定，在“十二五”规划的蓝图中，改善民生将是最绚丽的亮点。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内需不足，提高消费需求是启动内需的关键。例如，在目前占我国人口比重最大的是农民，作为潜在的消费主体，农民的内需远没有启动。200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5253元，加上社会保障不足，严重抑制了农民的购买意愿。试想，如果7亿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受教育程度
进一步提高，那将成为拉动我国内需的巨大力量，也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空间。因此，需要通过改善民生，提高低收入者阶层的收入水平、启动农村市场，提高国民消费率，真正启动有支付能力的国内需求。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能过剩，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投资是派生需求，是中间需求，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因此，只有依靠消费拉动，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内需循环与良性互动。另外，突出的民生问题涉及教育、医疗、住房等行业的健康发展，而这些行业和产业的发展，大都涉及服务业的发展，因此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可以大力发展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中介服务、信息服务等，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发展局面。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体制转变的必然选择。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求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着力提高政府的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等。因此，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契机，加大政府体制改革力度，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执政为民的必然选择。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宗旨是为了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富裕人民，让人民充分享受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落脚点，也是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更是我们党的使命。
5、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赵振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深
刻变革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如果说以前历次思想解放更多是寻求政策层面的突破，要求体制松绑，那么现在解放思想更多地需要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文化、教育素质，更快地适应科学发展。思想的解放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我们深入地刻苦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传统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和观念决裂，特别是与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及环境和社会代价的传统思想决裂。
第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切身利益，如何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国家利益，需要审慎处理，处理好了社会就稳定，处理不好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源泉，最终殃及全社会。
第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科技进步和创新将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需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同时又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命运，我们难以想象5年之后、10年之后、20年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第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多的是要解决人与经济、经济与社会、经济与资源、经济与环境、经济与文化等一系列各个层面的问题，而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要贯穿于经济社
会发展的全过程。
（资料均来源于：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
周小川：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经济造成伤害
2010-11-05 作者： 来源：搜狐财经
11月5日，首届财新峰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中国与世界”为主题，深入探讨全球化大变革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谜题以及中国如何认知与适应新角色。以下是搜狐财经从会议现场发回的报道：
周小川表示，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对创造美国国内的就业和保持本土的低通胀水平有利，该政策虽然对美国本土是一个优化选择但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会产生副作用。 美元目前是国际性货币，不仅具有储备货币的特性，全球相当多的大宗商品交易、投资、金融市场等领域也需要用美元来进行。目前舆论普遍认为美联储的这次会议将继续维持低利率和定量宽松政策，会给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国家经济体带来更为泛滥的流动性。 他认为，评论美元这种货币国内和国际角色产生冲突时，还应当归结到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存在问题的角度。
对于对于美联储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周小川表示，目前中国的的外汇管理体制资本项目进行管制，不正常的资本项的流入要么进不来，要么会绕道而行。而在绕道的过程中管理机构会在总量上进行对冲。
“短期的投机性资金要进来的话我们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而不让它泛滥到整个中国世界经济当中去。等它撤退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出来让它走，这样在宏观上可以减少资本逆差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这个措施就是在这里强调一下它的重要性。”
当然也就会引起另外一种问题，它进来了又出去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它找到了机会，比如说利率的差别，比如说货币汇率之间的运动，那么这样的话它们就有可能有投机性的收益。我想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总量控制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些机会的话那么总是会有人做这些动作的。
周小川表示，“我可以回忆到我们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二道贩子来获取差价，这就表示，比在商品价格领域里如果存在创造机会，你几乎很难说有人这么做，尽管你很憎恨这种行为，但是也是经济的机会，也是市场的一个逻辑，必然会有这种做法。那么你要制止它的话总要想一个有效的办法，总不能把火车停下来，那么整个国民经济花的代价，要比你抑制二道贩子的代价大很多，所以你必须要对代价进行衡量。”
“战略机遇期”，不容错失的关键点
2010年11月04日 08:25:37 来源： 人民日报【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发展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是基于对国际国内两方面形势的科学分析而做出的战略判断。对于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正是改革的攻坚时期、发展的关键时期。
无论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革命，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信息革命，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在这些整个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一些国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走到了前列，另一些国家却陷入被动、落后的局面。无论从我国发展历程看，还是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历程看，能不能抓住机遇，推进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鉴往可以知来。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些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些时期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一些国家是如何抓住这些黄金发展期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把握好难得的发展机遇，走出一条超越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之路。本期时事观察，我们约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刘德喜，纵论历史上的战略机遇期。
现实：把握“改革”和“开放”
中国应当重新认识500年西方工业文明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作用，进而探索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前提下，走以中华文明为本的超越西方工业文明之路。
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形成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拐点，预示着500年来东西方文明此消彼长的一个关键阶段正在到来。这个关键阶段就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战略机遇期”，其基本内涵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国际方面，主要包括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反恐和文明的冲突、中国的国际形象等方面的内容；国内方面，主要包括中国的客观状况、发展战略、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十六大以来的8年间，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内涵进一步发展，在国际方面的突出表现，是2007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而国内方面的突出表现，则是中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率先走出低谷，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未能把握“改革”和“开放”两个词，可说是历史上中国错失三次全球性战略机遇期的根本教训。要真正抓住和用好全球性战略机遇期，必须坚定不移地改革和开放，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找准自己的历史方位。同时，也不能丢掉和失去自己的根本，主要是指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点，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悠久且独特的文明体系更加重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紧紧抓住逐步形成的全球性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但是，面对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内涵在21世纪初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应当重新认识500年西方工业文明的历史地位，并重新认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作用，进而探索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前提下，走以中华文明为本的超越西方工业文明之路。
西方工业文明是超越传统农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模式，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在近几百年来成为全球和全世界最强势的一种文明模式。当历史发展到21世纪，全球性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摆在全人类面前，以不断占有新的资源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西方工业文明已经出现发展困境。
全球范围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使得中国在客观上没有条件再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悠久的文明传统、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坚实的制度保障，使得中国不可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如果加上积极进取的创造精神，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模式进行现代性的改造，就一定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商文明和工业文明相生共长、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即创造出一种超越西方工业文明且适合全人类，特别是适合中国发展的模式。
历史：中国错失三次机遇期
或因自身封闭保守，或因未能因应变局，中国自15世纪以来，错失了三次战略机遇期：第一次是15世纪的明朝中叶，第二次是19世纪的清朝末叶，第三次是在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15世纪以来的500年间，中国错失了三次战略机遇期。
15世纪开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面临
的战略机遇期。当时，西方大国，主要是西欧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后来居上的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它们深刻理解那些幅员辽阔和资源丰富的世界未发展地区的重大意义，因而利用自身传统文明优势“开发世界”，创造了西方工业文明模式，并且在以后的500年间持续发展，从而成为世界各文明体系中最强势的一种文明模式，18—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20世纪的美国是其典型代表。
500年前的中国，在全球性的战略机遇期到来之际，虽有走向世界并开发世界之力，但却无拥抱世界之心。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中国没能认识到其意义，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中国内向型和保守型的文明体系，使其既无此愿望，也无此经验，因而导致中国既没有制定走向世界的战略，更没有利用这次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很好地改革和发展自己，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模式。
紧紧抓住这一次战略机遇期的部分欧洲国家，经过300余年的发展，终于在19世纪上半叶超过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以此为基础，英、法等欧洲国家，在与中国进行了长期受到严格限制的边贸来往后，用大炮轰开中国坚固的大门，采取强盗行径侵入中国内地，以不平等的方式逼迫中国对外开放，使之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生长为中国带来了第二个战略机遇期。中国已有一批先进分子敏锐地觉察到了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的冲击和第二个战略机遇期的到来，与那些宁愿坐失战略机遇期而不思进取并紧紧掌握中国政治权力的强大保守势力形成鲜明对照。由于这两种力量的尖锐对立，发生了改良、维新和变法，特别是发生了中国广大民众反对中国保守政府的、长期而又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由于不能举国一致地应对外部势力，特别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中国仍没能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中国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就是明证。在此期间，与中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日本，却充分利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实行明治维新，从而紧紧抓住全球化浪潮对亚洲的冲击，也就是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和经济强国。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科学技术革命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全球化浪潮重又兴起。然而，由于缺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没有认识到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实施的冷战封锁之下，中国又一次封闭了自己，因而没能紧紧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美、德、日等西方大国的快速发展和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把中国进一步甩到了后面。
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从而给世界各国，也给中国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期。70年代初，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敏锐地觉察和捕捉到这个战略机遇期的有关信息，吸取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果断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从而为中国后来的全面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社会，适应新的全球化浪潮，紧紧抓住新的战略机遇期，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走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从70年代末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为中国紧紧抓住新战略机遇期创造了条件。在此以后，中国举国一致，上下一心，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紧紧抓住新的战略机遇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新世纪以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普遍共识。党十六大和十七届五中会关于“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论断，必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众论】（摘编自《北京日报》）
“机”可以理解为是机会、机缘；“遇”则意味着人们是否可以遇到机会，风云际会中是否能够抓住机缘。如果历史客观条件不允许，那就不可能有机会；即使有机会，主体不能适时地加以把握，也就遇不到机会。主体遇到了机会且把握了机缘，这才有了机遇。 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从哲学角度看，“机遇”指的是对一特定事物的发展而言并非必定出现但一经出现就可能改变事物现存状态的事件和条件。机遇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常驻性的特点。但机遇背后又隐藏着必然性，机遇的出现又不是神秘莫测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因而机遇的出现又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庞元正（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原主任、教授）
机遇的价值不在于其时长和特点，而在于是否得到了有效运用。任何机遇的时长和两次机遇间的间隔都是不确定的，同时每次机遇又都有其特殊性。由于所有机遇都具有不确定性和特殊性，因此是人把握和运用机遇的能力来决定机遇的价值，而非机遇的时长和其特点。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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