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不足原因的文献综述

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不足原因的文献综述

姓名：任蕾 学号：1091610103

摘要：目前，政府和学术界都已经认识到，我国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严重不足。本文将针对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现状，来探索我国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原因文章对其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从我国社区的行政性、利益情感、传统、社会资本以及性别等各个方面来做的综合分析。

关键词：城市居民 社区参与 参与不足

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研究及现状

社区研究在我国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其间由于历史原因中断了20多年，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至今，社区研究取得了新的发展：首先，符合中国国情的社区研究理论与方法正在逐步迈向成熟阶段。其次，社区实践己经从社区服务发展到社区建设阶段。社区建设的组织、目标正在逐步完善，新型社区的发展模式和经验也在被不断创造出来，我国的社区实践己经从社区服务发展到社区建设阶段。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参与渠道有所拓宽，参与的形式和内容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但是城市社区居民的参与现状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居民的参与实践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与意识薄弱，动员式，执行式参与是居民参与的主要形式。第二，参与领域狭窄，参与程度不深。第三，参与机制不完善，参与效益差[1]。第四，不同地域和年龄段的居民其社区参与意愿是不相等的。第五，社区参与人员不均衡。参与社区活动的人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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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为主，主要是离退休的老干部、老党员和工厂企业老职工等[2]。第六参与时间和参与行为零碎化，制度性不强。

社区参与是在全方位、多层面的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下，形成的结构性的运行机制，并以此为驱动力推动了微观层次上的社区发展和宏观层次上的政治、社会发展。社区参与能够促进社区内的良好互动，社区参与可以优化社区的资源配置，促进社区价值的高效整合，推动社会的总体变迁。然而目前我国居民参与现状的不足，阻碍了社区的深层次发展。

基于未来社区的更好发展，笔者在综合各种研究，相关文献基础之上，将各个学者的观点归纳总结，得出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较少，动力小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以体制为原因的分析：行政型社区

（1）单位制导致普遍性的社区参与冷漠

单位是单位制度中联系国家与个人的中介。参与主体“单位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身份，导致了其对社区的责任感和归属感的缺失是居民社区参与表层化的原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在“社会人”的人性假设前提下，居民天然的都具有社会归属感和社会参与意识。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单位制度造就了社会成员的“单位人”身份。居民多数只对自己的单位有认同感，责任感，归属感，而对自己所在的社区并无此种感受[4]。

（2）社区的行政权力本位制

政府把居委会作为单位制解体之后实现国家对个人管理与控制的手段，居委会逐渐退化为准政府的行政性组织。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城市目前的国家一社会关系格局时，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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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地将居委会视为国家行政链条的末梢，代表国家在居民区扮演着注视与监督的角色，警惕并压制着社会自发力量的成长。”

在“行政权力本位制”和社区管理者得官本位思想下，街道社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职能。社区的行政化现象严重地制约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很多社区事务的开展都只是为了应付上级的要求或检查，不能长期坚持，在检查过后，一切恢复原样。期望中的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状况的真正好转未能实现，民参与结果的,负面预期，制约了人们参与社区行动的积极性，人们在强烈的失落情绪中人们必然重新思考社区参与的价值[3]。

（3）动员型参与方式制约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参与方式就是居民如何参与。根据居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强度，可以将参与方式分为动员型参与和自主型参与。动员型参与是一种被动性参与，它通过有关政府组织体系的组织与动员，将居民纳入参与的范围。自主型参与是社区居民基于充沛的民主意识，以主人翁的身份，自发地积极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3]。我国居民的社区参与都是被动式，动员型的。这种情况下居民没有主人翁意识，阻碍了社区的发展。

（4）居民政治参与的失望心理对社区参与的不利影响

从社区政治参与来看，尽管我国很多社区已经实行了直选，但是中国政治中的长期存在的任命制、对上级负责制等在居民头脑中已经形成深刻的印象，人们习惯于由上级任命领导而不是由自己选举领导，现实中的变直接选举为间接选举(由基层政府指定候选人)、变差额选举为等额选举，选举中的暗箱操作以及选举结果不透明等等更是严重地打击了人们参与社区政治的积极性。虽然居民有一定的参与愿望，但是执行式参与，居民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决策权，由于他们对选举结果的负面预期，参加选举被认为是不值得、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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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导致社区选举的参与率很低，或者为被动式参与[5]。

以上是笔者对各相关学者在居民社区参与研究中的体制，政治这方面的归纳总结。笔者认为，这些政治性因素确实为我国社区居民参与热情不高，社区建设遇到阻力，社区发展停滞不前，居民对自己所在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较低的原因，甚至是主要因素。这种宏观的社会背景，造成了居民对社区参与的无兴趣。当居民形成一种思维的定式之后，这种现象就变得更加难以改变。

二：阶层地位

社区建设中蕴含着相应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于较低的阶层的人具有的价值较高，他们更有可能参与；而那些资源占有量多的人，可以通过社区之外获得质量更高的资源，从而对社区事务关注较低[6]。

在笔者分析之时，发现有学者单独从阶层地位进行分析，他将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均归纳为阶层地位之中。 而笔者也同意此种分析是居民社区参与水平较低的原因，但是这种阶层之分过于表面化，没有认识到更加深层次得因素，即政治性因素。只认识到参与主体居民因素，而没有考虑到体制性因素。

三：利益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社区居民是否参与取决于“参与”行动所带来的效用。他们在参与或者不参与之上会进行一场博弈。人们希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这就是在理性选择后进行集体行动的难题。如果社区成员少参与或不参与并不受到谴责同样可以享受社区集体行动的果实的话，他们会选择不参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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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行动从而使自己的所得利益最大化，享受“搭便车”之利。

此外在进行这博弈期间必然要牵涉到对成本和收益的不自觉的比较。参加一次会议在时间精力上的付出是有限的，而参加一个组织则意味着可能要不时地牵扯进自己有限的时间精力。相当一部分被调查者之所以表示“不太愿意”参与社区事务，实际上并不是纯粹的不愿意，而是因为没有时间，原因是他们觉得外部世界中有更重要、对他们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7]。

笔者在相关文献的研究之中，发现几乎所有学者均提到利益因素，认为利益因素是一个基本性原因，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并且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如今的社会之中，人们活动出发点是利益无可厚非，此种分析合情合理。但是此种分析仅仅是从参与主体的主观层次来考虑的，可以作为一个基本因素。

四：情感

居民在进行社区参与之时并不完全是出于对直接利害关系的考虑，而是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参与，甚至纯粹出于一种娱乐的动机。无疑，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会加强他们对社区事务的责任感、义务感。因此可以推测，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程度越高，其参与意愿会越强一般而言，居民在一个社区中居住年限越长，他对于社区的情感认同会越高，从而更愿意参与社区事务和活动，他对社区的情感认同也要受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影响。一个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广阔，在外部世界中能够体验到归属感的群体越多，那么，他对于社区的情感投入就会相对薄弱；反之，在外部世界中越是难以找到自己认同的或接纳自己的对象，越是体验不到真正的归属感，或者说，越是将自己的生活、交往的范围更多地局限到社区之中，那么，他对社区的情感认同就会越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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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者都认为情感和利益两个因素构成了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较少的原因。孙璐认为：从理论上分析个体参加集体行动或者公共事务的动力无非来自两个方面追求共同利益和追求情感满足价值认同简言之就是(利益驱动 )和(认同驱动 )[8]。

而笔者对此则认为情感和利益对现代居民而言，不论是社区参与，抑或者单位参与，此二者对单就居民而言，是内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者只从利益和情感因素分析的观点是片面的，就像有学者单独从阶层地位分析一样，他们忽略了居委会缺少与居民沟通，居民不了解居委会在哪里，在做什么，居委会主任又是谁这样的基本问题[9]，又怎么了解社区活动，然后再去参加呢?所以情感因素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还有居委会的因素，当然还有这个社会的大背景，社会制度，高行政性的管理等。

五：传统

传统制度孕育的臣民意识和“私民”意识影响了居民社区参与的主动性和价值取向是社区参与不足的内在原因和心理障碍。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在差序社会里，一切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嘲几千年积淀而成的自私观念的国民心理特质孕育出与南意大利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国民品质，居民个人的眼里，公共事务是别人的事务——即高级人士的事务，老板们的、政治家们的——不是自己的事务。很少人有心去参加关于共同利益的思考，这样的机会提供给他们的这种机会也不多。政治参与的动机是个人化的依附或私人的贪欲，不是集体的目标”[10]。

我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市民社会，国家和社会合二为一，国家直接对社会行使管理权力。在传统的影响下，一方面形成了我国社区管理行政化的现实，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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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区参与的漠然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在极其个别的学者研究里，提及到了传统的作用，而笔者认为，传统已经不再是内在原因了，经历了改革开放，经历了飞速全球化，甚至西方化的我们，已经在很多领域，很多方面变得极其现代化，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论断，这种传统无疑是和利益相联系的，笔者认为费孝通先生以及熊辉先生的观点是很值得深思的。

六：社会资本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学者认为:社区参与是居民的理性行动，居民的主要社会网络和其控制的资源都是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因素。主要社会网络在社区内的居民，参与较为积极；主要社会网络在社区外的居民，参与较少。控制的资源丰富的居民，对社区依赖性较弱，通常是社区动员他们参与社区活动；反之，控制的资源较少的居民，对社区依赖性较强，通常是他们主要求参与社区活动，以获得更多资源[11]。

在笔者搜索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有两位学者从社会资本方面来分析，此二位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为所控制资源的多少。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是将阶层地位之中的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以及所拥有人脉资源的广泛与否的综合，以此确定对社区的依赖性，依赖性强的人可以从参与社区活动之中获得更多资源，这些资源可以称之为“参与”社区的效用，或者所得利益。所以笔者认为研究社区资本对城市居民参与原因的分析是宏观的，是综合概括性的。

七：性别因素

男女两性居民拥有的社区性别资源差异与参与的积极性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女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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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男性居民拥有更多的社区参与资源，这也导致女性的参与意识与行动显得比男性积极，从而造成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失衡现象。社区性别资源差异的形成，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一定的责任，但关键还是在于社区最高领导层决策的无性别差异视角。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我国宏观领域渐成趋势，但在社区更多的是一种性别盲区。为了改变城市社区参与性别失衡的现状，社区管理者要树立性别意识，加大宣传力度，建构有利于男性参与的社区氛围，针对居民性别特点设计活动，提高男性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12]。

性别因素在众多学者之中只有一人即江汉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陈文女士做了深刻分析。在居委会这样的群体里，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居委会大妈”这样的角色。会认为管理社区事情的人应该是中老年大妈，所以这样自然就缩小了参与居委会选举的范围，笔者认为以性别因素分析很独特，很有创意，走到了众多学者不曾走的道路，笔者很钦佩陈文教授的立意。

小结

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主体以弱势群体为主、参与内容以非政治性参与为主、参与形式以非制度性和被动式制度性参与为主。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传统的“单位人制度”、“行政权力本位制”和官本位思想的制约，居民自治意识差，居民的阶层地位，参与的利益相关度，居民对于社区参与的热情较差、对社区缺乏认同感，我国传统社区思想的残留，社区管理者与居居民之间缺乏信任关系以及居民参与的法律保障机制欠缺，社区选举中的性别歧视等。

今天城市社区居民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意愿在总体上不是很强。也是由于通讯技术、大众传播、交通手段、标准化的公共教育的发展，以及市场的不断拓展和无孔不入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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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推动 的社会一体化（在今天已表现为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无论是在现实利益方面，还是在情感认同方面，现代城市居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都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紧密，通常都要大大超过其与社区内部的联系。换言之，在现代都市中，居民更关心的往往是实际上更为切身的外部世界，而不是内部社区，他们常常是“身居斗室，心向世界”[3]。并且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属于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超越了自身和家庭，具有指向其他人的社会意义。首先，人们在参与某种行动时，都会对该行动的结果进行预期，如果预期该行动不会带来他们希望的结果，他们就不会将该行动付诸实施；如果人们从事某种行动而没有实现预期的结果或价值，他们便会逐渐停止这种行动。大多数社区参与也表现出这种情况。

对于居委会而言应弱化其行政色彩，强化其服务功能，真心实意的从居民的角度出发，不再是为了应付上级，完成任务。

因此，在这全球市场、英特网络的时代，物质化时代，社区事务之提不起居民很高的参与兴趣也就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的了。

文献：

[1]王小章，冯婷.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对H市的一项调查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4 (4)

[2]刘海珍.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态度与行为的研究——以宝鸡市居民为例 (D).宁夏：宁夏大学应用心理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3]张宝峰.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动力缺失探源（J）.河南社会科学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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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阶段城市社区居民参与表面化的原因及矫治政策（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5]熊辉.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理性思考(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7（4）

[6]刘仕清，张俊梅.城市居民阶层地位与社区参与的探讨（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7）

[7]陈帆.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与社区参与的关系的研究（D）.四川：四川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8]孙璐．利益、认同、制度安排——论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冈素(J)．云南社会科学，2006， (5)：70-73

[9]严志兰.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特征剖析(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1）

[10]费孝通．乡土中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11]孙瑾.居民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的研究——以H社区为例（D）.云南：云南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2]陈文.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失——基于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个案研究 (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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