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研究

摘 要: 文章依据中国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状, 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修

正与拓展, 并在结合我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 对其中有关变量做了重新释义, 以期对

我国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政策有所借鉴。

关键词: 农村剩余劳动力; 托达罗模型; 劳动力流动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工业化过程中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于我国这样

一个农业人口数量众多的国家, 能否顺利地解决这一难题, 更是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战略成败的关键。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十分巨大, 根据6种当前流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测算方法加权平均计算, 2000年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经达到3. 17亿; 而根据中国农村信息中心披露的信息, 2004年, 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也在2. 7亿左右。根据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 即使保持目前农村劳动力人数不变, 我国农村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人数的比例达到工业化国家重工业化前期平均40% 的水平, 也有1. 98亿过剩劳动力, 如

此庞大的数目使我们不得不正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严峻性。针对劳动力转移问题, 国内外学者做了不少理论探讨, 著名的有刘易斯模型, 拉) 费模型, 以及公认的最适合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现状的托达罗模型。该模型从预期的收入差异着手, 比较令

人信服地解决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因问题, 并针对城市失业和城乡经济均衡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所以, 该模型自提出以来深受经济理论界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推崇, 我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地受到了托达罗模型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国家和地区而言, 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本身的历史性、地域性的特点, 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背景的差异, 必然会给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打上独特的烙印, 因此, 有扬弃的利用托达罗模型对有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制定来说, 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

众所周知, 托达罗模型的基本思想是, 农村劳动力是否向城市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 而且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或失业率, 亦即流动迁移的决策是对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与隐含风险的城市高收入之间的权衡。它有两个基本假设前提:

其一, 发展中国家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其二, 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 因而是上升的。它的基本理论模型可以用以下两组核心公式加以概括:

1. 乡村——城市的人口与劳动力流动总量模型

M = F [d ( t) ] ( 1)

其中, M 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 d 是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 F (d ) > 0。

d = WP - r ( 1. 2) ( 2)

这里,W是城市的实际工资, r是平均的农村工资, P 是在城市得到工作的概率。再假定, 在城市部门得到工作的概率与新工作创造率正相关, 而与失业者数量和现有工作机会大小的比率呈负相关, 即

P = KN (S - N )

= KNU

= Kn u

( 3) 式中, K是城市新工作创造率,N 是城市就业人口, n 是城市就业率, S是城市总劳动力, U是城市失业人口, u 是城市失业率, 把( 3) 式代入( 2) 式就可以得到:

d = WKn

u - r ( 4)

由此式可清楚地显示, 城乡预期收入差距不但受城市实际工资水平W和农村收入水平r的影响, 也与城市失业水平和新工作岗位创造率分别成负相关与正向的关系。上述4个方程十分清晰地表达了托达罗模型关于比较经济利益和城市就业、失业水平是决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理论观点。

2. 个体流动决策模型

V( 0) = . nt

= 0 [P ( t)Yu( t) ] e- nd t - C( 0) ( 5)

P ( t) = P ( 1) + 2 t

i= 2P( t) 0i- 1

j= 1 [ 1 - P ( j) ] ( 6)

M = f [V( 0) ] ( 7)

上面3式中, V( 0) 是某个迁移者净收入的贴现值, Yu( t)、YR ( t) 分别表示t时期迁移者在城市和在农村的平均实际收入, n 是迁移者计划待业时间的长度, r 表示贴现率即迁移者选择待业时间长度的贴现率, C( 0) 表示迁移耗用成本费用, P ( t) 指在t期以前迁移者在平均收入水平下在城市的积累就业概率, P( t) 则是指时期迁移者新职业空缺与在此期内求职者的积累总数之比率。按( 6) 式即P (1) = P( 1), P ( 2) = P( 1) + [ 1- P (1) ]P (2)。在上述3个方程中, ( 5) 式表明对于单个迁移者而言,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作出迁移决策的关键因素不是由某一时期就业概率决定的城乡实际收入差距, 而是由t时期前累加就业概率P ( t) 决定的净收入贴现值V( 0)。换言之, 在城市实际收入差距一定的条件下, 迁移者在城市逗留的时间越长,

就业的概率也越大。因此, 在托达罗模型看来, 作为一个理性的劳动者在作出是否迁移的决定时, 会从V( 0) > 0或V( 0) < 0来进行权衡。对于单个迁移者来说是如此, 对于集体的迁移活动的决策也是如此。因此, ( 7) 式表明劳动力的迁移是人们预期的城乡收入差的

贴现值的函数。

二、对托达罗模型的剖析和修正

1. 托达罗模型之于中国实际的理论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 托达罗模型关于城乡劳动力转移经济动因的揭示, 摆脱了刘易斯孤立的研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理论束缚, 说明城乡平衡发展的重要性, 是对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型设计缺陷的修正。同时, 托达罗关注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 主张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发展农村经济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的人口流动模式主要是针对拉丁美洲等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 这些人口流动理论都是建立在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的, 而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 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不具有无限性, 因而这些理论在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

( 1) 在我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 劳动者在就业机会、工资待遇、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尤其是在城市居民和进城务工人员之间, 这种差别更是巨大。新功能社会主义学家皮奥雷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 其一是工资高、劳动条件好、工作有保障的劳动力市场, 也称为第一劳动力市场; 其二就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 也叫做第二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劳动力市场近乎完全隔绝, 第一市场的求职者宁愿等待就业机会也不愿/ 下嫁0 第二市场, 而第二市场的失业者也很少有可能/上攀0 第一市场。由此我们可以发现, 托达罗模型中的城市实际平均工资W应该是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相联系的平均工资, 而非城市全行业的平均工资, 或者等于城市平均工资减去对农村劳动力的价格歧视。

( 2) 托达罗模型中的0 P = KN /(S - N ) = KN /U = Kn /u, 亦即是流动者预期在城市获得工作

的概率也需要重新考量。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 值P取决于城市失业水平和新工作岗位创造率, 且不说新创造的工作岗位是属于第一劳动力市场还是农村流动劳动力主要舞台的第二劳动力市场, 对于一个微观的理性的农村劳动力来说, 在作出流动决策的时候, 其所考虑的因素绝不是由宏观的指标K、n、u决定的。挪威外交部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资助的由/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0课题组研究的5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劳动力流动6研究结果表明, 约有一半的流动人口流动之前在目的城市中有亲戚, 30%~ 40%的人有同乡, 15%~ 20%的人有朋友、同学或其他认识的人, 来到城市前不认识城市里任何人的移民所占比例不到总数的20%。所有的流动人口中, 有70%~ 80% 的人在迁移至城市的第一个月内就有了工作。由此可见, 对于农村劳动力微观个体的流动而言, 主要是靠亲友/传(传递就业信息)帮(帮助找工作)、带(带动一群亲友) 0的这种滚雪球方式完成, 其对于自身在城市中就业率的预期并非通过一些宏观指标K、n、u 计算得来, 更大可能是根据自己身边同乡亲友流动后反馈的就业率来确定自己的理性预期。因此, 为了衡量这种微观个体的理性就业率预期, 假设每个流动者都是同质的, 我们引入X = (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总量), 从实际情况来看更适合我国的国情, 也更适合流动者的微观决

策。

( 3) 托达罗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因解释为城乡预期工资收入差距, 而对于理性的农村劳动力而言, 在考虑到城乡生活成本巨大差异和城市进入成本后, 城乡预期净收益差距才是促使其做出流动决策的更合理的动因。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的约束, 他们首先要在流出地办理打工证、计划生育证, 等等, 在流入地还要办理暂住证, 同时还要缴纳治安管理费、卫生费等费用, 明目繁多的各项管理费构成了城市进入成本。此外, 城市生活成本要远远高出农村的生活成本, 国家统计局统计表明, 2004 年,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 853. 9元的水平, 较城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 973. 1元低6 119. 1 元。这部分多出的生活

成本对理性劳动力的流动决策影响绝不能忽略。另外, 如果考虑远离家乡和亲人, 以及在城市受到的社会歧视等心理成本, 那么托达罗模型仍需拓展。

( 4) 农村劳动力的预期收益不仅仅包括货币性收益, 还包括技能性收益和文化性收益。所谓技能性收益, 即在城市务工的各项劳动中所获得的工作技能以及有关的各种知识, 在一定意义上, 这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后所获得不用自己投资的无形的人力资本。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在积累了一定技能性收益后, 返回家乡开办企业, 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所谓文化性收益, 指在城市中所分享到的城市文化环境及其他方面的收益, 也包括农村劳动力所谓/见见世面0 的满足感。

2. 对托达罗模型的拓展和修正在综合考虑了以上因素之后, 我们可以根据我

国的国情和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对托达罗模型作进一步的拓展和修正。

首先, 我们假定:

第一, 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第二, 以农民个体为研究单位, 而非整个家庭, 且仅限于农民进城务工发生的劳动力转移, 不包括其他形式的转移和迁徙;

第三, 农民是经济理性人, 其一切决策的目的都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

第四, 城市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

( 1) 乡村——城市的人口与劳动力流动总量模型

M = F [d ( t) ] ( 8)

d = XWc- r - C1 - C2 - C ( 0) ( 9)

X = A / B ( 10)

其中, Wc不再是城市平均工资水平, 而是农民工的平均工资, 也可用城市平均工资减去价格歧视来替代; C1 代表城市的进入成本; C2 代表城乡生活成本的差异; C( 0) 代表迁移成本; X是符合现实的农村劳动力的预期就业率; A代表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数量; B代表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总量。

( 2) 个体流动的决策模型

V( 0) = . n

t= 0 [P ( t)Yu ( t) - Yr( t) - C2 ( t) ] e- nd t-

C ( 0) - C1 ( 11)

P ( t) = X( 1) + 2 t

i= 2X( t) 0

i- 1

j= 1 [ 1 - X( j) ] ( 12)

M = f [V( 0) ] ( 13)

其中, P ( t) 是指在t期以前迁移者在城市的积累就业概率, Yu ( t) 不再是时期城市平均工资水平, 可以用t时期农民工的平均工资进行替代, 也可用t时期城市平均工资减去价格歧视来替代, Yr ( t) 是t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 也即劳动力的务农收入, C2 ( t) 代表时期城乡生活成本差异, X( t) 则是指t时期预期的就业概率。从上述几式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劳动力的流动与其预期净收益成正比例关系。预期城乡工资收入的差距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解释劳动力的流动现象, 还要考虑城乡生活成本的差异, 以及城市的人为进入成本, 也就是说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关键因素是城乡预期的净收益的差距, 而非预期工资收入的差距。外, 农村劳动力的预期就业率也不再取决于城市失业水平和新工作岗位创造率, 而是用最贴我国个体劳动力流动决策现状的, 可用(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数量A / 流入城市

的农村劳动力总量B) 来衡量。

三、政策建议

根据拓展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型, 为了大规模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我们可以从提高预期收益和降低成本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它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预期就业率, 从而提高城乡预期收益差, 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另外, 这些产业不仅有比较优势, 又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它们提供的岗位就业门槛低, 从业人员无需经过太多特殊的职业培训, 因而可以大大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二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宽松的宏观环境。进一步整合城乡劳动力市场, 政府和社

会要多方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 建立城乡沟通的劳动市场信息系统, 培育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乡就业协调的机制和环境, 从根本上避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 提高预期就业率。另外, 研究证明大多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既不是来自于最贫困地区也不是来自于最贫困家庭, 根据我们的理论表明, 这部分人却是转移动机最强烈的, 由此可见转移成本对劳动力的转移制约因素非常明显, 因此, 逐步放宽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 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支出, 尽可能地减少城市人为的进入成本, 对劳动力的流动有着积极的不可估量的良性影响。除此之外, 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障体系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是大力发展各层次的职业教育,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这可以增加农村劳动力的人资本, 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 进入城市中的上层劳动力市场, 以提高转移劳力在城市的预期收入, 另外还可以增强转移的劳动力获得城市就业信息的能力, 以及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心理成本, 从而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当然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在现阶段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加剧城镇的失业现象, 但这是经济达到高水平均衡必经的阵痛期, 否则经济发展就只能处于托达罗模型所暗示的低水平均衡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