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说中的家情结与人性解放的叙写
【摘要】 《家》、《憩园》、《寒夜》这三部作品，虽然讲述的是完全不同的三个故事，但是在叙述的过程中，都自然地将”家”放置到了一个显著的位置。同时，也将事件本身置于以”家”为中心的叙事话语语境中，塑造人物、推衍情节。并通过一对对内在与外现的矛盾冲突来揭示文本主旨。通过叙述，它们所力图表现的那种对家庭文化及家庭所负载的封建家族制度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批判得以体现。并对这种家庭文化及制度下人的生存状态提出了反思，尤其是女性与知识分子的救赎问题，急切地呼唤一种新的家庭出现，进而以求得在”家”中个性的解放。这种对于”家”文化制度的思考，在当今社会仍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 “家”情结 “家”语境 “家”审视
【abstract】: “family”, “rests garden”, “cold night” these three works, although narrates is the completely different three stories, but in its narration process, all naturally laid aside “the family” to a remarkable position. at the same time, also all puts in event itself take “the family” as in the central narrative words linguistic environment, portrays the character, pushes spreads out the plot. and to intrinsic conflicts through a pair with the outside present contradiction promulgates the text primary intention. through the narration, they try hard that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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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displays to the family culture and the family load feudal family system culture recarefully examine with the critique can manifest. and proposed to this kind of family culture and the system servant’s survival condition reconsidering, in particular the female and the intellectual redeem the question, anxiously summons one kind of new family appearance, then by obtains in “the family” center the individuality liberation. this kind regarding “the family” the cultural system ponder, in now the society is still noticeable.
【key word】: “the family” the plot; “the family”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反映了中国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在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他的作品就是对时代的记录体现，而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他的小说了。巴金一生的作品十分丰厚，但能代表其创作思想特征的则是《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巴金也说这三部作品是他最喜欢的。1931年4月在上海《时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家》，作为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开端，在一开始就以其强烈的主观激情和对封建大家庭的体察和书写，与茅盾鸿篇巨制的《子夜》和老舍的充满着北京市民文化习俗的《骆驼祥子》共筑了中国现代文学3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艺术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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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发表的《憩园》另辟蹊径，脱离了自身在早期创作中的简单价值和是非判断取向，转入了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从而使这篇小说成为他所有小说中意义最为复杂的文本之一。同一时期，于1946年8月，连载于上海《文艺复兴》月刊的《寒夜》又与钱钟书的《围城》一并显示了小说”复兴”的气势，为40年代的中国文坛抒写了凝重厚实的一笔［1］。
巴金在这三部作品中，将故事置于一个或几个家庭中，创造了一个以”家”为中心的叙事话语语境。巴金之所以将”家”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是与他自身的经历分不开的。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是官僚地主家庭聚集的地方，作者也身为其中的一份子，这些都成为了他写作的源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那个时候，我好象在死胡同里看到了一线亮光，我找到了真正的主人公，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2］而且，”对于他们我太熟悉了，我的仇恨也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写进去，把我自己写进去” ［3］。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写家族小说的先河。巴金描述”家”不是一种感伤的怀旧的回想，而是一种对家庭文化和家族所负载的封建家族制度文化的重新审视，并企图以此来呼唤人性的解放。诚如巴金所说，”我只有一个主题，没有计划，也没有故事情节，……，我知道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凭借这个制度作恶的人”［4］。不同的只是三部作品体现了他不同时期对于家的思考，而且这种思考认识是变化的，情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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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早期的激烈反抗转入平静深沉。《家》是对家庭的挣脱与疏离，背向中有着留恋；《憩园》是转回身来，对家庭的想往与回归，着重思考着家庭的继承与延续；《寒夜》则返回家中，全面思考家庭与社会、家庭与个人诸问题，在卑微与琐屑中，哀叹着家园不能固守的无奈和无力。无论是《家》、《憩园》还是《寒夜》,都流露出明显的”家”情结。
以往对巴金写作中”家”情结影响的探讨不是很多，法国明兴礼博士曾以《被威胁的”家”—— 〈激流〉》、《分裂的”家”——〈憩园〉》、《动摇的”家”——〈寒夜〉》、《团圆的”家”——〈火〉》为题对其中的”家”进行了探究［5］。本文拟就对巴金创作《家》、《憩园》与《寒夜》中所持有的”家”情结做一探讨分析，并由此来感受其中对人性解放的呼唤。 （一）”家”与”家情结”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血缘关系的国家，也是家族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作为社会构成基本细胞的”家”，不仅以血亲关系为纽带，连接起地缘的相邻关系，而且以家族礼仪、规范、制度及其传承构成约束人际关系的文化形态，并以家的伦理为规范推行于国。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6］。中国的家与国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家是国的微缩，国是家的放大。《礼记礼运》中便有所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说教。”家”不仅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构和价值取向，即”家国同构”。小家之主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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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之主为君，并以个人的修身和家族的治理与国家形成对应同构的社会治理的模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才成为中国家族的行为规范，崇古尚老、贵和尚中、以民为本、小康则安等才被视为民族文化的精髓代代相传。在这个生活共同体里，每一个成员都感受到了血缘之亲、地缘之爱，一种向家的凝聚力自然生成并积淀为一种心理原型。这就是所谓的”家情结”。这种家国关系、”家”情结则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天然的生活素材和艺术方法。作家如果准确把握了这种关系，就会创作出意义丰富的作品。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高扬”五四”精神的大旗下，众多的以”家”为叙事话语语境作品的出现。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家》、《憩园》、《寒夜》，曹禺的《雷雨》，老舍的《四世同堂》等等。
在这些作品中，以巴金的《家》、《憩园》与《寒夜》系列”家”小说独具魅力。它们再现了”五四”以来，在时代洪流冲击下溃崩解体的封建大家庭和抗战背景下际遇坎坷的小家庭的风雨飘摇。这种飘摇是以一系列内在与外现的矛盾，以”家”为中心的叙事话语语境来实现的。
（二）家庭矛盾的公开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社会新的一页。随着列强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侵占和操纵，民众的价值观念也逐渐变化。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社会的文化思想、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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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习惯、家庭观念的广为宣传，使宗法家族制度开始动摇，家族固有的矛盾冲突公开化、社会化了。这一切在巴金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家》、《憩园》、《寒夜》讲述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完全不同的三个故事，但其都在相同的叙事语境”家”中展开，去塑造人物、推衍情节，并通过矛盾冲突来揭示文本主旨。《家》讲述的是”五四”时期，川地一个以高老太爷为首的封建大家庭由盛而衰，最终崩溃瓦解的故事。《憩园》则是”憩园”新旧两代主人在得失公馆之后的生活，以及双方下一代的教育与成长过程的对比，从而揭示出在金钱的腐蚀下，人性是如何堕落，灵魂是怎样被扭曲的这一主题，并以此来引发对人生对家庭继承更深刻的认识。《寒夜》虽然不是对一个大家庭的叙述，但其中所讲述的汪文宣一家四口三代人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抗战国统区的特殊环境，则是表现了新旧家庭观念的矛盾在新旧历史条件下的遭遇。家庭矛盾的公开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家长与子女的权利冲突
传统的父权社会，子女被视为父母的私有财产，生杀嫁娶皆由家长决定，子女只有服从的义务。在这种家庭中，所谓的”一家之主”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所有的家庭小说都会出现一个”父亲”的形象（概念上的）。”父亲”除了血缘关系上的含义外，还是一个制约”子女”言行的主要外在因素。”他”从意识形态上无形中深深地禁锢和摧残着家庭中的其他人物，在婚姻上对男女双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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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的掌控，用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对每一个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作为”家”主体的高公馆，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祖父作为家长的财产所有人，是家庭的最高权威。第二代分为四房，四房之间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这就造成了公私即集体和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作为长房长孙的高觉新自然地继承了这种对家庭负责的责任。于是，这种矛盾就集中体现在了他的身上。觉新曾受到过新思想的影响，也有过对自己人生的美好规划，但是长房长孙的责任打破了他的幻想，因为父辈牌场上的龌龊而失去了与之相爱的梅，又以抓阄的方式娶得了瑞珏，为了平息家长的克定、陈姨太的不满，在”血光之灾”的因由下断送了妻子的性命，以”孝”与”忍”的家庭文化的要求失去了与之心灵相通的蕙，充当了父辈与家庭矛盾中的一个牺牲品。也因其长房长孙的责任，高老太爷对于孙子辈思想禁锢的责任也落在他的头上，他又成为了夹于祖父与兄妹之间的矛盾体，一面规劝弟妹一面又在祖父面前掩饰，丧失了自身生存的价值。
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除了位于上层的主体之外，还有处于下层的奴婢，平行交往的亲朋，前者体现了家长的一种权威，后者则是一种权威的扩张也是一种集体利益的谋取。高老太爷与冯乐山的攀附，却以身为奴婢的鸣凤的一生作为代价，也剥夺了觉慧爱的权利，这种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最终导致了鸣凤的投湖，觉慧的离去。至觉民逃婚，可以说是年轻一代为了自由对于旧”家”牢笼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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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同时，也不难看出，正是由于这种封建家长对子女婚姻的干涉、思想的禁锢、追求理想的阻挡，加剧了子女与”家”的决裂。 而具体到《寒夜》这一家庭悲剧来说，其悲剧的外在形式是婆媳关系的不和，实质上则是以汪母为代表的”父权”被冷漠与以媳的身份出现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之间的矛盾。虽然作品中并未出现”父亲”这一具体形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汪家”父亲”的缺席。因为，汪母在操持家务、缝缝补补、自我牺牲方面的确是典型的慈母；但在儿子的规训上，在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儿子方面，无疑是苛刻的严父，而且表达着不容挑战的权威。汪文宣作为一名接受过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有过自己的美好理想，而现实的频频受挫使他甘心做一名小职员，从事那令人讨厌的工作，并且无论其自身如何谨小慎微仍不免沦为被辞退，让妻养活的命运，这就已经违反了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中国家庭组织的和谐与秩序要求儿子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媳妇服从婆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按某种新形式建立的这个家庭中，充当儿媳、妻子角色的曾树生，是一个接受西方文明的”新派人物”，她有自己的工作、朋友、生活，不仅不是丈夫的附庸，不是在中国家庭结构中处于底层的奴隶，而是家庭的一半，不仅能养活自己，甚至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开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与中国家庭模式格格不入的。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作为”父亲”形象代表的汪母看到自己已然处于劣势，感觉到要靠儿媳吃饭，为了防范昨日荣华逝去后树生对她的不恭，就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而且她防卫性的攻击中除了自我保护意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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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保护儿子”夫权”的双重意义，在对树生不过汪文宣的”姘头”，不守妇道的辱骂中隐藏着的是害怕有朝一日其离开儿子的内心强烈的不安，同时也宣泄着汪文宣丧失”夫权”的沉重心理压力。充当着妻子与媳妇角色的曾树生，作为一个个性解放的女性，她要寻求自己追求的生活-幸福，而不是灰色的，毫无生气的。她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只想活的痛快”的人。这种要求与汪母的要求是水火不容的。因而汪母企图以传统观念以”父亲”权利雕刻曾树生只能以她的出走而宣告失败。 2 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的矛盾
人类在进入农耕社会以来,妇女逐渐由母权退而至受奴役的地位,父系社会对妇女的歧视使妻对夫只有顺从的权利。”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然而近代以来，受启蒙运动、现代西方女性自主自立人格魅力的影响，中国传统女性观被有所触动，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夫权”。在此，”夫妻矛盾”并不是指外在强烈的显性冲突，主要侧重于双方内隐的矛盾。
最直观的是男性的孱弱与女性健康要求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讲则是丈夫身份诉求的失败。《寒夜》中的汪文宣与曾树生同毕业于大学，都受到过新思想的影响，有过自己理想身份的设计，且满怀雄心地投身于现实生活，并以”同居”而不是婚姻的形式向传统挑战。但是严峻的现实使得他们不得不主动抑制对理想身份的诉求，调整自己的社会身份的设计，这使得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同是34岁，可”他同她不像是一个时代的人”，一个浑身洋溢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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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寂寞的青春朝气，一个却已被社会影响而处处谨小慎微形同槁木。当曾树生满怀激情地握住汪文宣的手时，感到”那只手非常软弱无力，并且指头发冷”。除了经济上的无能外，生理上的萎顿，也使汪文宣只担着一个丈夫的名分，他爱妻子，又刻意地逃避妻子，害怕承担丈夫的义务，甚至连他自己也说曾树生”应该为自己找一个新天地。我让她住在这里只有把她白白糟蹋了”。
其次是男女权利的失衡。中国传统家庭组织模式的要求是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最多只能充当一个贤内助的角色。而这种夫妻间的关系在汪文宣与曾树生之间发生了偏离。汪文宣性格的懦弱、身体的柔弱使得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本该受其保护的妻子身上，于是曾树生于无形当中获得了男性在家庭当中应有的权利。同时，”可以说中国的夫妻关系多是母子型的，是殉难型的妻子任劳任怨地照顾不负责任的儿子型的丈夫；相对的，西方则多是父子型的，是白马王子型的丈夫保护弱女公主型的妻子。”［7］在这里先不涉及曾的出走与其本有责任心的丈夫，而是就当下外在情形而言的。这种母子型的夫妻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曾树生在汪文宣的面前已获得了”父亲”的位置，与汪母的权力是等同的。承担如此重任的曾树生，却得不到汪母的理解、儿子的亲情以及足以当作依靠的丈夫，纵然她是一团火，也会被来自亲人的仇视、敷衍、冷漠所浇灭。这种不等价的付出与回报，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回报的付出，对于一个生活在其中为之奋斗的女性来说，是莫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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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男女双方沟通的缺失。”憩园”新主人的”家”，是一个”五四”后产生出来的那种新式家庭，它在许多方面还受到旧家庭生活方式的牵累。虽然夫妻之间不缺乏作为新式婚姻理想基础的爱情，甚至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爱的默契和会心，但隔膜依旧存在。同是作为受到过新思想影响的两人，姚国栋上过大学留过洋，做过三年教授两年官而且曾经怀有不切实际然而宏伟的抱负，却甘于 “靠父亲遗下来的七八百亩田过安闲日子”，满足于小家庭的温暖，不时还陪前妻的母亲去看旧戏。他的妻子万昭华也有着对自己新生活的理想追求，甚至还怀有”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民众救助的意识。但是她本身作为生活在这个家庭中的配角，没有对儿子小虎的管教话语权只有轻蔑，没有赵家对她的温和只有仇视，没有丈夫的了解只有传统家庭制度对其的束缚。她空怀着一腔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对什么事都是空有一番心肠”。她与姚国栋之间在小虎被淹死之前不会有更深入的思想上的碰撞。说她只是姚国栋的一只”玩偶”，显然有欠公平，但是如果以前的境遇不改观，她也最终会被”闷死”在家的小圈子里。同样也是由于汪文宣与曾树生之间交流的缺乏，无论当初结合时是多么美好，最终沦为了汪文宣因为其母的存在而不敢于表达自己对于妻子的爱恋，只能给她一封冷冰冰的信。曾树生要求的是平等的爱，是两个独立人格之间的交流和感情，但是汪文宣做不到这点，正是这种平等话语权的缺失，使得曾树生最终选择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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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不和谐
这是构成家庭矛盾冲突的另一个方面，也是旧式大家庭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此中的人处于对立态势，人物的情感也处于游离状态。巴金”家”系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无外乎家长、浪子、长子、叛逆者与女性这几种，但他们所构成的矛盾却是错综复杂的。作为家长的高老太爷，汪母对于家庭以传统模式来建构的理想与新思想代表者叛逆者的觉慧、觉民、曾树生之间的矛盾；作为家长的高老太爷、接受过新思想又不得不维护家庭利益的长孙觉新与叛逆者觉慧、觉民之间的矛盾；作为家长的高老太爷、汪母与长子之间的矛盾；作为浪子的克定、杨老三与长子觉新、杨家长子之间的矛盾；作为长子的汪文宣与妻子曾树生之间的矛盾；作为封建最底层的女性对自由的渴望与这种渴望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家”显示出的是一种对立、拼争与怨恨、对立，本来应该具有的温馨、祥和消失了。 （三）冲突的解决
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特定的矛盾解决方式，家庭也不例外。这种因为父与子、夫妻、成员之间的不和所导致的家庭问题，也就必然地导致了三种结果的出现。
首先，是作为子女或者夫妻一方的”出走”。传统的家庭制度非但不能够满足他们对于外界生活的渴望与追求，而且可以说是完全地幽禁了他们，于是只有”出走”，只有离开这个”枷”才能使自身得以更好的生存。其次，这种矛盾解决的隐性方式，则是以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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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逝作为代价的。蕙上花轿时待宰般的惨叫，梅以血作为生命的终结，鸣凤投湖时的自白，淑贞从井底捞起时的惨状，瑞珏临死前的凄惶，汪文宣寂寞的早逝，小虎任性而亡，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无一不是以事实告诉我们这种等待式的渴求是多么的不现实，这个弥漫着浓厚的封建家族气息的社会是多么残忍。再次，也有如万昭华般的不离开家庭，只是精神上的游离。而这种理想在有其实现基础时才会茁壮成长。要使她从”赵家的仇视，小虎的轻蔑，丈夫的不理解”中挣脱出来，只有牺牲掉一无是处的小虎，于是小虎溺水而亡。旭旦是这样评价的：”如此下去，十年，二十年！这花园不就又要换一个主人？第二个杨三爷不可得重新在这人间演一次悲剧！所以索性让河水把他漂去了!作者求助于一次偶然!”［8］这”偶然”所想要唤起的就是万昭华的一线希望,如果姚国栋也不再以以往的方式生存,从死亡中看到了危机,难么对万昭华来说小虎的死意味着她的新生活的开始。
巴金接受了卢梭对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评判：人的本性是美好的，人的对自由的向往，对异性的追求等一切自然的欲求都是正常合理的，永远不应把个体的人仅仅当作一个有用的生物，而应把人视为一个有崇高价值的生灵，人的精神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整体（《忏悔录》）。因此，他希望每一个个体的人，都能够自由自在的存在于家庭当中。而他的这种对于人性的呼唤则是用一桩桩、一幅幅悲惨的画面作为背景的，以生存权利的获得与抑郁的死去、以爱的被剥夺与爱的自由作对比，深刻地刻画出在这样的家庭中人之作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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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缺失、人的不自由。这里的”家”是一个”枷”，他钳制人的思想、束缚人的自由、强制人对外物的渴求，以自身的”隐、忍、礼、让”企图规范每一个成员的行为。因此，”家”的这种要求与人的本性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由此，当下家庭矛盾的聚焦点在于主人公自身对于自由、平等、理想的追求与这种要求现实中难以平稳实现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矛盾的解决方式中，无论是”出走”还是”死亡”，只能是化解当下的矛盾，却解不开旧”家”作为”枷”的死结。如果想实现自己的追求就必须冲出这个”枷”。同时，巴金在《家》、《憩园》、《寒夜》中对”家”的理解是一个逐步深入的并且由感性、狂热走向了冷静，在对传统家庭模式的批判过程中呼唤了个性的解放。 《家》、《憩园》、《寒夜》是以”家”为叙事话语语境的，其中外观与内隐的矛盾促成了事件的发展。但是，如果读者去认真体味每一次作家对”家”所持有的情感的话，就不难发现巴金在其创作过程中，对于”家”的认识是有所变化的，这种认识的变化在第一部分已有论述。
相较三十年代而言，四十年代的巴金作品流露出了一种其先前作写作很少有的归家之感，温情也更多的替代了以前的批判与悲愤，写作”调子也变得悲哀、忧郁，由热情奔放的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示。”［9］当仔细分析巴金这一时期的写作时，就会发现正是由于他写作视角的不同才构成了这种基调的转变。”30年代的《家》表现的是封建大家庭的衰落史，作者基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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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俯瞰，由内向外的角度来透视它所表现的对象。而40年代的巴金所描写的家庭规模，不仅是在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它相当程度上由外到内的解剖式观察视角与态度，叙述者或者作为所描写家庭的朋友，或者相当深地潜藏于他笔下的那些善良、无助的人物心灵中，以一个家庭成员的心态去关心它、表现它，从而使作品渗透出对家的深深的留恋与哀婉。”［10］
觉慧是五四时期接受新思想影响的作者在文学作品中的影子，这是许多人同意的，他勇敢地冲出封建家庭走向自己的理想生活。而当巴金进入四十年代时，他携新婚的妻子入蜀，几次看到故居”长宜子孙”的几个大字，于是有所感触地写下了《憩园》。可以试想40多岁的巴金在新婚之时对于家庭的那种幻想与神秘，也就可以理解这种对家的想往与回归了。其中的黎先生是当下作者的影子，他对故居的留恋，对家庭生活的思考与批判，对”闷”死其中的女性的同情，以及”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中去”的人生取向，无不透露出曾经激烈地批判着”家”的巴金，却悄悄地恋慕着有着美好回忆的”园”。虽然他给予了这种家庭模式以否定，但他却以小虎的死企图唤醒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如何让家庭顺利延续的问题。这就不同于作者早年那种激烈地冲出”家”的意识了。 在《寒夜》中，汪文宣可以说是觉慧、觉民进入中年的状态。觉慧、觉民以青春的激情来”反抗”无数年轻有为的生命成为”夹剪沉落在灭亡”中的”旧家庭”，［11］将摆脱封建家庭制度束缚作为中国现代知识者的最高生命追求，作为”个性解放”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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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绝对化的认同。同时此间的爱情它是作为一个蕴含着新生希望的能指符号而存在的，是富有战斗性的。他们为了爱而奋斗，但当觉慧、觉民进入中年的汪文宣状态时，虽然已经冲出了封建”大家”，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已然初步摆脱了封建宗教制度的束缚。但是在现实的冲刷下，中年期的汪文宣们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主动地抑制了自己的情感，在新旧道德的冲突中，难以取舍表现出了觉新式的性格。也正是他的这种难以取舍，才为我们深入思考走出封建”大家”的现代知识者心灵深处的”家情结”留下余味。当朋友死去，妻子出走，最后一根生命稻草的失去，给他最后的也是致命的打击。巴金并没有以以往的手法给其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他找不到答案。这就将巴金身为一名知识分子对于”家”的态度认识更清晰地表达了出来，同时，也表现出他对于身在”家”中的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
万昭华与曾树生作为知识分子，她们曾自觉地接受了新思想，已经不同于鲁迅笔下蒙昧中求索的祥林嫂或泼辣又无知的爱姑，有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是新一代知识女性。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更加残酷。她们一个成为家庭樊笼里的一只柔弱的鸟，成天只能借读小说、看电影及种种幻想来排遣生活的寂寞与无聊，消除内心的苦闷与空虚；另一个却永远背负着对丈夫深深的内疚，面对着亲子离散，成了徘徊在寒夜中的孤影。这种知识分子追求悲剧的根源也在于传统家族制度文化。她们所生存的这块有着肥沃的封建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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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壤，在无意识当中把自身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加于她们身上。因此，知识者的救赎，除了要在思想上解放之外，还要勇于突破”家”（枷）的束缚，只有这样，这种”解放”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否则就只能如作者在《憩园》最后预测的”闷死”的结局。 同样这种矛盾在汪文宣、觉新、觉慧与觉民身上也表现了出来。汪文宣、觉新以旧家中的角色来要求自己，对旧与新的妥协，使其自身处于一种矛盾的对立中，最终以”爱”的消亡为代价；而觉慧的出走，对旧家的反叛，却使自身不仅得到了生存的权利，也保存了那份”爱”的存在。这就要求一种新形式的家的出现——理解、自由、平等。
这种对于”家”的理解的转变，对于个性解放的呼唤，皆源于巴金以”人类爱”为核心的思想。正因为巴金接受了卢梭对于人的尊严与价值评判的思想，所以他希望每一个个体的人，都能够自由自在地存在于家庭当中，但是巴金笔下所写的40年代的家庭，不仅出现了法国明兴礼博士所发现的错位安排，更存在着母子之间深深的隔膜、相互猜疑，甚至是戕害。这种作为人之归宿的家庭之爱的消亡，也就含有着应有所珍爱的传统文化最后寄居地的消亡。作为世界上最留恋家园的中国人，这种对于家庭之爱消失的恐惧，也促成了他对于”家”的渴求、渴望。这也就成为了40年代巴金作品中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对家的渴望与温情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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