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观年谱考略书评

许隽超教授《刘大观年谱考略》评

马 振 君

许隽超先生《刘大观年谱考略》（以下简称《刘谱》）于2013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黄仲则年谱考略》之后出版的又一部力作。此书列入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黑龙江大学2010年博士启动基金项目。“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见书目录前《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开本宏阔，用纸考究，托之于手，厚实而有份量。内封有作者彩色半身小照，下为文字介绍；又有四张彩色插页，分别为来新夏先生所题书名、刘大观《玉磬山房诗集》书影、民国《邱县刘氏族谱》书影、刘大观所用砚、刘大观手书扇面，印刷精美，图文并茂。而此书内容更与装帧形质相符，相映成辉。

刘大观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道光十四年（1834），享年八十二岁，一生经历乾、嘉、道三朝，“宦游所至，南抵粤西，北至奉天，足迹万里有奇”，阅历丰富，交游广泛。“刘大观的《玉磬山房诗文集》与乾、嘉、道三朝文学、政事关系颇密”（以上均引自《前言》）。且刘大观作为高密诗派的代表，欲对其诗文成就作全面的考察，就必需先做好他的生平研究。对此，作者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与定位：“拙著以刘大观生平、交游、诗文创作及所处社会、文化、地域背景为基本研究内容。通过搜集、剪裁、排比、考订相关史料，力图准确、清晰地勾勒刘大观一生行实，展现那个时代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吏治民生的多个侧面。一个时代更真实的文学观念，往往不表现在理论中，而是在创作实践上。一部翔实、完备的年谱，是研究一个作家诗歌创作的基石，也是全方位观照某一时代、某一流派诗歌的阶梯。这就是我撰写刘大观年谱的初衷。”由此可知，作者是带着一种严肃的史家意识进行创作的。

所以，史的特质是《刘谱》最大的亮点。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史料的权威性。《刘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清代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史语所藏硃批奏折、录副奏折、题本，还包括《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大清搢绅全书》，乾、嘉、道三朝的实录、起居注、粮价清单等。这些资料不仅非常真实地再现了谱主各时期的任免、交接、调转等情况，同时也交代了与之有关的上、下级官员的相关情况，这对理清谱主宦迹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年份，特别是其入仕之前，主要靠这些档案资料支撑起来。如“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二岁”条，考证刘大观祖父刘士缙任四川荣经知县事，即引《明清档案》、《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山东巡抚准泰奏折等，非常翔实而确凿地揭示了史实，具有不可辩驳的权威性。最明显的例子，是“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五十八岁”条，此条前半主要载刘大观劾初彭龄一案始末，自正月上疏至三月入都候旨发落，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但中间所涉及的往来文书档案连篇累牍，经作者梳理排列，达二十页，近二万字之多。这些资料非常清晰地再现了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解决了学界对初彭龄免山西巡抚之职时间认识不清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想把这件复杂的案件釐清是很难的。《刘谱》还运用了一种很有特色权威档案，即粮价清单。作者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时期、地域的粮价清单，置于相关年份的最后。这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说“于彼时经济史料亦间有援引，盖非仅视之为文人年谱也”，由此可知，作者是将此《谱》作为能反映社会经济的史书来编纂的，而非止通常的“文人年谱”。读者们正可据此了解彼时彼地粮价之虚实，并与全国各地相比照，以知晓彼时彼地的民生情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这绝非多余之笔，于此亦可见作者的深思熟虑及严肃态度。可以说，权威的结论来源于权威的资料，资料的权威性使《刘谱》更具史料价值，学术性也更强。

其次是史料翔实丰富性。除上面所列档案类资料外，《刘谱》所引资料最大来源是诗文集，包括谱主个人诗文集，这类史料大概占到一半强。对这些史料的引用总原则是求全，这体现了作者一贯的主张，作者认为，如果节引，读者运用时还要翻检原书，而很多文献是很难见到的，这就造成了使用上的局限。这是一种为读者负责的意识，也是学者泽惠学

界的无私情怀的体现。与对师友著作引用求全相比，对谱主本人作品，则只引标题和于系年或史实有用的相关诗文语句，适当加按语，这样处理的原因是谱主文集并不难得，全引徒增篇幅，没有必要，这种繁简处理颇具匠心。正是诗文使谱主显得有血有肉、跃然纸上，许先生常说，做年谱，常常使人感到并不是在与古人交往，而是与朋友做对面之谈。这些文字交织成了一幅关系的网，由此读者可对谱主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与声名做出准确的定位，从而为知人论世奠定了基础。再有就是同时代人的年谱、宗谱、传记类文献，特别是谱主家谱《邱县刘氏宗谱》，这是《刘谱》“世谱”部分的重要资料支撑，也是《刘谱》后面部分很多行实系年的重要依据，这些传记类资料非常好地充实了年谱。再有就是方志文献，据笔者统计，书后参考资料所列方志有76种之多，这些资料或用于说明人物行实，或用于补充事件，或用于说明一个地名、一处景观……这都增强了年谱的历史真实。总之，作者以其搜罗文献种类之丰富、采择资料之不遗余力，使《刘谱》内容更加丰实厚重，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再次是行文的客观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让材料自身说话，基本不加评价。如关于纲目内容、诗文隶属等，若有需说明处，也只加按语。而按语或据诗文集文本排列的自然顺序，或据相关文献有关资料，审慎考订，一切出于实证，摒绝捣空之弊。这样做的优点是不以作者观点左右读者，从而拓展了读者阅读思考的空间。《谱》中也有合理推断内容，如“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十一岁”条，在引用奏折证明刘大观父亲刘曰燮丁忧回籍后，有“刘大观当随父一同返家”十字，此推测与交代是合情合理的，但也只是据理推断，并没有强加给读者的意思在，且这样的推断极少，可见作者的审慎。一是内容繁简视材料而定，故每年下内容多寡不一。有的年份因没有任何资料，则干脆付之缺如，如乾隆二十、二十一两年即为此类。而有的史料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不可或缺，则不厌其多，如上文所述之嘉庆十五年条，有近三十页之多，几乎占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一是纲目叙述语的拟定，也一以资料为准，充分体现了客观、准确、简练的特点。

以上三点将《刘谱》史的特质非常突出地展现出来，许先生《凡例》中的“初衷”完美地实现了。

《刘谱》的第二个亮点是体例更为完善。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将《年谱》部分按谱主宦迹分为“读书应举、初宰粤西、继牧宁远、兵备河东、退居怀庆”五卷。从文章学角度看，这种处理使《年谱》眉目更为清晰醒目，更便于读者从整体上全面把握谱主生平，从而提高了可读性。从年谱编纂角度考虑，这一分段意识可以使史料的排纂更合乎逻辑，更具严谨性。

其次，将人物小传附列于后。附录中共列473人的小传，先列汉族，次列满、蒙等族。小传内容先列姓名、字、号、籍贯，次为生卒年，次为科举、仕宦等履历，次为著作，最后列小传所据之文献。资料准确，重点突出，用语简洁，有些可补现有相关工具书之不足，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刘谱》中取消了于相关年份附时人生卒或年岁的内容，也是因为后面已有小传，故加以精简。这样处理的另一个好处是便于检索和利用。

再次，编有人名索引。关于此索引的编制原则，作者在索引前写道：“年谱依纲目体纂成，凡纲中人名，均编入本索引。目中所引谱主诗文题目中所见人名，正文中与谱主唱酬，及人物小传出条者亦编入，以见交游。名讳俟考者，照录别称。世谱及徵引书目未编入。依音序排列。”索引人名后以小括号列出其常用字或区分身份的相关信息，以免混淆，后面即列所在页码，页码之间以“.”分隔，一目了然，使用便利，增强了本书的使用价值（沈燮元先生在拿到此书后，对此索引项的设置赞不绝口，大称方便）。

最后，徵引书目的分类也颇具匠心。徵引书目共分五大类，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编排书目的理据——以对年谱的修纂作用大小为标准排列。“基础资料类”所列为谱主诗文集、族

谱、墓志铭，是最重要最基础的资料，用许先生的话说是年谱的“根”，根扎牢了，才会有枝干的茁壮。“年谱、宗谱、传记类”则以同时代人的人生坐标为参照系，以便于更真实准确地编织出谱主的关系网络，从而建立起谱主自己的三维坐标系，所以这种资料仅次于基础资料。第三类“方志、总志、史书、志书、档案类”，则从官方文书的角度又为作者树立了一个个的参照系，可以补充前两种资料的不足，特别是对于政治性人物，这一类资料更为重要。第四类“别集、总集类”则勾勒出谱主具体的日常生活，使人物有了灵魂与活力。这种以诗文为史料的做法由来已久，但年谱中大量引用则并不早，从中可见史学观念的进步。第五类“诗话、杂著、工具书类”则作为前四类资料的补充身份出现，地位相对更次要一些，因为这些毕竟多为二三手资料，故列其于最后。由以上分析，可见作者即使在书目的列举上也是颇费心思的，先后之序正基于作者对于材料重要程度的考量。

正是基于装帧的精美、史料价值的增强和体例的创新完善，使得《刘谱》与同时期所出版的其他年谱相比，特色更鲜明，资料更权威，实当得起“力作”之誉。笔者还注意到此《谱》以“考略”为名，通读之后，愚以为考则有之，却不粗略，这是许先生的谦虚，说明他是一个追求完美、与时俱进、勇攀高峰、永不满足的人，相信努力勤奋的许先生一定会为学界奉献出更多的学术精品，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