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代碑文之碑额题尊

ｏｒｚ　础　２Ｓｏｃｉ　Ｅ曲　ｖｏ２１．嘶２５．Ｎ２ｏ－　略论汉代碑文之碑额题尊　王银忠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碑文由碑额、碑序、碑铭三部分组成，其中碑额即碑文的首行。历代所书写碑额的方法很不相同，　汉代碑额是书写碑主所任官职中最尊贵的官职，南北朝时期碑额就比较混乱了，而唐代碑额是书　写碑主所任官职中最后的官职。这些方法的运用与当时的特定时代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碑文；碑额题尊；蔡邕碑文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７５０（２００６）Ｏ１—００６０—０２　碑文的体制开始并不是固定的，是逐步发展的。东汉　蕞尔国，不若壮哉县也。”　中晚期，碑文基本定型，其体制兼具“题”、“序”、“铭”三个　高阳，大县；思善，小侯国，洪适之说即为碑额“题尊”之　部分。蔡邕碑文便是这种体制的典型代表。　说。又赵明诚疑惑的孔彪碑，《隶释》卷八释之云：“右《汉　所谓题，指碑额，即碑文首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故博陵太守孑Ｌ府君碑》，篆额。子Ｌ君名彪，历郎中、博昌长、　标题。“题”通常是用来标明墓主的身份和姓氏，或标明立　京府丞、尚书侍郎、治书御史、博陵守、下邳相、河东守，以灵　碑之宗旨，故就读碑者而言，碑额其实就是整个碑文的纲　帝建宁四年卒。”赵氏云：“孔君白博陵再迁河东，而碑额题　领。简言之，碑主的姓氏一般都著在碑额上，而碑文中或许　博陵，莫晓其何谓。予观汉人题碑，固有用前官，如冯绲、鲁　并没有提到，如果碑缺其额，或由于时间长久而辨认不清，　峻者，俱自有说。此碑阴有故吏十三人，皆博陵之人也，盖　则往往不能知道碑主的姓氏，其碑的史料价值亦因之减色，　其函甘棠之惠，痛夏屋之倾，相与刊立碑表，故以本郡题其　由此可知，碑额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如蔡邕《太尉刘宽碑》、　首也。”　《琅琊王傅蔡郎碑》，等等。东汉碑碣。碑主多属官宦，若无　洪适认为，此碑为子Ｌ彪做博陵太守时的博陵故吏所立，　官职，其碑额按照年龄、身份的不同，所提颇需斟酌，不致为　故碑额题为“博陵太守”，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　后世争议，如蔡邕《伯夷叔齐碑》、《玄文先生李休碑》，等　是如果孔彪的博陵太守之官位居河东太守或下邳相之下，　等。至于碑主为官宦者，情况则复杂得多。若碑主只经历　则博陵故吏是否还以“博陵太守”题额便值得商榷。其实，　一官职，碑额题职便别无选择，也不至于令人怀疑。但如果　此碑依然是碑额题尊之法。汉代与唐宋不同，汉人题写碑　碑主沉浮宦海，历经多职，则东汉人如何题其碑额？这个问　额以墓主官职最尊者为准，而并不是以最终官职为准。汉　题先由欧阳修提出，并深表不懈，右汉高阳令杨君碑，首尾　碑之所以题尊职，这与汉代的官制有很大的关系。汉人去　不完，而文字尚可识，云：“司隶从事、定颖侯相，最后为善侯　官复起，一般从比较低级的官职做起。同阶职者仅占少数，　相。‘善’上一字磨灭，不可见。盖其中间尝为高阳令，而碑　以碑文所列仕历观之，大多如此。史传的记载也是如此，如　首不书最后官者，不详其义也。”　《后汉书・酷吏列传》记载，“周为渤海太守，免归，复起，为　其后，宋代的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也对东汉人书写碑　郎。”《班彪列传》记载，“彪为徐令，以病免。复起，为三公掾　额表示疑惑，《金石录》卷十六记载，汉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属，察孝，乃为望都长。”《臧洪传》记载，“洪为即丘长，后弃　云：“孔君自博陵再迁为河东太守，而碑额题《故博陵太守　官还家，复起，为郡功曹。”《陈王列传》记载，“陈著为郎中，　孔府君碑》，汉人多如此，然莫晓何谓也。”　丁母忧去官，复起，为州别驾从事。”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不　赵明诚所谓“汉人多如此”，即欧阳修“不书最后官”之　胜枚举。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汉代还没有后代官宦所　意，那么，赵欧二人为什么对此特别关注并引起他们的怀疑　谓的“资格”，因此，去官不必能再得到官，再得到官也不能　呢？原来，唐宋官宦墓碑、墓志铭等碑额均题碑主所终官　依据“资格”晋升官职。而且，汉人去官的原因又很多，犯罪　职，赵欧二人以此来看待汉人的碑额，故有此疑问。对于赵　免官者暂不论，因病、丁忧去官。与上司不合去官……等等　欧所提出的疑问，洪适首先试图加以解释，《隶释》卷十一　不一，因此，汉人虽未左迁而其最终官往往并非其最尊官。　云：“右《汉故高阳令杨君之碑》，篆额……仕历司隶从事、　再者，更换天子之时，每另命朝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议郎、高阳令、思善相侯……汉之王国相则秩两千石，侯国　故朝臣的最终官职也未必是最尊职。清袁定远《历代铨选　相缝与令长等耳。思善者，汝南之小国，碑首题以高阳者，　志》中“两汉”条评论汉制云：“其间迁转，唯上所命，初不以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１—１１　作者简介：王银忠（１９７９一），男。山东青岛人，硕仁，研究方向为秦两汉文学。　・６０－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王银忠：略论汉代碑文之碑额题尊　品秩高下为升降……彼其黜陟进退，虽未当乎贤否，而其用　舍一出于上，固未始有资格之拘也……孔光免丞相，为博山　干弱枝之策。至顺帝永建元年。诏幽并凉州刺史下察至黄　绶；又告幽州刺史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更无异诏刺　史领郡。至顺帝阳嘉三年诏书便明称‘刺史二干石’，和前　此成例诏令言中二千石不及刺史显有区别。所以东汉州牧　的割据，固然由于重臣出任，而刺史威权所积，究非一朝一　夕所致的。”　侯，久之，复为光禄大夫，位次丞相，月余为御史大夫，未几　复为丞相。以至韩安国、萧望之、翟方进之徒。皆以御史大　夫为他官。彼常孰天子之政矣，常正百官而统其权矣，今一　旦降尊就卑，使之与僚佐比肩而治事，岂所以待大臣哉！”　袁定远对于汉代大臣的铨选制度，颇不以为然。然而　汉代人自低级官职再做，已成为一种制度，屡见不鲜。由上　所述，最终官而非最尊官，这并非碑主之过。碑额题尊既是　可见刺史在汉末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刺史开始　虽为监察官，后来却逐渐发展成为行政官，相当于后世的巡　抚。度尚碑立于桓帝永康之后，当时的刺史与牧伯相当，所　人情所愿，律令又未禁止，所以，汉人题额皆题尊以荣碑主。　以，《后汉书－度尚传》记载，度尚为荆州刺史，与交趾刺史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建安十五年十　二月己亥令，自述岁末值董卓之乱时的志向：“后徵为都尉，　迁典军校尉，意逐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　军，然后题幕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汉代人碑额题尊　的心理。下面以蔡邕碑文来进一步说明。　《太尉刘宽碑》记载了刘宽的仕履：“大将军辟，举（高）　第，拜（侍御史），迁梁令。丧旧君去官……司隶校尉察茂材，　太尉（公车举）有道，征（拜议郎、司徒）长史、侍中……延熹　八年……引拜尚书…．－　迁东海相、南阳太守……拜大中大夫　……迁侍中、屯骑校尉、宗正、光禄勋、太尉……复拜光禄大　夫、卫尉、太尉……拜永乐少府、光禄勋……封逯乡侯。”　从蔡邕的碑文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宽可谓经历丰　富，一生之中在宦海当中沉浮。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可　以说是颇为坎坷，并不是所谓的“论资排辈”。而是有起有　落，与上述袁定远的评论极其符合。他曾经出任过两任太　尉，官职显赫尊贵，但太尉之后皆再任为低职，完全没有一　路飞黄腾达的感觉。此碑之所以题为《太尉刘宽碑》，而不　是《南阳太守刘宽碑》、《光禄大夫刘宽碑》，等等，正是因为　汉人碑额题尊的这一法则，因为太尉明显尊与其他各官职，　毫无疑义。下面再来看碑文《荆州刺史度尚碑》，此碑为残　碑，对度尚的仕履记载不明，只存了一句“拜为荆州刺史　”……。度尚，《隶释》卷七洪适有跋，《后汉书》卷三十八有　传，由此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度尚的仕途经历：上计掾一郎中　一上虞长一文安令一？一右校令一荆州刺史一？一桂阳太　守一？一中郎将一？一荆州刺史一辽东太守。这里便有个　问题，即刺史的权秩及其在汉末人心目中的地位问题。《汉　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　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　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六年更为牧，秩两千　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　我们一般认为，两汉刺史秩六百石，州牧秩两千石，刺　史为监察官，州牧为行政官。其实，武帝以后、东汉中叶以　前，这种看法是对的，但以此来看待东汉末年则是错误的。　其实，东汉末年刺史的权势和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劳辣《两汉刺史制度考》论刺史职权的变迁云：“郡国边方　有事，西汉是用三公、将军，或太守督太守出征，东汉亦或用　将军、列校、中郎将、谒者，并非全是刺史，但既用刺史，便无　异承认刺史在州中领有军政事权，虽然或领兵有功，究非强　张磐相诿过，张磐自言“磐备为方伯，为国爪牙”，可见当时　朝野已经不把刺史当作秩六百石的监察官看待丁，其职权　及地位已大大提升。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度尚碑之　所以不题辽东太守，而题荆州刺史的原因，也是碑额题尊之　法。以　特举了蔡邕的两篇碑文来说明汉代碑额题尊的问　题，其实蔡邕碑文碑额都是这样的，在此就不再一・列举说　明了。　宦海沉浮，所终之官，未必为最尊之官，碑额题尊以美　碑主，如汉代人所为，乃人情所愿。南北朝官制复杂，并且　还轻假名器，往往一人身兼数职，官衔冗长，加上赠官泛滥，　导致碑额呈现混乱甚至随意的状况，无甚规律可言，斑驳芜　杂。而唐宋人却非如此，唐宋人碑额必题碑主所终官职，以　此表示重君命、尊律令，不敢掉以轻心。唐律有崇官之制，　在法律上优待官员，官品越高，待遇便越好（见《唐律疏议》　各卷）。若官品降低，而仍题原来的官衔，则有冒犯僭越之　嫌。由此可知，汉代以后君权越来越重，越来越集中。唐代　丧葬令今可考者，略见《唐六典》卷四、《唐会要》卷三十八　等，题额之令现已无从考察，但以丧葬令之可考者可例推出　唐人应该题所终之官职。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九《唐故兵　部郎中杨君墓碣》云：“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书兵部　郎中杨君卒。某日，葬于奉先县某原。既葬，其子蛭洎家　宅，谋立石以表于墓。葬令日：‘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　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　秩不克偕，降而从碣之制。”　唐代以低级官职出任高级官职，谓之“守”，郎中虽为　五品职事官，而杨君寄禄官品阶在五品之下，因此，杨君子　蛭及其家老，不敢僭礼立碑，而柳宗元也在文中特意说明杨　君虽然官职为郎中而立石仅从碣制的原因。从这…点上我　们就可以看出唐代丧葬令规定的细密程度。全唐文卷二百　五十陈子昂的《唐故循州司马申国公高君墓志铭》，及卷三　百九十独孤，及《唐故朝议大夫高平郡别驾驭公神道碑铭并　序》，等等，均为碑额题所终官爵之例，在此不便多举。　参考文献：　［１］欧阳修．欧阳修全集・集古录跋尾［Ｍ］．北京：中国书店出版　社．１９８６．　［２］全文明．金石录校证［Ｍ］．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８５．　［３］游适，隶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４］严可均．全后汉文［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　责任编辑：孙咏梅　・６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