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骆宾基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

西安翻译学院学报

Journal of Xi’an Fanyi University

Vol. 25 No. 2 Jun.2018

◎文学艺术

论骆宾基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

王亚惠

(西安翻译学院科研处，陕西西安710105)

摘要:骆宾基是一个被遗忘的作家，他和时代的关系总显得格格不入。学术界普遍看重骆宾基初期的报 告文学，而遗忘了最具代表性的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同时，纵观骆宾基创作的一生，他始终在作家身份和革 命者角色之间动摇。尽管骆宾基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顶峰，但其文学天赋也远远未得到发挥。

关键词：骆宾基;桂林文化城;遗忘；双重身份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94004 - (2018)02 -0033 -04

胳宾基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出现了质的飞 跃。四十年代，胳宾基的小说具备了丰富内涵和 独特艺术表现方式。他从时代的大潮中隐身到了 人情世故的细微写作，从大场面的直面描写战争、 宣扬抗争，转变为借战争之下人们真实而琐碎的 生活场景来探究人生的意义所在。他也感受到了 人类的虚妄和烦躁，执着寻找心灵世界的自足、生 活的意义等具有永恒意味的东西。在写作方式 上，胳宾基的小说在结构方式、情感抒发、语言运 用上都颇为讲究，逐渐挣脱了三十年代的抗战小 说框架，找到了独具一格的轻喜剧写作模式。这 两者融合一起，使得胳宾基四十年代的小说世界 细腻、丰富而充满意味。

迅和茅盾，就是“期望认同”的一种表现，以期得到 关内文化界的认同。

胳宾基始终生活在两难的矛盾中。他一方面 担任着坚定的战士角色，浙东三年，他都奔跑在战 争的最前方;另一方面，他的文学梦一直未曾丧失 过，这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何执意跑去新四军去组 稿，致使自己被迫退党。与时代主题的相合是胳 宾基追求的目标，初期的《边陲线上》是标准的左 翼文学文本，塑造一个英雄——

刘强，面对阻难毫

不退却，勇往直前;基调光明而乐观。这和当时的 时代主流一拍即合。胳宾基追随的是东北作家两 萧的路子，是左翼权威(诸如鲁迅、茅盾）对自己的 肯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胳宾基在《我的创 作历程中》表达了政治与文学之间互相权衡的过 程，他难以舍弃任何一方，最后只能以政治效果作 为努力方向。在与时代相配合之外，胳宾基不放 弃对文学性的追求，《边陲线上》“氛围气”的营 造，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性与文学性的权衡。胳宾 基“要在社会的思想领域里或是观念境界里，表现 他的主观精神的存在，表示他的对社会生活的自 己所有的击力”[1]，这是他的首要目标。在此之 上，胳宾基为使击力的作用更加强大，“一拳击中

一、早期的创作困境与双重矛盾

胳宾基走上文学道路，除了受左翼文艺运动 的影响外，更多是在困难的生活环境下，在无法确 定前方方向时，萧红、萧军对他的触动。他想走的 是和他们一样的道路。《边陲线上》写一章时，他 便写信给鲁迅。鲁迅去世后，胳宾基将这篇小说 寄给茅盾。鲁迅和茅盾在当时是文学界的权威。 从创作的心理动机来看，他将自己的作品寄给鲁

收稿日期:2017 -12 -08

基金项目：西安翻译学院校级项目17B14

作者简介:王亚惠，女，陕西宝鸡人，硕士，从事现当代文学、陕西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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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要击的要害”，就要考虑小说的文学性要 素了。

胳宾基的双重书写方式还表现在小说中，四 十年代，胳宾基的战士形象遭到了抵制，文人思绪 显现了出来，两者之间的矛盾悖论被无形中加剧 和深化。《三月书简》写了胳宾基在桂林的生活环 境和心境，他爱桂林的乡居生活和美好的自然界， 享受与朋友半夜谈话的幸福生活，但他还是逃开 了。他心中除过生活的舒适外，亦在追寻政治生 活中的抱负，他始终未曾离开自己心心念念的政 治与时代。因此，尽管胳宾基在桂林的生活较为 悠闲，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有对参与战争的期求，他 感觉到了自己的被驱逐，心境是忧郁的，他写道， “仿佛我已经失落了一只手臂，然而不痛，也不痒。 我立刻用存在着的手，去摸我的左臂，左臂实际上 是完完整整连手带指挂在身旁，仿佛一只枯枝挂 在绿叶蓬生的树上，完全不属于我自己。”[2]胳宾 基这一时期的小说，虽具有轻喜剧风格，采取平静 的叙述方式，但内里总隐藏着悲伤之情。《北望园 的春天》将寂寞无聊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一 九四四年的事件》将生活的黑暗展现了出来，就连 童话《蓝色的图门江》也在清丽闲逸的叙述之下， 掩饰着小画眉和二等甲的寂寞情绪……但也正是 时代的脱离和内心的困惑相结合，使胳宾基的小 说出现了转型。

二、四十年代:塑造原乡之境

胳宾基的小说在四十年代出现了创作转型。 这和其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

桂林文化城的创

作环境相关。桂林文学界出现了多次文学理论论 争及运动，包括通俗化论争、民族形式论争、现实 主义探讨、保障作家合法权益的呼吁等等，这让胳 宾基看到了文学写作的多项维度。而且民国时 期，作家对于出版业是非常依赖的，胳宾基的很多 小说发表在桂林文化城的期刊或者出版于此，这 不啻是对胳宾基小说转型的直接支持。另外，长 时期的流亡生涯，终于在桂林得到了暂时安稳，胳 宾基终于可以静下心来，这给了他沉思和回忆的 机会;这也和胳宾基的创作心境相关，党组织关系 的脱离，使革命者的胳宾基陷入了无法排遣的“寂 寞”情绪中，随之而来的，是宏大叙事的脱离和对 真实人生的触摸。其次，与萧红相守的44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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胳宾基的文学创作转型有很大帮助。杨守森在谈 及胳宾基时，流露出了其对自身文学天赋忽视的 悲戚之感，“其作品，虽以‘人情世故’的视野见长， 但对此视野，作者似乎未能充分自觉，更未能有意 识地予以强化坚守。”[]“人情世故”是一个优秀 作家的基本品质，胳宾基不仅在人物的语言描写， 而且在日常琐事中都有体现。然而，这些才能是 和整个时代所隔隔不入的，也是胳宾基所未重视 的。与萧红的相遇，并非萧红给了他多大的触动， 而是隐约开启了他的潜意识，一直被隐藏着的潜 意识。胳宾基一直喜欢的契诃夫的写作风格更在 这时参与进了小说创作之中。于是，外在环境与 自身遭遇的共同作用之下，胳宾基终于发现了自 己的文学天赋。这完全是无意识的，但正因为无 意识，所以才至真至诚。可以说，四十年代的胳宾 基，是在用自己的潜意识写作，最终寻找到了真实 的自己和原乡之境。

胳宾基是胡风家中的常客，胡风回忆说，“他 曾向我谈起他小时候跟着母亲在东北间岛垦荒办 农场的事。间岛，在我是一个遥远的地理明细。 但他讲得是那么绘声绘色，那些中、俄、朝鲜人中 的亡命徒中的故事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 [4] 胳宾基在四十年代创作的很多作品，都带上了“回 忆”的色彩。康天刚为了二十亩小麦地而离开家 乡，他满心欢喜的以为自己能访到山货，回到家乡 去娶那个等自己的女人。家乡成了他奋斗的动 力，也成了难以回去的他乡。（《乡亲——

康天

刚》）一直温和的袁书记，他哀诉着，“若是在咱们 老家，咱们不是会过的挺好吗? ”老家，成了他心中 的美好之地，这仅存的美好。最后，他抵挡不住生 活的困窘，拿起了枪，变成了劫匪。（《一九四四年 的事件》）老董在得知金华的房子被炸后，他生活 着的状态已经被搅乱了。他开的汽车和一辆福特 小包车撞到一起，乘客都死掉了，只有他活着。这 时，他仿佛看到家乡，想到爹娘，想到小时候的玩 伴，“为什么离开这些年不想到家乡呢? ”如今就算 再回去，家乡也已经不在了。家乡都回不去了，什 么可以接纳他呢？他只有把自己抛下空谷去。

《幼年》讲述在异乡、在战乱之地，母亲整日的 忧虑，父亲为了回山东老家的不乐，崔婆对伤害过 自己故土的念念不忘……然而，这些生命之痛，读 起来却是如此之轻。战争都可以睁只眼闭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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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都没有什么大的悲痛在这里蔓延。这一切都 得益于童年视角的叙述，小说气氛明快而清新，一 切都是静静的，欢快的。只有几岁大的姜步畏，将 征：回忆性。”[5] “回忆”二字可以说是《北望园的 春天》中的基调所在。不仅处于“北望园”中的人 在回忆，在回归家庭，而且就算是“我”离开了北望 大人世界中的种种哀愁、悲痛，都消隐掉了。小孩 子的世界永远是那么的新奇，他看不到大人世界 的眼泪，就算看到了，也是躲在一边，自顾自的玩 去了。作者选取的“儿童视角”，或许就是为了压 抑自己心中的乡愁。然而，消隐不等于不存在，而 是掩藏得更深了些，蕴藏了无尽的悲戚。那些笼 罩在人物心上的故土，反而显得越发深刻。

母亲何尝不是时刻惦念着故乡，但惦念之外， 她实在不想回家忍受做小的屈辱，为此，她宁愿在 这他乡之地终老。父亲随着年纪的增长，对故土 的思念越发浓厚。他们之间无休止的、没有结果 的争执，终于扯到了幼小的“我”身上。“我”因爱 妈妈较多，便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他乡。与母亲的 认同，让“我”丧失了回到故乡的可能。如果说母 亲不回故乡，是因为心里的一道坎;那“我”放弃回 故乡，则是年少不更事的情感之说。我的懵懂，在 与大人的参差对照中，拥有了一种催化作用。“家 乡”二字所代表的情感力量，更有了一种摄人心魄

的。

作者最后还是让崔婆回去那片受够了气的土 地。总要有一个人回去吧，那片故土，就算有多么 的不好，总归是自己的根。她走时不忘叮嘱母亲， “连儿他爹想家呢！我看过几年收拾收拾家产回 海南吧！不管这里怎样享福，到底是海外——

我

可是生来的穷命，就想那块黄土地呢! ”崔婆走后， “足足有三四天，父亲和母亲又各自沉思着，不如 往日愉快了。”他们在沉思着的，应该就是崔婆所 走向的地方，他们曾经的根。这种思乡的情绪，本 来是已经极尽喷发了的，让作者让读者都陷入其 中，但“我”又出现了，一下子便消解尽了。“而且 这年夏天降临，母亲没能够及时地改装铁纱的门 窗，因而厨房里一直有几只苍蝇，没能驱赶干净。” “我”眼中所看到的母亲，是冷冷的，仿佛她是个治 家的能手。但其中深藏着的，是母亲难以道出的 哀愁。这一切，终归在平淡如水的叙述中，变得真 切而辛酸。

“东北作家是在离开故乡、以流亡者的特殊经 历所由产生的特殊心态去瞻念和回顾故乡并诉诸 文字的，这就给他们的作品带上了另一个鲜明特

园，“我”仍在“怀念北望园，怀念‘北望园’的深夜

三、四十年代:叙述笔调的克制

除过对故乡的回忆外，在写作方式上，胳宾基 也摈弃了线性的叙述方式，带有了更多的艺术色 彩。胳宾基的小说节奏不是依靠时间的变化，人 物形象的变化，它呈现出一个偌大空间来，在这里 时间是静止的，人物形象是静止的，线性时间是中 断的，它简单平静得就像是日常生活。然而又不 是参照生活面目的简单重现，胳宾基从这些日常 琐事中发掘出特有的韵味来，他将再平常不过的 事情讲述得富有诗意和深意。所以即使线性时间 的中断降低了作品的故事性和戏剧性，但胳宾基 凭借对生活细节的捕捉和发掘，使得小说拥有了 情调气氛上的统一，读者在阅读时便很容易融入 中。

是在 活。 胳宾 的叙 手

叙

述内容紧密相连，根据内容的不同来变换不同的 叙述笔法，或饱含悲悯之情，或用无知儿童的叙 述，或冷淡的嘲讽和幽默笔法，或刻画的阴森幽深 之境……

在《北望园的春天》中，那一群住在北望园里 的人们，围绕着的都是家庭琐事，有让他们高兴 的，也有让他们不高兴的。一切似乎都在这淡淡 的无聊中度过。“我”因为是在离开桂林前几天 搬到北望园的，所以和北望园的人，有接触却又了 解不深。这样作为叙述人的“我”，才能做到客观 之外的冷漠，感情抒发上也有了节制。林美娜深 爱着丈夫梅溪，杨村农惧怕妻子胡玲君，作者将这 两幅家庭肖像描绘得栩栩如生。赵人杰这个让人 发笑，又让人可怜的画家，真真是捕捉到了人性深 处。这一切都要得益于叙述者的设定，“我”—

既不过分超然事外，又不会深陷其中。如此，小说

显得克制非常，又具有极大的情感召唤力。

除此之外，作者的语言、行文叙述都是冷静 的。仿佛是这冷静之下，潜伏着巨大的哀怨。但 也仅仅只限于潜伏，从来都不会显露出来。“胳宾 基用近于‘旁观’的淡漠神情看对象。”[]孙寡妇 因之迷信而死去，我们只是继续恢复了以往的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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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生活。（《生活的意义》）讨人喜爱的老女仆曹 妈儿在一次逃难之后，意识到了自己命运的可悲， 变得冰冷而阴沉。抒情的笔调并没有给这位老女 仆，作者仍是冷冷的，只是在文章末尾发了这样的 一句感叹，“曹妈儿一天天苍老樵悴了。相反的那 双阴沉的眼睛一天天锐利了。”（《老女仆》）红玻 璃万花筒中，王大妈看到了不可更改的宿命，难道 小达儿和自己，和小达儿她妈一样，都要守着丈夫 挖金子的美好愿望，孤独的过这一生？爱说爱笑 的王大妈沉默了，不久便死掉了。（《红玻璃的故 事》）

读胳宾基的小说，总是让人莫名怕着，生怕这 些人物有不幸的结局。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悲苦 的。悲苦也就算了，作者还在一旁冷冷的注视着， 不动声色的。胳宾基从来不会在文中出现什么抒 情的句子，就算人物的命运再悲，他的笔墨总是吝 啬的。这种吝啬有时让人看着愤怒，有时又让人 产生无尽的悲凉。赵园说，胳宾基能较为轻松地 与对象保持心理距离，其实不然，这种克制，这种 保持的心理。《幼年》中的童年叙述，《北望园的春 天》中“我”的半生不熟的叙述，以及其它文本中冷 淡的笔调，在作者极力压制的条件下形成。

总之，胳宾基四十年代的小说，无论是在内容

还是表现方式上，都与主流文坛相疏离，从而达到 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但疏离也意味着被抗拒， 《当一幅油画诞生时》一发表，就受到了导师冯雪 峰的口头批评，认为偏离了革命道路，带有小资产 阶级的倾向。作为生命中的导师冯雪峰，胳宾基 自是虚心的接受了批评，并有意识的改变了自己 的写作风格。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胳宾基的写作 风格又渐渐回复到了最初的宏大叙事，他天赋之 中的“人情世故”“轻幽默”等风格被逐渐压制了

下。参考文献：

[1 ]骆宾基.发表欲小论[J].客观,1942( 12).[2]骆宾基.鸡鸣与狗吠[J].文化杂志,1942(5).

[]杨守森.骆宾基小说中的人情世故.沈阳工程学院学

报,2009(3).

[4]胡风.惠阳---桂林----抗战回忆录之十四[J].新文

学史料,1988(3).

[]逄增玉.新时期东北作家群研究述评[].文学评论，

1990(4).

[6]赵园.骆宾基在四十年代小说坛[].北京社会科学，

1986(1).

〔责任编辑：高金星〕

Wang Yahui

{XV an Fanyi University, Science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XV an, Shaanxi 710105)

cle ,Luo Binji, s early reportages were highly praised, but his novels in the 1940s were neglected. Throughout

Binji, s life of writing , he always wavered his role between a writer and a revolutionary- Therefore , although Luo Binji, s literary creation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1940s , his literary talent was far from being brought into full play.

Key Words： Luo Bingji； Guilin culture city; forgotten； double identity

A Study on Luo Binji5 s Literary Works in the 1940s

Abstract： Luo Binji is a forgotten writer, and he seemed incompatible with the times. In the academic c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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