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忠实的创作道路与文学史意义

陈忠实的创作道路

陈忠实，1942年8月3日出生于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北坡下的西蒋村。1962年高中毕业。同年秋任西安市郊区毛西公社蒋村小学民请教师。1964年秋，调毛西公社农业中学任教。196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2月，借调立新（原毛西）公社协助搞专案、整党等项工作。其中的专案工作，主要任务是给农村和社属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揪出来的人落实政策，他主要负责文字工作。1971年6月，因工资问题在公社不好解决，立新公社安排陈忠实任公社卫生院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即院长）。1973年春任毛西公社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被任命为中共毛西公社副书记。同年8月，通过中共西安市郊区党委同意决定，应西安电影制片厂之邀到该厂，将他发表于1973年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改编为电影剧本。电影于1976年拍成，片名《渭水新歌》，1977年1月发行放映。1977年夏，被任命为毛西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副总指挥，冬，被任命为毛西公社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主管副总指挥。1978年10月，调入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工作，任副馆长。同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1979年6月3日在《陕西日报》发表短篇小说《信任》，后获中国作协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9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调入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被任命为副局长兼文化馆副馆长。1982年11月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85年4月，在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三届二次理事会上，被选举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1987年10月被选为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92年5月，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与田长山合作）获中国作家协会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同年10月，当选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93年6月，长篇小说《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当选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2001年12月，在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2006年11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2007年9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被聘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

主席。2011年11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

陈忠实的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文革”前到“文革”结束（1965―1978）。这一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模仿性的习作期，尚缺乏文学的自觉。陈忠实上初中二年级时就爱上了文学，初中三年级时在“诗歌大跃进”的时代氛围影响下，写了不少诗歌，1958年11月4日《西安日报》发表了其中的一首《钢、粮颂》。1962年回乡当了小学民请教师，立志从事创作，以文学为人生希望，意欲以此改变命运，同时亦以文学作为困境生活中的精神安慰。从1965年到1966年4月，在《西安晚报》发表散文5篇、故事1篇、诗歌1首、快板书1篇，内容多为叙说农村生活中的好人好事，歌颂新时代和新生活，或通过记述贫苦农民的命运反映阶级斗争历史。这些带有习作痕迹的作品的创作和发表，一方面为他带来喜悦和希望，另一方面又使他受染于时代的生活气息和文学观念，开始了与时代的“合唱”。第二个阶段是“文革”后期，从1973年11月在《陕西文艺》第3期上头条发表生平第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亮相文坛，至1976年在《人民文学》第3期小说栏目头条发表短篇小说《无畏》，四年间连续发表的4个短篇小说均在当时文坛和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和《无畏》四个短篇小说，单从形象塑造、结构和语言等技术层面来看，都显得较为成熟，可以看作是陈忠实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跃升为比较自觉时期的作品。

创作和发表这几个短篇小说时，陈忠实三十岁出头，由民请教师身份转为国家正式干部不久，不仅在人民公社的工作热情积极，业余的文学创作也有一种期望不断向前的激情。他在这一阶段的小说写作，其基本内容和人物塑造明显受到了当时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的影响。内容的一个重点就是农村复杂的阶级斗争尤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的政治主题最后往往归结于一个核心问题，这就是围绕权力的斗争。这些小说着力塑造

普通人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特别是青年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一般富有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工作出色，特别是勇于斗争，善于斗争，很有一股子闯劲。

第二时期：大约从1979年到1986年。这一个时期的创作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从追踪政治与人的关系到探寻文化与人的关系。

这一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文学主流，是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85新潮”的现代派文学、先锋文学、女性文学和寻根文学，后浪逐前浪，不断出新。陈忠实因1976年发表与“走资派”做斗争的短篇《无畏》受到工作和生活冲击，历经两年多的苦闷和反思，重新拿起笔，一方面继续沿着他所熟悉的政治与人的创作思路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关注当时的文学思潮并受其影响，开始了缓慢而深刻的创作转型。1978年春天，陈忠实在灞河筑堤工地上，读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篇小说大胆触及时代给人带来的人格和心灵伤害所呈现出的那种全新文学视境，给他以极大震动。他由此敏锐地感觉到：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候终于到来了①。这一年的10月，他由毛西公社调到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工作，开始有目标地认真读书和思考，并写成短篇小说《南北寨》，后刊《飞天》1978年的第12期。这个短篇通过北寨的社员到南寨社员家里来借粮引起的风波和故事，表明因两个村寨以支书为首的干部领导作风和工作思路不同，南寨主抓农业生产，北寨紧跟形势，坚持搞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热衷于写诗唱戏，不抓农事，反映了南、北两个村寨社员不同的生活境况和水平，南寨反而被上级领导批评，北寨却被树为“样板”，小说意在批判极左政治和思潮对农村社会和群众生活的破坏。《小河边》（1979年）写了三个人物，一个是老九，搞科研的知识分子；一个是老八，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一个是老大，原来是村支书，为大队围滩造田，被划成地主成分。文革后期，三人都无所作为，老九钓鱼，老八摸鱼，老大搬石头修河堤。小说重点写三个难友在困难时期互相激励的情谊。在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他们在小河边给总理遗像敬献鲜花，表达了特殊环境中几个不同身份的人共同的坚定的政治态度。《幸福》（1979年）写幸福与引娣这两个同村的中学同学的故事，幸福

为人实在，引娣喜欢弄虚，热衷于参加各种会议和学习班，喜欢在各种会议上代表贫下中农发言，表态积极，批判激烈。两个本来要好的同学有了分歧。谁是谁非？幸福劝导引娣，农民讲究实在的，可是引娣却因其所作所为入了党。公社原拟推荐幸福上大学，引娣揭发了幸福和她私下的一些言论，取而代之。后来幸福自己考上了大学。小说通过两个同学的为人和命运，提示了扭曲的时代对人格的扭曲和对人物命运的捉弄，表明生活中最后的得益者还是老实人。《徐家园三老汉》（1979年）描写徐长林、黑山、徐治安三个同年龄段的老汉，性格各异，“俩半能人”，都是务菜能手，同在大队苗圃干活。徐长林性子沉稳，智慧。黑山老汉是直杠子脾气。徐治安自私，有心计，人称“懒熊”，“奸老汉”。徐治安起初一心想来苗圃干活，想方设法来了，却不下力气干活，看园子时偷懒睡觉，让猪拱了菜园子。徐长林是老共产党员，帮助他，教育他，徐治安有了大的转变。小说写农业集体化时期三个老农对待集体不同的心态和行为，把公与私的心理和诚与奸的人格联系起来写，是那个时代较为普遍的文学意识。陈忠实写了三个农村老汉，意在塑造三种不同的性格，此作在《北京文艺》1979年第7期发表后，受到称赞，陈忠实被誉为写农村老汉的能手。《信任》（1979年）是陈忠实这一时期的一篇代表作。小说写在时代发表巨大转变时如何对待过去的矛盾和问题。小说中在前台角斗的是两个年轻人，背后角力的是两个当年共过事的村干部，一个是“四清运动”中被补划为地主成分、年初平反后刚刚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罗坤，一个是“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罗梦田。事情因子辈的打架引起，打架事件是现时显在的矛盾，背后折射出的是父辈在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恩怨情仇。如何对待今与昔的矛盾，罗坤的公道处理方法使罗梦田父子受了感化，全村人也更为拥戴罗坤。小说在当时普遍写历次政治运动给人心留下的深重“伤痕”的时代文学风潮中，另辟蹊径，表达了要化解矛盾、克服内伤、团结一心向前看的主题。 这一个时期陈忠实的小说创作，总的特点是紧紧追踪时代的脚步，关注政治与人的关系，注重描写政治与政策的变化给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民生活、农民心理带来的变化，或者反过来说，是通过农民生活特别是农民心理的变化来反映政治的革新和时代的变化。小说艺术的侧重点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性格描写中，着重展示人物的道德品质。道德品质是那个时代对人物的一种强调和评判。

中篇小说《初夏》于1983年写成，它在陈忠实的创作中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重要的过渡。前者是说这是他的第一部中篇，后者是说这部小说既有以往写作的惯性延伸，如注重塑造新人，又有新的社会问题的发现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作品写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家庭父与子的故事。离开还是坚守农村，只考虑个人前途利益还是带领大伙走共同富裕之路，在此人生选择问题上，父亲这个农村的“旧人”与儿子这个农村的“新人”发生了激烈的无法调和的冲突。父亲冯景藩几十年来一直奋斗在农村基层，把一切都献给了党在农村的集体化事业。如今，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这一颠覆性的历史巨变，比较当年的同伴冯安国，冯景藩感觉自己的忠诚工作吃了大亏，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小说中写的这个人物是真实的，颇有时代的典型意义和相当的思想深度，这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生活的敏感。但是，陈忠实这时的艺术思维，受十七年文学影响所形成的心理定势还未完全冲破，他还习惯以对比手法塑造与“自私”“落后”的冯景藩对立的另一面，这就是乡村里的新人形象冯马驹，这是一个退伍军人，年轻的共产党员，对于进城，他虽有犹豫，但他最终还是心明志坚，主动地放弃了进城机会，矢志扎根农村，带头与青年伙伴一起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共同致富。冯马驹这个人物不能说现实生活中绝无仅有，但他显然是作者艺术固化观念中的一个想象式的人物，缺乏历史的真实感和时代的典型性。

《初夏》以及陈忠实这一时期的相当一部分小说，如短篇小说《枣林曲》《丁字路口》等，都把青年人进城与留乡的行为选择、为公与谋私的个人打算作为衡量、评价人物的一个标尺，有时还给人物涂上或浓或淡的先进与落后的政治色彩，笔下自觉不自觉地对人物进行着高尚与低下的道德人格评判。而且，在陈忠实的《初夏》以及同类小说中，往往还表明了这样一个认识，这就是农村的贫穷，主要是因为没有或缺乏好干部的领导，所以，陈忠实在多篇小说中，都在着力塑造好干部的形象。这样的好干部差不多都有着与冯马驹一样的性格特征：年轻，党员，公而忘私，能舍弃个人利益，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肯吃苦，脑子也灵活，最终成为农村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带路人或榜样。由此表明，陈忠实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有一个顽强的思维定势，这就是塑造不同时期农村好干部的新人形象。这样一来，作者所塑

造的人物性格，特别是所谓的正面人物形象和作者心目中的新人形象，都有着或浓或淡的某种既定概念的影子，人往往只是表达概念的工具，而不是艺术的目的。所以，这些人物的性格在艺术上都显得比较单薄甚至纯粹，往往是非此即彼，缺乏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艺术思维的简单化，或者说，受十七年文学观念的影响过深，艺术思维还未能摆脱旧的观念的束缚。

《初夏》的艰难写作以及这一历史时期诸多社会和思想的变化引发了陈忠实的文学反思，他后来称之为思想和艺术的“剥离”。陈忠实于1982年写了中篇小说《康家小院》，他写这部中篇，至少受到两个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是1981年夏，他去曲阜参观了孔府、孔庙和孔林，在那里，他对文化与人的关系深有感触，由此生发而孕育出了这部小说；二是他读了路遥的《人生》，为其人生主题、人物性格的真实准确描写和艺术的力量而深受震撼，触动他深入思考文学如何写人。《康家小院》开始关注文化与人的内在关系。小说在写真实的人物及其命运的过程中，触及到了文化与人的关系这一重大命题。写于1985年夏秋之季的《蓝袍先生》，写文化观念对人行为的影响，特别是传统礼教与政治文化对人的束缚。写于1986年夏天的中篇小说《四妹子》，写陕北女子嫁到关中来的生活和命运，是陈忠实第一次从地域文化对人物文化心理性格的影响入手，来开掘人物性格的特点。

第三个时期，是《白鹿原》的写作，时为1987年至1992年。这个时期的陈忠实已年过不惑，接近天命，是他生活、思想和艺术积累已经相对成熟，同时也是精力最为旺盛、思维最为活跃、艺术创造力最为丰富的一个生命阶段。《白鹿原》的准备、构思与写作，是陈忠实创作方向的一个最大转折，他从二十多年来一贯关注的现实转向了历史。这一艺术转变，与陈忠实密切关注1985年兴起的“寻根文学”思潮并且深入思考有关问题有关。他的艺术聚焦，是从家族关系入手，从人与文化角度切入，触及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活动、教育理念与方法以及政治关系等关乎人的生存的各个方面，深刻透视传统中国宗法社会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态度和生存之道，展现传统的宗法社会和乡规民

约在时代暴风雨的击打中所发生的深刻嬗变，家族的嬗变，人性的嬗变，人心的嬗变。并从这嬗变中，透示社会演变的轨迹和历史深层的文化脉动。

第四个时期，为1993年至今。二十年来，陈忠实除过写了九个短篇小说，偶尔也写点遣兴的旧体诗词，其他写的基本上都是散文和随笔。结集出版的主要有《生命之雨》《告别白鸽》《家之脉》《原下的日子》《吟诵关中》等。这些散文和随笔，其题旨，多为对生活的回味，对生命的咏叹，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陈忠实的创作道路，从写社会热点始，进而以小说直面并深入广阔的社会生活，现在，陈忠实通过散文，回到了自身，审视自己的生活，回味自己的人生甘苦，思索更为深沉的人生哲理。

陈忠实从1993年到2013年这二十年的散文写作，可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即20世纪90年代，他的散文多是对往事的回忆和对已逝生命的感怀，后十年即新世纪以来，他的散文中则有了不少直面当下之作。总体上看，陈忠实属于一个客观写实性的作家，他五十岁以前的作品，以写小说为主，小说是一种要把作家主体隐藏起来的文体，五十岁以后，20世纪90年代，他集中写起了散文，尽管散文是一种更为贴近创作主体的文体，但也许是由于写作惯性，陈忠实这个时期的散文，仍然喜欢侧重于写实的叙事散文，有的散文也有很强的情绪表露，但较为节制，注意藏“我”。而六十岁以后，新世纪以来，也许是散文这个文体真的适合表现，也许是作者的生命境界更臻于自由，也许是作者的现实感怀更为强烈，也许三者兼而有之，陈忠实的散文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他虽然还是习惯在叙事或状物中表现思想感情，但他此时的写作旨趣，主要的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以事说理，更多的是主体内在思想情怀的表现。 《白鹿原》及其他代表性

作品分析

《白鹿原》展示的是中国两千多年皇权社会崩溃之后，新的社会秩序将建而未建以及革

命、抗日、内战等历史大背景下，农村社会的图景和农民的生活的变迁。地主白嘉轩、鹿子霖，长工鹿三，乡村贤哲朱先生，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于文学史画廊，每一个人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浪子黑娃、白孝文，荡妇田小娥，追求新的社会理想的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无不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历史进行深刻转变的时期，这些从传统深处走来的老少人物，有的继续努力恪守传统的生活观念和人格理想，有的受时代感召，或追逐时代的步伐或被时代的车轮驱裹，其凌乱的人生履痕，其复杂多变的命运，揭示了民族的传统观念和人格精神在现代文化背景中的深刻矛盾和裂变，展示了一个民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轨迹和心理行程，触及了中国近现代半个世纪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和历史搏动。《白鹿原》是一部史诗般的巨作，它超越了简单的阶级斗争模式，突破了狭隘的政治斗争视域，以幽深的文化眼光打量历史行程中的各色人物，以宽阔的历史视角观照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白鹿原》的主旨是探寻民族的文化心理，进而探求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大致分属父与子两代人，父辈人物总体上沿袭着传统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子一辈多为叛逆，他们在趋时和向新的历史风潮中和个人的命运转换中逐步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形象。父一代是“守”或“守”中有“变”的农民，白嘉轩、鹿三等人是“守”，鹿子霜是“守”中有“变”；子一代是“变”――或反叛，或革命，如鹿兆鹏、鹿兆海、白灵、黑娃、白孝文等，或者在“变”中又趋于“守”的农民，如黑娃。一“守”一“变”，“守”中有“变”和“变”中趋“守”，生动而准确地反映了清末以至民国再至解放这一历史时期的生活巨变和人心嬗变。

父辈人物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他们的身上带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精神遗存。子辈人物则延伸到历史的未来，即使有些人物死了，如黑娃等，但他们在这个转变时代所完成的人生命运和所形成的人格态度，都凝聚成了一种精神，所谓精神不死，伸展到未来，活到了今天。

小说中的核心人物是白嘉轩。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他的身上继承了几千年

来传统中国农民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最后的乡绅。他是非常现实也务实的人，注重现实的世俗生活，没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换句话说，没有浪漫情怀。他所在的白鹿原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主体是儒家的思想文化，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耳濡目染，又接受了来自朱先生的儒家思想和伦理观念的教化，他终生服膺儒家的思想和精神，并以儒家思想正己治家。他的整个人生理想和目标，一是做人――“仁义”之人，二是治家，这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修身”和“齐家”。在白嘉轩之上，是整个白鹿原的灵魂人物朱先生，这是中国最好也是最后的先生。朱先生是白嘉轩的精神导师和生活的指路人。白嘉轩则是朱先生思想和精神的实践者。朱先生是白鹿原的精神文化象征，他的思想渊源是儒家，具体到他的身上，则是儒家思想的变相理学，理学中的关学一脉，关学强调“通经致用”“躬行礼教”。这样一种实践理性非常契合白嘉轩们的生活实践和生命实践，对于白嘉轩这样的农民和族长特别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被他们易于和乐于接受并且深刻地掌握。鹿三是白嘉轩这个地主东家的长工，他是中国最后也是“最好的一个长工”。鹿三与白嘉轩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一对重要的关系，这就是主子与奴仆的关系。他忠厚、善良，也非常执拗，拗在两个字：“忠”与“义”，这也是传统封建社会所强调的奴才对主子的“忠”与“义”。鹿子霖也是中国传统农民的一个典型人物。这个人物与白嘉轩性格相反但却能成为一个互补的形象。白嘉轩做人行事，遵循的是内心已然形成的信念和意志；而鹿子霖行事做人，则是依照现实的形势，这是一个能够迅速判断时势也能够很快顺应时务的乡村俊杰。千百年来，中国的乡村社会，主要的核心人物就是由这两种人物构成，一个坚守先贤的遗训和内心的原则，一个观风看云不断顺应时势的变化，一静一动，动静冲突又结合，构成了一部激荡的而又稳定的中国历史。白嘉轩和鹿子霖都是白鹿原上仁义白鹿村的精明人和威权人物。他们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都具有原型的意义。

黑娃和白孝文是小说中两个性格最为鲜明的叛逆形象，前者先由一个淳朴的农家子弟变为“土匪”，再由一个“土匪坯子”变为真心向学的儒家门徒，并发誓“学为好人”，后者由族长传人堕落到不知羞耻，再变而为残杀异己毫不手软的冷酷之徒，他们性格的发展和变化，都包蕴着丰富而复杂的时代内含和历史文化内涵。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等人，皆为一个时

代的有志青年，他们不愿意依照父辈预设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他们是时代的英才，追求远大理想，忠诚，热情，有献身精神，但他们后来各自的命运，如鹿兆鹏的失踪，鹿兆海的死于内战，白灵的被活埋，既是深刻的个人悲剧，也都深刻地触及了中国近现代半个世纪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和历史搏动，具有深广的社会内涵。

《白鹿原》中所展现的历史巨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传统亦即“旧（思想、文化、道德、习俗等）”的消亡史。小说中老一辈的人物，如所谓最后最好的先生，最后最好的乡绅，最后最好的长工，都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是一曲深沉哀婉的送别“旧”的挽歌。“皇帝死了”以后，新社会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的诞生仗着“革命”的名义一路向前。在这个历史的洪流中，传统文化和传统人格在各路英雄纷乱的“革命”的刀枪之下和历史巨轮的辗压之下，或坚守或挣扎，或转型或崩溃。另一方面，是“新（思想、文化、道德、习俗等）”的诞生史和成长史。小说中新一辈的人物，无论是坚定不移的共产党人鹿兆鹏和矢志报国的国民党人鹿兆海，无论是由“好人”变为“坏人”的白孝文，还是由“土匪”“学为好人”的黑娃，包括坚持上新学、抗拒包办婚姻的白灵，他们的“革命”行为或“反叛”行为，也都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传统社会是“耕读传家”，“耕”解决的是生存问题，是人与赖以为生的土地的关系，“读”是读“圣贤书”，解决的是思想和精神的问题，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是子孙万代精神承续的问题。《白鹿原》以新旧两代生动的人物画卷艺术地展现了以“耕读传家”为命脉的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在新时代暴风雨冲击中的深刻嬗变，为读者提供了多向度思考的文本。 陈忠实是描写秦地关中农村生活的高手，他在《白鹿原》之前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既有生活厚度，也颇富艺术魅力。

《康家小院》就是一篇很有艺术魅力的中篇小说。该作写的是解放初农村一位新媳妇的故事。吴玉贤在解放初期响应政府扫除青年文盲的号召，上了冬学，接触了授课的杨老师这个文化人，杨老师给她讲了一些她闻所未闻的世界上的新鲜事和新观念，这个文化人以及他所带来的新文化，像一股春风，吹得没有见过世面的吴玉贤有些迷醉，她对生活有了一些前

所未有的想象。然而就在她还没有理清自己对这个文化人朦胧的好感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就糊里糊涂、晕晕乎乎地当了杨老师的俘虏。事情败露后，男人打她，父亲打她，母亲也骂她，她想起杨老师教过她的新观念“婚姻自由”，就找杨老师商量，想离了婚与之结婚。不想杨老师露出叶公好龙的本相，劝她“甭胡思乱想！回去和勤娃好好过日月！他打土坏你花钱，好日月嘛”，说他和她“不过是玩玩”。与《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在意识到自己错了对不住人之后，吴玉贤开始了一番道德的自我谴责，悔恨中又自觉地回归于原来的生活秩序之中。吴玉贤这个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她经历的生活以及命运过程也是真实的。吴玉贤先是不识字没有文化，学了一点文化开了眼界，因为文化的觉醒引起人的觉醒，觉醒之后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却引起了激烈的始料不及的生活冲突。吴玉贤在痛苦的人生矛盾中开始反省，逐渐对生活有了新的觉悟。小说是一个悲剧，吴玉贤的悲剧是双重的：没有文化的悲剧和文化觉醒之后又无法实现觉醒了的文化的悲剧。

总体上看，陈忠实是一位重视客观化写作的作家，他以前的作品较少表现自己的生命体验，到了这一个时期，他开始在客观化的生活描写中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中篇小说《最后一次收获》（1985年），写一个即将举家迁往城市而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收获庄稼的文化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该作深刻地融入了陈忠实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一般作者选择这样的题材，可能会简单地处理，写成一种抒情性的感慨之作。陈忠实显然不是一个仅仅喜欢抒发个人感慨的作家，他正面切入这个题材，“硬碰硬”地展开描写，而且进行了深入开掘，人物性格真实、准确、生动，乡土生活气息浓郁，是一部艺术魅力极强的小说。由此甚至可以看到陈忠实创作的一个特点，他不大选取侧面取巧的方式处理素材，一般都是正面切入，直接面对他笔下的人物和生活，喜欢正面描写。

陈忠实后期的散文佳作可以《三九的雨》（2002）《原下的日子》（2003）等为代表。《原下的日子》《三九的雨》，是陈忠实最为抒情的散文之一，也是作家对自己的生命、对人生的方向思考得最为深沉的作品之一。评论家李建军曾以“随物婉转”和“与心徘徊”评论陈忠

实早期和后期的散文创作②，确实深中肯綮。而李建军所论“与心徘徊”之作品，还都是陈忠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写的散文，陈忠实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所写的散文，像《原下的日子》以及《三九的雨》等，不仅有“与心徘徊”的好思致，更有“明心见性”的敞亮感。

在《原下的日子》中，陈忠实引了白居易的一首诗《城东闲游》：“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然后略作发挥，“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苟的龌龊惹烦了，闹得腻了，倒胃口了，想呕吐了，却终于说不出口呕不出喉，或许是不屑于说或吐，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南史?隐逸传上?陶潜》：“著《五柳先生传》，盖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此亦为陈忠实之自况，实录。“还有什么龌龊能淹没能污脏这个以白鹿命名的原呢？断定不会有。”这就是说，白鹿原是干净的，因此，他才回到了白鹿原，复归原下。他写道，回到祖居的老屋，尽管生了炉火，看到小院月季枝头暴出了紫红的芽苞，传达着春的信息，但久不住人的小院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一时还不能让他生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文字之外，让人感受到的，其实是他的心情许久以来过于郁闷，也太过压抑，所以，尽管回归了朝思暮想的老屋，但心情一时还是难以转换，是一派春寒的冷寂。“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的小院，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站在院子里，抽我的雪茄。”“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一连三个排比句，三个“空”字，三个斩钉截铁地句号，极力表达着作者内心的空茫和宁静。他写道：“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了什么又为了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龌龊。我在一段时日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的不尽的内蕴。”其实，在这里，陈忠实反复斟酌拈出的“龌龊”一词，已经透露了他复归原下的原因。具体是什么“龌龊”，没有必要追问。“我听见架在火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我沏下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坐在曾经坐过近二十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缭绕着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最后一句是陈忠实的表达语言。陶渊明或千古以来文人的表达句式是：“归去来兮，田园将

芜胡不归！”意思是一样的。第二天微明，他在鸟叫声中醒来，“竟然泪眼模糊”。在尽情地抒写乡间一年四季的美妙之后，他“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全文激情涌荡，一唱三叹，气盛言宜，慷慨明志。

《三九的雨》写于旧历一年将尽之时，有顾后瞻前之意。此文写得非常从容，然而情绪却又回环往复，宛如一首慢板的乐曲。这是他当时的心境，也是他当时的生活状态。悠游从容，淡定自然。三九本该是严寒的天气，却没有落雪，而是下了一场雨。陈忠实一直感觉自己生命中缺水，缺雨，三九天居然下了这一场雨，自然令他欣喜万分。腊月初四天明后，他来到村外一片不大却显得空旷的台地上，极目四望，感受三九雨后的乡村和原野。四野宁静，天籁自鸣，陈忠实觉得宁静到可以听到大地的声音。雨后的一片湿润一片宁静中，陈忠实的目光从脚下的路延展开去，陷入往事的回想。脚下的砂石路当年只有一步之宽，为了求学，他走了十二年。当年背着一周的干粮，走出村子踏上小路走向远方，小小年纪情绪踊跃而高涨，但对未来却是模糊无知。当时最大的宏愿无非是当个工人，不想却爱上了文学，“这不仅大大出乎父母的意料，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背着馍口袋出村挟着空口袋回村，在这条小路上走了十二年”，所获的是高中毕业。那一刻，他意识到，他的一生，都与脚下的这条砂石路命运攸关。在回顾了过往的大半生的人生之路后，他强调“我现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老屋是一种心理蕴藏”。他在和祖先默视、和大地对话的过程中，获取心理的力量蕴蓄。特别是，从他第一次走出这个村子到城里念书的时候起，他的父亲和母亲送他出家门，眼里都有一种“神光”，“给我一个永远不变的警示：怎么出去还怎么回来，不要把龌龊带回村子带回屋院”。“在我变换种种社会角色的几十年里，每逢周日回家，父亲迎接我的眼睛里仍然是那种神色，根本不在乎我干成了什么事干错了什么事，升了或降了，根本不在乎我比他实际上丰富得多的社会阅历和完全超出他的文化水平”，关键是，“别把龌龊带回这个屋院来”。这个警示给“这个屋院”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它是净地，它是祖屋。在这篇散文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简单地提了一句他前不久在北京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有记者向他提问，他的回答是：“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始终把智慧投入写作。”然后，他从容地写道：

“我站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空旷的台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湿了的原坡和河川”，“粘连在这条路上倚靠着原坡的我，获得的是沉静”，自然而又端然地展现出一派宠辱不惊的气度，宁静致远的心态。 陈忠实的文学史意义

陈忠实是描写农民生活、农村社会和乡村文化的高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社会国家，几千年来，乡村是中国人生活的家园、生命的故乡，乡村自然也成了历朝历代文人描写和咏歌的对象，从先秦《诗经》中的“国风”到东晋的陶渊明，再到唐代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以及宋代的范成大、杨万里等，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山水田园诗派，形成了中国文学独有的关于乡村的审美范式，并积淀为中国人关于乡村的审美理想和文化想象。仔细辨析，其实乡村可分为自然的乡村和社会的乡村。中国古代文人描写和咏歌的，主要是自然的乡村，是可以尽情享受自然之美和人伦之美的牧歌式的乡村，是士子失意后或不得志时可以归来隐去的乡村，这样的乡村图景和乡村生活，表现的基本上或更多的是乡村社会自然的一面。到了现代文学，文学中的社会展现因素增强，乡村世界中社会的现实的一面，才逐渐在文学特别是小说中得以比较全面的描绘和深刻的表现。鲁迅笔下的乡村社会，灰暗，破败，衰落，沉闷，令人失望甚至绝望，就是当时乡村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人生，由于作者更倾心于抒写自然人性，他笔下的乡村社会也就更偏向于自然的一面。鲁迅和沈从文，双水分流，各有侧重，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侧重于展现社会的乡村、一个侧重于描绘自然的乡村的艺术流向。前者的艺术价值追求在于真实、深刻，后者的艺术价值追求在于自然、优美。沿此双水分流之方向，赵树理的“山药蛋”小说、柳青描写农民创业的小说，其艺术追求总体上看走的是鲁迅之路，而孙犁的“村歌”小说、刘绍棠的乡村牧歌情调小说，则大体走的是沈从文之路。

从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思想背景和艺术思潮来看，文学的干预社会作用被极度放大和空前提高，从写乡村生活的文学特别是小说来看，以鲁迅、茅盾、赵树理、柳

青等人为代表的写实派或称现实主义流派显然是主流。陈忠实走上文学道路，完全靠的是自学，而他所学和所宗之师，前为赵树理，后为柳青。因此，陈忠实承续的就是展现社会的乡村这一小说之脉，此脉也被称为现实主义流派。陈忠实在他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中，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艺术上也不断更新，也吸收和融入了现代小说的魔幻、心理分析等艺术表现手法。从文学表现乡村的历史来看，陈忠实的小说，既准确地表现了自然的乡村，表现了北方大地的乡村民俗风物之美，也真实、深刻地展现了社会的乡村，深刻剖析了那种关系复杂的家族、宗法、政治、经济揉在一起的社会的乡村，而他的《白鹿原》，更是表现了文化的乡村，儒家文化积淀深厚并且深入人心的文化的乡村。

陈忠实的文学史意义，还在于他的创作道路、身份变化与共和国的文艺政策、文学体制密切相关，一滴水而映大海，从他的人生履痕可以见出文坛变化的轨迹以至某些内在的脉动。陈忠实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长之路，他的精神“剥离”过程或称反思过程，他对艺术的追寻之路，不仅放在共和国的历史中，就是放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也都是相当独特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典型意义。

陈忠实首先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哺育下，在中国共产党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的体制扶持下，由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再加上对于人生出路的追求和奋斗，自学写作，最终走上了文学写作之路。他早期的写作主要是在党的政策指导下写生活与人，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听命式的政治性写作。后来几经生活的挫折和文学上的失败，他开始认真反思和苦苦寻找，进入了文学写作上的政策阐释与文学描写的二重变奏。最后，经过生活实践的磨砺，通过创作实践的体悟，他的思想境界得以提高，艺术境界得以升华，终于回到了艺术之本――人自身。他既认识到文学是写人的，是人的文学，文学描写的对象是写人，真实的人，不同的人，丰富而复杂的人，在写人中写农民的文化心理，进而探寻民族命运；也深刻地体悟到创作还要回到作家自身，要写作家这个人的“生命体验”。“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这是他创作并完成《白鹿原》之后谈得最多的一个创作体会。

从中国文化和精神的谱系上看，陈忠实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也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的经历，他所受的教育，以及由经历和教育所形成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都更接近于中国农民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艺术趣味，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有源有流，自成一条源远流长、博大汹涌的江流，独具空间，自成体系，有自己的“文统”，也有自己的“道统”，上与朝廷官府迥异其趣，下与黎民百姓截然有别，它是“士”阶层的文化与精神。中国传统文人虽然也做官，成为朝廷官府之一员，但他们在思想和精神上与朝廷官府之习气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他们在朝廷与山林田园之间进行价值选择，或进或退；他们也可能出自草野民间，但他们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和趣味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就使他们对普通百姓的态度，既有关怀、同情的一面，也有劝导、批判的一面。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与工具理性相区别，注重价值理性，是社会的良心，上对权力保持警惕和批判态度，下对民众负有启蒙和引导的责任。总之，无论是文人还是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坚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说陈忠实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也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着眼点就在于此。差不多在四十岁以前，陈忠实基本上还没有或者说尚缺乏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意识。受自身的文化背景、教育以及时代观念的影响，他的意识中，还是觉得自己是人民大众的一员，即使是一个作家（作者），也应该是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的眼光基本是向人民大众看齐的，对上，则是要听从党的领导和指挥；而对于文学的认识，也是除了认同文学的“真”――真实地反映生活和“美”――艺术地反映生活这两条原则之外，也认同文学是党的事业，是代人民大众说话的工具，换句话说，是认同文学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时代的口号的。对于这个强有力的时代的口号，陈忠实在意识深处是相信并认同的，因而也不可能产生怀疑的念头。

文学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工农兵“业余作者”，自然是党领导下的一兵，属于整架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与传统文人和知识分子对人的认识不同，传统文人和知识分子认为“人”或“我”是独立的“个人”，而作为工农兵“业余作者”时期的陈忠实，

认同的是时代的普遍意识，没有独立的“个人”的存在，只有作为“人民”一员的“群众”的存在。文学当然也不是甚至绝对不是关于“自我”的表现，而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之，文学创作，要服从党对革命事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文学是按照党的意志对人民生活和群众“意愿”的反映，当群众的“意愿”与党的意志一致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而在当时的文化语境里，任何背离党的意志，表达自己所认为的群众“意愿”，要么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要么被视为“自我”、“小我”的表现，是要受到批评甚至批判的。这种关于文学的认识，在当时，不仅仅是陈忠实一个人的理解，而且简直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意志”。 这个时期以至以后的陈忠实，反复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认为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因此，特别强调要深入生活。比如他在1980年4月写的《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获奖感言》，1982年5月写的《和生活的创造者一起前进》，1982年12月写的《深入生活浅议》，都从不同角度反复地谈到了这一点。他的这个观点或者说是认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方面，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③另外一个是创作实践方面，陈忠实在创作方面，很长一段时期特别是早期一直以柳青为榜样，而柳青为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从北京到西安，再从西安城市到了长安县农村，扎根农村十四年，写出了《创业史》，《创业史》对陈忠实影响极大极深，同时也令陈忠实钦佩不已。陈忠实认为，《创业史》的创作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柳青坚持了“深入生活”。由于长期过于重视生活对于文学的作用，陈忠实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作家主体精神建构的重要而特殊的作用，表现在创作实践上，陈忠实的创作总体上偏于客观性和写实性，而弱于主观精神的表现。

陈忠实的文学创作虽然与时代的前行总体能保持同步挺进的姿态，但他某些时段的创作也有徘徊以至困惑。他是一个看重生活积累、强调生命体验并在此基础上极为重视文学的思

想性包括政治关怀的作家，原本从文学爱好起步，从业余写作入手，后来在环境、时势和个人的追求中一步步成为半专业以至专业作家，时代所给的思想教育，环境所给的文化影响，个人所修的艺术准备，先天的和后天的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因此，当他把文学当作终生的事业孜孜以求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创作时有自觉地反思。在经历了文学以及因文学而引起的人生挫折之后，特别是面对变化着的新时期的社会生活，他更是从理性高度自觉地反思自己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学观念，博览群书以广视野以得启迪，深刻反省以吐故纳新，用陈忠实的话说，就是“剥离”自身的非文学因素，进而“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正是有了自觉的和不断的“剥离”和“寻找”并在这个过程中，陈忠实的创作才有了大的跨越以至超越。

蝴蝶一生发育要经过几个阶段的完全变态，才能由蛹变蝶。作为作家的陈忠实，在其精神进化的过程中，大约也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因为出身、经历以及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原因，陈忠实的文学准备应该说是先天不足，但他始终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他的身上也具有文学圣徒的精神，虽九死而不悔，一方面具有顽强的不断求索的精神，另一方面具有可贵的自我反思精神，这就使他能由最初的听命和顺随式的写作，转为自身的怀疑和内心的惶惑，进而不断地开阔视野并寻找自己，在不断蜕变中最终完成了作为一个作家的个我。听命与顺随，反思与寻找，蜕变与完成，三级跳跃，陈忠实走过了从没有自我到寻找自我，最后完成并确立自我这样一个过程，成为一个具有我们这个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大作家。

注释：

①陈忠实：《接通地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54页。

②见李建军著《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北京第一版，第97页。

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