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无隅明而行之——汉语政论文的英译模式探讨

第１２卷第３期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１．１２　ＮＯ．３　２０１３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Ｒｒ．２０１３　大方无隅　明而行之　汉语政论文的英译模式探讨　余　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４２０）　摘要：意识形态的约束给政论文献的英译带来特殊的难度，这主要表现在对译文的“忠实”　要求极高。文章提出以“认可度”来衡量和化解这一难度。“认可度”由动态规范构成，以双语的文　本模式为基础，根据社会文化的具体环境来确定读者对译文的大致认可幅度，进而选择相应的翻译　模式。　关键词：汉语政论文；文本模式；英译模式　中图分类号：Ｈ　３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３９４Ｘ（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７２－０６　国际社会交往不多。中国政论翻译目标从来都很明　一、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　确：“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要“说明”　和“了解”的都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而中国的“真实”　自从国人舶来西方译学的意识形态操控论以　是多姿多彩的。“封闭”与“开放”时期的“真实”就　来，国内翻译研究界对意识形态与翻译之关系开始　不同，社会政治条件不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不　格外关注。众目睽睽之下，意识形态已不再是“一　同，对中国政论翻译也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和操控。　只看不见的手”，早已“原形毕露”：人们对意识形态　“封闭”时期的中国大陆主流意识形态以“封闭　影响翻译的意义和途径等的认识已大为不同。　心态”（ｉｎ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对抗西方文化和意　中国政论文献英译６０年，　意识形态或隐或　识形态，强势操控汉语政论的英译，例如被视为“封　显，始终影响着翻译。我们将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阶　资修”的作品和内容绝对不译，英译文充满中国元　段：一是“十七年”时期（新中国建立至“文化大革　素（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开放”时期的心态开放　命”初）；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　（ｏｕｔｗａｒｄ—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意识形态对政论　三是“改革开放”时期（１９７７年至今）。前两个时期　英译的操控也有所变化。如果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　为“封闭”时期，中国基本处于封闭自守的状态，与　英译汉有“强国模式”ｌ－２　Ｊ，当今为实现现代化的改革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０９ＹＪＡ７４００２８），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粤财教　［２００９　３４００号）　作者简介：余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从事文学翻译、英汉语对比研究。　①中国最早的外宣刊物是１９５０年创刊的《中国画报》（Ｃｈｉｎａ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１）。此外还有《人民中国》（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ｈｉｎａ），１９５３年　创刊。该刊１９５７年停刊，由１９５８年创刊的《北京周报》取代。《中国建设》（Ｃｈｉｎ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由宋庆龄于１９５２年１月以中国　福利会这一民间组织名义创办，１９９０年１月改名为《今日中国》（Ｃｈｉｎａ　Ｔｏｄａｙ）。其他主要英文刊物还有《北京周报》（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中国妇女》（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ａｎ）、《中国日报》（Ｃｈｉａｎ　ｎａｉｌｙ，１９８１年创刊）等。　第３期　余东：大方无隅明而行之　开放亦是一种强国模式，其影响也表现在政论英译　中。译文中与世界接轨的内容和词语多了，译文语　言也尽量向英美本土标准靠拢。意识形态作为文化　二、意识形态与阅读位置　每一体裁都有与之相应的文本特征和结构。除　群体内的信仰集合体　仍在影响着政论翻译，但操　控方式却隐匿柔和很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意　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改变而有　了一般的文体特点，汉语政论文文本还表现出三大　特征：一是重伦理教谕，二是重藻饰，三是多意合结　强弱之分。　此外，操控还有隐显之分。意识形态本身是有　隐显之分的，例如“合法性”“习惯性”或“常识性”意　识形态就是隐性的。　Ｊ３卜　涉及到对政论翻译的操　控时，意识形态的隐显有两种情况，其一，原文的隐　性意识形态因异国社会文化的差异衬托而被凸　显　Ｊ５　；其二，由于文化语言的差异，无法照原文隐　性或显性方式译出其意识形态意义，需以变通方式　化隐为显，或化显为隐，以求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和　审美心理。　除了强弱和隐显之分，意识形态操控的主次问　题也值得注意。在勒菲弗尔看来，文学翻译受两大　标准的控制，一为诗学，二为意识形态，并由文学内　外双重因素实施，文学内部施控者为专业人员（ｐｒｏ—　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包括译者；外部施控者为赞助人（ｐａｔｒｏｎ—　ａｇｅ），包括各类机构。　换言之，至少在表面上，意识　形态只是影响翻译过程的因素之一，意识形态翻译　研究也只是多元研究视角之一而不是全部。意识形　态的影响可以贯穿翻译全过程，可以左右译前的选　目，译后作品的传播，但细究其操控的性质，意识形　态并非翻译研究之主体，“语言研究才是翻译的本　体研究”‘６　Ｊ。意识形态影响翻译有三种途径。一是　影响翻译标准。政论文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　载体，严谨而庄重，翻译时不得轻易增删其词语和内　容。所以，“在政治文章的翻译中，我们掌握忠实的　标准就要严格得多”　ｊ。二是影响译文变通（改写）　的幅度。变通是所有翻译中克服文化语言障碍的常　用手法，但变通有幅度，超过一定幅度就不是翻译而　成为创作了。文本的意识形态意义给翻译带来了特　殊的难度，使得变通也束缚重重。三是影响到翻译　文本的选目。对政论文而言，意识形态是影响译什　么不译什么的首要因素。从这三大束缚的本质来　看，意识形态确实影响翻译，但只是翻译的外部因素　之一，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Ｊ。　构。汉语读者对这些特征或许习以为常，不以为意，　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英语读者却能明显　感受到文中浓郁的中国味。若他感受到中国味且欣　赏之，那就说明他把握了一定的阅读角度，进入了文　本主题、文化色彩、审美趣味等为读者确立的读者　状态。　所谓阅读位置，指“每一种体裁都建构使用该　体裁的参加者占据的位置或角色。”一个语篇只有　从某个角度来阅读“才显得自然、才具有了连贯性、　才可以自圆其说、而读者才可以顺利地理解语篇的　结构和意义。”“阅读位置不仅为读者提供解读语篇　的角度，指导他们在阅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应该　采取的立场，它同时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将读者塑　造为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告诉他们谁、什么和以何　种方式参与特定的社会情境、社会场合和社会交　往。”［　一般情况下，文本特征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情境　等因素而形成的，正如Ｒ．Ｒ．Ｓｃｈｊｅｒｖｅ所言，“文本的　形成与文本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分析文本形　成的方式和相关因素可以阐明社会背景和其中的意　识形态力量”＿９］。例如，汉语政论的文本有三个特　点：第一，文中的伦理教谕极浓，伦理构成中国意识　形态的一大特色。这是因为“中国政体的原型是家　庭”＿１　，几千年来凝聚中国家庭的是伦理而非宗教。　中国社会一直沿用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社会结　构与此也有深厚渊源。汉语政论亦深受影响，所以　文中常见这样的表述：“构建和谐社会”“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等，经常是政治和伦理含义兼备。第二，　伦理主导下的汉语政论文本，其中隐含的Ｐｏｗｅｒ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与西方文本有所不同，前者“以人为本”、　以“民生”为念，提倡“至善”，抓“精神文明”，多诉诸　情感和伦理，而西方文本隐含的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偏重理性、事实和规则，虽然也不排除偶尔来一句　“Ｇｏｄ　ｂｌｅｓｓ…”。第三，汉语政论重辞藻。传统诗学　・７４・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第１２卷　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类万物之情”的取象和　审美原则也影响着政论，政论文中“肝胆相照”“不　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　这类隐喻俯拾皆是。　汉语政论文所有这些文本特征，为读者构建阅　读位置提供了从语言结构到政治因素，到社会结构　和地位、审美意义等各方面的线索，使其得以构建文　本的连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文本的意识形　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该意义对中国读者与对西　方读者是不一样的。首先有意识形态的隐显之分。　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如前所述，原文中的隐性意识形　态在西方意识形态对比之下成为显性；二是原文有　些词语本无意识形态意义，在特定语境下可以被赋　予意识形态意义。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构建”本为建筑用语，在此被赋予了显性的意　识形态意义。概况起来，意识形态的隐显在翻译中　有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原文的隐性意识形态化为显性。例如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　”……，译为：“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ｄｒａｗｎ　ｉｎ　ｈｔ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ｓ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原文的“实　践”所含意识形态意义为隐性，而“ｃａｕｓｅ”为显性。　第二，原文的显性意识形态化为隐性或省略。　如“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也就是３０年前的今天，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译文是：“Ｏｎ　ｔｈｉｓ　ｄａｙ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ｌｔ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ＰＣ）ｗａｓ　ｃｏｎｖｅｎｅｄ．”“隆重”没有译出来。　第三，原文的显性在译文中仍为显性，隐性仍为　隐性。如“三个代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放　思想”等，政治性很强，属非译不可的关键概念，其　译文都采取直译，以保证原汁原昧。但是，如何判断　原语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强弱，翻译时该隐之还是该　显之，这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和反复观察和试验以　发现其中的规律。　三、汉语政论的英译模式　汉语政论的英译应该存在一定的模式。模式可　以指一种确定的思维方式。在某专业领域经过长期　实践，基于与之相关的思维活动经验和思维规律，形　成了相对稳定的思想路线、方式、程序，是为思维模　式，其中包括解决问题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翻译模　式则反映了翻译实践过程中的思维定势，也包括相　应的翻译策略和技巧。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英汉翻译、英汉翻译、　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以及政论翻译莫不遵循各自　的规律。换个角度看就是都遵循了一定模式。无论　采取什么模式，翻译都必须以原文文本为起点，我们　先看汉语政论文本的７种模式：（１）伦理模式。中　国社会“以道德代宗教”－１¨，汉语政论将伦理道德载　之于文，西方政论以宗教为旗帜。（２）抒情模式。　“五情发而为辞章”，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亦深入中　国政论文之腠理，西方政论注重以逻辑之力感人。　（３）美文模式。汉语政论重藻饰，喜华丽夸张，西方　政论语言多简质。（４）具象模式。“汉语的语言思　维，是一种具象思维”¨　，喜综合和归纳世界万物动　态之象，西方的物质元素理论倾向于分解事物求　“真”。（５）对立思维模式。汉民族的阴阳对立思维　模式对汉语句式和篇章结构有明显的影响，英语结　构以主谓二分式为纲，层次分明；¨引。（６）意合模　式。“形合意合”似属老生常谈，状若无奇，实为汉　语文本一大特色，也反映了英汉思维之间深刻的分　歧。（７）逻辑模式。英汉语言都讲逻辑，惟方式各　异，汉语的逻辑性表现在时序的先后律、空间大小　律、心理重轻律、事理因果律，英语讲形态律，以形态　规约分析过程和逻辑　。　从以上模式可知，汉语文本特色鲜明，独立特　行。有意思的是，这些文本特色与文本特有的中国　意识形态特色似乎在遥相呼应。中国意识形态的特　色重伦理，文本特色是重情感、重意象和神韵的语言　形态。二特色之间若果有关联，与这类文本和意识　形态模式的英译是否也有相应的模式就很值得我们　玩味和探讨。　我们在此提出政论翻译的两大模式：一是显性　模式；二是隐性模式。政论翻译中具体选用显性抑　或隐性模式还得根据中英文的语言特点和原文意识　形态意义的隐显强弱等因素酌情而定，其中的规律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模式相应的翻译技巧也可　分为两类：一是比译手法；二是变通手法。所谓比　译，顾名思义，指字比句对地译。此时译文主要起解　释的功用。陆志韦曾用比译法说明唐诗英译的对　应。如“峨眉山月半轮秋”比译为：Ｅ　Ｍｅ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ｏｏｎ　ｈａｆｔ　ｄｉｓｃ（ｏｆ）ａｕｔｕｍｎ．若意译是：Ｔｈｅ　ａｕｔｕｍｎ　第３期　余东：大方无隅明而行之　・７５・　ｍｏｏｎ　ｉｓ　ｈａｌｆ　ｒｏｕ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Ｙｏ—ｍｅ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　比　纵观政论翻译的６ｏ年，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　对政论翻译的影响孰隐孰显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时　的社会政治条件。一般而言，“封闭”心态时期的英译　译法能使读者明确原文每个字词的原始语义，适合　用来翻译政论的重要概念，如“三个代表”就是严格　忠实地按字面译后外加注释。只是也有文化语言障　碍过大，比译效果不妥的时候。这时，变通便成为隐　性翻译模式的重要手法。根据意识形态意义的隐和　显，强和弱，可酌情采取不同的变通手法调整译文，　提高译文的认可度。变通手法根据翻译过程的多变　而变，包括七门：增、减、述、编、缩、并、改；十一类：摘　有浓重的中国味（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开放”心态时　期的英译更合西方规范（ｔｈｅ　ＮＯＩＴ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ｏ［１１１７４　政论英译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特　色和国情，英译文的中国味实无法避免，这也是中国　英语形成的必然。但中国英语（Ｃｈｉｎ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与中　式英语（Ｃｈｉｎｇｌｉｓｈ）有所不同，前者可以接受，后者需　要改进。例如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召开十大，当时的　Ｐｅｋ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有这样的英文：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ｉｕｍｐｈａｎｔ　ｃｏｎｖｅｎｉｎｇ　ｏｆ　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　译写、参译等，一应俱全，自成体系。＿１　在此我们不　妨用苏州大学校训的中英文来说明隐显模式及变通　手法的运用。该校训英文版由当年建校的美方提　供：“Ｕｎｔｏ　ａ　ｆｕｌｌ—ｇｒｏｗｎ　ｉｎａｎ”，汉语版为后来中方接办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ｒｎ—　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ｕｎｉ—　ｔｙ，ｍｉｌｉｔ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ｖｉｇｏｒ　ｐｒｅｖａｉ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　２８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Ｐａａ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时提供：“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二者都带教谕　色彩，但后者的道德色彩显然更浓，这与汉语校训互　文见义的意合文本模式恰好吻合，相得益彰。英语　只用了一个词组，其形与汉语文本相差甚远，但二者　的道德寓意吻合得极佳，更难得的是都简洁而隽永。　若不变通形式，而只是按原文直译，恐怕很难达到同　样效果了。　ａｌ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ｍａｒｋｅｄ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ｗａｙ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ｆａｒ—　如果说比译法追求形意俱全地、原汁原味地表　现中国特色，变通则是为了绕开翻译障碍，追求神　似，保证译文认可度的做法。如下面译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　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ｓｉｇｎｉｉｆｃａｎｃｅ，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ｏｌｕｔｅ　ｓｕｐｐｏ￣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⑦　英文本身并无不妥，语法正确，逻辑通顺。但读　者的感受如何值得考虑。文中流露的中国意识形态　十分强烈，充满口号式政治语言，其“文味”英美读　者很难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即便读者非常了解当时的中国　社会，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传统，也难找到合适的阅读　位置。政论翻译如果不能够使读者认可，我们就得　认真考虑和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译文中的意识　形态意义才是最好的途径。具体说来，语言形式的　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　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　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ｄ　ａ　ｒｅ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忠实可以变通，尊重原文意识形态意义的方式是否　也存在更多变通的途径？本为显性意识形态能否以　隐性模式予以再现？对意识形态意义的尊重是否可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原文“伟大觉醒”“坚强决心”都含明显的意识　形态意义，译文作了隐化处理，变通为“ｒｅａｗａｋｉｅｎ—　ｉｎｇ”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　以依读者的认可而灵活多变？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　加以研究。　①②引自《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译。　引自Ｐｅｋ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Ｎｏ　３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４，１９７３。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第１２卷　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文革”时期就不可能产生这类　四、认同度：翻译意识形态的规范　中国英语很大程度上源于政论文献的英译，中　国“英语中最显著的中国文化特征大多是通过政治　运动用语，词语蕴涵、语义转换以及文本风格体现出　来的。”…卯中国英语的存在实际上揭示了政论翻译　英译标准的另一个层面，即对英美本土标准英语的　种偏离，属Ｋａｃｈｒｕ所称的“实用型变体”（ｐｅｒｆｏｒｍ一　８１ｌｅ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既然是用来向世界说明中国国情、　一概念。“文革”时期的名词“四大”（即“大鸣、大放、大　字报、大辩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译为：“ｓｐｅａｋ　ｏｕｔ　ｆｒｅｅｌｙ，ａｉｉｒｎｇ　ｏｎｅ’Ｓ　ｖｉｅｗ　ｆｕｌｌｙ，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ｉ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ｐｏ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ｂａｔｅｓ”，后来随着国家发展　重心转变和改革开放，译法也由褒译变贬译：Ｔｈｅ　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ｒｉｇｈｔ　ｔｏ’ｓｐｅａｋ　ｏｕｔ，ａｉｒ　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ｈｏｌｄ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ｉｎ　ａ　ｂｉｇ　ｗａｙ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　ｂｉ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ｐｏｓｔｅｒｓ。＿ｌ８］　认可度与奈达的“等效论”在侧重点上有所不　同。“等效论”强调译文对读者产生的效果接近或　中国特色，语域和文体在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倾向　大概都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标准多元互　补论的提出，说明人们意识到翻译标准不存在放之　四海皆准的唯一标准，标准应该是多元的：绝对标准　一最高理想标准一具体标准（分类标准）。ｌ】　这也适　合政论翻译标准的厘定。政论翻译标准的多元性表　类似原文，“认可度”关注的是：“以让人看得懂，听　得明白为主”，如“政治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译　为“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比译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ｌａ　ａｎｄ　ｓｐｉｉｒｔｕ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好。　首要考虑读者是否能读懂和认可中国特色的　英译文，英语国家的思维习惯与原文的意识形态意　义冲突时，如何确定变通的度。除了优劣标准，是否　现在标准规范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我们称其为译文　的认可度。　翻译的“规范”较之“忠实”或“对等”等概念而　言，胜在其隐含了多元性。其多元性可体现于五处：　语言特质、文化传统、国内社会政治环境、对外交往　的需求和心态、译文目的和潜在读者。五大因素的　影响又有强弱、隐显、主次之分。　以上五项属宏观层面规范。如语言特质要求尊　重英语的基本规律。若为一政治概念的重要而不顾　英语特质，以中文式硬译，效果只会适得其反。微观　层面有以下规范：文本模式、语义特征、政治内涵、审　美效果。宏观层面，如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和　政治环境，对翻译选目、译文标准、翻译策略等都有　影响。“封闭时期”和“开放时期”的译文效果就大　为不同。前者的读者认可度低，后者的认可度高。　在当今开放的中国，“美国梦”这类美国政治文化　词，在中国社会也广为人知，中国也有了“中国梦”　的说法，其英译为“Ｃｈｉｎａ　Ｄｒｅａｍ”，可想而知，“中国　梦”的英译在西方读者中无疑会有极高的认可度。　之所以出现了这一概念的产生和译文，社会政治环境　还有其他标准或规范。规范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确　定和调整，大凡影响译者选择和读者感受的因素都　可纳入考虑的视野。这样，单用一个“忠实”或“信”　显然不足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而动态的　“规范”更能适合翻译灵活多变的要求。　五、结论　政论翻译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３Ｏ　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　变，今日的中国早已旧貌换新颜。我们需要与国际　接轨，融人世界大家庭，为此不能不重视政论文的翻　译，让政论翻译更好地发挥窗口的作用。　政论翻译有规律。我们首先从汉语的文本模式　和英文的文本模式异同溯源，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　探讨适合中国政论翻译的模式。大道至简，我们将　其归纳为两大模式，即隐性模式和显性模式。两种　模式都需要采用变通手法和直译。无论采用什么手　法，目标都定在提高译文读者对译文的认可度。　①据Ｂ．Ｂ．Ｋａｃｈｍ（１９８２，５５），英语的“实用变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在一个国家是作为外语来用，其功能受严格的特　定范围所限，如只在旅游、商贸或其它国际交往中使用。这样的英语有Ｊａｐ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等。英语的“习俗化变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ｙ）有四个特征：（１）在使用国，英语在各种社交场合都大量使用；（２）有着广泛的语域和文体范围；（３）语　域和文体都有本土化的倾向；（４）已有英语文学作品。这样的英语有印度英语、南非英语等。　②引自黄友义２０１３年３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讲座《全球化时代的翻译及中译外的基本训练》。　第３期　余东：大方无隅明而行之　版社，２００４１４．　－７７・　政论翻译的“认同度”是一个多元的动态规范　系统，受诗学和意识形态两大因素的操控和影响，包　［６］　胡兴文，史志康．中国语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　操纵［Ｊ］．安徽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５８—６３．　［７］　程镇球．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Ｊ］．中国翻译，　２００３（３）：１８—２２．　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时代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　还有时代审美观念的影响。翻译规范也折射时代的　变迁。用英语“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　国”，关键是如何说明中国特色，说明的关键是争取　认可度，我们的原则是：以最高认可度译出汉民族政　治文化的特色。要获得最理想的“度”，先要有规　矩，讲条件，同时又要摆脱规矩，追求自由王国的境　界，所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相随心转”，有度　而不为之泥。这其实也是所有翻译的妙处。　［本文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课题“英汉语言形　态规则与不规则”（３９９一Ｘ３４０８０２６）的相关研究成果　之一］　［８］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　操纵［Ｊ］．中国翻译，２００３（５）：１６—２３．　［９］ＷＯＤＡＫ　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Ｍ］．Ａｍ－　ｓｔｅｒｄａｍ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１９８９：５８．　［１０］ＭＡＣＧＯＷＡＮ　ＪＯＨ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Ｍ］．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０．　［１１］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９４．　［１２］申小龙．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Ｍ］．郑州：河南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０：６８．　【参考文献】　　Ｉ１］　ＣＨＥＮＧ　ＣＨＩＮ—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１３］张今．思想模块假说——我的语言生成观［Ｍ］．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４７—５９．　［Ｍ］ＫＡＣＨＲＵ　ＢＲＡＪ　Ｂ．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ｏｎｇｕ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ｄｓ．，２ｎｄ　Ｅｄｉｉ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１４］潘文国．汉语对比纲要［Ｍ］．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５９—２７２．　［１５］陆志韦．中国诗五讲［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１９８２７．　［２］　王友贵．意识形态与２０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１８９９—　１９７９）［Ｊ］．中国翻译，２００３（５）．　『３　１　ＣＨＩＭ０ＭＢ０　Ｍ０ＩＲＡ．Ｒ　Ｌ　ＲＯＳＥＢＥＲＲＹ．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ｆ　ｏ［１６］黄忠廉．变译理论［Ｍ］．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２００２１０８—１５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ｔｏｎ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ｒｌｂａｕ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ｅ，１９９８２３．　［１７］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Ｊ］．中国翻译，１９８９（１）　１６—１９．　［４］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Ｍ］．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５］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ＡＮＤＲＩ￣．￣ａｍｌａｉｆｏｎ，Ｒｅｗｒｉｉｔ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　［１８］程镇球．政治文献的翻译［Ｊ］．中国翻译，２００４（１）５０．　［责任编辑罗海丰］　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ａｍｅ［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Ｙｕ　Ｄ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１０４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ｈａｒｄ　ｊｏｂ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ｏｒ．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ｉｉｃｕｌｆ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ｌｏａｄ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ｓ　ｏｒ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Ｉ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Ａｅｅｅｐ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ｈｅ　Ｅｎｇｔｌｉｓｈ　ｒｅａｄｅｒ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ｂａｓｉｃ　ｔａｒｇｅｔ．ｒＩ１｝ｌ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ａ　ｓｅｔ　ｏｒ　ｓｅｔ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ｉｔｉｅｓ，ｔｅｘｔｓ　ｍｏｄｅｌｓ，ｐｏ—　ｉｆｌ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ｉｔ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ｔｅｘｔ　ｍｏｄｅｌ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