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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周作人

2020-01-20 来源:步旅网


浅谈周作人

赵兹昌

现代文学史上谁是最伟大的文学家,斩钉截铁,答曰: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史上对鲁迅的最高赞誉,这是谁说的?不是我,是毛主席。毛主席将鲁迅神化是有很大的政治需求的,就像古代君王不断神化孔子一样。但实质上体现了鲁迅的伟大,并且我相信,在新的阐释语境下,鲁迅将越来越伟大,鲁迅学的分支会越来越多,记得我在大一时,听着《男儿当自强》读鲁迅,真是痛快不已得意忘言。无独有偶,有一个与鲁迅同时代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鲁迅双峰并峙,被冯雪峰称为“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他是谁?鲁迅的弟弟——周作人。

周作人相比鲁迅来说,很少有人对他有一个深入地了解,我想与一个重要事件有关——周作人在危亡之际担任过伪职,也就是俗称的“汉奸”。抗战爆发后,大批文人学者随国民政府南迁,大都汇聚在西南联大,而周作人坚持留在沦陷的北京,当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十分关心他的安危出处时,周作人失节了。中国人痛恨汉奸,政府当局者比之一般百姓更加痛恨背叛。随着解放区的壮大和新中国的成立,极左的文艺思潮狂飙,鲁迅的文学成为革命文学的代表,一反一正,他弟弟周作人的文学自然成为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并被不断的打击埋没,以致一个文学大家少有人熟知。但天不丧斯文,历史又是有情的,公正的,历史进程是“曲线中的直线”。周作人要在新时代里发光发热了。我们山师做得很不错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的下编中单独拿出一章来讲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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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与大家一同谈一下周作人,本来不敢乱讲,一再推脱,直到今日。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曾说,人五十岁前不著书,可惜他潇洒一世,绝学独步天下,却只活了五十岁。由此看来,做人也不能过于低调,不宜妄自菲薄,现在不讲也许再无机会了。

周作人(1885-1967),鲁迅之弟,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字星杓,号知堂、药堂、苦茶庵老人,又名启明、启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学者。

周作人曾师从章太炎,可以说是黄侃的小师弟,章太炎章疯子,一代国学大师,他的老师又是谁?俞樾。俞樾什么来历?曾国藩大家想必都知道,他最得意的门生是谁?大家一般会想到李鸿章,他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俞樾。曾国藩说,李鸿章与俞樾,一个拼命当官,一个拼命写书。太上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李鸿章立功,俞樾立言。其实还是曾国藩厉害,一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一人全占了。话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当官要看曾国藩,经商要看胡雪岩”,我那时梦想是想当官的,买过一套《曾国藩语录》,一度痴迷,后来发现并不适合我,便把心收在青灯黄卷上了,现在那语录一句也背不过了。言归正传,这么说俞樾是周作人的师祖,热爱《红楼梦》的同学应当知道有一个伟大的散文家兼红学家俞平伯,他是俞樾的曾孙,也是周作人最得意弟子。这就有意思了,我徒弟的曾祖是我的师祖。学问传承,一是家承,一是师承,学问传承关系对一个人的学问造诣深浅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大家大都是平民子弟,没有家学渊源,又来到山师这种学校,要自己多努力了,不然怎么在学问的净土上踏上一脚呢?

大一一年,我读的书以现代文学的居多。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个辉煌的时代,百家争鸣,与战国时代、晚明时代有很大相似,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爆发期,而现在是社会主义和谐期,文学在浅吟低唱,不然被和谐,我也很和谐。现代文学史上名家非常多,鲁郭茅巴老曹,加上周作人、钱钟书、林语堂、沈从文、张恨水、萧红、张爱玲、赵树理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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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都看过一些,但读来最爱的还是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作品,周氏兄弟是文学双峰,可以傲视群雄。

可惜周作人通常不为人们熟知,熟知了也常常不被称道,我前面说过这与他曾失节做过北平日伪文教官员有关,一时汉奸,终身汉奸,实在是千古遗恨。但所谓汉奸真的就那么可恶,足以抹杀一个人的所有功绩?我们学习文学,要想有所精进,必须敢于打破体质加于我们的意识形态束缚,(有志于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同学例外,可以翻阅《曾国藩语录》去),不要沦为政治的传声筒。中国知识分子总有一种为王者师的情怀,甘愿与掌权者暧昧不已,枪往哪里打,他就往哪里骂,还以此为荣,正是鲁迅所说的文鬼,是文学败类。国家体质存在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大问题,为什么非得用“行为是否符合体制化的道德”来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最高标准?当我们总用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眼光扫视一个人的价值时,那必定是失真的。生逢乱世,一介书生闭门读书自保,且并未图财害命,本不可厚非,比之当时南下祸国殃民的一些文鬼来说,又是高一层的。

我是坚持认为人道主义高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周作人在讲“人的文学”时,对“人道主义”加以阐释,说它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何为人道?如何人道?引文:“要讲人道,爱人类,便必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并不是最高道德,国家本身是一个暴力机构,是上层群体谋求占据特权的工具,加之爱国的报答往往落在所谓朝廷身上,并不在平民身上,记得有人说“我爱国了,国爱我了么?”。都是人群中的一个,谁又有权利以公谋私,拿体制道德来把别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呢?

1926年北洋的言禁枪杀,1927年国民政府的大屠杀,在野知识分子四处流亡,在一个连做奴隶都不得的社会里,还谈什么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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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给大家抄录了周作人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作的几副对联,都是耿介文人的怒吼: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样,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挽 刘和珍杨德群)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挽 胡锡爵)

周作人当年不愿离开北平,我想有这样一个原因:这位曾多次亲眼见过国民党与军阀杀人抢掠,并在他们的迫害下有过逃难经历的人,再也不愿意随着这样一个让人生不如死的政府一起逃难了。他与鲁迅一样,绝不忘记,决不宽恕,内心充满着未被时间的流逝而冲淡的深深地憎厌,此之谓“义无再辱”,不与这样的政府同流合污。换作我也会这样选择的,鲁迅曾强调不要以为做外人的奴隶坏做自己人的奴隶就好,那个时代骂周作人的人与周作人的区别是,他们不是日本人的奴隶,而是国民政府的走狗,用鲁迅的说梁实秋的话,这类人是“丧家的资本主义的乏走狗”。

比之在军阀时代、民国时代都官运亨通的胡适陈源,以及在民国左翼联盟、解放区、新中国反右时代、甚至在文革之后都充当文学领袖的周扬同志——这些对不同政权具有暧昧关系的虚伪软弱的文人,我们的周作人小汉奸要可爱多了。周作人在“三·一八”与“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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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曾大担抨击胡适陈源这些官僚文人,并因抨击时政而被迫逃亡。在自觉无力回天时,周作人选择“闭门读书”,在写作时避开政治,在失节后便只说些草木鱼虫,这正是中国古人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是对周作人追求的中庸主义的一种注脚。周作人有一半是中国传统文人,有着很大的隐逸情怀,中国传统文人“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有着于世变通的现世智慧,往往不愿去进行决绝的抗争。

周作人毕竟不是鲁迅,他不会在痛苦中虚无地对抗绝望,他在政治强压下采取了一种既怕又不屑的态度。乱世中文人难有作为,“闭门读书”这是最佳避世之策。但外族的入侵、国事的混乱、政治的黑暗··这些因素不容许任何一个文人安逸。周作人在乱世中摆下的书桌注定不能安逸,不为蒋伪,则为日伪;不为日伪,则为刀下鬼。中国文人的命运从来坎坷,妄想自由独立,却没几个能自保。王国维在北伐军入京前义无再辱地沉湖了,陈寅恪以悼王国维为机立石明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到了身世浮萍,文革中也不得好死,周作人闭着的门被军阀敲开过,被中华民国敲开过,被日本军队敲开过,最后被红卫兵敲开过,他被红卫兵打死后这扇门便永远的闭不上了。真是:兴,文人苦;亡,文人苦。所以提醒各位以后可要小心,但有一技之长,不做文人。但你若做了鲁迅所谓的“文鬼”,我可能会骂你,最起码我可以偷着骂,或者像周作人那样——鄙视你!

下面来谈一下周作人的文学。

周作人写诗,写散文,也写小说,但最体现其文学成就的是他的散文。周作人凭借散文横行一世,现代散文可与之比肩的寥寥无几。而在郁达夫的眼中,仅有鲁迅可与之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他说:

“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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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散漫,句句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郁达夫大家都了解一些吧,他是周氏兄弟很要好的朋友,也是现代文学的佼佼者,后来被日本人杀害。

周作人散文分为三部分:知堂杂著,知堂小品,知堂书话。大家知道周作人为什么给自己起号“知堂”么?

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年,周作人做《知堂说》,文章不长,但很有内容。现在抄录一遍: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洁,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解释之)

这是周作人作文的观念,即不妄谈,要诚实,不指导民众,不做导师。

知堂杂著包括周作人早期尖锐的战斗性杂文和大量不带有批评性质的温厚的议论文,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其文论,如《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都是轰动一时的名作,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观。例如,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上,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文学为是呢这一点上。这是周作人早期文学观的基本点,那时他是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他还大胆的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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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非人文学,当然,是单从纯文学上举例:

1、 色情狂的淫书类;

2、 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榜》《西游记》等;

3、 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4、 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5、 奴隶书类,一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一种是神圣的父与夫,即宣扬父权与父

权的书类;

6、 强盗书类《水浒传》《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7、 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8、 下等谐谑类《笑林广记》等

9、 黑幕类

10、 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其实现在看来有些是欠妥的,但在当时是很大的进步,

周作人后来对自己的这种文论引以为羞。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也就是公元1937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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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周作人在散文《自己所能做的》中这样说:

“三十年前不佞好谈文学,仿佛是很懂得文学似的,此外关于有好许多事也都要乱谈,及今思之,腋下出汗。后乃反悟,详加检讨,凡所不能自信的事不敢再谈,实行孔子不知为不知的教训,文学铺之类遂关门了,但是别的店呢?”

尽管周作人自加反悔,但其文论杂著仍旧是很有价值的,就像钱钟书自己说《围城》是小时候的玩意,很羞愧,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围城》文学的思想的价值都很大,将知识分子穷形尽相,堪比《儒林外史》。作家的作品出版后,作品便是独立的,解释权便归于读者了。

知堂小品即是周作人的小品文,也就是他最早提倡的美文。知堂小品给人最明显的印象是“闲谈草木虫鱼”,周作人对普通人生与各类事物有着琐细的关怀,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不得已。在《草木虫鱼·小引》中,有这样一段说明,我在此抄录了一遍:

“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说,然而也有些是想说的,而现在实无从说起。不必说到政治上去,即使偶然谈谈儿童或妇女身上的事情,也难保不被看出反动的痕迹,其次是落伍的证据来,得到古人所谓的笔祸。”

“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罢。”

这是明显的对文禁的不满,需要稿费,但不想附和当局,出版方也不想成为《南方周末》,不想像英国人那样无聊地谈天气,只好谈谈草木虫鱼了。不过,在具体的文章中他还是体现了平淡冲和的文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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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小品的特点或者说周作人在其小品文中追求的是什么?我想借用刘绪源先生《解读周作人》中的一段话加以说明:

“它(知堂小品)不能改变外界的现实,也不指望能改变它,而只想给能够“会心”的二三友人一点安慰,一丝“可喜”,一阵短暂的休憩。他既不同黑暗妥协,也不同黑暗抗争,他蔑视这黑暗,却只写那些虽被黑暗笼罩却仍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美的事物,哪怕这事物再小再琐碎也无妨;而他表现的这种美,又不与黑暗相对抗,只是人们从他这种静静的玩味中,能体会到外界的强大的黑暗的存在,能感受到他那苦涩的心境罢了。可以说,这种“苦中作乐,乐中含涩”的滋味,正是知堂小品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周作人可以到图书室借阅一下这本《解读周作人》。另外,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周作人论》,舒芜的著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关峰的《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以及陈思和、止庵的一些研究文章。要读周作人原作,以止庵校订版本以及舒芜编选的为好。

周作人的知堂书话在他一生的著作中占有大量的比重,甚至超过了他所一直提倡的小品文。 其特征是:寓心境于读书,寓思想于学问,寓热切于冷门。 他在写书话时大量地抄书拼贴组合而成为自己的文章,时人大有说他偷懒的,给他起了个“文抄公”的绰号笑话他。其实这是为文的一种境界,周作人崇尚“简约”,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甚至“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是深得禅宗妙味。只要抄得过瘾,抄得有趣,他是宁可将自己隐在背后,尽量少写几行文字的。并且他的这种抄书后的拼贴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拼贴是不同的,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是对传统文体的大解构,想通过对解构主义的运用达到一种支离破碎的审美效果,而周作人那时没有后现代主义,不去进行文体解构,他达到的是浑然天成的效果,自己什么也不说,却什么都说明白了,而且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他不是江郎才尽,而是登峰造极,抄书之作正是周作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方。抄书体无可非议,非议抄书体只是自取其辱的行为,是骂了自己。还有,他抄的书很多是人们没接触过的,并且他将抄的书组合得浑然一体,他不注明作者出处的话,也许我们就上当了。记得《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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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组曲作者王立平回答别人“你做的曲子怎么不好听”时,他只说:“提升你自己。”同样,面对我们可能会不喜欢的知堂书话时,也要记住“提升我们自己”。抄书以为文,实在是“六经注我”的妙招。譬如,周作人在谈养鸟时,引了郑板桥《十六通家书》一节,即是郑板桥之见,又是自己的观点,而且带了古韵,得与昔人若合一契之乐,作文至此,何其快哉呀!下面给大家抄了那段引文:

“所云不得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鸟,但养之有道耳。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辗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见其扬翚(hui)振彩,倏来倏往,目不暇给,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大率平生乐处欲以天地为囿(you),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比之盆鱼笼鸟,其巨细仁忍何如也。”

这段好吧,越读越有味道,我们也得以领略一番明清小品散文的雅趣,要多谢文抄公了。

抄书体本身也是周作人在散文文体上的一大创举,后世应当感谢他,但抄书体的写作要求很高的功底,写不好就不伦不类了,所以可以偷着尝试一下,不要轻易让人看。

已经将周作人的几种散文著作谈了一遍,下面来简单概述一下周作人的散文风格:

不求华美,自创新格,归绚烂于平淡,含丰饶于简朴。

苦涩与朴拙,是周作人散文从神到形的两个重要特征。即周作人自己所谓的的“涩味与简单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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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大家对所谓的“涩味与简单味”不太理解。先说“苦涩味”,它有这样几个层面:

首先,从社会观上看,周作人对社会现状,常常是极度不满的。一开始他还骂,后来不能骂了,他便将这些不满内敛,在文章中隐现。

第二,从思想的或世界观的角度看,这种苦涩还出于周作人内心深处那种令人难以承受的空寂感。这点与鲁迅是很相似的,只不过鲁迅更勇敢更直接地表达了出来,在《野草》散文诗中的那种抉心自食的勇猛令人畏惧又痛快,漫天荒草,荷戟独彷徨,找不到生命,找不到意义,多么的空寂呀!

第三,从历史观上看,周作人也是与众不同的,周作人有一句话“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样了!”这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他在文中常说,他所处的时代与晚明时代是多么的相像呀。陷入历史循环论中,便很难对未来抱有希望,也就陷入了永久的哀苦中。

第四,周作人的苦涩味,更在于他对周围普遍的人生充满着细微的感受与同情。文人大多是敏感的,感情细腻的,有着大同情心,而周作人生逢乱世,见过的人间悲苦不知有多少。

周作人的散文有种“简单味”,乍一看会有一种笨笨的感觉,其实这是一种对无技巧的追求,是无招胜有招。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中有这么一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表现,比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很有人格魅力不是么?在另外一篇文章《本色》中,他有更到位的说法:

“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大抵说话如华绮便可以稍容易,这只要用点脂粉功夫就行了,正与文字一样道理,若本色反是难。为什么呢?本色可以拿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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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其次是人情总缺少自信,想依赖修饰,必须洗去前此所涂脂粉,才会露出本色来,此所以为难也。”

“简单味”不是笨,是大巧若拙,是不屑于技巧。巴金也曾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小说一般强调技巧是吧,但你看看巴金的小说,线索明晰,语言简洁明了,不会去故能玄虚 ,与周作人的散文有同工之妙。

鲁迅与周作人都是伟大不朽的,都是我所崇敬的文人。他们二人具有相互阐释的功能,我在思路走不通或感到费解的时候,常不自觉地拿鲁迅来解释周作人,或拿周作人来解释鲁迅。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也是身为大汉奸的胡兰成曾在《中国文学史话》上说,“我认为,周作人和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两人的文字,对于人生的观点上,有许多地方周作人与鲁迅是一致的,几乎不能分辨,但两人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其实可以理解,周氏兄弟的自幼环境及经历是相似的,都经历了家族的衰败,都是学水师出身,都去日本留过学,都在日本听过章太炎讲学,都学成回国搞新文化运动等等,加之亲兄弟又有基因上的相似,有着相似的人生观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起因是家庭间的矛盾,具体不清楚,不敢乱说。失和后,二人也慢慢地二水分流了,风格有对立之势,并且都达到了各自领域的最高峰。但兄弟失和是很痛心的,二人都深受影响。失和后,鲁迅通过对林语堂的批评,对周作人进行了原则性批评,因为林语堂是追随周作人写闲适散文的,这是兄弟二人思想矛盾分歧的第一次爆发,也可以看做他们二水分流的一个明显的表现。而周作人更是时常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兄弟异路,也许就是作为成就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不朽的代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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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兄弟二人由和睦到失和,风格由趋同到大异,但他们的作品总体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也许与他们的人生观还是相似的有关。

首先,是话题相同,如:涉及“礼教吃人”;涉及知识分子思想出路的;反映“国民性”麻木,同时兼及到辛亥革命未能影响国民现状的;涉及妇女儿童的等。

其次,是调子的相同。周作人的心态是阴郁苦闷的,文章的情调总是阴沉沉的;鲁迅也是阴郁深沉的,乃至有些阴暗了,有的人称之为有鬼气。

其三,是语言追求上的相同。在追求“涩味与简单味”的“杂糅调和”上,他们二人做过同样多的努力。相比之下,周作人的语言更为丰腴肥厚,鲁迅则更为苍韧瘦硬,周作人“简单味”重一些,鲁迅“涩味”更重一些。

最后,鲁迅与周作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特征,即他们都很自然地习惯于用回环往复的文句组成自己的文章。这一点从我一开始引用的郁达夫的话里也看得出。

刘绪源在其著作中有一章的题目是这样的:

蓬头垢面的“过客”与心绪郁结的“绅士”

——关于人生与艺术的选择

这个题目很有内涵不是么?一个指鲁迅,一个指周作人。周氏二兄弟都是苦难的,也都是伟大的,这是两颗苦难的伟大的灵魂。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现在我们很难对前人的人与文做一个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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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好处的评价,只能尽力去接近那个恰当地点。我们最后看一下周作人对自己的评价吧。

他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手时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的蔼里思的著作。

——周作人

谢谢大家。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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