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略》性质辨正

管子学刊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学术考辨　七略　性质辨正　杨新宾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七略》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今学人多将其视为“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上乘之作，但就其实际成书过程　及六分法的体系框架来看，称之为学术史著作似较为不妥。《七略》是在官藏书籍的整理过程中产生的，藏书目录是其原始和基本功能；　刘歆虽在其中尤其是《诸子略》中倾注了自己的学术关怀，加入了一些考辨源流的文字，使之部分具有了学术史的功能，但仍不能完全撼　动《七略》书籍目录的基本性质。《七略》是目录学与学术史双重标准的产物，但其作为目录的功能更为明显，学术界对《七略》学术史的　推崇有进一步界定和澄清的必要。　［关键词］《七略》；刘向；刘歆；学术史；目录学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８２８（２０１２）ｏ３—０１１５—０５　《七略》是中国目录学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篇　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　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　矣”ｌ＿４］。当代学者李零在谈及《汉志》的价值时，亦　十分推崇它在考辨先秦学术源流中的作用，“它有　学术史的意义、思想史的意义。中国学术史、中国　思想史，先秦一段主要是战国时期……这一段的　思想格局是什么，现在只能看五篇东西：《庄子・　目。史载西汉成帝时，汉廷对天下书籍进行了一　次较大规模的整理，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　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成校数　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１］，每校一书，就由刘向　“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形成了《别录》。　刘向死后，由其子刘歆续其业，“总群书而奏其七　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　术数略、方技略，即所谓《七略》。《别录》与《七略》　现在都已散佚，但后者经班固略加损益编订为《汉　天下》、《苟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淮　南子・要略》、《六家要旨》。《六家要旨》后面看什　么？只能看班志”＿５］。类似的推崇，不胜繁举，《七　书・艺文志》，只不过将辑略部分散人其他六略，　内容上只做了轻微的调整与增删，“入三家，五十　篇，省兵十家”，《七略》的主体部分仍得以保留。　略》作为学术史篇目的性质似乎成为了铁板钉钉　的事实。　那么《七略》是否真如前人所讲，是一个较为　正如某些学者所言：“班书虽无《辑略》之名，已存　《辑略》之实。－［２３因此，我们据《艺文志》作为研究　系统、目的明确的严格的学术史篇目呢？或者说，　前人对其学术史性质的推崇是否与《七略》的内在　逻辑完全相符？我们对此持一种谨慎的保留态　刘歆《七略》的基本资料，应该是靠得住的。　对于《七略》本身体现的学术史价值，古今学　者大都予以推崇。如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　曾有言“《汉志》最重学术源流”，“刘向父子部次条　度。依据史料的分析与考察，很难将《七略》看作　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和统筹安排的学术史著作，其　整体的编排和分类方法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实用　性，即使学人最为推崇的《诸子略》部分也是如此。　下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加以阐释。　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　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３］，并指出《七略》与　后世的目录有着本质的区别，“由刘氏之旨，以博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１—１８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１２ＸＮＨ０５３，项目名称：“《汉　书・艺文志》与西汉学术的建构”。　［作者简介］杨新宾（１９８６一），男，山东聊城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１１５　一、￣－－Ｉｚ略》缘起及框架体系考察　从《七略》产生的缘起来看，进行学术史的梳　理并非其原始动力和最初意图。《别录》、《七略》　的产生，直接的原因是汉廷的图书整理活动，即所　谓“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　天下”，因而有刘向等人的校书活动，继而有《别　录》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七略》。汉廷的藏书整　理，经历了一个前后相续的过程，在成帝之前已有　史迹可寻。如汉高祖时，“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　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６　；至汉武　帝时，由于“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　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Ｌ７］。此　次书籍整理的细节及是否有目录留存，已不可考。　但武帝时兵书的整理确有目录形成，“军政杨仆捃　摭遗逸，纪奏《兵录》”。与高祖及武帝时期相比，　成帝这一次的图书整理虽然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持续时间更长，但并没有本质性差别，都是一种政　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典籍搜寻与整理活动，没有明　确的学术动因，更谈不上学术史的梳理。而且就　《七略》的主体文本来看，其著录书籍多以登录书　名、卷数或篇数、作者等内容的形式出现，近似于　簿册性质，与目录的体例基本一致。因此《七略》　的主导或基本性质是官方藏书目录，其“考镜源　流”的部分，本非题中应有之意，超出了此次图书　整理的原始意图，可视为一种副产品。所以就《七　略》产生的历史动因来看，断定其是着眼于学术梳　理的作品，恐与事实不合。　就图书整理的实际过程来看，也缺乏较为明　确的目的性和系统性，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七略》　的框架体系也很难说是学术史篇目。这次图书整　理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分工，“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　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　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即由擅长经史、文学的大　夫刘向校对经传、诸子、诗赋；通晓兵学的武官任　宏校对兵书；通晓天文历算的太史令尹咸校对数　术类书籍；具有医学知识的侍医李柱国校对方技　类书籍。刘向在各人工作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形　成《别录》，从而为刘歆《七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七略》中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　略、方技略六类书籍的分野，在刘向等人的分工中　已经得到了初步体现，《七略》是其进一步系统化　和凝练化的成果。这显然更加印证了我们的判　断，《七略》的出现首先是图书分类的需要，即目录　］］６　学的需要。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继续　做两点分析，第一，我们来看一下刘歆《七略》的分　类是否有明确的学术关照。如断定《七略》为条理　清晰、系统严密的学术史著作，那么其对于学术类　别的划分应当有相当明析的把握和处理，但从《七　略》的文本来看，刘歆显然是以刘向等人在图书整　理时的分工作为学术分类的主体框架的，这无疑　会使我们质疑刘歆在其《七略》的总体布局的过程　中，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洽宜的学术标准，对《七　略》的学术分类没有明确的标的和尺度，只好原封　不动的承袭刘向等人以分工为基础建立的体系。　虽然《七略》每一部分都冠以所谓“考镜源流”的文　字，但我们认为与其将之视为刘歆进行学术梳理　的预定学术标准，倒不如将其视为在图书整理业　已完成之后所做的补充更为合适，其虽带有一定　学术总结的意思，但绝非《七略》建立六分法的真　实依据。对这一部分文字功能的过度夸大，显然　脱离了《七略》实际的成书过程，实有倒果为因的　嫌疑。　第二，沿着第一个问题继续深入，再来看一下　这次图书整理的分工能否体现一定的学术意图。　此次图书整理分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直接原因　是待整理的书籍太多，“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　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８］，而且需要　一个校对文字、整理篇目、撰写叙录的细致过程，　没有分工自然难以完成此项工作。其次，图书内　容有别，各人所学不同，分类整理能最大发挥各人　的学术特长，提高图书整理效率，这也是几人分工　的最基本依据。从这两点来看，分工完全是基于　校书活动的实际需要，学术关照并非他们考虑的　核心问题，即使有，也是无意识的。在分工的基础　上，各人独立进行各自部类的典籍整理，虽然名义　上由刘向总领其事，但实际仍各自保持了相当大　的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在《七略》中也能得到充分体现。　《七略》对每一种书籍进行著录时，有时会以“自　注”的形式对图书内容、作者等做一简单的介绍或　评说。细观《七略》文本，这种自注在各个部分中　出现的比例相差很大，据笔者粗略统计，《六艺略》　著录图书条目一百二十四条，其中有自注的为四　十七条；《诸子略》著录图书条目一百八十六条，其　中有自注的为一百四十条；《诗赋略》著录图书条　目一百零六条，其中有自注的为八条；《兵书略》著　录图书条目为五十六条，其中有自注的为二十条；　《术数略》著录图书条目一百一十条，有自注的为　零；《方技略》著录图书条目三十六条，有自注者为　零。不同部分的自注之所以出现这么明显的差　别，恐怕是与几人的分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六艺略》和《诸子略》的整理由刘向父子亲自承　担，两者自注的比例都相对较高，风格比较一致；　而《术数略》与《方技略》由尹咸和李柱国独立完　成，且两类书籍较为专业，余嘉锡先生认为“以向　本儒者，此类或非其所长，而技术之书，非深通其　学者不能校也”［ｇ］，可谓得之。限于学识的原因，　《七略》对这些书籍只能著录其名而已，其他方面　只能阙而不论，不能有进一步的发挥和阐发，没有　自注也可以理解。　不过问题到此仍未结束，也许有人要问，如果　以自注的数量评判标准，为什么《诗赋略》也是刘　向父子负责校对，一百零六条记录中却只有八条　自注，而《兵书略》虽非他们负责，五十六条记录中　自注反而达到了二十条呢？这个问题也好理解，　自注的比例只是一个方面，还要按自注的内容进　行更细致的区分。《六艺略》和《诸子略》中自注的　内容较为广泛，包括书籍的作者、作者的生平、书　籍内容等，间或有简短的评论，如注《雅琴赵氏》：　“名定，渤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又如注《子　晚子》：“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等，这些自　注文字精炼，但信息量较大，反映了注者对这些内　容较为熟悉，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非精通此道者　不能有此评论。而反观《兵书略》中的自注，虽然　比例较高，但内容单一，仅限于作者和附图数量的　介绍，如注《楚兵法》：“图四卷”，注《王孙》：“图五　卷”，注《师旷》：“晋平公臣”等。相较之下，隐约可　觉注者对此类书籍的核心内容较为生疏，只能对　自己了解的人物做简单描述，或对数量明确的附　图做简单著录，对书籍内容和来龙去脉则不敢置　喙，这与刘向父子长于经传、诸子、诗赋，短于包括　兵书在内的技艺之学的情况正好相符。至于《诗　赋略》中为何注解较少，这从其文本中或可得窥一　二。《诗赋略》中的八条自注，可分为两类，一为注　先秦诗赋，如注《屈原赋》：“楚怀王大夫，有列传”，　及注《宋玉赋》：“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　等。刘歆之所以选择注解这两条，恐由于屈原、宋　玉等人由于生活时代较远，为常人不知，所以加以　注解以为参考。《诗赋略》中另一类自注在于澄清　或说明，如注《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与王褒　同时也”，或许张子侨的诗赋名气不大，才将其与　王褒做一参照，以释他人之疑惑。至于主体部分，　《七略》则未加注解，原因很简单，汉代以诗赋著　名，汉赋更是当时流行之文体，班固《汉书》中所载　的众多文人诗赋就是明证。且《诗赋略》著录的绝　大多数内容都是西汉时人所作，在上层社会中流　传较为普遍，没有注解之必要。　这几个问题一解决，我们就可以大致做出这　样的判断：刘向等人的校书完全是实用性的分工，　几人的校书活动是并行不悖的，刘向对其他几人　的校书工作基本采取不干预的态度，这在各部分　的自注中体现得十分充分。因此，就《七略》的整　体来看，尚缺乏系统、严密的学术关照，学术史的　梳理也就无从谈起。　二、《诸子略》“九流十家”的内在逻辑考察　即便是那些推崇《七略》学术史性质的学者，　他们的侧重点也是有选择的，主要集中于《诸子　略》部分，尤其是其中“九流十家”的划分、“诸子出　于王官说”的阐述，历来是学者众所纷纭的焦点。　如《汉书叙传》称誉：“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　目录，略序洪烈”，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也曾　说：“《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　及庄周《天下篇》、苟卿《非十二子》之意。此叙述　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　之所及也。”ＥｌＯ］两段溢美之辞都是站在推崇《诸子　略》考镜学术源流的作用上展开的。与此相应，古　今学人对除《诸子略》外的其他部分多有微词，尤　以《兵书》、《术数》、《方技》三部分为甚，如章学诚　认为“《七略》以兵书、方技、数术为三部，列于诸子　之外者，诸子立言以明道，兵书、方技、数术皆守法　以传艺，虚理事实，义不同科故也”『１　，否认这三　略在辨析学术上的作用，不具备与诸子相提并论　的条件。姚名达对《七略》分类法上的多重标准分　析得更为细致，“《诸子略》以思想系统分，《六艺　略》以古书对象分，《诗赋略》以体裁分，《兵书略》　以作用分，《术数略》以职业分，《方技略》则兼采体　裁作用”，并作出概括说：“其标准已绝对不一，未　能采用纯粹之学术分类法。以致学术混沌不明，　贻害千载。”＿】　由此可见，即使那些承认《七略》具　有学术史性质的学者，对这种性质的判定也是有　限定的，《诸子略》才是他们真正关注的核心。　下面我们试就《诸子略》加以分析，看其是否　称得上一篇严格的学术史著作。如前所述，学人　１　１　７　多将《诸子略》视为考镜源流的篇目，并与之前的学　术史篇章相提并论，如《庄子・天下篇》、《苟子・非　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及司马谈《论六家要　旨》等。但细究起来，《诸子略》与它们还是存在显　著差别的。首先，这些篇章都是个人自发的对当　时学术的分析与考量，没有任何外在的附加因素，　虽然也有基于立场的偏见和微词，但总体看来尚　可称得上客观。而《诸子略》首先是基于图书整理　的需要而产生，并非专门要进行学术层面的分门　别类，两者出现背景有明显的差别。其次，这些篇　章谈及先秦学术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对战国学　术没有明显的学派划分，主要是因人而论，即某些　学者所讲：“先秦时代的人论学术，大多是因人设　论，学派意识并不十分明确。他们并没有给后人　指示出当时学术分野的大体图景。”０３３司马谈的　《论六家要旨》虽已有了学派概念，但似乎仍是以　讨论抽象的概念为主，并没有明确的按照这种学　派概念对著作、人物进行区分，正如熊铁基先生所　讲：“司马谈所分的六家，是先秦最主要的几个学　派，后世至今也一直沿用。但是司马谈没有具体　举出某子属于某家。”ｌ１　可以说司马谈为后世留　下了一个亟待充实的理论框架，这一遗产既开启　了后世学术整理的基本路向，同时也无形中留下　了一团迷雾。因为从学理上来讲，司马谈关于阴　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划分，自有其学术价　值，颇能代表先秦秦汉学术的基本领域。但理论　归理论，现实归现实，要想据之进行实际的“依类　判物”则不可避免的带来混乱与麻烦。　具体到《诸子略》，由于《七略》是在图书整理　的过程中产生，藏书目录是其首要性质，学术关照　较之只能居于次席，两者很难在一个体系中共存，　不可避免要带来冲突与矛盾。细观《诸子略》的分　类，这一点十分明显。《诸子略》中的“九流十家”　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　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家之中，前六家承袭自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后四家则是《诸子略》新　增。之所以出现这种格局，很有可能是刘歆在编　订《诸子略》时，受到司马谈的影响，将其六家分类　法直接引入《诸子略》。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图书　整理的需要，将司马谈的六分法予以扩充，最终形　成“九流十家”的局面。十家分类的新格局，虽然　表面上满足了刘歆的需要，实际是将两种分类方　法糅合在一起，有不伦不类之感。　《诸子略》分类方法的矛盾，不少学人都有关　］】８　注。以梁启超为例，他认为《七略》承袭自司马谈　的六家较为恰当，“司马谈所分六家，颇能代表战　国末年思想界之数大潮流，应认为有相当之价值，　刘略踵之以置诸九流之前六，盖亦觉其无以易　矣”＿１　。但继而指出刘歆所新增的纵横、杂、农、　小说四家作为独立的学术流派，颇不可解。梁启　超指出：“纵横家次于六家后者，盖以苏张一派，传　书不少，既于六家一无所合，故不得不广六以为　七。然九流皆以明道术为主，换言之，则思想界之　渊从也，苏张一派，能在思想界占一位置与前六家　并乎，决不然矣。杂家次在八，凡书之不能隶前七　家者入焉，为编录方便起见，殆非得已，然既谓之　杂，则已不复能成家……农为一种职业的学术，其　性质与医、兵略同……姑列为一流以附于诸子，有　恐其与专明理论之书相混，特次于杂家以示别也。　小说之所以异于九家者不在其涵义之内容，而在　其所用文体之形式。”［１。　因此，梁启超对新增四家　的学派独立性持怀疑的态度，甚至认为“分诸子为　九家十家，不过一种目录学便利”，完全否定了《诸　子略》在分类上的学术关照。梁氏的质疑具有很　强的代表性，或许《诸子略》的双重分类标准让他　十分困惑，游走于两种立场之间，最后做出了一种　走向极端的论断。　不过我们虽然认为《诸子略》的分类兼顾学术　与目录的双重需要，但并非承认其对司马谈的六　分法是全盘接受，毫无创见。笔者认为，破解《诸　子略》分类方法矛盾的关键点在于如何把握“杂家　类”的性质。“杂”，《说文解字》日：“五彩相　会”［１　，段玉裁注之日：“所谓五采彰施于五色作　服也，引伸为凡参错之称。”［１。　简单讲，“杂”就是　驳而不纯的意思。而“杂家类”，就其字面意义上　讲，应是内容繁杂、难以划归类别的一类。如果　《诸子略》真如学人所讲，是一篇严格的学术史著　作，那“杂家类”理应放在《诸子略》的最后，即第十　位，方才合乎逻辑。但在《诸子略》中，杂家位列第　八，这就暗示我们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关于“杂家　类”，《艺文志》称其：“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有　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　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在刘歆看来，杂家类书籍也　是关于学术思想的书籍，只不过其学无所主，只好　视为“杂家”，放在那些学派性质单一的诸家之后。　因此，在刘歆的布局中，“杂家”并非是相对整个　“诸子略”而言，而是相对于儒家、道家、阴阳家、法　家、名家、墨家、纵横家七家而言。也就是说，在　《诸子略》的体系内，包括纵横家在内的前七家都　是具有完整体系的学术派别，杂家的内容混杂，只　能单独成类。对于农家和小说家的设置，《诸子　略》恐怕更多的是出于图书整理的实际需要，两者　加公允。　［参考文献］　［１］［６］［７］［８］班固．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１７０１、　１７６２、１７６１、１７８１．　虽也可成一家之言，但较之前八家则较为浅薄，只　是由于这两类书籍确实又有较为独特的特点，所　以只好放在最后，权作补充。　［２］汪辟疆．目录学研究［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１６．　［３］［４］［１０］［１１］叶瑛．文史通义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９４５、９４２、９９４、９８５．　由此看来，即使是学人认为最具学术史价值　的《诸子略》部分，其分类标准也是含混不清的，缺　Ｅ５］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序言［Ｍ］．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２．　乏前后相续、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其中仍隐含着　［９］余嘉锡．目录学发微［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满足图书分类实际需要的鲜明意旨。　２０１０．１３９．　我们之所以做这些略显拖沓的分析和推理，　Ｅ１２］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Ｍ］．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只是想澄清一下将《七略》视为学术史著作可能带　２００５．４０．　来的一些迷雾，希冀将其适用的范围进一步明确　［１３］李振宏．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Ｊ］．河南大学学　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和困扰。《七略》确有　报，２００８，（２）．　学术史性质，但若据此认为其是一个系统严密、层　［１４］熊铁基．汉人如何看待先秦诸子［Ａ］．诸子学刊（第一　辑）［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３２４．　次分明、条理清晰的学术史专著则有失公允，既与　［１５］［１６］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七略》实在文本不符，也与其产生的历史过程相　２００８．１４４．　左。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认识的误区，完全是由　［１７］许慎．说文解字［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１７２．　于《七略》本身的分类标准略显含混，杂糅了目录　［１８］段玉裁．说文解字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　分类与学术关照的双重标准，《诸子略》部分也不　３９５．　例外。只要把握住两者的扦格所在，在何种意义　（责任编辑：张杰）　上评价《七略》的学术史价值就会更加容易，也更　１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