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中陈最良用“诗”例解

关键词：汤显祖 《牡丹亭》 《诗经》 陈最良

汤显祖的《牡丹亭》①中，南安太守杜宝夫妻为了将独生女儿杜丽娘培养成符合封建礼教要求的淑女加才女，以便嫁得乘龙快婿光宗耀祖，刻意请来“鸿门腐儒”陈最良以《诗经》为教材，对其进行妇德教育。不料杜丽娘“为诗章，讲动情肠”（《九•肃苑》），得了相思病。陈最良竟然又用《毛诗》②医病，令人匪夷所思。在这荒诞不经的诗教场景描述中寄托了汤显祖的人文诗教情怀。

一、以“诗教”为女教

《诗经》被尊为“六经”之首，《诗》教是中国传统“经教”的重要内容。明代，除了沿袭传统诗教理念外，更是把《诗经》当女教教材，对妇女进行女德教育。 （一）以《诗经》为女教教材 在选择教材方面，杜宝认为：

男、女《四书》，他都成诵了。则看些经旨罢。《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孤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其余书史尽有，则可惜他是个女儿。（《五•延师》）

他考虑到了女儿的学识基础和女性身份。《大学》《中庸》《论语》与《孟子》等男《四书》，宣扬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大道理。女《四书》，是自东汉至晚明女教读物合刊，包括东汉班昭所著的《女诫》、唐德宗时宋若莘、宋若昭姐妹的《女论语》、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以及明末学者王相母亲刘氏的《女范捷录》。女《四书》内容主要包括“卑弱”、“曲从”、“事夫”、“孝行”和“守节”等，涉及女子为人处世、言行举止的各个方面，主要阐发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主张“男尊女卑”，实施“三从四德”的教育。“三从”语出《大戴礼记•本命篇》：“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四德”语出《周礼•天宫》:“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以培养妇女终身为贤女、孝妇、贞妻、慈母为目的，“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教女遗规》）。男女《四书》，杜丽娘皆以成诵，所以首选“经”教。“经”教自古便是男人必受的课业，但对于不必治国安邦的女子来说，除了宣扬“后妃之德”的《诗经》，其他“经”教都不适宜，《诗经》成为女德教育的首选教本。

（二）用《诗经》进行女德教育 为了完成杜宝“拘束身心”（《十六•诘病》）和“圣人”“收其放心”（《九•肃苑》）的使命，陈最良按照诗教传统，以礼说诗，援诗说礼对杜丽娘进行“闺训”。 1.宣扬“后妃之德”。陈最良对《周南•关雎》的讲解与传统诗教一脉相承：“兴者起也。起那下头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关于《关雎》的题旨，《毛诗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郑玄笺“后妃不嫉妒”，“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她希望得

到一位“淑女”作为君子的贤内助。班昭《女诫》说：“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宏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雎》之义。”③《关雎》成为“女德”的教材，“后妃”或“淑女”成为后世女性的楷模。 2.传授“闺门风雅”。陈最良将《诗经》大意归纳为：

（末）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 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旦）这经文偌多？（末）《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两字，付与儿家。（《第七出•闺塾》）

“无邪”是孔子评价《诗经》的“权威”之说，“《诗》正而葩”④，是韩愈《进学解》对《诗经》的评价，“正”即是“无邪”。陈最良以“无邪”之《诗》对杜丽娘进行女德教育，希望她中规中矩，谨守妇道。

“闺门风雅”的第一个要求是生育子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姜 产哇”，出自《大雅•生民》。原诗主要讴歌周始祖后稷的丰功伟绩，只有首段提到姜 的神奇受孕。不料却被当做女教规范，教育女性把繁育后代作为头等大事。 “闺门风雅”的第二个要求是“不嫉妒”，好使夫家妻妾成群，多子多孙。“泣江皋”出自《召南•江有汜》。清陈奂评“媵有贤行，能绝嫡之嫉妒之原，故美之”⑤。“媵婚制”要求贵族夫人为了夫家子孙繁茂，不要嫉妒，允许丈夫纳妾，媵妾也要“勤而无怨”，即“不嫉妒，后妃贤达”之意。

“闺门风雅”的第三个要求是“宜室宜家”。要求女性具备使家族兴旺发达的一切美德。“咏鸡鸣”出自《齐风•鸡鸣》。清方玉润认为是“贤妇警夫早朝”⑥。此诗拿来教育女性恪尽职守、当好贤内助。“伤燕羽”出自《邶风•燕燕》，重心在于惜别和抒发手足亲情，其中提到“仲氏”的美德，却被拿来教育女性要温良恭谦让。“思汉广”出自《周南•汉广》。郑笺说：“纣时淫风于天下，维汉江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陈最良用此诗教育女性恪守妇道、端庄、贤淑、贞洁。“宜室宜家”出自《周南•桃夭》。朱熹解：“宜者，和顺之意。室，谓夫妇所居；家，谓一门之内。叹其女子之贤，知其有以宜其室家。”⑦“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礼记•大学》）。此诗作为女教典范，要求女性做个贤妻良母好媳妇，为家族以至国家做出贡献。

陈最良以诗教为女教，归纳礼教、理教、女教大意，阐述“无邪”圣意。然而杜丽娘却不领情，“这经文若多”透露出强烈的不满与反抗，“因诗章说动情肠”，怀春思人，“病”入膏肓，更宣告了理教说教的失败。 二、“《毛诗》医病”

对于杜丽娘的病，陈最良开出如下药方：

小姐，望闻问切，我且问你病症因何？（贴）师父问什么！只因你讲《毛诗》，这病便是“君子好逑”上来的。（末）是那一位君子？（贴）知他是那一位君子。（末）这般说，《毛诗》病用《毛诗》去医。那头一卷就有女科圣惠方在里。（贴）师父，可记的《毛诗》上方儿？（末）便依他处方。小姐害了“君子”的病，用的史君子。《毛诗》：“既见君子，云胡不瘳？”这病有了君子抽一抽，就抽好了。（旦羞介）哎也！（贴）还有甚药？（末）酸梅十个。《诗》云：“ 有梅，其实七兮”，又说：“其实三兮。”三个打七个，是十个。此方单医男女过时思酸之病。（旦欢介）（贴）还有呢？（末）天南星三个。（贴）可少？（末）再添些。《诗》云：“三

星在天。”专医男女及时之病。（贴）还有呢？（末）俺看小姐一肚子火，你可抹净一个大马桶，待我用栀子仁、当归，泻下他火来。这也是依方：“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贴）师父，这马不同那“其马”。（末）一样髀秋窟洞下。（旦）好个伤风切药陈先生。（贴）做的按月通经陈妈妈。（《十八•诊祟》）

药方皆出自《毛诗》。“既见君子，云胡不瘳？”出自《郑风•风雨》，“《风雨》，思君子也”（《毛诗序》）。在“风雨如晦”的早晨，相思成疾的女子，突然“既见君子”，心病全消，喜不自胜。“瘳”，疾病痊愈。陈最良利用“瘳”、“抽”谐音，“这病有了君子抽一抽，就抽好了”，由情及欲，更发挥到极致。“ 有梅”出自《召南• 有梅》，《毛诗序》曰：“《 有梅》，男女及时也。”陈奂说：“梅由盛而衰，犹男女之年齿也。梅、媒声同，故诗人见梅而起兴”⑧。龚橙说“《 有梅》，急婿也”⑨。“急婿”正是杜丽娘之病源。“三星在天”出自《唐风•绸缪》，指婚礼举行的时间在傍晚，朱熹认为这是一对新婚夫妇“喜之甚而相庆之词也”⑩。良宵一刻值千金，欢天喜地的“洞房花烛夜”是“专医男女及时之病”的良方，也是医治杜丽娘心病的良方。“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出自《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小伙，痴情地幻想有朝一日喂饱马儿，好接“游女”做新娘，但回到现实却跌落幻灭的深渊。陈最良说“俺看小姐一肚子火”，杜丽娘的心火与《汉广》里的小伙同一个病根，那就是，爱而不得，瞻望弗及的无限怅惘之情，陈最良要用此药方“泻下他火来”。 陈最良“《毛诗》医病”，简直是“胡言乱语”，不料无意间流露出的情教功能却歪打正着，引起了杜丽娘强烈的共鸣，她的“羞介”、“喜介”的表情说明了用药直达病灶。杜丽娘说“好个伤风切药陈先生”，“伤风”说他不合理教时宜，“切药”说此药切中病症。

三、陈最良用“诗”例解

陈最良随心所欲地解《诗》，既是他迂腐性格的反映，也是明代诗教情理之争的反映，同时寄托了汤显祖的人文诗教情怀。 明初，朱元璋极力推崇程朱理学，“激薄俗而励纲常”的社会教化渗透到日常习俗各个领域以及从贵族到平民妇女的各个阶层。明代女教空前发达，女教书籍近五十种。在此背景下，明朝统治者把被历代儒者“圣贤化”的《诗经》作为“女教”教义。“采古人之教，《周南》《召南》之文，为《女训》十二篇”（《女训•自序》）。明仁孝文许皇后自称：“吾幼承父母之教，诵《诗》《书》之典”（《内训•原序》）；端淑卿“幼从父宦邸，日读《毛诗》《烈女传》《女范》诸篇”{11}；叶小鸾“儿时能诵《毛诗》《楚辞》”{12}。陈最良用《诗经》对杜丽娘进行闺训正是那个时代以诗教为女教的真实反映。 明代中期，王阳明“心学”提出“心即理”，与程朱理学“性即理”针锋相对，提倡个性尊严、尊重人性、人欲，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相抗。文学诗歌领域尊情论更是盛极一时。万时华在《诗经偶笺•自序》中说：“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13}钟惺在《诗经备考•自序》中说：诗“皆发于情之不能已”{14}。冯梦龙《情史序》说“六经皆以情教也”{15}。陈继儒《批点牡丹亭题词》说：“夫乾坤首载乎《易》，《郑》《卫》不删于《诗》，非情也乎哉！”{16}汤显祖公然以“主情”自任，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耳伯麻姑游诗序》），“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认为只要是真实的情至之语，皆为天下之至文。这正是陈最良解《诗》无意间流露出《诗经》情教功能的源头活水。

《牡丹亭》脱胎于白话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小说原来并没有陈最良这个人物，也没有讲读《诗经》的内容。这个“鸿门腐儒”形象是汤显祖的独创，寄托了他对传统儒教的否

定和传统诗教的反讽。 陈最良，年近六十，“自幼习儒，十二岁进学，超增补廪。观场一十五次，不幸前任宗师，考居劣等停廪。兼且两年失馆，衣食单薄” （《四•腐叹》），至今仍然只是“儒学生员”。圣贤书的浸淫，并没有造就栋梁之才，反而让他变得更加迂腐。他一拿起《诗经》就必讲“后妃之德”与思“无邪”；连做双鞋子都要“依《孟子》上样儿，做个‘不知足而为屦’”（《七•闺塾》）。他的绰号“陈绝粮”，暗藏玄机，讽刺犀利。有一次，孔子“在陈绝粮”（《论语•卫灵公》）。陈，春秋时国名。

历代儒生继承孔子诗教“断章取义”传统，并无限夸大《毛诗》功能。从孔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第十七），到《毛诗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经学历史》载，汉代儒生甚至以《毛诗》当谏书。既然《毛诗》无所不能，陈最良为什么不可以用《毛诗》来闺训，甚至来医病？陈最良用《诗》的荒谬，正是汤显祖对历代儒教、诗教的否定。他以荒诞对荒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讽刺的矛头所向是极鲜明的。陈最良解《诗》无意间流露出的对《诗经》文学、抒情内涵的解读，正是《诗经》本身不可遏制的强大的文学审美、抒情功能的再现，也是汤显祖“尚情”思想的反映，更是中晚明思想解放、人性高扬的人文诗教情怀的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