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进程

第２２卷第６期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Ｖ０Ｌ２２．Ｎｏ．６　２００６年ｌ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Ｅｄｕｃａｉ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ｃ．２００６　贵州文化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进程　何积全　，林静　（１．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贵阳５５０００１；２．贵州教育学院编辑部，贵州贵阳５５０００３）　摘要：贵州本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根据它的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即：滥觞期，这时期涵盖了整个　的原始文化和奴隶制文化；形成期，这时期是封建文化：生长期，这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成熟期，这时　期是社会主义文化。　关键词：贵州本土文化；历史源流；发展进程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７．７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６９８３（２００６）０６—００３６—０８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　Ｊｉｑｕａｎ　。Ｌｉｎ　Ｊｉｎｇ　（１．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Ｇｕｉｙａｎｇ，Ｇｕｉｚｈｏｕ，５５０００１；　２．Ｅｄｉｔｏｒｉｌ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Ｇｕｉｙａｎｇ，Ｇｕｉｚｈｏｕ，５５０００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ｈａｓ　ａ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ｇｏｅｓ　ｆｏｕ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ｔｈｅ　ｏ－　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ｄｏ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ｄｏ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ｆｅｕｄ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ｌａ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贵州本土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在　但贵州本土文化并非这时才有。追溯它的起源，可　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它始终影响着贵州社会经济的　谓历史悠久。史前的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和夜　方方面面，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郎文化，就昭示着贵州本土文化的萌芽。　要对贵州本土文化与贵州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进　考古资料证实，早在几十万年前，在贵州高原　行研究，有必要先对贵州本土文化的发生、发展清理　上，就有人类在生息、繁衍。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　一番。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贵州本土文化的发展　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石器时代　分为（１）滥觞期；（２）形成期；（３）生长期；（４）成熟　文化。　期等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　贵州的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旧石器时代文化　一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其中，以旧石器时代文化闻名　、贵州本土文化的滥觞期（史前　至公元前２８＿２５年）　遐迩。　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成绩斐然，在全国名列前　贵州本土文化的滥觞期时间跨度很大，它经历　茅。到目前为止，己发现的遗址有４Ｏ多处，其中重　了几十万年，涵盖了整个的原始文化和奴隶制文化。　要遗址２Ｏ多处，早期、中期、晚期遗址俱全。属于早　贵州是明永乐１１年（即公元１４１３年）建省的，　期遗址的，有与北京人遗址比肩的黔西观音洞遗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５—２７　作者简介：１．何积全（１９４２一），男，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省管专家，国务院特殊经贴享受者。２．林静，女，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编辑　部编辑。　一３６—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有１９９３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盘县大洞　遗址；属于中期遗址的，有桐梓岩灰洞遗址、水城硝　灰洞遗址、毕节扁扁洞遗址。属于晚期遗址的，有兴　义猫猫洞、张口洞遗址，兴仁屯脚洞遗址，安龙观音　道工序，其制作技术相对稳定，器形精致而比较规　整，这充分反映了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制作骨、　角器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贵州的旧石器时代，从早期的黔西观音洞文化　到晚期的普定穿洞文化，时间跨越了约２０万年。在　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生活在贵州高原上的古人类　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与其他地域的原　始文化比较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还略胜～筹。应当　说，这种别具一格的原始文化，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是　洞、菩萨洞、七星洞、四伦碑遗址，望谟黄岩洞遗址，　六枝桃花洞遗址，普定穿洞、白岩脚洞、洞口洞、红土　洞遗址，毕节老鸦洞、大洞、吴家大洞、大岩洞、猴洞　遗址，威宁草海王家院子遗址，织金大岩洞、猫猫洞、　小岩山遗址，长顺青龙洞、神仙洞遗址，平坝飞虎山　遗址，清镇穿洞、观音洞、大园洞、猫猫洞遗址，桐梓　马鞍山遗址，遵义风帽山遗址等。这些人类文化遗　址分布范围之广，出土文物之多，在全国都是罕见　的。　贵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虽然发现不多，但也　有平坝飞虎山、普安铜鼓山等处。　文化史告诉我们，最早出现的文化是物质文化。　因为在人类诞生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的思维能　力也极其有限，人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才能　生存下去。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其他的。　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来的文化遗物和动物化　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贵州许多旧石器时代人类　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石器　和角、骨器，以及无数的牛、羊、鹿、熊猫、野猪、竹鼠、　虎、豹、狐狸、豪猪、剑齿象、獾、猕猴和诸多鸟类、蚌、　螺等动物化石，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狩　猎禽兽、捕捞水生动物和采集植物的果实和根茎。　为了更好地从事狩猎、捕捞、采集，必须要制作　工具。而最早的工具制作，就是文化。当原始人第　一次将一块石头打制成工具开始，人类有意识地制　造工具并利用工具进行劳动的时候，文化就出现了。　从贵州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这种文　化是多么丰富多彩。出土的石制品总数己逾三万　件，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等；骨器　有千件左右，种类有铲、锥、叉、刀、镞、针等；角器有　二十余件，种类虽然只有铲一种，然而却是国内唯一　发现。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当时生活在贵州高原的人们　精湛的工具制作技术以及这种技术的不断改进。在　石器工具制作方面，旧石器时代早期以锤击法为主，　晚期则有所发展，出现了三种文化类型：（１）兴义猫猫　洞文化类型，以国内少见的、且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　的“锐棱砸击法”为主；（２）草海文化类型，以锤击法　为主，对石片的第二步加工方法皆以复向加工或向背　面加工为主，刃角多在７１。以上：（３）白岩脚文化类型，　早期以锤击法为主，而晚期则以锐棱砸击法为主。用　这些技术加工的石制品，不仅制作精良，而且也十分　实用。　骨、角器的制作方法大致经历了打、琢、刮、磨四　完全合拍的。　谈到贵州本土文化的滥觞，还应当提到的是夜　郎文化。夜郎是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　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说明当时夜郎在　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是较大的。它“东接交　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　列传》），占据了现今贵州的大部分地区。　从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夜郎时期生活在　贵州高原上的人们已度过了漫长的野蛮时代进入了　文明的岁月，整个文化面貌较之石器时代有了质的　飞跃。　夜郎时期除了相当一部份人还在使用石、木器　和少数人已经开始使用铁器外，广泛使用的是青铜　器。征集和发掘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对此提供了有力　的证明。考古工作者宋世坤等将夜郎文化定位为青　铜文化，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夜郎故地上征　集和发掘的青铜器数量很多，种类有镬、锄、凿等生　产工具，有戈矛、剑钺、刀、斧等兵器，有鍪、釜、洗、碗　等生活用具，有贝器、有鼓等乐器，有带钩、铃、扣饰、　马佩饰等饰用器，有手镯、戒指、发钗等装饰品（见宋　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这其中，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镬、锄、凿、刀、斧等生产工具。这　些生产工具的出土，映证了史籍记载的史实，说明夜　郎已进入了农耕社会，出现了三种经济文化类型：　（１）稻作农业型。《史记》记载，夜郎人的生计方式　之一是“耕田”。这里的“耕田”，应是开垦农田种植　水稻。１９７５年在兴仁、兴义汉墓中出土的泥质水塘　稻田模型灰陶盆即可证明。在这个水塘稻田模型灰　陶盆中，一半为水塘，一半为稻田，稻田又分四大块，　块块有通水缺口，田中还有成行的稻菽纹。水塘与　稻田之间，筑堰一道，中有通水涵洞。艺术是现实生　活的反映，这个水塘稻田模型灰陶盆的出土，说明当　时夜郎有部分人是以耕作稻田种植水稻生活；（２）　刀耕火种型。《华阳国志》记载，群舸夜郎故地许多　地方是“畲山为田”。所谓“畲山为田”，就是用石器　或青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砍伐荒草和树木，然后焚　烧，借助火势把荒草、树木烧成灰烬，熟化土壤，播种　农作物，达到收获的目的。在省内各地征集、发掘的　一３７～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许多铜斧、铜刀、铜锄、铜镬即是在刀耕火种中使用　的生产工具；（３）山地游牧型。古时的夜郎是山区，　许多地方是较好的放牧场所，适宜放牧，正如《太平　御览》引古本《华阳国志》所说“滇汉（应为濮）、钩　町、夜郎、叶榆、同师、旧堂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　随畜迁徙，莫能相御。”“随畜迁徙”，就是说过的是　游牧生活。新中国建立后威宁汉墓出土的猪、牛、马　的许多牙齿，对此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还应当提到的是，夜郎时期已出现了与当时物　质文化相适应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就制度文化而言，夜郎到西汉时期已进入奴隶　社会。这首先表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夜郎已　出现了阶级，有了奴隶主和奴隶。《史记・西南夷列　传》载有“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个“君　长”，汉使唐蒙称为“夜郎侯”，后来汉武帝又封夜郎　侯为”夜郎王”，可见他是夜郎的最高统治者，是夜　郎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在“君长”下面，还有“邑　君”。《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群舸太守　陈立在且同亭召见夜郎王兴时，“兴将数千人往至　亭，从邑君数十人人见立”。可知夜郎王下面还有　“邑君”这个奴隶主等级。在夜郎这个奴隶社会中，　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为了　使这种生活世世代代传下去，他们还用世袭制取代　了过去的推举制。《汉书》记载，胖舸太守陈立杀了　夜郎王兴以后，邪务作为兴的儿子就成了王权的当　然继承者，伙同其外祖父翁指胁迫夜郎二十二邑举　兵反汉。有奴隶主，必然有奴隶。《汉书》就载有：　“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燹僮、旄牛，以此巴　蜀殷富”。这中间的“赞僮”即是奴隶，巴蜀商人正　是在夜郎等地区用买卖奴隶等方式来发家致富的。　奴隶的来源除了因贫困破产不得不出卖自身或家人　的以外，还靠战争掠夺。《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汉武帝平南越时，曾派驰义侯去伐南夷兵，紧邻夜郎　的“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且　兰君害怕远行后“旁国虏其老弱”，说明当时通过战　争掠夺奴隶和财产的现象是多么严重！其次，西汉　时期，夜郎作为奴隶制国家已经形成，构成国家的要　素诸如官吏、军队等已经具备。从史籍的记载中可　以看到，夜郎不仅有了王、侯、邑君等不同权力、地位　的“官吏”，而且还有了军队。《史记》、《汉书》记载，　唐蒙在出使夜郎之前，上书汉武帝：“窃闻夜郎有精　兵十余万，浮船群舸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　夜郎有“精兵十余万”，可能有所夸大，但夜郎已有　军队，这确是无庸置疑的，否则就不会有汉成帝年间　夜郎与句町、漏卧相互举兵攻伐的事了。　从精神文化来说，夜郎时期原始宗教十分盛行。　《华阳国志》记载，夜郎习俗“好鬼巫，多禁忌”，说明　原始宗教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在赫章可乐的考　一３８一　古发掘中，发现夜郎时期的一批墓葬很特殊。在墓　坑一端侧置的铜釜、铁釜或铜鼓中，有人头盖骨和牙　齿。在一些头骨顶部还有铜发钗、鍪金铜杨木梳等　装饰品，但均不见棺木痕迹。考古工作者把这种将　死者尸体头部直接套入当作葬具的铜釜或铜鼓的葬　法称之为“套头葬”。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特殊的葬　法呢？这与夜郎人信奉原始宗教有关。铜鼓在古代　是乐器，兼作炊具，以后又被看作是一种神器，死后　将头套在铜鼓中，可能意味着灵魂能回到祖先的发　祥地。由此可见夜郎时期精神文化的一斑。再有，　夜郎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意识也有　所增强，仅从考古发掘出来的铜质带钩来说，就有虎　形铜带钩、牛头形铜带钩、鲵鱼形铜带钩、飞乌形铜　带钩多种，不仅制作精良，而且形象生动，带有浓厚　的地方特色。说明夜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审美意识较之原始社会大大增强，人们已将生活中　所见的动物作为创作的题材，运用于工艺制作中。　这一时期，虽然有盛览等文人的《合组歌》、《列锦　赋》等作品问世，但只不过是凤毛麟角；大量出现的　是在人民群众中１２１头流传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　《华阳国志》、《后汉书》已载的“竹王传说”就是在这　时期脍炙人ＩＳｌ的民间文学佳作。　二、贵州本土文化的形成期（公元　１４１３年至公元１８４０年）　夜郎灭亡后，原来贵州这块土地在很长的时间　里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建置，属其他地区管辖，元　代就分属于四川、云南、湖广。明王朝建立后，于永　乐１１年（公元１４１３年）设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　司，贵州始为一省。贵州行省的建立，在贵州历史上　有着重大意义，它不仅标志着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过　程中，统治阶级对边远地区统治政策的改变，而且意　味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今后将以一个独立　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贵州本土文化”之所以　以“贵州”冠名，正是在贵州建省后才开始的。　贵州建省后，鉴于贵州经济落后，地广人稀，统　治阶级采取了许多政策，将大批汉人移民贵州。据　有关资料，明清时期，除有汉人不断进入贵州外，还　出现了两次大的汉族移民高潮：一次是明王朝派兵　平定云南后，朱元璋以“诸蛮夷易变生乱，朕恐大军　一回，彼复跳梁啸肃”为由，指令３Ｏ万大军屯戍贵　州；一次是入清以后，为了控制贵州“苗疆”，朝廷接　受布政使冯光裕“招汉人错处，以变苗”的主张，引　入大批汉人在“苗疆”屯田垦殖。由于移民，贵州人　口也出现了大的发展。明万历末期，贵州人ＶＩ不过　七十万人，到清乾隆后期，竟发展到了五百余万。　汉族移民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和管理经验，而且带来了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使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得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得以同其交流、碰撞、融合，　从而奠定了贵州文化的基本格局，为贵州本土文化　辖关系来说，土司制度大体分为两个系统：第一个系　统是由军事部门管辖的，官员的任免由兵部武选司　负责，而由各省的军事部门直接统率，如设在各地的　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和长官使司等。这些　州少数民族文化同中原和其他汉族文化会合的产　使司的主官又称土司，土司之下各设有同知、副使、　物。它的形成，使得贵州文化史出现了新的一页，对　佥事等官。第二个系统是由行政部门管辖的，官员　贵州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的任免由吏部验封司负责，而由各地的布政使司具　就物质文化而言，在农业和其他生产领域，铁器　体领导，如所谓军民府、土府、土州、土县等，其主官　ｋｌｌ、土知县。这些衙门的编组体　得到了广泛使用。铁制的犁、锄、耙、镰、锹、斧等随　被称为土知府、土知，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贵州本土文化。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多元会合型文化”，是贵　处可见。贵州长期以来“不以牛耕，但为畲田”的状　况也得到了根本改变。在贵州广大地区都采用了牛　耕。据《徐霞客游记》记载，明末当徐霞客进入独山　以后，即见“有坞南北开洋，其底甚平，犁而为田。”　途经都匀、新添、龙里、贵阳、平坝、安顺、镇宁、安龙、　普安等地，情况也是一样。牛耕的推广，使得贵州的　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农　田水利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为了粮食丰收，贵州　人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田土类型，分别采用沟渠　法、凿井法、开塘法、作堰法、梯田法、水车法、枧槽　法、连筒法，或用水之源，或用水之流，保证对稻田的　灌溉。随着移民的到来，许多新的农作物品种如粮　食作物包谷、红薯，以及经济作物烟叶、甘蔗、棉花等　也随之进入贵州，在农村大量种植，促进了农业生产　的发展。　这段时期，外地工匠源源不断进入贵州。这些　工匠技术先进，他们用精湛的工艺，或者打造兵器，　或者铸造钱币，或者制造生产和生活用具，或者修建　房屋和道路，推动了贵州手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　他们还大大地影响了贵州传统的手工业，促使纺织、　蜡染、银饰、酿酒等工艺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生产出　茅台酒、玉屏箫笛、大定漆器、石阡纸、思州石砚等一　大批地方名优产品。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贵州的矿产得到　了进一步地开发。在贵州建省前，矿产的开发多为　零星开采。开采的品种不多，规模也不大。贵州建　省后，这种状况得到了较大地改变。由于与全国经　济联系加强，对矿产的需求猛增，统治者对矿冶颇为　重视，加之找矿、开采技术的提高及外运条件的改　善，矿产有了进一步开发。朱砂、水银以及金、银、　铜、铅等矿种无论是规模还是产量都大大超过以前。　就制度文化而言，由于这一时期贵州已进入封　建社会，因而它是封建制度文化。封建统治者对贵　州实行的是“土流并治”的制度。对整个贵州和一　些汉族地区，实行流官制度；而对少数民族地区，实　行的则是土司制度。　所谓“土司制度”，其实质是封建统治者录用实　力雄厚的“豪酋”，通过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　治。土司制度元代兴起，以明清两代较为完备，从统　制基本上仿效一般府、州、县机关，但大都较为简略。　土司有掌管各种事务的官员，有私人武装，有监狱和　刑具，因而在辖区内是独一无二的土皇帝。各族人　民对土司有着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没有人身自由，　甚至连生命的保障都没有，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正如　封建王朝在诏书里供认的：“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　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信蓰，　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　敢怒而不敢言”（《贵州通志－前事志》）。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种土司制度的落后性越来越明显。它给　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　土司的割据，也给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制造了极大的　困难，从而导致了封建统治者的“改土归流”。清雍　正四年至九年（公元１７２６年至１７３１年），清王朝在　贵州全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　通过“改土归流”运动，打破了一个又一个土司　割据的壁垒，土司制度日渐土崩瓦解。清王朝扩大　了流官统治的范围，在原来土司割据的地区建立起　若干府、州、县的行政建置，官吏由朝廷委派，并裁降　了军事领域的卫所，变过去的军事地域为行政区域。　为了加强对贵州各族人民的统治，清王朝还在地方　政权的基层组织中设立保甲制度。这个制度规定：　“自三户以上皆可编甲，不及三户者，编入附近甲，无　许另住。”“甲之上为保，合数保为乡。各地乡、保、　甲长，由当地各族中的上层人物充任。凡遇有事，逐　村清理，逐户稽查。”这种保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　持了地方的安定，客观上促进了地主经济的发展，应　当说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精神文化方面，这段时期，贵州的教育事业有　了较快发展。在此之前，在贵州这块土地上，宋代始　有第一所书院，元代才有几所官学。明永乐ｌ　１年贵　州建省后，官学、书院、社学发展十分迅速。据有关　资料，明代全省就有官学４７所，书院１７所，社学更　是不少，仅贵阳及近郊就有２４所。清代比明代发展　更快，全省府、州、厅、县，乃至乡都有学校。府有府　学，州有，ｋｌ、ｌ学，厅有厅学，县有县学，计有学校６６所。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　治，加强了对贵州少数民族的奴化教育。早在贵州　建省前，明太祖朱元璋就开始吸收贵州土司子弟进　一３９—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国子监读书习礼。洪武十五年（公元１３８２年），他对　普定军民府知府者额说：“王者天下为家，声教所暨　无问远迩，况普定诸郡密迩中国，慕义来朝，深可嘉　也。今迩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人国学　受业，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予中国，岂不　美哉。”洪武二十三年（公元１３９０年），播州、贵州等　宣慰司及所属宣抚司均遣子弟入太学，朱元璋谕国　子监教官：“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　先。”“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求人太学……　尔等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太祖洪武实录》）。并　明令贵州各土司子弟就近入学，未通过入学习礼者，　不许继承土司。清朝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更　是增加解额，奖励办学，以多种方式和途径办学，给　办学官员以优厚待遇和办学的权力。促使贵州少数　民族教育的发展。　信仰形态是精神文化的基本核心之一。贵州建　省前，许多地方特别是那些“化外之地”，信奉的是　原始宗教。虽然佛教和道教在唐代、伊斯兰教在元　代就已传人，但影响不大，传播区域也很有限。到了　明清两代，由于统治者的倡导，佛教、道教十分兴盛。　许多僧人因中原战乱进入贵州，佛寺遍及全省；道教　也因汉族移民大批入黔而远盛于前。贵州民众的宗　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儒教、佛教、道教、伊斯　兰教以及原始宗教、民间宗教并行。由于贵州文化　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儒、佛、道三教在贵州　并不互相排斥，相反还互相吸纳。清代到处建立的　“三教寺”就是明证。这种“三教寺”，仅贵阳府就有　２５座。最典型的是镇远的青龙洞，这里既有儒家的　紫阳书院，又有佛教的中山寺、青龙寺、观音殿，还有　道教的吕祖殿、万寿宫、青龙洞、紫阳洞、中元洞、梵　宇宫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贵州的哲　学、史学、文学等学科也出现了新的亮点。哲学方　面，明正德三年（公元１５０９年），大思想家王阳明因　得罪宦官刘瑾，谪贬为贵州龙埸驿丞。他到贵州后，　专心治学，写出了《五经臆说》等著述，提出了“致良　知”这一重要的心学理论。所谓“良知”，在王阳明　看来，是天地造化的根本。它“无前后内外，浑然一　体”，是自足的十全十美的，没有与之对立的不善，因　此说它是无善无恶的。但当人心发生意念活动时则　有善有不善的区别，而“良知”自有知善知恶的本　能，顺从“良知”去扩充善念克除恶念，就能保持“良　知”而不丧失，这样人就不会发生与“良知”相违背　的盲论行动，这就是“致良知”（任继愈主编《中国哲　学史》）。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在当时贵州有相当影　响。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不仅在贵州大有人在，而　且还有不少著述传世，其中有名的是孙应鳌的《学孔　精舍汇编》、《准海易谈》、《律占分解发明》、《四书近　，．　．４０．．——　语》、《论学会编》、《教秦总录》，李谓的《先行录问　答》、《毋意篇》等。史学方面，以方志的著述较有特　色。这一时期，出现了沈庠修、赵瓒编纂的（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谢东．山修、张道编纂的（嘉靖）《贵　州通志》，沈思充修、许一德、陈象尚编纂的（万历）　《贵州通志》，曹中吉修、潘驯、吴中蕃编纂的（康熙）　《贵州通志》，鄂尔泰等修、靖道谟、杜铨编纂的（乾　隆）《贵州通志》以及郭子章著的《黔记》、田雯著的　《黔书》、张澍著的《续黔书》、爱必达著的《黔南识　略》、罗绕典著的《黔南职方纪略》等。这其中，以平　翰等修、郑珍、莫友芝编纂的《遵义府志》颇负盛名，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其为“府志中　第一”。文学艺术方面。这一时期，各民族民间口头　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仍在广泛流传，各民族的民　间舞蹈如苗族的《踩鼓舞》、布依族的《转场舞》、侗　族的《多耶》、彝族的《跳脚舞》、水族的《铜鼓舞》、仡　佬族的《踩堂舞》等还是十分兴盛。与此同时，文人　创作蓬勃兴起，涌现了不少别具特色的作家和一批脍　炙人口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明代有谢三秀的《雪鸿　堂诗集》、王训的《文集》、孙应鳌的《淮海易谭》、杨龙　友的《山水移》、吴中蕃的《敝帚集》等；清代有周渔璜　的《桐野诗集》、郑珍的《巢经巢诗钞》、《巢经巢文　集》、莫友芝的《鄙亭诗钞》、《鄙亭遗文》、黄彭年的　《陶楼文钞》、《陶楼诗钞》等。这些作家，以他们优异　的创作业绩，在贵州文化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三、贵州本土文化的生长期（公元　１８４０年至公元１９４９年）　从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前的一百多年间。贵州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咸　同农民大起义、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血与火的洗礼　中，贵州本土文化在成长、壮大。由此可以说，这一　时期是贵州本土文化的生长期。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　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　地社会。同当时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贵州也出现了　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列　强的疯狂掠夺和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加速了贵州　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引起了贵州经济结构的变化，　使得贵州人民更加贫困，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更加尖　锐；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贵州封建　自然经济内部的商品经济因素得到不断的滋生和发　展，润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时期，清政府为了求　强求富，展开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贵州受其　影响，也开始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开办　了一些近代资本主义的工矿业，从而推动了贵州近　代化的历程。这突出表现在，从１９世纪末叶起，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州产生了一些近代的工矿业，并开始采用了一些新　工艺、新技术。比如万山等汞矿，过去是用锤击取　矿，在这之后大多采用钢钎凿眼、安放炸药取矿。在　取矿时，还能根据矿洞情况确定凿眼深度。正常情　况下每天可凿炮眼４个，一炮可得矿石七八十斤，陶　冶后获朱砂一至四斤不等。叉如１９世纪８０年代，　资本输出和疯狂的资源掠夺，这种情况在贵州也有　发生。如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英、法商　人在铜仁开办“英法水银公司”，取得万山汞矿的开　采权，强行开采１０年；德商“礼和洋行”在铜仁设炼　厂，开采梵净山的辉锑矿。三、山于清朝政府在西方　列强的压力下完全开放门户，使得贵州成了外国资　本主义洋纱、洋布等洋货的倾销市场。在这些市场　中，贵阳名列首位，荷兰产的直绫散花缎、斜纹毛哗　叽，美国产的“金狗牌”标布，日本产的雨绫绸、泰西　贵州兴办起了全国第一家“官商合办”的企业——　青溪铁厂。这个厂一开始就采用了当时的新工艺、　新技术。该厂生产分炼铁、炼钢、轧钢三部分，采用　的各种机器设备有３２种。炼铁部分有大炉１座，吊　机１台，汽炉５座，大风机３台，热风炉４座；炼钢部　分有钢炉、风炉各２座，焊铁炉、汽锤轧轴各１座及　机架、扇风机、炭铁炉、溶铁炉、钢板汽炉等；轧钢部　分则有水机、锯条、大剪床各１座，钢炉、风炉各２　座。再如民营企业家华之鸿创办的民用工业企业　——贵阳文通书局，其印刷、铸字排版、装订都是从　日本引进的全新设备。在印刷方面，有对开机４部，　四开、六开机各２部，圆盘机４部；铸字排版方面，有　全套电镀制模纸型、踩炉２部，手摇炉２部，书边铅　条刨床２部，切铅条刀１部，１至６号汉字铜模，１至　５号外文（日、英文）铜模及标点符号、大小花边等；　装订方面，有切纸刀、切书刀及洋装圆背、烫金、打排　眼、挂线等各种机械。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把　中国经济导入了战时轨道，在实施工矿企业内迁的　同时，制定了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许多工厂、资　金、设备、人才由东向西转移。据不完全统计，仅　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３９年，从上海、南京、长沙、汉口、衡阳、　桂林、江西等地迁移到贵阳的大小工厂即达１０１家。　此后，又有不少工厂陆续迁黔，使贵州近代工业在抗　日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得到了飞快地发展。１９３８年，　贵阳电灯厂更名为贵阳电厂，不断增资，添置设备，　到１９４５年，发电量己达１０４０千瓦。与此同时，遵　义、安顺、兴义、贵筑、惠水、息烽、镇远、清镇、普定、　马场坪等中小城镇，也纷纷办起了小型火力发电厂。　１９４４年，国民党兵工署在桐梓天门河兴建了贵州第　一座水力发电厂，装机容量为５７６千瓦，机组设备全　部由美国进口。电业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工业　的发展。在此期间，贵州的机械、化工、卷烟、水泥、　棉纺、造纸等工业也大有起色。总之，这一时期贵州　的物质文化有着较大的发展。　在制度文化方面，鸦片战争后，贵州社会已由封　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贵州虽未被西　方列强占领，但资本主义的影响却无处不在。这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清朝政府因战败而被迫支　付给西方列强的巨额赔款，通通转嫁在全国人民身　上，贵州作为全国的一部分，自然也难幸免。二、西　方列强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　中国取得了设厂权和开矿权，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　缎，英国产的标布、大呢等充塞了整个市场；除贵阳　外，安顺、兴义、新城（兴）、遵义、独山等地，也成了　洋货的重要集散地。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极大地　影响了贵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四、鸦片战争后，西方　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在贵州不少地方建立教堂汐　国传教士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侵田霸地，奸淫　妇女，进行种种不法活动。在西方列强对贵州进行　侵略的同时，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也随之加重了。　沉重的田赋地租、繁杂的差派徭役、各种各样的苛捐　杂税。压得贵，ｋｌ、１人民喘不过气来。广大农民即使在　正常年景下也只能勉强进行简单再生产，很少有能　力扩大再生产。西方列强的疯狂掠夺和地主阶级的　残酷剥削，使得他们大批破产流亡，在死亡线上挣　扎。在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高举义旗，展开　了英勇顽强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轰轰烈烈的成同　农民起义，震惊全国的“青岩”、“开州”、“遵义”教　案，以及声势浩大的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就是这种　斗争的真实写照。　在精神文化方面，虽然传统的精神文化还在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现代文化已经初露端倪。在教　育上，１８９７年，贵州学政严修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　冲破藩篱，办起了学习西学的经世学堂，为贵州培养　了一批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不久，贵州巡抚又　将所属书院、义学一律改办为中学堂、小学堂。在设　置的课程中，虽然还有“忠君”、“尊孔”等传统方面　的东西，但已有不少传授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　的内容。民国以后，贵州的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中等　教育、师范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民族教育、社会教育　等又有新的起色。１９２６年，贵州大学创办，接着，贵　州农工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医学院相继建立，　贵州的高等教育初具规模。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　私立大夏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　程学院、湖南长沙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江西中正医　学院、国立广西大学等大专院校纷纷迁来贵州，增强　了贵州教育事业的势力，为贵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做　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贵　州的传播。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　贵州一些在外求学和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如邓恩　一４１—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铭、王若飞、周达文、龙大道、周逸群、旷继勋等，通过　各种渠道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创始人或早期共产党员。随着在外共产党员和　革命者的还乡或与家乡的联系，以及进步报刊的发　行、革命书籍的流传，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贵州本土上　生根发芽。二十世纪２Ｏ至３０年代，中国共产党在　贵州的地方组织相继建立。３０年代，红七军、红二军　团、中央红军进军贵州，马克思主义在贵州本土上就　已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贵州产生了巨　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给贵州人民带来了新的世　界观，而且为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　动力。　这一时期，贵州的新闻出版事业蓬勃兴起。白　１９０６年遵义《白话报》诞生后，《黔报》、《西南日　报》、《贵州公报》、《商报》、《铎报》等相继出现。抗　战爆发后，办报之风更是兴盛，其中以《中央日报》　（贵阳版）、《贵州日报》以及外地迁来的《大刚报》、　《民报》、《力报》等发行量较大。据不完全统计，民　国期间贵州报纸竟有４００种以上。在这些报纸中，　有日报，也有三日报、周报、旬报、半月报、月报；有官　办的。也有民办的。期刊有《贵州官报》、《自治学社　杂志》、《贵州政报》、《南明杂志》、《达德周刊》等。　抗战时期刊物更是不少，其性质涵盖了政治、经济、　军事、文艺、科技、学术诸方面。这时期，文通书局还　出版了不少教材和书籍，大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　世界。　在文学艺术上，这一时期，传统文学还大有市　场，先后有姚华的《弗堂类诗稿》、杨恩元的《三不惑　斋诗文集》、杨兆麟的《宁拙诗集》等诗作问世。与　此同时，新文学有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蹇先艾的　散文小说集《朝雾》、《还乡集》、《酒家》、《乡间的悲　剧》，谢六逸的散文集《水沫集》、《茶话集》，段雪笙　的中篇小说《两个不幸的友人》、《女护士长》，王启　霖的中篇小说《狂雨》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贵　州的音乐、舞蹈、戏剧在这时期也发展得很快。值得　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贵州地下组织在抗日战争时　期领导的筑光音乐会和沙驼业余剧社。这些艺术团　体，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以音乐、戏剧等艺术为武器，　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在贵州文化史上留下了光　辉的篇章。　四、贵州本土文化的成熟期（公元　１９４９年——）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　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贵州本土文化的发展进　入了成熟期。其主要标志是贵州本土文化进入到了　社会主义文化的快车道。　社会主义社会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而建　一４２一　立起来的，它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现代化的工业、农业　和科学技术。新中国建立后，贵州的物质文化得到　了迅猛的发展。在农业方面，随着生产条件的逐步　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不仅种植业发展很　快，而且林业、畜牧业、乡镇企业和渔业也都有很大　发展。这突出表现在：（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　增强，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２００４年，全省农业总　产值达到５２４．６４亿元，是１９４９年的８１．５倍。粮食　产量达到１１４９．５８万吨，是１９４９年的４倍。其他的　如油料、肉类、水产、水果等农副产品的产量也有大　幅度增加，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提供了物质保障；　（２）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非农产业占农　村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很快；（３）农业产业化经营迈　出了新步伐，全省各地通过龙头企业带基地，培育和　发展了一批经济实力强、科技含量高、市场覆盖面　大、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农产带动面大的龙头企业，　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区域性特色产业和名特产品；　（４）乡镇企业异军突起，２Ｏｏ４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　达到２２２．６万人，为推进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　农民稳定脱贫奔小康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５）农　业基础实施建设日益完善，加快了土地综合整治，加　大了“三小”水利、节水灌溉、“坡改梯”、中低产田改　造、洼地排涝、沃土工程、“渴望工程”、人畜饮水等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６）农业科技水平　不断提高，初步建立起了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的农业科研投入体系，加快了农业科技　的创新和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　在工业方面，经过新中国建立后十多年的发展、　特别是三线建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贵　州己建立起以卷烟、名优酒为特色包括食品加工、纺　织等十多个行业门类的轻工业体系；以煤电结合、水　火互济的能源工业体系；以地方资源开发为依托包　括冶金工业、黄金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在　内的原材料工业体系和以国防科技工业技术优势为　基础包括航天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工业、汽车工业　和民用机械工业在内的机械电子工业体系。２００４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１２４９．７０亿元，是１９４９年的５４７　倍。　在基本建设方面，扩大了固定投资的规模，仅　２００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达到了８６９．２５亿　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４７７．８３亿元，更新改造１５２．　３３亿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省的交通运输已很　畅通。铁路方面，建成了黔桂、川黔、贵昆、湘黔、南　昆、内昆铁路段六条铁路干线和与之相连接的一些　省内支线、专用线。公路方面，到２００４年，公路通车　里程达到了４６１２８公里，等级公路里程达到了３３８３２　公里。民舫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贵阳磊庄、龙洞堡　机场和铜仁、兴义、黎平等机场，开通了全国各地以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及香港、曼谷的航线。与此同时，邮电通讯发展十分　迅速。无线电事业如１７１中天，广播电视遍及城乡，　２００４年，还完成了“数字贵州”建设的研究和编制工　作，以政府信息、市场信息、产业信息、企业信息、农　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主　导地位，共产主义信念不断深入人心，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　业信息、公共信息等重点领域的信息资源的开发利　用初具规模。邮政通信更加方便、快捷、安全，由火　车邮路、汽车邮路和水运邮路构成的邮政网络已经　形成，经济效益正在稳步提高。进入２ｌ世纪后，在　中央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贵州的基本建设更是　如火如荼。在能源工业建设方面，贵州充分利用自　身具有的水能和煤炭相结合的水火互济的能源优　势，实施“西电东送”工程，兴建了一批大型水电站　和坑口火电站，到２００４年，全省６０００千瓦以上电厂　全年发电５８８．３亿千瓦时，电网统调机组发电５６８．１　亿千瓦时，外送电量１２９．７８亿千瓦时。在原材料工　业建设方面，贵州利用自身矿产资源丰富、能源和矿　产资源组合良好的特点，建成了一批以矿产品、有色　金属、黑色金属、化工原料及制品、建筑材料为主的　骨干企业，原材料的生产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与此同时，贵州的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正在全面展　开，全省各族人民正在积极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努力　把贵州建设成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屏障。　与物质文化建设同步，制度文化的建设也取得　了重要的成果。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接管并没收了贵州的官僚资本，建立　了人民民主政权，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任　务。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全省开展了对个体农业、个　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　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这时起，贵州同全国一　样，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贵州加快了制度文化方面的变革，其中以经济　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最大。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　在农村展开的。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　经营责任制，揭开了贵州农村改革的序幕。紧接着，　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开。通过改　革，经济体制的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在所有制方面，过去单一的公有制，改变为现在的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在　分配方面，从单一的分配制度，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　主体、以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ｉ在计划体　制方面，过去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计划　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　同时，政治体制和科技、教育等体制也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改革。总之，制度文化建设的成果，进一步促进　了贵州社会的整体发展。　随着物质文化建设的发展、制度文化建设的深　入，贵州的精神文化出现了新的面貌。在思想文化　方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方式、审美情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教育方面，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接收了原　有的学校并对之进行了初步改造，较快地恢复了教　学。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全省教育事业取得了长　足进步，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人口的文化素质有　明显提高。到２００４年，已有小学１４２５７所，九年一　贯制学校４６３所，普通初中１７２０所，普通高中４５２　所，中等职业学校２２１所，普通高等院校３４所（其中　本科院校ｌＯ所、专科院校２４所）；小学适龄儿童入　学率达９７．７６％，在校大学生１７９８５２人，硕士生　４３ｏ５人，博士生１５２人。　在科技方面，经过新中国建立后半个多世纪的　发展，贵州己形成一个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科研开发　与科技管理服务相结合，包括独立科研院所、高等学　校、企业技术开发机构、民营科技企业、农村技术网　络在内的科技体系，拥有一支素质较高、基本能适应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技队伍。到２００４年，贵　州已有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７３个，　从业人员总数５７１１人，其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３５１４　人（含科学家工程师２０１８人）。“双低杂交油菜油　研七号”、“陶瓷真空灭孤室”、“带式高速包刷分拣　机”等科研项目引人注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　与此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也发展了起来，哲学、史学、　文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城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出　现了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　在文化事业方面，解放五十多年来，贵州的文化　事业虽然遭受过挫折，但从总体上来说取得了显著　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贵州的文化事业出现了　崭新的景象。在文学上，２０世纪５０—６ｏ年代，贵州　作家创作了小说《风波》、《小姐妹们》、《山里的声　音》、《侗家人》和诗歌《饮马乌江河》、报告文学《挡　不住的洪流》等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改革开　放后，作家思想得到解放，他们以高昂的创作热情，　创作出了小说《乡场上》、《良家妇女》、《麻栗沟》、　《天国恨》、《蹉跎岁月》和诗歌《呼声》等有相当影响　的优秀作品。在艺术上，音乐、美术、书法、摄影、戏　剧、杂技等艺术门类成绩斐然，在国家各类艺术的评　奖中多次获奖。在群众文化上，广播、电视走进了千　家万户，文化馆、图书馆、阅览室遍及城乡，群众体育　得到了蓬勃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正在稳步进行，　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正在不断提　高。　［责任编辑：王梧］　一４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