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代云芳
来源:《文学教育》 2012年第3期
内容摘要:2006年至今,邹建军先生在《文学教育》上以从未间断、每月一篇的诗歌批评,撼动着当代较为沉闷的新诗评论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以邹先生发表在《文学教育》上的系列诗歌批评为个案,结合其诗歌研究与访谈,梳理了邹建军先生的基本诗歌主张与诗学观念。
关键词:邹建军 诗歌批评 《文学教育》
2006年至2011年,邹建军先生在《文学教育》上以从未间断、每月一篇的诗歌批评,撼动着当代较为沉闷的新诗评论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篇名为《我们应如何从事诗歌批评》的访谈录中,他提出融合中国传统批评模式与西方诗歌现代批评模式的三点要素:首先,诗歌批评要建构在阅读印象的基础上;其次,诗歌批评也有对于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运用;再次,诗歌批评要进一步探讨具体诗歌作品特点,及其艺术风格背后的成因。这三种诗歌批评的要素,无一例外地被身体力行于他卓越的诗歌批评实践中。在谈到第一要素时,他曾以在《文学教育》上发表的系列诗歌批评为例,很自信地说了一段话:2006、2007年,我发表在《文学教育》每一期上的诗歌评论,往往就只是对具体作品的一种分析与说明。法国文学批评家弗朗斯认为“批评”是灵魂在作品中的“冒险”;我之诗歌批评,就是我对诗作的阅读经历的一种记录,也是我的情感与诗作产生共鸣的一种记录。
本文以其发表在《文学教育》上的系列诗歌批评为个案,结合其他诗歌研究与访谈,梳理其基本诗歌主张与诗学观念,探索“情感与诗作产生共鸣的一种记录”是如何发生与如何构成的?
一、审美细读:诗歌批评的发生基础
在一篇名为《诗歌之树不会消亡》的访谈中,他认为自己在诗歌品读与感悟中所采取的最独到方式就是“文本细读”。因为诗歌是一种内在化的文体,并且是一种特别讲究形式感与艺术要素的文体,的确需要进行个人式的品读与欣赏。也正是因此,他总是力求从文本中读出其中所蕴含的味道,发现文本中存在的一些新信息与新美质。文本细读是一种语义分析的方法,主要为英美新批评学派所采用。“细读”是指对文学文本,尤其是对文本的语言、语义做出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以此来理解和感受文本中的深层蕴意,从而探索诗人的写作意图。钱锺书先生的《宋词选注》,就是细读分析的典范。而邹建军先生在从事诗歌批评的时候,往往以对于文本的审美细读为基础,因此,在他发表的每一篇诗歌批评中,往往都有着全新的思想与艺术发现。
先生诗歌批评是建立在审美细读的基础上,对于诗歌的语言与语义进行细致勘察,做出详尽分析与解释,视域与视线和诗人的主体意识无限靠拢,从而做出客观真实的评价,获得可靠的结论。这样的例子可以随手拈来。在评论胡弦组诗《心中的尘土》的“相对性”特点时,他就细心地指出:“在《傍晚的雨》中,有‘山顶’就有‘山脚’,有身外的‘雨’在下就有口中的‘话’在说;在《公交车上》里,有‘画匣子里的小姐’就有自己的‘情人’,有‘马达’就有‘心脏’,有‘陌生人’就有‘仙人球’,有‘红灯’就有‘绿灯’。这样的具有相对性的事物与人物的出现,往往给诗带来一种少有的哲理性思考。”他对于文本的品读之细之精到,由此可见一斑。他通过细读对于诗歌的内在结构有更深层的理解与思考,将普通读者不易察觉的相对性事物与人物找出并加以罗列,使人一目了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观点,也就很容易去抓住其固有的本质与诗人的追求,就是其深层的创作意图。在对诗歌文本审美细读的同时,
先生能够深入诗作的内髓,提炼诗歌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无疑是可信的与真实的,也是最具说服力的。
审美细读来自于西方,然而中国古代也有十分精到的诗歌与小说评点,其实也是细读的一种方式。先生以自己对于中西文学批评方法的了解,提出诗歌批评的重点在于对诗人诗作的研究,诗歌批评的起点在于对具体诗作的审美阅读,并且多半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细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读他的诗歌批评没有发现一句假话与空话,都是建立在自己的阅读感受与体悟基础上的分析与阐释。那些大而空的所谓的诗歌批评,那些没有观照文本的诗歌研究论文,想当然地就提出一些所谓的新理论与“历史印象”,究竟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二、地理要素:诗歌批评的重要切点
近年来,邹建军先生提出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及其实践,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他倡导建立一种从地理角度研究文学的学科——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突破口。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将这一批评方法应用于诗歌批评的操作实践,由于切入的角度富有新意,对诗歌的感受更为独特,对诗歌作品的理解更为深切,对诗歌作品的发现更为深厚。
在评价湖北青蛙组诗《在与瓦镇有关的日子里》,他明确地指出:“‘地理影像’是我最近提出的一个文学批评术语,作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用来解说作品里与自然地理相关的意象与形象。诗人笔下存在大量的与瓦镇相关的意象与形象,……如果诗人在少年时代没有对瓦镇地理环境与自然风物的仔细观察,不可能在数十年之后再度回忆起来;如果诗人没有自然地理留给他的深深记忆,其组诗也许就只是流于一种自我抒情而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拥有丰厚而有价值的地理信息。”先生将自己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最新思考,毫无保留地应用于诗歌批评的实践中,他将“地理影像”的概念与湖北青蛙诗中的瓦镇意象相联系,从而追根溯源探寻诗人的故乡记忆,再以此为基础,反观组诗的艺术特点,从而做到对诗作进行新颖的剖析与价值判断,这种批评思路在前人的诗歌批评中是少有出现过的,因此更突显出他诗歌批评的开创性价值。
先生不仅将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应用于诗歌批评中,也在批评具体诗歌作品的同时,也在思考文学地理学批评构建中的相关问题。在评价大解组诗《在旷野》时,他这样分析道:
“《在旷野》从一个人的角度观察自然界的种种变化,以生动而多彩的笔触呈现了一幅一幅彩色的画面,表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神性关系,抒写出一个当代诗人对于世界的过去与现在的思考,是一组优秀的自然地理诗篇。”可以说,对于地理因素的提炼与思考,贯穿于先生每一篇诗歌评论里,也体现在对诗作中自然元素的关注上。在评价沙马组诗《隐秘的火焰》时,就认为:“此组诗的最大特点,就是给我们展示了中国西部民族比较原始的生活理念与比较原初的情感形态,当然主要是以种种自然风物来展示的。”先生对于诗歌中的地理因素拥有着天然敏锐的触角,他善于从诗歌中捕捉地理要素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点,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对诗作进行深挖、探索,使其诗歌批评与当代其他诗歌批评家区分开来,别具一格,自成体系。
先生还有志于创立当代中国的自然山水诗派,为中国新诗的成长探索新路。在分析叶丽隽组诗《星夜的教育》时,他就曾指出:“自然山水诗的写作有许多讲究,想当然地写一点风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自然山水诗。自然山水诗要有自己的独到性与深度,除了对自然世界的仔细观察与自主发现之外,还要有自我的人生体验与审美感受。……组诗中的每一首诗都能够说明:自然风景描写与自我人生想象的高度统一,是自然山水诗人需要特别关注的。”先生所想要创立的当代中国自然山水诗派,不是由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山水诗人所构成的,这里有着他独特的要求,“有许多讲究”意即在此。他在对诗作进行评论的同时,也对诗人寄以希望,探讨什么样的诗才是真正的自然山水诗,怎样才能成为自然山水诗人,认为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先生并非只是对诗歌与诗人进行批评,而是同时以诗歌批评为阵地,探索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并
为创见新的诗派进行尝试。诗歌批评不再仅仅依附于诗歌而存在,而是直立起来,拥有自身的生命与活力,并能观照诗歌创作本身,为以后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发展提供帮助、指引道路。
一种批评方法的采用,其前提是作品里存在相关的种种要素;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运用,也在于其所评诗作里存在相关的地理因素,从此意义而言,他对于一系列诗歌作品的地理分析不仅是可以成立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从具体诗歌作品里挖掘种种地理要素,以此探讨诗作的产生与诗人的意图,以及它在诗歌的思想与艺术建构上的意义,开辟了中国新诗批评的一种新途径。以此同时,强调自然山水诗派的建立方式与建立目标,对于当今世界所面对的生态问题以及人类所面对的生存问题,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意象聚焦:诗歌批评关注的脉位
邹建军先生在诗歌批评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自1983年以来,他撰写了近百篇诗歌批评,在批评界与诗歌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是当代杰出的诗歌批评家。1999年,其论文《意象与汉语的诗性特质》获湖北省文艺论文奖;2002年,其系列论文《诗歌意象研究》获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可以说,对于意象的关注与思考,构成了他诗歌评论的重心。
首先,他强调意象对于诗歌艺术的重要性。他认为“意象是构成诗歌本体的最基本要素”。毫无疑问,先生对意象之于诗歌重要性相关问题的思考是建立在成千上万诗歌文本的细读基础之上的,意象价值的强调,对于诗歌本体的挖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评价莫卧儿组诗《北京的微风》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写道:“意象是诗歌艺术的本质所在,离开意象的呈现,诗歌的本体也许就不存在。许多意象特别新鲜与灵动,显出了诗人对于人生独到的发现与对于生存的丰富想象。”先生对于意象价值的思考不仅从微观出发,建立在对文本中意象的细致搜寻分析之上,也有从宏观出发,攘括古今,探寻意象的重要意义,在评价海男组诗《母亲的权利》时,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样的诗歌现实,让我更加相信诗就是一种意象艺术,无论古今,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体现在独立的意象的创造与经营上。诗不能长篇大论,也不能叙事与写景,主要是以意象的方式象征性的表达自己的印象与感觉,在印象与感觉中来表现自己的情感与思想。”
他提出诗人要注意意象的独创性:诗要以意象说话,一切的诗情画意都要以意象的方式进行呈现,但每一个意象的独创性则是其入诗的基础。就意象的呈现方式,他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在评姚江平组诗《风在吹我》时,他如此写道:“此组诗特别讲究意象的景内组合,意象是诗歌艺术表现中最基本的一种元素,但意象组构却存在不同的方式,并以此形成不同的艺术格局。”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说明他对意象在诗作里的呈现艺术,进行了深刻、全面、辩证地探索。其结论是:“诗的大小不在于它的体积,也不在于它的题材,而在于其是否有真的诗情;真的诗情来自于诗人自己对于自我生命的体验,同时也来自于对于世界的观察与自然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诗的意象自然呈现与自然发展;如果有了诗人自己发现的意象,那诗的艺术就成功了一大半。”作为一种文体的诗歌,其构成要素无疑是多种多样的;然而,意象既不是诗的内容,也不是诗的形式,它对于诗歌艺术而言却居于核心位置。这是对于诗歌艺术真理性的认识,中外诗歌特别是抒情诗莫不如此。先生根据自己的意象理论所从事的诗歌批评,正是把准了诗歌艺术的脉位,切实、准确、深入、到位,可谓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空谷足音,天外惊雷。
自1985年第2期《四川大学学报》发表关于鲁迅诗歌的批评以来,邹建军先生长期关注中国新诗的发展,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批评,对于诗人的研究精深独到,对于诗歌的评析精辟透彻,对于诗歌现象的分析入木三分,在中国诗坛独树一帜。六年来,他在《文学教育》上发表系列诗歌批评,每年12篇,一共72篇。每一篇固定的评论篇幅,固定的诗歌作品篇幅,但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他的追求,体现了当代中国诗歌批评的前沿性与探索性。在其诗歌批评里,既凝视人间的爱情,也忧心农村的问题;既品读人生的哲理,也关注自然的生态。在批评视角延展的
同时,他也有着注视的重点,即对诗歌地理因素的重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诗歌批评的实践中,逐渐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批评体系,对于意象的聚焦与思考就构成其诗学观点的核心。其对于诗歌意象的思考与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无论是未来中国的诗歌批评实践,还是未来中国的诗歌创作。纵观当代诗歌批评,在感叹文学事业发展迅速的同时,也不得不正视仍然存在的问题:一是空洞,许多诗歌批评忽视诗歌文本的重要,通篇难见批评的对象,脱离文本实为大忌;二是吹捧,诗歌批评不去批评,一味吹捧,不以客观的态度评价诗人、诗作,失去了诗歌批评本身的意义;三是过于推崇西方批评理论,沦为西方奴仆,用理论套文本而迷失传统,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界似乎都是如此。反观先生的诗歌批评,我们会发现他正以个人的力量加以对抗: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使诗歌文本成为最稳固的基石;客观地评价诗人,遵从自己对于诗歌的原始体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以真诚的态度与作者、读者交流;在借鉴西方批评方法的同时,不移本志,联系中国古代的批评方法,关注意象不偏不倚,从而做到中西合璧。这也是为什么其诗歌批评得以在中国当代浮躁批评界独树一帜,犹如清风一阵拂面而来、令人神志清醒的原因了!
参考文献:
王娜:“诗歌之树不会消亡——邹建军教授访谈录”,《华年》3(2007)。
代云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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