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

【内容摘要】\" “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之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传播是人类确立自我意识，人类社会活动得以建立共同的行动范式，具有共享的文化意义的前提，是人类历史文化赖以建立、生成和延续的基础。传播通过意义的构建活动，建构人类社会文化。传播观念的变化、技术的革命、制度的变迁，直接影响到人类文化的结构和形态。因此，对传播问题的考察，如果仅限于对信息传递的物理运动进行观察和描述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的老路上去，考察传播的本质问题。所以，我们仍然不得不追问“ 什么是传播” 这类基本概念的内涵，解答什么是“传播的意义”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我们反思传播的本质，以建立传播学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 传播；意义；意义构建；传播视阈；社会整合

“什么是传播？”每当我们追问这一问题时，人们总会从各自认识和实践的不同角度出发,做出各种不同的回答。归纳起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基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传播是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流活动。如有学者认为：“所谓传播，即传受信息的行为（ 或过程）。”! 也有学者表述为：“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把这两类定义结合起来，就会看出，首先，传播活动是一种“信息交流”；其次，这种信息交流活动是

在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它是一种“ 社会化” 的活动。那么，从“信息交流” 和“ 社会化” 两个视角出发，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讨论“传播的意义”问题。 毋庸置疑，传播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它所依托的中介或载体是“ 符号”，人类传播活动就是一个不断地将意义“ 符号化” 和“ 解符号化”的过程,也就是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 编码# 解码” 的构建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符号的意义就构成了传播的全部内容。“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就是传播的“ 意义”的运行过程，传播的实质就是意义的生成、构建与交流的过程，在这个层面上理解，“ 意义” 就是传播的本源性问题。因此，要回答“ 什么是传播” 的问题，我们就深入到传播的基底，首先就要明了“ 传播的意义” 的实质问题。要探讨传播的意义问题，我们必须要在传播与 意义的构成关系中才能澄清。那么，什么是传播的意义？如何理解传播的意义？传播的意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其实就构成了对传播问题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和追问。这种追问就构成了传播学科建立的基础性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本文就立足于传统哲学理论对意义问题的基本阐释，试图从传播与意义构建、传播与社会历史视

阈、传播与社会整合、传播与人的本质等问题入手，分析传播的意义问题。 一、传播与意义构建

作为人类活动的传播，可谓丰富多彩。就传播现象而言，传播活动是人们相互沟通、传达指令、享受娱乐、展开讨论、获取信息的日常行为。无论我们选择传播现象的任何层面对其进行考察，把它理解为由传到受的线形过程，或是该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还是这些关系的复杂构成，以及这些构成的不同模式，直至影响这些模式的社会权力系统，但总有一点是我们始终无法回避而必须确认的，那就是在复杂多样的人类传播活动中，相伴始终的是“意义”的动态活动过程。就此意义上看，我们认为，所谓传播，就是人类社会构建意义的基本活动和过程。我们既然把传播理解为意义的构建活动或过程，那么，究竟什么是意义？其实，对意义问题的探讨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想“ 语言学转向” 的重要标志。按照意义

理论的理解，“意义体现了人与社会、自然、他人、自己的种种复杂交错的文化关系、历史关系、心理关系和实践关系”。“大到历史事件、自然现象、科学理论、文化产品，小到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甚至一个眼神，无不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是人类交往的纽带，文化传播的桥梁，

自我理解的媒介。没有意义，人类社会不但无法继续下去，而且也无法存在。因此，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意义的社会”。$简言之，意义体现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人对世界的认识、理解和构建，它具体体现为人类思想传递和交流载体的符号系统。

“意义”理论的奠基人弗雷格认为，我们用来表述世界对象的“符号”，不仅包含有指称的对象（ 外延），而且还有其特定的意义（内涵）；符号的指称的对象涉及的是真假，而符号的意义涉及的才是内涵，在意义中包含了符号出现的方式和语境。因此，符号的指称是它的真值，符号的意义是它的思想。也就是说，任何表述的符号系统，都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即指称和意义。指称即是指真实的对象，意义则是基于对象的解释和思想。这就是说，不同的表述虽然指称的是同一个对象，但表达的意义却有可能完全不同。我们把人类传播活动理解为意义的构建活动，其逻辑出发点在于把传播活动看作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在这 个作为人类的基本活动中，其核心则体现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而人和世界的关系如何构建起来呢？这就体现在“意义”的构建。正是意义的构建，人和世界的关系才得以建立和确认，而作为意义的构建活动显然是由广义的人类传播活动来实现的。自然而言，作为传播活动中的意义构建则是我们研究传播问题的逻辑起点。传播活动既然是人和世界的关系的意义构建活动，那么，其中就包含着很重要的认识，就是传播是一种精神交往活动，而精神交往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性的意义的生产和生成。对于人和世界的关系的意义构建问题，其认识 出发点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的有限性。康德的先验哲学主张，我们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始终是有限的和建构性的。我们只能运用我们的知性，认识我们感知到的世界。而对于超越于我们的感知经验的世界，我们只能思维它，而不能认识它。因此，人们对世界的意义只能是构成性的，这种意义构成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康德就明确指出，物体自不可知。康德的思想，就为人类的认识问题限定了明确的认识区域，也是意义问题的理论基 础。既然世界的本质无法把握，有限的人类理性只能通过构建意义世界来描述世界。因此，意义世界作为人和世界的关系的中介，它通过一套完备的象征性符号系统，建立了特定的话语系统，从而描述和构建人类的社会。因此，传播作为人和世界的意义关系构成的基本问题，其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也就是其属性分为表层和深层。就其表层形态来看，它是意义构建生成的负载和中介，而就其深层含义看，其本质则是意义本身。但是，长期以来，传播学研究领域对传播问题的认识，就具体的传播现象的构成研究较多，而对深层意义构建关注较少。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James.w.carey）把美国./ 世纪以来对传播观念的认识总结为传播的传递观 (a transmissionview of conmunication) 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lview of conmonication) 两大主要倾向，相较而言，传递观的研究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他认为,所谓传播的“传递观”，即把传播活动理解为“ 传递” 这一认识，认为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传播的“ 仪式观” 则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在对这两种传播观进行考察后，他指出：“传播是一种

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 和转变的符号过程。”!显然，他在这里很明确地指出了传播的两种属性，即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和作为意义构建的本质。既然传播包含着这样两种属性，那么，我们对传播问题的研究也应从这两方面展开，即传播模式研究和传播的社会意义研究。就目前的研究看，相对而言，较多地展开的是对传播作为信息传递的基本模式的研究，而对建基于信息的流动基础之上的以意义研究为核心的文化生产活动关注较少。但是，忽视了的部分恰是传播的核心问题。因为，就人的世界的意义上看，信息的物理运动并不是传播的核心，仅仅是传播的过程和形式，信息流动是传播的载体；但在这种流动中，意义不断构建和生成，这就是传播的本质。传播的本体论问题，实际上就是意义的构建问题。传播活动是人类建立自身社会象征世界的基础和动因。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传播通过意义的构建，从而建立了人和世界的意义表征关系。他指出：“ 表征是通过语言生产意义。”\"霍尔主张，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我们既能指称“ 真实” 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意义表征不仅反映描摹真实的“现实”，而且还能够确立人们通过想象建立的世界。但是，事实上，人们通过传播建立的意义世界，其实根本无法准确、真实、原原本本地反映现实，它只是基于语言的意义建构。对此，霍尔认为，表征包含两个系统：第一是概念或表象系统；第二是语言系统。因此，人类的意义建构，首先必须存在共享的概念系统，同时还必须拥有作为进入概念系统的通道的语言系统，他们共同创造了人类的文化意义构成。霍尔的这些理论观点，给我们指出了传播的意义的核心和实质。总的来看，他关于“表征” 论认识是建立在语义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的，他通过表征概念，给我们准确地描述了传播的意义构成的基本情状。传播的意义是构成性的，传播的意义构建是多元化的活动。就信息传递过程来考察传播活动，传播往往被简化为信息意义的线性传递，但我们看到，正是在这种线性传递的深层，却包含着传播的社会和历史内容。传播活动的主要的构成因素是传播主体与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主要包括传播者和受传者，传播环境主要是传播主体存在的情境意义，包括社会的和历史的意义。在线性的信息流动过程中，传播的意义不断生成或湮没，但因情景意义的不同，就有可能使得传播主体构建不同的意义，这样，传播过程就表现为意义不断增减的构成过程，而这种意义的增减显然就不再是线性的构成了，而是包含着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场域”。这就是斯图亚特·霍尔所称之为的“意义的地图”，他说： “ 符号归属于‘ 意义的地图’，任何文化都归类于其中，而所有的社会意义，实践与效用，权力和利益，都被‘ 写入’ 那些‘ 社会现实的地图’。”#随着对传播过程中受众作用认识的不断加强，受众处于传播的中心地位。以往的受众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受众对什么样的信息的选择，但是，在意义的构建活动中，受众对信息的意义不仅仅具有选择性的决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传播的主体的受众，其对信息的接受不是被动的、盲目的，而是构建性的。也就是说，受众立足于他所处的传播情景和传播视阈，接受的信息也正是他所感知到的和想要感知的信息，他对信息的意义具有明确的构建性。所以，受众不是接受，而是构建信息，也就是构 建意义。由于受众的传播情景和传播视阈的差异，这样，受众对意义的构建就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同一个信息极有可能在不同的受众那里构建出不同的意义来。同样，作为传播主体的传播者，也会给予自己的传播情境对信息进行构建。这正如解释学理论认为，对意义的理解具有多元性，在传播中就具体表现为意义构建的丰富性，因此，对意义的理解其实正是对意义的构建。那么，对传播的意

义构建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传播主体所处的传播环境，传播环境就是传播意义的文化性，具体包括传播的社会情境和历史视阈。 二、传播意义的文化性

传播作为意义的构建活动，意义又源于何处？它又受制于何种因素？这就要我们进一步追问和考察传播意义的生成和来源。传播意义的构建基于传播环境，传播环境对传播意义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传播意义的文化性特征上。英国 传播学者爱德华·#·霍尔就指出：“ 人无论从何种角度，总会发现信息系统的一个普通特征，即意义（ 期待信息接受者所获得的东西） 由下列因素组成：传播、接受者背景以及按预定程序做出的反应、情景。（ 我们将后两种因素称为内在语境及外在语境） 因此，接受者实际感知的东西对于理解语境的性质至关重要。生物体所感知的内容受到了四个方面的影响———地位、活动、环境及阅历。 但对于人，还必须加上另一个关键的方面：文化。”! 就此，我们认为，传播意义的文化性特征，则主要关涉到两个因素，即传播意义的社会情境与历史视阈。传播的意义是复杂的构成，以往对意义问题的研究，无论是语义学，还是符号学、解释学等理论，在意义问题上，都承认其构成的复杂性。对于意义的复杂性，以符号学为代表的意义理论，往往受制于符号自身的局限，在考察意义的构成时，很容易忽视符号以外的历史、文化等因素的构成，过于集中地分析符号本身的意义，这显然是不够的。同时，我们考察传播意义的构成时，也要防止陷入多元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这种观点虽然认识到历史情境的多元化特征，并进而界定传播意义理解的无限可能性，但是，同时又认为传播的意义是无法把握的存在，这也是不可取的。传播的社会情境与历史视阈，就构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意义世界，这种意义世界首先表现为文化特征，因此，传播的意义是在特定的社会与历史文化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传播的意义系统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始终受制于一定 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意义的传播是在特定的文化中的构建。传播的意义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历史视阈，它随时对社会和历史开放。传播活动的发生，就是意义由一种文化情境向另一文化情境的变动，它是社会的，也是历史的变动过程。就意义的构建而言，作为传播主体的信息传播者和受传者，都处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历史视阈中，也就是说，他们对意义的传播和接受，都受 制于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传播者依自己所处社会情境和历史视阈组织意义，而接受者则依据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历史认知意义，他们对意义的传播和接受，始终都是构建性的，这种构建性则受制于他们各自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历史视阈。关于传播的意义构建的文化性，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认识思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于意义构成的理解问题，这种理解也就是意义的构建和交流，也就是宏观意义上的传播。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文本“ 并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例如，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 作者也许是完全不为读者所知的）———而是参加到文本与我们所做的交往之中的问题。”\"伽达默尔进而提出“视界融合”的核心思想，正是通过视界融合，意义理解的主观性和历史性得到统一，个体的意义和社会的意义得以统一。所以，正确的理解必须消除成见，放弃自己的视阈而进入他人的视阈，而理解只能在“ 成见”（ 即社会意义）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理解和解释就体现为自己的视阈与文本的视阈相互融合，通过融合而获得一种新的视阈。这种融合，在对话中构建，变动不居。因此，传播的意义就是传播主体的意义立足于各自的“ 成见”———包含社会 情境和历史视阈的文化环境———的视阈融合，也就是意义的构建。在传播意义的构建中，传播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历史和现实之间，都形成了

统一的整体，这一基础和前提是文化情境。此外，关于传播的意义建构和文化的关系，英国文化学家斯图亚特·霍尔也明确指出，正是“文化的循环”才建构了意义。他说：“ 意义产生于何处？我们的‘ 文化的循环’ 表明，意义事实上产 生于几个不同的场所，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文化的循环）被传播。意义就是赋予我们对我们的自我认同，即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 归属于’ 谁的一种认知的东西———所以，这就与文化如何在诸群体内标出和保持同一性及其在诸群体之间标出和保持差异的各种问题密切相关。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我们所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出来，并得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文化与意义的最得天独厚（ 尽管常常是最被忽略）的场所。”#显然，处于同一文化传播背景中的成员，必然共同享有各种系列的概念、形象和观念，正是这些共享的意义，才使他们能够思考、感受和解释世界。霍尔把这些称之为“文化信码”。而我们对世界的意义阐释，他认为就是“表征的系统”，只有通过“ 表征系统”，我们才能传播和交流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正是文化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传播的意义构建与文化情境密切相连，文化性也就表现为构建的共享意义。那么，我们认为，传播的意义构建，就是共享的意义世界的构建，也就是人类共享的价值世界的构建，传播的意义文化性特征就是共享的价值世界。作为人类的基本活动，传播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人类活动的烙印，既然作为人的活动，那么它就受制于特定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就是基本的价值取向。正是有特定 的价值取向作为基础，传播的意义构建的共享性才能实现。传播是人类思想的交流，交流的目的是沟通，沟通就必须要有共同的意义基础。反之，正因为构建了共享的意义场域，传播的沟通和交流才能实现。因此，传播的意义的终极目的就是构建共享的意义之场。这种共享的意义构建体现在现实传播活动的诸多方面，诸如我们身边常用而不知的器物，身处其中而不见的制度，日新月异而不觉的技术进步等等因素，看似无关的事物中，都融入了人类文化的印记，几乎都包含着传播以及意义的构建活动。就此出发，从人类发展的宏观意义上看，理想的传播的意义构建，就其文化性而言，包含这样三个层面：首先是认知共识，是指人们构建的相互理解的信息空间。人们为了相互了解信息的需要，总是要构建相同的传达信息的方式，结绳、刻木、文字、语言、视像、网络等等，作为信息沟通的工具和载体，都在表达着意义的同一性。其次是审美通感，是指人们构建的相互依存的感性世界。传播构建意义的目的还在于情感依赖，意义世界创造了共同的审美方式，也就是审美共同感。只有在共同感的视阈中，审美传播才能实现，艺术的意义才能得到普遍认同。最后是价值认同，是指人们构建的相互信任的道德价值。构建社会的共同的价值体系，是传播的最高目标和终极追求，但这并不是要求传播意义的范型化、一致化。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指出：“ 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有些学者认为它缺乏足够的实证依据而对此不屑一顾。我的观点正好相反，我把它看作是一种尝试，以清除只会让我们的实证数据失去生命力的现有传播观念。我们建构、维系、修正、改变现实的努力是发生在历史中的、可以公开观察的行为。我们通过对各种符号系统的建构来创造、表达、传递关于现实的知识及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科学、新闻、宗教、常识乃至神话。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些形式之间有什么差异？他们中有什么历史的、可比较的变化？传播技术的变迁如何影响我们具体的创造与理解？社会中的各个团体是如何为界定真实而斗争的？虽然只是简单地提到这些，但他们是传播研究必须回答的其中几个问题。”!\"#所以，就当代社会的传播来看，弘扬主旋律是传播的意义，流言蜚语也

是传播的意义，传播本身无所谓正确或谬误，它仅仅是一种意义的运动。在这种意义的运动中，我们把某种价值判断附加于传播，传播的意义才具有的不同的属性，意义即从中立的信息变为具有某种特定价值取向的社会判断，传播的意义与社会价值的构建就如此息息相关。从更深层来看，这种价值视野的意义构建则最终指向社会整合。

三、传播意义与社会整合

从社会文化出发来研究传播的观点主张，传播活动就实践因素考察，它反映的是人类的深层的社会关系。我们认为，在传播的意义构建活动中，在共享价值的意义结构中，在意义的概念和表述形式中，就隐含着人类深层的社会关系。所以，传播活动通过意义构建的实践，构建共享的价值，从而维系和生成人类的社会关系，而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整合。因此，传播的意义构建又是社会整合的主体。美国学者詹姆斯·w·凯瑞认为，传播是社会实践的一个整体，它以概念、表达的方式和社会关系为切入口。这些实践建构了现实（ 或是否定、改变了现实，或是用仪式展现了现实）。传播通过把技术与观念融为一体的方式移植了人类关系中所采用的人化形式，在实践的每时每刻，关于真实的概念、表达方式和被预见、被认识的社会关系共同发挥着作用，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点上对实践进行拆分。他说：“于是，传播一下子成了一种人类行为（包括活动、过程、实践），成了一种表达形式的总和，一个被建构了的的与正在建构的的整套社会关系。”!\"$ 他坚持认为：“ 无论社会生活之生产和再生产的细节如何，他都是通过传播、通 过符号与社会结构的整合关系，社会（ 或我们最熟悉的事物）才得以创造、维系与改变。”!\"%在传播学研究上，凯瑞坚持以文化传播来对抗美国社会日益脱离社会现实的虚假的实证研究，他把传播认为是社会文化整合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因此，他认为不但要从传播的意义，而且要从传播的社会文化关系入手来研究传播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特性。凯瑞的观点正如我们所主张的，传播的意义构建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共享价值，人们之间达到共识，并建立共同的理解和认识。对此，哈贝马斯的“ 交往行动理论”作了全面的阐释。哈贝马斯认为，所谓交往，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言谈与行为主体以达到理解为意向而进行的活 动，其间，为了经过认同来协调其行为，行为者们寻求着达到对行动境况及其行动计划的理解。!\"& 他所说的建基于交往之上的理解，就是主体之间意义的构建，其实就是意义的共享和认同，在这种共享和认同中，哈贝马斯理想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才会得以重建，而公共领域的重建则意味着传播意义上的社会整合的实现。因此，哈贝马斯说：“ 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认同以对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这些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为基础。不难发现，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在交往和理解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 交往理性” 的理论，借以阐明交往与社会合理化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在哈贝马斯的这些论述中，包含着传播的意义构成与社会整合的关系问题。传播的意义构建的共享价值如何联系于社会整合呢？ 这里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传播的意义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我们认为，意义构成的核心就是人的价值取向的反应和表征，价值取向和选择是社会结构的深层因素，在不同的价值选择背景下，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取向、社会角色定位

以及行动方式，进而也就决定着人们对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的构成机制的选择方式。不论人们在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中建立了各种社会关系，并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结构，但是，通过传播的意义的构建活动，通过对这些符号化和意义构成化的活动，社会关系才得以维系和实现，社会结构才能得以整合。哈贝马斯把人类的行为分为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实际上是分别包含着人类的目标取向、价值取向、自我表现、媒介互动的不同行为范式。在他看来，前三种行为分别对应着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内心世界，只有交往行为才同时涉及这三个世界，这四种行为，最后归结为两种行为，即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而劳动就是一种工具性行为，它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在劳动中表现的是工具理性，在交往中表现的是交往理性。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又提出认识工具和理性和交往合理性的问题，并在人的世界的理念的统一下，提出“人的合理性”的论题，试图将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就交往合理性而言，只有通过交往合理性的实现，才能实现“社会的合理化”，所以，交往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社会的合理化发展。那么，我们所说的传播的意义对社会的整合，也正是在价值实现层面，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社会合理化”的层面上的具体体现。通过传播活动，构建起文化的意义世界，作为“ 合理化” 的社会整合也就不断实现。总之，就社会历史发展的视阈来看，传播意义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人类的符号意义的交流活动，传播的意义作为构建之链，构成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基础。在传播活动中，通过交流，人们不断地构建意义，同时，构建的过程也是个人语言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个人语言只有成为社会化的语言，才能实现理解的可能性，也就是个人语言必须向社会语言转换。那么，这种转换的实现，也受制于社会 文化的内在机制，制度、权力、观念、思维等因素，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意义的背景中，交流和理解才能完成。那么，社会意义又是如何形成？显然，这又牵涉到人类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和认识我们的问题，归根到底，又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老问题，即“ 我们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人类始终面对的根本的问题，即“ 人是什么”的问题！因此，传播的意义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这正如霍尔指出的：“人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性地接受的事物是对他的世界加以构架和赋予意义。而且，他感知到的东西正是‘他想要感知到的东西’。”!\"# 正是人自身，决定了传播的意义构建的本质。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重大意义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加以发展，就能充分激发整个民族的潜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1．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现代化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但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民族性。

2．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继承和弘扬中

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能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能够使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具有更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能够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促进经济社会更好地地发展；能够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形成适应时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

3．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个人人格完善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是一块永不磨蚀的“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