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的经验与启示：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与社会认同

东亚模式的经验与启示：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与社会认同

作者：李倩

来源：《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03期

摘要：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探讨东亚经济奇迹的实现路径，其经验主要在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与社会认同。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政治精英领导下的强势政府，通过高效技术官僚机构的运作，推行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干预政策；公私部门在发展目标上达成一致，促成了协调的政企关系，为经济运行注入活力；较好的分配制度与共同的文化背景为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基础，也为集权主义政府提供了合法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模式也显现出自己的弊病，主要是体现在政府失灵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两个方面。东亚的发展模式与不足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东亚模式；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16）03-0102-06 一、东亚模式：概念解析及理论评述

东亚模式受到关注，源于东亚国家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取得的瞩目成就。东亚经济实现人均产出增长一倍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而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郑有国，2000）。“东亚模式”基于地缘因素被提出，作为一种“模式”，它强调的是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模式和社会进步历程的相似性。1993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东亚模式”的概念，对亚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特征进行经验性总结：即世界环境变化下的政策与实用主义，保持良好的宏观经济指标，有效的增长机制，对市场进行干预等。其后，东亚模式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或从经济的角度将东亚模式看作一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或战略；或从制度的角度进行归纳，认为东亚模式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国家目标引导下的公私经济合作等等，其中，强势的政府是东亚模式的最重要特征（李晓，1996）。也有人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归纳，认为东亚模式的根本特征在于共同的儒教文化背景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本文所探讨的东亚模式是指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与体制结构。

对于东亚经济崛起的原因学界进行了广泛探讨，在诸多学派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文化论学派和制度学派。新古典学派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东亚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竞争性的自由市场制度，政府的作用只有两点：一是东亚各国政治领导层发展经济的决心；二是政府提供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解释推崇市场经济，却显然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的关注不足，东亚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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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远远超出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如果真的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派所解释的那样存在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那么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推行类似经济政策的国家，例如同为出口导向的拉美，却在更为彻底的自由中走向依附和衰落。文化论学派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东亚经济持续增长，用强调整体利益和具有社会向心力的儒家精神，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动力根源（李志勇，2005）。毋庸置疑，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却不是东亚经济起飞的最本质根源，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武力争霸的帝国主义时期，儒家文化鼎盛的东亚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却格外虚弱。这或许说明文化因素依赖于一定的政治与经济条件，它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才能起作用（任晓，1994）。制度学派弥补了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不足，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如韦德在驾驭市场理论中提出“对于较迅速地实现现代化来说，一个必要而并非全部的条件是国家制定一系列促进工业政策，包括加强国境之内精选工业的增长政策在内”（罗伯特.韦德，1994）。制度学派注重经济发展的组织体制前提以及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政治条件，这些正是文化论学派与新古典主义学派所忽略的内容，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内在组织机制和深层因素，但一些结论尚缺乏经验型证据的支持，在理论上也往往容易夸大政府的决定性作用。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外部环境着眼，提出在世界经济秩序中对东亚体系内国与国之间、体系外东亚各国与国际市场的互动关系来理解东亚模式，认为战后先行起飞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获得了美国的支持援助以及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环境等，强调外部因素对于东亚经济成功的作用。然而外部环境的决定性作用有待商榷，一是有效地经济体制常常可以创造出有利的外部环境，这一组可能互为因果的变量，对于对外部环境理论解释能力提出了挑战；二是这一理论难以解释东亚部分国家面临基本同质的外部环境却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现象（刘力臻，2000）。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东亚模式在“亚洲经济奇迹”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东亚经济奇迹归功于市场经济或者权威主义的控制，不如说在这一时期是二者的动态走向基本一致，作为市场参与主体的政府，有力地推进和创建着现代经济体制。本文将从政治制度、经济与文化互动的角度进行探讨，重点讨论东亚模式中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以及儒家文化的内生影响。

二、东亚模式经验分析：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与社会认同

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培育、扶持和发展市场，依靠威权体制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政治助益。从人类长期的历史来看，市场是组织生产最优效率的一种方式，但对于处于后发赶超、初始条件不利的东亚国家来说，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很有可能意味着永远的落后，重蹈拉美模式的覆辙。政府在东亚国家的经济运行中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主动引导和控制经济的发展导向，甚至作为主体直接参与其中。在这一背景下，公司部门目标趋于一致，为东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受文化背景和分配制度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基础也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本文试图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政治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的机制，探讨东亚经济奇迹实现的现实路径。 （一）集权主义与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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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政府的集权主义倾向是市场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证。集权主义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其对于意识形态的主张，更多地市来自于政府干预有效运行的结果——经济的高速增长。集权主义的政府在政治精英的带领下，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并通过产业政策等经济手段，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此外，与政治分离的有效技术官僚体系，也为东亚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 1.集权主义：结果导向中的合法性

比起民主，在东亚政治制度集权模式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是威权控制下高速增长的经济结果与社会福利改进。也就是说，政权的合法性往往不是由其政治主张获得的，而是通过其产生的后果实现的。正如亨廷顿所言：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的有效程度。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而具有长期可预测性的政治体系，政府的连续性，可以由明显的权威主义来实现，也可以由一个不成熟但实现了权力垄断化的制度来实现。有学者提出，政治精英的稳定统治、主导计划机构引导下的公私部门合作、保证公平与效率的经济政策与政府干预方法、教育投资和均等的实际水平（C.戴约，1992），是东亚高速增长体系的四个重要特征。从东亚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行来看，政治精英的主要领导任务，是发现如何在组织上使自己的发展目标与市场机制相吻合，并创造政治的长期稳定，保持分配的公平公正，确定国家目标，造就有能力驾驭国家体系、却与政治系统分离的技术官僚体系，以一种相对于极权主义要柔和很多、相比于自由放任主义又要有效很多的政治体制，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这种有效率的方式使得集权主义在东亚经济奇迹期间非常流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集权主义带来的合法性使之得以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并且曾得到过东亚国家政府的肯定，但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却不断表现出降低政府作用的趋向和愿望。查莫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威权主义-资本主义关系的第一个严重挑战是，虽然高速增长的亚洲经济受到了政府的强烈影响，但政府却不是它们经济成功的根源。在他看来，政治精英领导的“与市场吻合”的政府干预才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2.出口导向：政府扶持下的经济发展

东亚模式的经验还体现为政府对产业政策的高度干预。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注重维护市场规则，不直接干预具体的经济行为，如颁布反托拉斯法令等，东亚各国政府除了为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主体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保障外，还负责确定它们的竞争方向，即运用国家力量确定产业发展的先后顺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得到发展除了市场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扶持力度。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扶持其认为值得发展、却处于起步阶段的幼稚产业，并指示强势企业对重要产业中难以为继的企业进行兼并。

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将本国有限的资源运用于对国家发展最为有利的产业，以强化本国的产业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产业政策及其所体现的结构调整具有强烈的先行性，其往往不等待市场的自发调节，而是主动地、强有力地引导结构调整升级，外向型出口导向便是在这样一种政府强势引导下的发展战略。韩国政府利用银行信贷工具与行政组织等手段，有效管理与调节经济或非经济政策，切实保障出口利益（如韩国总统亲任主席的“每月出口振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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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外销），韩国1965年前后开始实行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为出口，特别是出口带来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仅以1971-1975年为例，韩国出口总值的年增长率高达46.1%，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比上一个十年几乎翻了一倍，达到21.6%。日本的经济发展同样受益于国家的强有力的指导和支持。在战后复兴阶段，政府通过倾斜生产方式等结构性政策，充实钢铁、煤炭、电力等基础产业的实力，为日本的经济自主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进入高速增长时期，政府通过“产业合理化”、“重化工业的保护和培育指导”、“新产业培育指导”等政策达到振兴出口的目的。在贸易、资本方面推出了自由化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对外开放，并以通产省为中心对个别产业采取扶植政策，促进产业高级化新秩序的建立。

在产业政策的制定方面，政府的作用在于避免放任市场可能付出的市场失灵成本，如果完全以市场机制分配资源，就只能将资金引向当即便能见效的产业，很难做出具有宏观长远目标的选择，而一旦产业结构失调后再调整，可能会带来投资前更大的波动与衰退。此外，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因其加速现代化进程和产业升级而形成巨大的优化产业结构的效率。 3.组织保障：高效灵活的官僚行政机构

在集权主义政府提供稳定的政治保障后，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的运行还都需要高效灵活的经济官僚行政组织才能有效实施。例如产业政策必须长期在各个方面具有集中性和连贯性，要通过互相补充的政策工具来引导有限资源配置到关键部门。东亚各国的经济官僚体制的计划和运作几乎很少受到政治的干扰，它们能够制定长期政策，并且能够对变化着的环境采取预防措施。这种高效的官僚机构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不会因为短期政治变动而中断，保障了经济的自主运作，充分发挥了其理性功能。东亚国家的技术官僚通常掌握了充分的组织、物质、信息资源，因此它们既可以从供给方面（如租税、融资、技术资源等），也可以从需求方面（如限制国货价格、保证政策性采购等），以及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直接介入产业活动。 （二）公私合作：一致的经济目标

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使命同企业追求市场活力目的相结合，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普遍形成了合作与伙伴关系，形成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政府和企业紧密合作，一方面政府积极为企业提供政策、资金等多方面支持，另一方面，企业则与政府协调一致，密切配合，积极参与市场活动。在东亚，民间与政府的协同是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来实现的。其中两种渠道最为重要，一是政府高层与企业高层的密切交流；二是经济官僚机构与产业协会之间的协商。如政府部门、产业协会和企业协商各种投资计划、共享商业情报，并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与国家结构调整相适应的变化，保持国际竞争力。这种良好的民间与政府交流互动机制，能够比较有效地消除政府在经济信息方面的不完备问题，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

此外，对劳工的管制也为东亚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增长原动力。东亚工业化发展主要依托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这种发展战略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廉价的、遵纪守法的当地劳工与国家技术、资本、市场结合到了一起。专制式的劳工管制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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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台湾还是日本还是韩国等经济起飞的国家，都对劳工有着不同程度的压迫或管制。日本采用终身雇佣制、资历工资制，工人联盟只有象征性的政治权利；在韩国罢工和停业则被宣布为非法行为，也没有最低工资标准；台湾亦不允许罢工，国民党控制着工会领袖的政治选择以及一切工会活动（C.戴约，1992）。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东亚地区的政府通过将生产力增长与工资增长挂钩的政策，来给予劳工政治排斥的补偿。经济红利的分享和补偿，最终加强了劳工的认同度，也缓解了社会结构中的不稳定因素。 （三）社会认同基础：文化因素与分配制度

除却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还存在着一些社会因素对于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它们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同质性的社会与共同儒教文化背景，为集权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性支持；二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证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为东亚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1.国家认同：儒教集体主义观念

如果说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古典体制”即以小规模的私人所有制为主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更适应的话，那么，儒家文明中的和谐中庸、天人合一、国家集体主义与勤俭忠诚等价值观则与现代市场经济中以股份制为主的微观制度以及政府干预经济、兼顾经济的宏观制度相比更加温和。西方文明的引进及其与东方文化的融合，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在文化层面上，为东亚国家的权威政府提供了合法性。此外，集体主义的观念还为企业与国家目标达成一致提供了道德支持。除了儒教文化背景，东亚还是一个社会同质性较强的地区，单一民族占据社会主体地位，较少有民族矛盾，一国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这就使妨碍经济发展的社会冲突得以避免。长期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使经济发展为第一优先的政策得以贯彻。 2.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

伴随着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更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它们维持了社会收入分配基本公正的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1965-1990年间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增长与基尼系数的变化表明，东亚地区是唯一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收入不平等递减二者同步进展的一组经济实体。东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国民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经济实体。随着社会公正性得以较好地贯彻，社会各阶层均从经济增长中受益，这一现实增强了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进而又转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三、东亚模式的前景与反思：对中国的启示

东亚模式曾因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成果受到关注与推崇，但关于这一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尚存质疑，特别是1998年爆发的危机为东亚模式的探讨带来更多的理性因素。依附理论指出，东亚并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体系，其成功不过是源自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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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强调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消极影响，因而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工业化的途径持明显的悲观态度。亦有学者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只是依靠资本、特别是劳动力投入带来产出量扩大的一种经济现象。粗放投入下的要素报酬是递减的，一旦遇到要素投入的瓶颈，则会重蹈苏联式经济衰退的覆辙。如果一直无法实现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亚洲的经济发展将受到严峻挑战。因此，东亚经济增长方式应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从重投入向重效率和质量转化的方向发展（刘力臻，2000）。上述理论对东亚模式或许持悲观态度，但也确实说明东亚模式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接下来将探讨政府主导的东亚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东亚模式中的问题

政府失灵。东亚各国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理性、政府效率与政府自律方面的水平都与较高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长期以来的强人政治使得政治对经济的干预过大，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加上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导致重大决策失误。同时政府的频繁变动，也影响了政府对长期问题的关照，金融体制、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工业结构的转型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使得产业结构升级滞后，虚拟资本膨胀，经济泡沫强化，金融风险增大，政府经济战略逐渐陷入困境。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缺乏。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金、技术方面过分依赖于发达国家，使得国内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受到抑制。随着发达国家经济转入低速增长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美国对东亚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出口导向的市场空间更加狭窄，依赖于出口的东亚诸国面临严重挑战。

裙带主义与腐败滋生。集权式统治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使经济在政府的推动下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寻租活动提供了制度空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卢泰愚执政五年期间，从30多家国内财阀那里收取了多达5000亿韩元的“政治资金”。堪称菲律宾头号腐败者的马科斯在长达10多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中，凭持绝对权力，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达300亿美元。印尼的苏哈托总统在长达33年的执掌生涯中，同样把权力当作“聚宝盆”（贾丽敏，2006）。长期的集权政治为政治腐败提供了温床，而腐败所带来的行政机构的低效率，不但造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危机，还有可能在金融危机等重要外部威胁出现时成为经济不稳定的触发因素。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政府在转轨经济的过渡时期中发挥了主导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由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并予以管理。这是一种在政府的统一部署下，采取强制性与诱导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中国政府对改革过程从整体上进行规划、组织、协调，从而形成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非国有经济到国有经济，从增量改革到存量调整，最后实现经济体制整体转换的独特道路。在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组织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逐渐向“主要依靠市场手段促进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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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干预程度有所降低，但无疑与东亚模式有着高度的同构性。因此，东亚模式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很可能是中国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对于东亚模式的反省也因此对于中国有了更为现实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

首先，对内来看，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注意政府与市场并存中政府干预的“度”，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但政府的力量在经济领域的过度扩张，又会导致市场本身的衰退。我们应从东亚模式的探讨中吸取的经验在于：1）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对政府自身的监督管理，实施稳定的政治领导。2）遵循市场机制和经济规律，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转变。3）在统一国民经济目标引导下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注重政府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4）以学习模仿为主导的技术引进，应高度重视技术引进的“内化”吸收、改造，并逐步向自主开发型的技术政策过渡；5）加强教育与科技的投资，重视旨在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培训。

其次，东亚模式证明，在世界上已经形成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集团占据绝大部分世界市场份额，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仍然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跨国的专业化生产协作的国际分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向进出口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同时要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要始终注意自身经济独立性，以内生增长作为根本动力，才能最大程度防止世界性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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