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的罪责主犯与从犯区分

合同诈骗案件的主旨是主犯与从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主犯在共同犯罪中居于主导支配地位，参与全部犯罪活动，罪行较大，对犯罪结果有较大影响；而从犯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只参与部分犯罪活动，罪行较小，对犯罪结果的影响较小。

法律分析

合同诈骗案件也会有偶主犯和从犯的。

主犯与从犯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对主犯和从犯，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区分；

1、从共同犯罪活动中的地位看，主犯在共同犯罪中居于主导支配地位，从犯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

2、从实际参加犯罪的程度看，主犯大多参加了全部犯罪活动，而从犯在共同犯罪中一般只参与实施一部分犯罪活动。

3、从具体罪行的大小看，在主观上，对共同的犯罪故意的形成起主要作用的，罪行较大的是主犯；对主犯的犯罪意图表示赞成、附合、服从，对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起次要作用的、罪行较小的是从犯。在客观上，参与实施的犯罪行为对于共同犯罪的完成具有关键性作用的、罪行较大的是主犯；否则是从犯。

4、从对犯罪结果所起的作用看，那些对犯罪结果所起的作用较大的人，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否则是从犯。

拓展延伸

合同诈骗罪责的主犯与从犯区分：法律界的争议与实践解析

合同诈骗罪责的主犯与从犯区分一直是法律界备受争议的话题。在实践中，这个问题涉及到对犯罪主体的认定和责任划分。主犯通常是指在犯罪行为中起主导作用、具有决策权和控制权的人，而从犯则是在主犯的指使下参与犯罪行为的人。

对于合同诈骗罪责的主犯与从犯的区分，法律界存在不同观点。有一些学者认为，主犯应当是直接实施欺诈行为的人，而从犯则是提供帮助、支持或协助实施欺诈行为的人。而另一些学者则主张，主犯应当是具有组织、策划欺诈行为能力的人，而从犯则是受其指使或从属于其组织的人。

在实践中，法院通常会结合具体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综合考虑犯罪主体的行为、动机、地位等因素，来判断主犯和从犯的界定。这需要细致的分析和权衡，以确保对犯罪行为的定性和责任划分的准确性。

总之，合同诈骗罪责的主犯与从犯区分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需要在法律界的争议和实践解析中不断进行讨论和研究，以提高对该问题的理解和适用。

结语

合同诈骗案件中的主犯和从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有所不同。主犯处于主导支配地位，参与全部犯罪活动，罪行较大；而从犯处于从属地位，只参与部分犯罪活动，罪行较小。此外，主犯对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起主要作用，对犯罪结果的影响较大。然而，对于合同诈骗罪责的主犯与从犯的界定存在争议，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事实和证据。这一问题需要在法律界的讨论和研究中不断完善和解决。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第五条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第十二条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二十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一百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第八条恶意透支，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