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刘姥姥的人物分析(总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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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中刘姥姥分析
读过《 红楼梦》 的人,都不会忘记刘姥姥这个人物。这个愚蠢中有精明,滑稽中有崇高,卑微中有人格,既能算计又重人情的上了年纪的老寡妇,在一代又一代的《红楼梦》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刘姥姥的性格核心及其多侧面表现
刘姥姥的不会说话,表明了刘姥姥终究是个乡下的人,她具有乡下人的羞耻心,难以掩饰的情绪变化和由于没有文化,对上层社会不熟悉不了解而显得粗俗可笑。
由此可以看出,刘姥姥而性格具有一些对立的侧面:由于是乡下来,她感到了自身的卑微,然而又有强烈的自尊心;有时妙言解颐,有时粗俗无知;有时诙谐善谑,有时愚蠢自负;既能舍着老脸到亲戚宋告贷,又能豁出一切报恩助人。这些不同的侧面,又统一在她的乡下人身份及企图改善这种身份的愿望这样一个核心。
二 刘姥姥对表现其他人物性格的作用
曹雪芹用他的如椽大笔,塑造了刘姥姥这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不仅如此,在塑造刘姥姥这个人物的同时,作家还勾画出全书重要人物的一些性格侧面,使这些人物的形象更为丰满、复杂和立体化。
关于贾宝玉,刘姥姥对此处的评价是:“这是那位小姐的绣房,这样精致我就象到了天宫里的一样。”从房间的布置往往可以看出其主人的情趣爱好、思想性格,环境与人,总是相得益彰的。贾宝玉卧室的女性化特点,既反映了他对女性向往热爱的性格,也反映了其性格结构中的女性化倾向,揭示了他性格为什么有时很软弱的秘密。在与刘姥姥打交道的过程中,“刘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贾宝玉对天下女儿的痴爱又得到一次夸张的表现机会。这一切,都深化了贾宝玉的性格。
至于贾母—— 这个贾府至高无上的老祖宗的形象,也是在对刘姥姥的描绘文字中得到重要的突出和补充的。贾母的迷信、贾母的惜老怜贫、贾母的豁达大度、贾母对人性的谙识等等都通过这段文字表现出来。在引着刘姥姥逛大观园的全过程中,贾母虽然也参与了全府上下对刘姥姥的取笑逗乐,但总的来看,她是最能理解体会出刘姥姥喜中含悲心境的人。所以她总是及时地制止玩笑的过分发展,使其限制在无伤大雅、不过分伤害刘姥姥的自尊心的分寸内。刘姥姥借题发挥打板儿舒泄其不满,骂板儿:“下作黄子,没干没净的乱闹,倒叫你进来瞧瞧,就上脸了。”这表明刘姥姥对其自身的处境是很清醒的,其插科打浑。给人逗乐是不得已的。这时众人对此的反应是“忙劝解方罢”,而贾母却“因隔着纱窗往后院内看了一回,说道:‘这后廊檐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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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些。’”,倒是这位老太太明白刘姥姥的用意。她当然对此并不感到偷快,但是她理解、容忍了刘姥姥的这种行为,并用打岔的方式一带而过。多么熟谙人情世故,多么巧妙妥贴!贾母作为游园的中心人物,始终控制着大家的心情,调节着人群的气氛,使游园至少能维持住表面的欢笑热闹,证明了这位贾老太太确实是一位出色的导演兼主演。而她对各种器物的丰富知识,对室内陈设的独到见解,对家庭规范的权达通变,表现了她胸中有大丘壑的本色。可以想象得到,她年轻时至少不在凤姐之下。
当然,贾母接待刘姥姥,主要的是因为富贵得无聊,为了在穷人的羡慕中得到一种新鲜的满足与欢乐而已。
平儿和鸳鸯,在接待刘姥姥这件事上也鲜明地表现了她们之间的差别。平儿从始到终对刘姥姥充满了体贴、同情、理解、从头一次的引见,到第二次分手送东西,都体现了这一点。而鸳鸯对双姥姥是前据而后恭,在据傲地伙同凤姐拿刘姥姥取笑之后,看到双姥姥借题发挥维护自尊的表现,使她开始尊敬这位可怜可悲的老人了。平儿和鸳鸯的这种不同,与她们在贾府的处境不同因两对人生的体验不同有很大关系。平儿处在贾琏之俗与凤姐之威中间,其左右为难的酸楚痛苦,使她对刘姥姥的心情有更深切的理解,表面是怜惜刘姥姥,其实又何尝不是自伤自怜呢而鸳鸯作为贾母的亲信大丫鬟,众人都敬他三分,她的处境相对自由,她的性;格成分中也比别的丫头多了一点优越感和自尊心。她对刘姥姥前据,是鄙视其充当的角色,一旦发现刘姥姥也有强烈的自尊需要时,她马上变得后恭起来。这样,作者只用了很少的笔虽,就写活了两个看起来地位都差不多的大丫鬟。
这里还应提及的是贵族小姐林黛玉,她对刘姥姥这个乡下老妇极为蔑视,喻其为“百兽率舞”中的“牛”和到处大吃大嚼的“母蝗虫”,表现了贵族出身小姐的偏见。这种描写,使读者看到林黛玉的弱点,从而丰富了这个人物的内涵。
《 红楼梦》 的这种一笔多能的艺术技巧,丰富了我国小说艺术表现的手段,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 刘姥姥对调节《 红楼梦》 艺术氛围的作用
刘姥姥进荣国府,正是“乡下人进城”,必然表现出与城市生活的不相称,构成喜剧性的矛盾。她“少见多怪”对陌生的事物露出惊奇的眼光,处处呈现出借位无知、不相适应的可笑情态。看见墙上一只挂钟,她会呆想得出神:“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煞用呢了”挂钟一响,她会吓得一跳。她“觑着烟”将“软烟罗”看个不了,念佛说道:“我们想他做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岂不可惜!”她辨不出“茄胙”的味道,听了配制的法子,不禁摇头吐舌地惊喊起来:“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她见了黄杨木根整抠的十个大套杯, “又惊又喜”,错把它当作黄松。她吧“省亲别墅”,认作“玉皇宝殿”,趴下就磕头。她带醉误撞入怡红院,把画上的美人认做真人,把穿衣镜里自己的人影认做亲家母,到处找不到门,把头碰得生痛。刘姥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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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惊奇、张惶的情态,表明她与这个贵族大家庭里的一切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又是多么格格不入。曹雪芹透过这种不相称、不谐调的喜剧冲突,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两个阶级、两种生活方式的严重对立,揭露了贵族生活的铺张糜费,穷奢极欲。所以,刘姥姥为惊奇感虽可笑,但更可笑的是导致这种惊奇感的荣国府的腐朽生活。“乡里人进城”作为一组喜剧矛盾,其美学意义主要就在对城市生活的揭露上,以可笑的形式展现两种生活的对立。
刘姥姥造为了攀亲戚、求接济而进荣国府的。所以,她不得不低首豪门,含羞忍辱,充当荣国府席上的“女篾片”, “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 “大家取个乐”,将她世故、俗滥的性格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凤姐横三竖四插了她满头花儿,把她打扮成个“老妖精”,她反得趣地说:“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老风流才好。”筵席一开始,她便站起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还故意“鼓着腮不语”逗得荣国府的人们捧腹喷饭、弯腰揉肠地大笑。凤姐有意捉弄她,给她一双沉沉的“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她面前,她又借机发唬逗乐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汆攘一个。”接着,便用筷子“满碗里闹了一阵”,出尽洋相。应当承认,刘姥姥的这些自我丑化的言行,都是一些喜剧性的笑料。唯其如此,它才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表现出了两个阶级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只为贫寒不拣行,富家趋入且逢迎”(戚序本第三十九回回前的总评),象刘姥姥这样一位贫苦的老人,为了生活,竟只有“舍着”“这副老脸”,充当人们取笑玩弄的对象,这是多么冷酷的现实,多么不平的世道!在刘姥姥可笑的作科打浑背后,深藏着可悲的内容,影现出了那些把她当作玩物的贵族太太、小姐们可耻可僧的丑恶面目。曹雪芹怀着同情、含着眼泪,嘲笑了刘姥姥世故、俗滥的性格面,而对那些把她当作玩物的人们,则作了愤怒的谴责。可见,在艺术构思上,曹雪芹是把刘姥姥作为一个喜剧形象来安排的。他将刘姥姥送进荣国府,从各个角度表现她与坏境的不相称,构成了多层次、多色彩的喜剧冲突。如果没有刘姥姥这一喜剧形象的安排,就断乎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喜剧效果和美学意义。
对于这幕喜剧,我们笑过之后,如果仔细一想,又似乎感到并不可笑,甚至还能产生一种悲悯。的确,在这里,你既可以从“笑”的断面来看,也可以从“悲”的角度来看。那么究竟是应该“笑”好呢还是应该“悲” 这好象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正象我们弄不清:是这个贵族家庭愚弄了刘姥姥呢还是“世情上经历过的”刘姥姥愚弄了这个贵族家庭然而,伟大的艺术天才正藏在这里。
曹雪芹常常在《 红楼梦》 里把“繁华”和“衰落”交织在一起,同时也常常把“笑”和“悲”结合在一起。正所谓“悲喜千般同幻泡”, 在作家的笔下,“喜”和“悲”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渗透。它是同一个生活整体的两面。曹雪芹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是善于把“悲剧”和“喜剧”交织在同一幅生活画面里的大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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