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娱乐化以及对其美育责任的呼唤

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随着传媒技术的提高，大众文化借助于传播媒介和商业化运作机制，已不容置疑地成为当代文化的主潮，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闲暇活动本身，改变了当代文化的走向。大众文化中的审美“偏重”感性愉悦，它不以提供对世界的理性反思为目的，而主要倾向于创造娱乐大众的文化形式，娱乐版面为媒体赚取了接近受众的渠道，而媒体则靠向广告商出卖这些渠道获得商业利润。因此，感性层面上的‘快乐’成为承载于大众媒体之上的大众文化的核心；生产快乐成为其主要制作原则，而不是生产意义。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就从电视娱乐节目角度提到：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电视成为了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最后他倍感担忧地指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理查德·舒斯特曼在《生活即审美中》中却为娱乐辩护，一方面他阐述了蒙田及尼采肯定娱乐价值的观点：通过分心式的游戏和修复性的放松让我们的心智以辨证的方式得到强化。另一方面，他提出娱乐的认知性贡献----其放松功能不仅提供了恢复注意力的缓和与分心，而且还能提高知觉的灵敏度。他对“快乐”的态度也很明显“快乐的欲求逻辑把我们引向需要的东西，这比有意识的推理更快、更有力。快乐除了使生活甜美，还提供了值得活下去的承诺以便让延续的生活更有可能。审美的娱乐当然对这种充实生命的快乐有所贡献”。他还提及席勒的“游戏理想”，认为席勒的游戏说同样承认了人对游戏（娱乐）的正当需要----“只有当人游戏时，人才是完整的人。”

然而在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中，美乃是作为人性的完成，是人性的本质。生命受到需要的支配，形象受到规律的支配，都没有真正的自由。唯有处于两者之间的游戏状态下，人才是真正自由的，因此他避免了来自双方的强制，把生命和形象、感性与理性、物质和精神统一起来。所以，在席勒这里，美乃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所谓现象中的自由，其游戏冲动并非表浅的感性愉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身体作为审美活动的物质基础的思想，这里强调了身体与人的情感及审美活动的关系，但他同样提出“美的规律”的思想。关于“美的规律”马克思提出“两个尺度”的理论，即对于人的对象，不仅要用“物”的尺度，现实的尺度去把握和评价，而且还要用人的尺度、内在的尺度去把握和评价。只有当两个尺度相吻合、相统一时这个对象才是符合美的规律的。这一思想是马克思的审美人类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对人的存在、人的意义的理解，要求不仅用外在的‘物”的尺度如效率、金钱、权力等可测量的外在尺度来测量，还要求用人的尺度即符合人性、符合人的最高伦理、人的理想的尺度来要求对象，当这两者相统一时，才是真正的人，才符合“美的规律”。

这里马克思从作为人的人类学角度，即如何才是符合人性的存在的角度提出审美问题。 返观当代大众文化以身体为依托的快感美学与快适伦理，现阶段明显缺乏伦理学维度的审美正义、背离了人类学维度的人文价值，加剧了转型社会的道德恐慌与伦理失范。娱乐并非毫无是处，诚如舒特斯曼的观点所言，但娱乐只有与人的精神中根本而深层的东西融合起来时，才富有价值。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娱乐文化将导致人的内在尺度的丧失和理想的虚无。

因此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促使人类走向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的审美教育，对于恢复个体人性完整、建构全面的人格具有非常独特的作用。席勒在《美育书简》中希望用美育来救助人性、拯救社会，并在当时把通过美完整人性的任务托付给了艺术家、诗人及其所掌握的美和审美文化。重建审美之维就是恢复人性、完整建构人格的必要途径，而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所塑造的文化语境中，美育的实现除了艺术家、诗人和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仍要借助于构成大众认知和接触现实世界的垄断性中介----大众媒体，因为只有通过在大众视野中各种艺术和影像对人文精神和审美正义的呼唤，加强理想教育和对人自身生命意义的探寻，才能使得大众文化最终走出娱乐和消费主义的挟控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