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是商品价值的交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原有的理论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现在还用它作为理论指导就不能不发人深思了。①国际货币多元化流通中，各国之间消费品价格的变动与汇率的变动是不相关联的，源于汇率价格变动轨迹与国内消费品市场价格变动轨迹无论如何说也联系不到一块。硬把两者放在一起只能说明对不同的劳动价值形成中价格运行轨迹的无知。②国际货币多元化流通中，对外不平衡是相对的，是内部不平衡的表现。立脚点应该调整国内宏观经济管理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水平，推动、促使对外平衡。③中央银行外汇市场的操作无可非议，关键是如何看待。为实现经济福利的不丢失，对外汇市场的操作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交易制度的功能。科技进步能提高经济体收益是不错，但这一收益必须有了价格才能成为现实，然而收益实现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外溢。源于货币有这种分配功能。应当记得，科技进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投入成本。对一个生产单位来说收益是增加了，相对货币流通的一个经济体来说，还是经济收益等于经济成本。在两两交易中，对一方是收益外溢，对另一方就是（经济）福利增加。在国际贸易中，当货币和金挂钩时，实行固定汇率制，各贸易国不存在经济福利丢失问题。经济福利外溢有着明显性，即金的丢失。从理论上讲，交易对象是商品价值形态，RHP=V+LI+G/M。出口国际需求量大的产品就有经济福利增加。目前不但货币和金脱离，而且货币是多元化浮动汇率，是交易制度性质的变化。交易对象是市场品价值形态，RHP=（V+LI）R/C，而非商品价值形态。所以汇率价格的运行已经不是边际价格调整而是效应价格运行，呈S型，就是说升值压力表现为加速度形式。所有后起东亚国家都经历过，而且都是在S型的加速期出现了经济危机。
在市场品价值形态交易制度中，人均货币收入与生产率的比等于总消费与总积累的比。RHP/C+LI=R/C。当保持一
定的积累增长率时，相应提高了生产率增长，相伴随地是消费增长及RHP的增长。通过出口贸易弥补了国内消费增长的不足，只能通过提高RHP增长来平衡。当出口进一步增长相对RHP不增长时，就会有大量的剩余货币出现，表现为国际贸易顺差增加。一旦本币出现升值预期热钱就会滚滚流入，推动国内经济泡沫产生。这是国际货币多元化交易的基本功能。
在这一功能机制作用下，汇率变动与国内要素流动性增加成正比，与国内要素流动性减少成反比。这说明在一定国际贸易依存度的基础上，其币值代表着该国劳动能力的价值。就是说，币值的上升实质是劳动力价值的升值。这一现象构成国际经济福利的初次分配。当一个国家贸易顺差大量增加必然引出各种各样的争端与摩擦，进一步的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妥协的途径有二：一是本币升值，二是输出资本。前者称作经济福利丢失，后者称作经济福利外溢，这样一来，使所有参加贸易国都得到好处。这一现象构成国际经济福利的再次分配。而提高国内要素的流动性来增加外汇资金的吸收能力，通过减少外汇储备来实现经济福利增长构成国际经济福利的最终分配。
问题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看不到这一点，才有了人民币值被低估的普遍性认识。这种认识必须改正，否则不可能认识到人民币5%的升值丢失了我国二年以上的国际经济福利。更使人忧虑的是这样下去，使我国经济发展赶超战略毫无希望。一，如此下去，25年人民币有可能升值100%，RHP增长40年赶不上日本，赶上美国就只能是一种理想。二，在国际贸易中，小国可以从一项国际分工中获得经济福利的高增长。中国是一个大国无法创造出国际单项分工的现实。三，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由于对交易制度理论的无知，也就不可能认识到落后国赶超先进国家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已经形成国际分工的先进国家在要素流动性增加推动经济福利增长方面已经没有多余的潜力可挖，相对落后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50
年的时间里无论经济改革有多快，都不存在要素流动性增加的制约。落后国家有着要素流动性增加的大空间是缩小与先进国家差距的唯一根本性条件。
（二）国际贸易均衡理论
（1）给出一个平衡公式：
A（R/C…ZGY/W…P/V+LI）/B(R/C…ZGY/W…P/V+LI)
公式的含义是两个国家币值的比较。币值相比较取决于三大变量：消费与积累的比率、商品价值量（Z表示人均持有货币增长，G表示基础货币，Y表示货币发行量增长，）、人均货币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率。假设上面参数相同时，AB二个国家贸易的发生是源于行业产业结构的不一样。这种国际贸易完全是相对优势的发挥、资源共享，导致收入均等化趋势。经济福利的增加取决于贸易量的增加。这可有相对开发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封闭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得到证明。但是这个假设是建立在金（银）等实物货币之上的假设。
目前国际贸易已经不存在实物货币交易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转变为纸币交易制度。这个制度的变迁有二个决定条件：一是货币完全与金脱钩，二是国际上多元化货币的存在，并自由兑换。在1980年以前只能说是准纸币交易制度。没有交易制度经济学知识的学者不可能认识到交易制度的改变就改变了产品的劳动价值形态。
国际交易制度的改变几乎使全部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失去存在的基础。但是社会认识有着“路径依赖”，落后于事物发展进程。这就是中国经济理论家死抱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不放的根源。
（2）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说明内外经济失衡的公式；
S-I=EX-IM……(1)
公式的左边表示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右边是出口和进口的差额。投资大于储蓄，进口大于出口成为双缺口；反之成为双剩余。通过统计可知，1994年为界前15年表现为双缺口，但可以说缺口不大，可称得上基本平衡。
BP=（EX-IM）+（IF-OF）……(2)
这是在经常账户的基础上引入资本账户。BP表示为净出口和净资本流入之
和。统计可知，1995年后我国保持着双顺差。2005年突破2000亿美元。
张曙光通过上面二个公式的应用指出“在坚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下，正是双顺差的持续，才产生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可见传统平衡理论忽视了引起双顺差的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经济的不平衡即消费积累的不平衡与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的不平衡。把它看成固定汇率的结果是以偏盖全。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什么采取人民币不贬值战略？并且实行固定汇率制？这些经济学家不知道是为了与美国寻求合作。
为什么要合作？1可以学到许多现代化的金融管理知识。2可以模仿学习美国的国内经济运行平衡管理方针。3减轻中国应对金融突发事件压力。
所以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中国与美国的双向依赖。中国搞生产，美国发货币；中国人制造商品由美国人消费；中国经济增长虽快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美国发行货币虽多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之忧；中国有着双储备（外汇和储蓄）屡创新高没有经济滑坡，美国双赤字累创新高 经济运行安然无恙。但这种贸易格局使中国成为财富创造者，美国成为参与财富的分配者。导致中国的净福利流出，美国净福利流入年2000亿美元以上。
现在我国顶住美元要获利了，中国经济学家又建议人民币升值让经济福利继续丢失。其根源在于国际交易制度理论知识的欠缺。
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错在那里呢？
（3）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是复杂的，单纯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有好几个：有商品价格；消费增长率；积累增长率；相对的还有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货币发行量增长等等。这读者不难理解，比如货币当局发行的货币量多时照样出现商品价格的上升。
可见我国的大腕经济学家都是假定上述的因素不存在。他们的思维方法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引出商品量的增加相对美国价格偏低从而导致商品向美国流动量的增加，才出现了我国巨额
的顺差。
在我看来，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美国就说“实际汇率”已经升值，“名义汇率”也必须升值的思想是极其愚蠢的。因为这种思想忽视了在汇率调整、降低外汇储备中的多种选择，而是把人民币升值看成唯一的方法。例如，1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取消出口企业的优惠政策。2采购外国商品，对冲外汇储备，补贴国内用户。3增发货币量，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4增发货币量，对教育、医疗、住房的个人提高补助额。总之，国家无论使用那一个方法都可以提高我国的商品价格，来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
看来经济学家们甚至忽视了1994年以前我国是如何形成双缺口的及其主要因素是什么。
（4）从外汇市场上看，人民币确实存在着升值的压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民币遭遇如此大的升值压力？我们的基本结论；可分为两个方面即实体因素与货币因素。
在国际上，世界基础货币增长速度比我国快着一倍。1997年以来全球基础货币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每年高于10%，甚至达到25%，相对经济增长只有2—5%，二者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美国一直保持低利率，无节制的大量发行美元。同时现行的国际货币储备格局使各国银行，特别是亚洲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市场的干预支持美国的巨额“双赤字”，导致世界基础货币增长迅猛。根据IMF国际游资统计，20世纪80年代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1997年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的20%。仅对冲基金已达8000多只，有1万亿美元资产。
而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量正好相反，比1997年下降近90%。
在国内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及国家平衡经济运行的不信任预期下个人与企业对经济行为进行调整：一是海外资金回流近500亿美元。二是我国在海外的企业与个人的收入的转移支付2000年只有几万亿，部门转移也不大，2004年却增长2倍。三是外资企业收益汇出减少。四是外贸部门在中国结汇增加。这四个方面就组成“游资”，是国家无法管制
的。它和我国的经济学家对人民币走势的分析判断密切相关。
在实体性经济因素上，我国经济运行平衡管理能力差。1）我国这几年消费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而与先进国相反。这说明在个人收入方面，诸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上没有基础货币的支援，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差距太大。2）在虚拟经济制度上差距更大。因为我国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建立上指导思想的错误，到目前也没有走向正轨。只要企业经营不和股票付息相联系，期货经营不和实物商品交割相联系，证券市场就永远不可能走向正轨。这样一来，也就不能有吸纳外资投资的功能，才有外资充裕的表现。3）作为经济管理体的国家，一般地说，增加基础货币的发行只要用在对国民社会保障的提高上是可以得到支持的。中国政府没有这种理念的操作从而破坏了消费与积累的平衡增长。4）在先进国家，是各类企业在发展权利的平等。而我国对企业的管理是等级制度，这就造成低价的竞争机制格局。导致科技期货市场的低迷，仅此一项就少着上千亿美元的吸纳。（数据来源于夏斌，陈道富2006，2）。
（5）同一商品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价格？比如麦当劳的汉堡包在全世界质量是一样的。2004年1月，在中国是1.23美元；在美国是2.80美元；在欧洲是3.48美元。这种现象给购买力平价理论一个很大的打击，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蓝子货币”来计算都有个被质疑的问题。由此而来也成为给劳动生产率决定价格理论定性为“伪理论”的依据。就是说在劳动率上全世界的汉堡包是一样的，在生产率上的表现上却有着不一样。由此也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已经升值是来源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完全是个“伪理论”。
从理论上讲，决定商品价格的因素有多种，P=（V+LI）…R/C…Q/M。相对国际商品交易其价格不仅只有劳动生产率因素还要加上需求与供应的比率和消费与积累的比率。尽管不同国家在产业结构上不同与生产要素流动速度有
不同，但在一个国家内部总有一个平均率存在着，因为商品交易行为有这种功能。换言之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的不同使同一商品有着不同的价格表现。与我们观察到的是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与同一商品的不同价格相关联是一致的。
同一商品在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高的国家价格也高，相对在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低的国家其价格也低。二者的比率相等。
所以我们说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变中、美两国的购买力平价的比率。但是在短期内对进出口却有着很大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并不能改变中国外汇储备上升的趋势，而是改变了（缩小）外汇储备的名义价值。从另一方面看相对中国而言既然想改变这种出口大于进口的现象，为什么不能取消对出口企业的补贴，给予国民待遇呢？为什么只能用人民币升值的手段来调整出口大于进口这个事情呢？
（6）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对出口产品进行不同程度上的补贴呢？
显然推行出口补贴是推动人均收入均等化的首选手段。比如美国对粮食进行高额补贴，其原因是不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那么粮食生产就有可能被淘汰。在工业发达国家农民收入没有别的方法来实现与工业收入的相等，只有对粮食进行补贴才能实现这种相等。
在中国对工业产品进行出口补贴就有问题了，有着追求经济增长、提高政绩的质疑。在加上这种努力带来人民币的升值，经济福利的丢失，更让国民怀疑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纯洁性。众所周知对出口进行补贴，增加出口产品的生产能提高就业来推动国民收入的增长。问题在于，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使用人民币贬值的手段来推动出口的增长，进一步增加就业，增加国民的收入呢？
（7）最近,从报刊杂志上发出一种声音，说“美元发行不受约束”，“这将导致世界资产泡沫产生”，“超美元供给将破坏储备货币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平衡”，等等。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经济学家标准的官僚主义思想意识在作怪：
1， 美国从发行货币上，年获得不下于6000亿美元的货币
收益用来补贴国内个人社会保障支出。我们喊喊，是不是美国人民就听我们的？反过来说这种喊叫，在美国人心中完全是一个白痴。美国人民是不允许美国政府如中国政府那样只顾官僚阶层的收益而不管一般劳动大众的社会保障的。人民币升值以来，汇兑损失几百亿人民币，却没有一个部门的官员为其负责本身在西方国家就是一个怪事情，在美国人民心目中这是不允许的。
2， 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为自己的国民谋福利收入是无可非议的。相反非议别国政府为国民谋福利正好说明自己缺乏为国民谋福利的思想意识。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货币经济上应该向美国学习。而学习的最好方法就是与美元棞在一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唯一正确的发展战略。如果政府在这一点上讲信用的话，人民币就可以很快成为国际货币从而分享美元年数千亿的货币收益。我们只所以做不到，根源在君主制官僚体制上重大决策让一两个精英说了算。在东南亚经济危机时人民币应该贬值来减少损失，我们却盯住了美元就是为了受损失。目前我们应该盯住美元才能获利政府却要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受损失。我真不知道中国政府中了那门子邪。
3， 就短期抑制外汇储备上升过快来说，政府完全可以由经贸部牵头组建商品对冲集团服务企业。从美国进口我们不能生产的民用产品，销售不出去时通过增加基础货币对这些产品补贴来纠正进出口的不平衡，从而增加国民经济福利。有人说“发票子”将导致物价上升、人民币贬值。是的，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如果用发票子的方法能把外国的东西买回来并卖给劳动人民的话，那么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4， 美元利率的不稳定必然造就世界上某个国家的金融不稳定。根源一是经济体小与放开外汇管制相关联；二是国际贸易的竞争引出各种自然资源价格的不平衡总要出现资源供给断裂的时候，进行强力的调整来打击金融资产泡沫。这种现象应引起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今年夏初我国房地产、股市已经出现
这种苗头。其根源就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引起的。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得不到遏制那么中国将步入上个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后尘。这一点就是我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的由来。
（三）人民币升值的不同意见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选择人民币升值浮动制度是政府与经济家理论知识面狭窄、无能的表现。关于人民币是否升值，国外经济学家早就有关注。诺贝尔奖获得者蒙代尔指出人民币升值有18项恶果：主要是延缓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进程；导致外国投资的下降；真实经济增长率下降；恶化国民就业形势；恶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导致通货紧缩压力；造成中国货币经济的不稳定，导致国有企业亏损面的上升；削弱人民币在亚洲的信用地位；加重周边地区债务负担进而影响周边经济稳定；让大量投机资本获利并加重投机行为；破坏中国对WTO的承诺，影响WTO的信誉，等等。
世界级金融大师麦金农（2005）也构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来说明上述观点，同时指出了人民币贬值的恶果。对以上这些道理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都是知道的，可为什么我们还是走向人民币升值的道路呢？以下原因不容忽视：一是政府单纯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推动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出口带动”战略，必然导致“双高”（高外汇储备和国内高储蓄）的现象出现。在制度经济学理论缺乏下，决策者不知道社会保障制度的加快建立是化解高储蓄的唯一办法与手段。这有加征储蓄利息税来证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增长率比消费增长率高一倍，二者的不平衡必然引出高储蓄的定理，到目前经济学家也没有指出这一点。当然也与精英决策体制的缺陷有关。二是高外汇储备是政府主观意向的结果。按一般国际贸易理论，外汇储备只要能保证国家三个月的“用汇”就可以。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缺乏这种监督机关，换句话说不能对汇兑损失追究責任，从而导致外汇储备越高越好的理念。直到2004年这种高外汇储备由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问
题后，政治家在没有化解高外汇储备的手段（理论指导）下，不得不被动的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这有美国发一次“通牒”人民币就升值以下来证明。
其实，长期性的化解高外汇储备需要建立起覆盖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短期内化解高外汇储备，只需要由经贸部牵头组建一个商品对冲服务公司企业，就是有商人从美国进口我国短缺急需的商品来达到与外汇储备增长的对冲。这种企业以对全国企业服务为宗旨，当然亏损就有可能是免不掉的，可由人民银行发行基础货币来补偿才行。
外贸平衡商品对冲企业的建立，它的伟大作用有以下几点：1作为外贸部门直接领导的企业，可以有选择的进口我国短缺商品，平衡进出口贸易可提高经济福利。2这种商品对冲服务能化解我国出口贸易的磨擦。为对我国的所谓“低价倾销”案找到一个新的化解途径。同时起到为我国密集型劳动产品扩充国际市场的作用。3只要是对我国呈现逆差的贸易国，商品对冲企业就可参加向该国推销产品的谈判，从而扩大出口，增加就业。4用商品对冲外汇储备能使经济福利增长，相对用货币来对冲高外汇储备的操作必须支付正向成本时，用商品来对冲高外汇储备的操作总是处在负成本中。
（四）小结与建议
小结：汇率的比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说相对众多的比较方法而言，我们面临着一个优先秩序的选择：1）购买力平价的比较实质上是一个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即相对一个国家总有一个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化问题。所以同一质量商品价格的差别实质上是一个平均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别。由此而来两国之间汇率的变动与均等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变动没有直接的联系。2）购买力平价的比较也可以说是两国之间商品价值的比较。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很多，把诸因素都进行均等化的计算是办不到的。所以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看作“实际汇率”的提高在统计上就没有可信度。例如从人均产值上看，我国虽然有着10%增长率但在人均产值增长上
并没有美国高，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美国必然是拿我国部分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和美国接近均等化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比较，从而失去科学性。3）由此看来，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其基本根据就是中国经常项目长期顺差的存在。但是他们忽视了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长期逆差的存在。我们认为说人民币被低估无非是希望用货币来对冲贸易的不平衡而已，看不见用购买商品照样可以对冲贸易的不平衡。4）主张人民币升值的观点，无非是认为长期的高外汇储备引出人民币升值预期将恶化国内资源配臵。（我们的观点与此相反，长期的高外汇储备正是国内资源配臵长期恶化的结果）这种思维方法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对待高外汇储备上看作人民币汇率的扭曲从而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一是把两国商品贸易的不平衡拉向两国货币币值不平衡的比较上；进一步的是拉向商品价值的比较与两国之间劳动力价值的比较上。在这个问题上就世界经济学理论也没有一个共识的标准，使之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反之用我们的观点可以清楚的看到高外汇储备来源于决策当局的“奖出”“限入”的错误政策；只着重积累投资的增长、忽视消费产出的增长是政府无法逃脱的系统性责任。这样一来，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观点实质上开拓了政府的责任而且阻碍了迅速扭转高外汇储备的手段的探讨。
（我们看到的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游资”拥向股市与房地产。这是用货币来对冲贸易不平衡的必然结果。日本已经受到惩罚，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观点是在逼着中国走日本的前车。善良的人民当然看不见这一点。反过来，如果国家宣布要大量采购外国商品，人民币将走向贬值，那么不出三个月“游资”自然又回到外贸企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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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2：用人民币升值的手段来对冲贸易顺差是一种“货币错赔”行为。意思是不该使用货币手段化解的项目也用货币来化解。根据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义，所谓
“货币错配”是指“在权益的净值或净收入对汇率的变动有着非常敏感性时，就出现了所谓货币错配。”在发展中国家常出现这种由逆差到顺差的国际贸易势态。我们观察到的这个现象，从贸易量变化的轨迹上看呈现S型。在贸易量上升到P点时，在汇率上就出现升值压力给予资本家一个升值预期。所以在P点以前根本无所谓“货币错配”这个概念。一旦超越P点才出现所谓“货币错配”这种现象。特别是在汇率的管制中，汇率老在这个P点上下跳动，逼迫企业资本资源不得不频繁的进行调整和进行新的组合，显得货币资本总在错误配臵。
单从内部性上看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虚拟经济方面落后。例如股票结构单一；债券发行增长缓慢；期货与现货毫无联系等等，即实体经济发展和虚拟经济发展二者有着严重的不平衡。中国近三年虚拟经济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使用外资量大，导致国内资本很难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加上国内储蓄额的高增长，决策者必须为过剩资本寻找出路。但国际上很少接受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这样一来也就加剧了“货币错配”这一现象。表面上汇率上升与政府决策当局的宏观调控相关，实质上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思想指导下的“错配货币”。特别是“君主制”体制中的精英决策模式往往是官僚主义，根本不可能接受创新理论的指导。在中国经济学界还不理解只要走向人民币贬值战略，资本有了利润的宽阔性，即有效机会增加时，也就减少了“货币错配”的可能。从外部性上看，在宏观管理上采取盯住美元战略，企业主体之间也就不存在货币“资本错配”问题，换句话说汇率处在贬值的区间里可以出现积累增长率大于消费增长率。相反汇率处在升值区间里只有消费增长率大于积累增长率的地方才有资本投入的有效性显现。在前一种情况下允许宏观管理犯错误；在后一种情况里不允许决策者犯错误。相对中央政府来说必须通过消费制度创新才能给予企业以有效投资机会。但是在传统体制“路径依赖”下很
难做到这种及时的消费制度创新。
令人忧虑的正是我国在消费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上的严重落后性，还有证券交易市场的严重扭曲。这方面制度的创立是一个长期过程，三二年不会发生作用。走人民币升值战略，就把60%以上的资本赶入“游资”队伍里，只能做短线，无法做长期性投入，因为缺乏收益预期。这由银行与政府合约的“打捆”贷款增加来证明。即便是政府担保，当人民币升值两位数时将有50%的贷款变成银行的“坏账”。这是一般投资者都明白的。
进一步分析在人民币升值区间，国内经济结构不得不频繁的调整来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企业也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来加大对升值的吸收，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只要处在货币升值这个区间里经济就只能是低增长。例如1984—1985年顺差急剧下降，经济增长高达13%。1989—1990年顺差上升，经济增长只有4%。1991—1993年顺差一路下降，经济增长走高。日本在50—60年代贸易很少盈余均为赤字，经济增长年均10%以上。进入80年代贸易波动，实际经济增长只有4%。经济泡沫破灭以后出现大额贸易顺差，实际经济增长只有1%。探讨其原因就是一旦大额贸易顺差出现，就给予人们一种升值预期，在国内消费结构制度调整的艰难下，只能靠跨国公司的资源从新配臵从而减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汇率一旦升值，使国内大部分出口企业的优势丧失，必须从新组合建立自己的优势，这个时间充满着风险，从而减少长期性投入。汇率的上升大公司企业为建立优势，常常是走出国门，导致资源外流；相对出口型小企业在受到直接的打击下将退出该领域，从而导致失业增加，经济增长下滑。
（顺便说一声，2005—2006年贸易顺差上升但统计上还有近10%的经济增长率，说明地方政府在统计上作弊严重，影响中国政府信用。目前建设部与统计局数据不一样证明了这一点。）---------------
建议：
（1），汇率的变化本质上是国际商品贸易不平衡的反映。国际汇率理
论以此为基础才有实践意义。由此决定了我国在纠正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实践中，既不能盯着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不能盯着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在这个难题上思考中国经济的不平衡问题，诸如消费与积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不平衡问题的解决。（2），要使人民币国际化即成为国际交易上的可储备货币必须与美元合作才有可能。实践证明只有同美元合作才能提高货币资源配臵效果，这已经成为我们无奈的选择。目前来看，美元的快速贬值趋势本该通过商品进口来对冲，进一步的是通过消费结构制度的创新来化解汇率升值的压力。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看不见这两种手段的重要性从而完全依赖人民币升值来“对冲”高外汇储备增长的道路，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复辙。（3）尽管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当时的日本差别很大，但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中国货币资源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配臵时代是一样的。只要政府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新的制度来领导（引导）货币资源配臵方向，在WTO框架下这种货币资源的混乱配臵中国政府就无有能力驾驶它。这一本质与80年代的日本是相同的。所以中国面临着三个制度的创新来领导（引导）货币资源配臵的方向，从而使“过剩资本”为经济发展服务而避免它破坏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三个制度是；
第一，“廉租房”制度。就是在城市中政府用租房制度代替目前的商品房买卖制度。由基层政府组成一个租房分配机构，有步骤的、有计划的使城市居民租到房子住，并代理租房人签立租房合约。租金可由出租者与承租人双方谈判或者有价格听证会协商。但对租房户来说，租金不得超过其工资收入的20%，之间的差额由人民银行补贴。这个制度的实行，一可以把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资本“套牢”；二可以由人民银行通过利率的调整实现消费与积累的平衡；三，政府可以通过对租金的调整获得资本进出的控制权。
第二，债券优先发行制度。鉴于政府在WTO制度里
对股市许多造假行为不可能彻底改变，诸如“多头开户，坐庄哄价，套现离场”等大笔基金买方信息不可能做到透明。这样情况下被国际“游资”操纵就不可避免。基本原因是证券资产量太小，使他们产生可操纵成功的预期。所以有必要推出新的证券资产---债券市场。所谓债券优先发行制度是指企业一律平等，由审计部门和行业协会批准都可意发行（5—10年）债券。由银行担保的同时，在柜台办理债券买卖结算业务。利率由人民银行管理。把科技开发、科技攻关、科技发明等劳动单位统一注册为科技企业由科技部门批准，财政部门担保大量发行债券。兑现时由财政与人民银行共同承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利率手段把一切游资“套在长期债券”里，政府可以通过利率调整实现我国的产业政策。但必须成立一个高于政府的专门机构来操作，并有一个相应的规模，从而彻底化解我国货币资源的混乱配臵势态。
第三，上述两个制度虽然可以化解经济泡沫，避免金融危机，但需要一个时间才能规范。就是说“远水不解近渴”。这就需要建立一个进出口商品对冲制度。一是经贸部不能只负责出口，不负责进口，要负责二者的平衡。二是成立进口商品对冲企业，来协调各个行会，进而为全国企业服务。就是说不只是通过进口商品来削减美国的高顺差，也必须削减日本、东盟等国的高逆差。三，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厉行经贸部长职责，但不是公务员身份。四，必要时由人民银行发行基础货币对进口商品补助来迅速化解人民币升值预期。
我们认为通过上面三个制度的推行，可以有效的避免陷入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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