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域外民族书写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InnerMongolia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SocialSciences）Vol.44No.2

Mar.2018

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域外民族书写

王凡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中通过域外民族在华商贸活动、宗教信仰及“蕃坊”景象

生动展现了古代中国与外来民族之间十分兴盛的经贸往来及文化交流。与此同时，作品中的番女形象珠木奴以及“番女嫁汉男”的情节不仅折射出明清小说对高罗佩创作的潜在影响，亦凸显出高罗佩对于女性人物的人性描刻和人道关怀。《大唐狄公案》中有关域外民族的情节表述既是对外来民族在古代中国生活、经商、交往等方面的文学化书写，更是高罗佩借自己的作品来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进行多层次反映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大唐狄公案》；高罗佩；域外民族；番女形象

〔中图分类号〕K20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215（2018）02-0088-06

高罗佩（1910—1967），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

佩自幼便对东方文化着迷，从小学习中文，痴迷于对

〔1〕

汉字的研究与公案小说的创作。其一生在辗转中国、日本等地担任外交官的同时，不仅完成了《中国古代房内考》《琴道》《砚史》等多部有关中国文化的理论著述，更创作了其最具知名度的作品——《大唐狄公案》。这部由二十余个故事篇章构成的推理断案小说集，主要表现了唐代名臣狄仁杰为官断案、除奸去恶的传奇经历。《大唐狄公案》的情节内容多取材于中国古代法律文献及公案小说，其与清代公案小说《狄公案》有着明显的艺术承续关系，《铁钉案》就基本袭用了《狄公案》中的相关情节。这部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呈现与欧美侦探小说创作理念有机融合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被陈来元、胡明等学者翻译成中文，受到国内读者的喜爱和学界的关注。这部作品在展现古代中国的丰富生活画卷之际，也通过《广州案》《黄金案》等故事篇章描绘了外来民族在华经商及生活的场景。这不仅是高罗佩对

于中国古代繁盛的中外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某种文学化书写，同时也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个感受和认识古代中国社会、文化风貌的特殊视角。

一、域外民族描写的不同类型

〔2〕

唐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繁荣，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民族来华经商、游学甚至定居，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尤其是《广州案》中对于这一社会历史场景进行了生动的展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来民族在华商贸活动的描绘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在其《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论及唐代外来文化时曾言：“南方的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

〔3〕15

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西方汉学家之所以这样赞许唐代的广州，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的域外民族主要是在广州这一地区进行海上商贸活动，

〔作者简介〕王凡，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88·

从而令广州在中外贸易往来和外来文化交流方面凸显出特殊的地位。刘禹锡曾有诗云：“连天浪静长鲸

息，映日帆多宝舶来。”〔4〕518

韩愈在其《送郑尚书序》一文中也写道：“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

溢于中国，不可胜用。”〔5〕1206

两位唐代文豪都通过自己的文学笔触展现了唐代广州地区繁忙兴盛的外来海上贸易，而相比于古代文学家略显浪漫化的书写，高罗佩在《广州案》中则以小说的艺术形式表现了唐代外来贸易繁荣的广州地区的外来民族商船活动：

一条大食的商船正在卸货，一群苦力正肩

扛着货物从船舷边下到码头趸库。

〔6〕173

乔泰系了领扣，望着那条正在卸货的商船。船上、船下都有几个翘胡子、缠头巾的监工

在那里吆喝苦力。〔6〕174

可以说，刘禹锡、韩愈等文学家以饱富激情的艺术笔触对舳舻千里、珍异内传等商业繁荣景象进行了不乏赞许之情的浪漫化描写，而高罗佩则更多的是通过这些商船贸易的呈现来对人物活动、情节发展进行社会环境的铺垫和渲染。与此同时，在看似短促的描写中，高罗佩并未正面展现这些贸易往来的繁盛及其对当时国民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而是在略显冷峻的审视中将目光聚焦于外来商船上监工威吓、苦力劳作这一商业繁荣背后的独特一面。

（二）“蕃坊”市井俚俗文化的呈现

除了对外来民族的商业活动进行描绘外，作品也生动细腻地展现了与域外民族经商活动紧密相连的市井文化景象，这集中体现在作品对于“蕃坊”的描写。“唐代在广州出现了穆斯林社区，称作‘蕃坊’，这里的‘蕃’指外国人，‘坊’则是唐代城市街巷的通

称。‘蕃坊’即城市中外国人居住的街区。”〔7〕53

宋人朱彧在其笔记作品《萍州可谈》中对广州域外民族及其集居之所进行了客观而又翔实的记载：

广州蕃坊，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衣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鞠实，送蕃坊

行遣。

〔8〕30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中展现大食等在华外来民族的商业贸易之时，亦不忘对通过广州这一唐时外族杂居、经商之地所独有市井气象给予生动描摹，例如在《广州案》中就对怀圣寺附近蕃坊街区做了如下描绘：

街上正是蕃坊热闹的一角。店铺林立，各

·89·

号蕃馆更是堆满琳琅满目的舶来货。街头巷尾

到处弥漫着烤炙牛羊肉的香味。〔6〕179

这段描写看似简短，但却为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生动地呈现了唐时外族群居而形成的独特市井气象。高罗佩在此展现了蕃坊店铺林立、人烟凑集、商业繁荣的基本特征，更通过蕃坊商贩所售卖的外来物品凸显出独特的异域文化风情，从而使读者由此可以管窥唐代外来民族的商业活动。

（三）外来民族的宗教活动呈现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不仅展现了唐代外来民族在华商业贸易活动的生动图景，也对其宗教信仰活动进行了描写，这集中体现在《广州案》中对于广州著名清真寺——怀圣寺的描写。高罗佩在《广州案》就写道：

乔泰与陶甘分手后，故意慢慢悠悠向城里晃去，很快便看到怀圣寺高高的圆塔顶了。那圆塔像一支明烛耸立在寺院内，点亮天灯，俗称光塔。附近蕃坊住的胡人都称其为“邦克塔”。这座清真寺院原系大食回教先贤宛葛思所创立，布宣圣祖摩诃末古兰经教义，供蕃坊内的教民做礼拜之用。五六月间大食商船乘季风入广

州港，寺众登塔建斋，以祈风信，十分隆盛。

〔6〕178-179

而在作品中部，高罗佩亦借大食商人曼瑟与乔泰闲

谈之机再次向读者介绍了怀圣寺：

噢，怀圣寺。寺内邦克塔圣光不灭，真主永在。先贤宛葛思初来华夏，便在这一带布道。仙逝后葬在流花桥畔。我们大食侨民也多居住

这两处。

〔6〕203

怀圣寺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建成的清真寺，相传是由阿布宛葛素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为纪念伊斯兰教圣主穆罕默德而起名“怀圣”，寺内建有一座著名的“光塔”，故又称“光塔寺”。唐代居住于广州蕃坊的大食人都经常在此参拜，这座中国境内早期的清真寺也成为在唐外国人实现自我宗教信仰的重要场所和异国宗教在华发展的特殊象征。高罗佩在《广州案》中通过乔泰、陶甘的步履为读者呈现了怀圣寺尤其该寺的特征性建筑——光塔，并追溯了该寺的历史由来以及大食人在寺中从事礼拜祭祀活动的频繁和隆盛，同时更以曼瑟之言再次强调了该寺对于当地大食人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精神寄托作用。可以说，高罗佩正是以怀圣寺这一特殊的宗教

场所为轴心、通过看似简略的段落向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概况性地介绍了在华外来民族从事宗教活动的总体场景。

二、番女形象的独特塑造

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尤其是《广州案》中不仅对外来民族在华的商业活动、宗教信仰及其居住地区的市井俚俗文化进行了描绘，更对这些异于中土汉族的域外人士进行了独特的形象刻画，这在《广州案》中的番女形象身上就体现得十分显著。这些特殊女性形象既折射出潜在的文化意蕴，也寄寓着高罗佩本人特殊的创作动机。

（一）番女特殊形象的细腻呈现《大唐狄公案》在展现中国古代上至公卿贵胄、下至贩夫走卒等不同社会阶层之际，又以大量的篇幅笔墨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的女性人物，其中既有达官贵妇，也不乏青楼女子，而《广州案》中的番女则构成了作品中众多汉族女性人物之外的特殊形象谱系。在古代中国社会，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下的女子应谨遵闺训，对自己的内心情感诉求往往是含而不露，决不轻易吐露。与之相比，来自中华之外的异国番女不仅在外形容貌方面与汉族女子存在些许差异，而且其对自身的情感要求也绝非羞赧讳言，时常直接倾吐、畅言无忌。例如番妓珠木奴曾对乔泰言道：

恩主虽对我百般恩爱，终不能赢得我的真心。我心中自有一个人物在。只恨一时糊涂，如今悔恨已晚。……果真存心于我，快快为我脱籍并携我去京城长安。即便从此荆钗布裙，粗茶淡饭，亦胜似如今千万倍。跟随了你，再无

二心。〔6〕222

可以说，面对在风月场上仅有一面之缘的乔泰，珠木奴不仅向其忆述了自己不忍回首而又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更向其直吐愿求，希望乔泰助自己脱离苦海，从此一起白头偕老。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汀耶、丹纳姐妹的情感表达理念。在乔泰在探访倪天济府邸，突遭曼瑟手下暗算，行将遇害的危急之时，汀耶、丹纳姐妹使计将凶徒毙杀，而乔泰在对二女表达谢意后的三人对话可谓极富意味：

“二位姑娘如此英勇举动，拔刀救助，真正是巾帼奇侠了。”

丹纳道：“乔都尉休东拉西扯，我姐妹今日

·90·

救了你性命，你用何物来答谢？”

乔泰笑道：“只需二位小姐开口，但凡我拿得出的，都可相赠。”

丹纳道：“只求乔都尉一桩事。”“不知何事？十桩百桩都提得。”“我姐姐汀耶想要嫁给你，我们姐妹俩曾设誓相约，两个同时嫁一人，和睦相处、永不分离。”

乔泰讪笑：“你两个傻丫头，岂可放在嘴头子上说着玩的？”

汀耶正色道：“并非玩笑，这是真的。我们两个都应嫁与你乔都尉。主人也一直在夸奖你哩。”

乔泰乃觉窘迫：“我都四十多岁的人了，岂可耽误你两个如花似玉年华。”

丹纳道“：孔子圣人说过，四十而不惑，乃真正

是不惑邪僻，建功立业的年纪。”〔6〕246-247

汀耶、丹纳姐妹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助乔泰，不仅不是出于传统巾帼女侠式的通晓大义和打抱不平，反而在救助之后提出了一同婚嫁的特殊要求。更富意趣的是，豆蔻初开、不谙世事的少女竟还引经据典、逞舌辩之趣，这无疑在渲染了一丝诙谐意味的同时，将这对番国姐妹那异于一般闺淑良媛的性格特征彰显了出来。可以说，无论是番国艳妓珠木奴还是异族少女汀耶姐妹，她们都毫不掩饰对陌生男性的情感诉求，她们的这种情感直露表达并非一定都出于对对方情真意切的真爱倾诉，透过这种情感表达方式更多折射出的是番邦女子直率的性情。她们较少地受到中国古代女子所承受到的传统礼教规制，因而在行为理念、处事方式上较少地受到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与羁绊，故此，她们可以在陌生人面前毫无讳言地流露出自己的情感欲求，她们这种行为看似表现出荒诞不经的滑稽诙谐意味，但这实际上正是源于她们这些番女和中土汉族女子在情感欲求、情感表达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巨大理念差异，即前者直露外化、后者含蓄内敛，由此亦映射出中国与异国、东方和西方之间明显的文化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珠木奴、汀耶姐妹等番女心许乔泰这一情节表述在凸显出中外文化差异之际，亦潜在地反映出明清小说作品中时常浮现的“番女嫁汉将”这一叙事母体的身影。“番女嫁汉将”的情节表述曾多次出现于明清小说中，《说唐后传》中北番国屠炉公主钟情于汉将罗

通，《说唐三传》中樊梨花心仪于薛丁山，《五虎平南演义》中段红玉心许于狄龙都可以说是极富代表性。明清小说中的这一情节模式集中“反映出番、汉

民族间不同的爱情观与婚姻观。”〔9〕

《广州案》中的珠木奴、汀耶姐妹可以说和屠炉公主、樊梨花及段红玉颇为相似，“与汉族少女在爱情婚姻上的矜持、羞涩相比，他们显得热情、奔放；她们与自己的意中人当

面谈婚论嫁，并不以为这是什么越礼背法的事情。”〔9〕

可以说，高罗佩在《广州案》中对于番女形象的塑造既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明清小说作品对其创作的潜在影响，更由此反映了外来民族文化与唐代汉族文化的多元差异性。

（二）番女形象的人性化描刻《广州案》中番女心仪汉男的情节表述反映了中国明清小说作品对于高罗佩创作的潜在影响以及番汉之间不可回避的文化差异，而其中的番女形象也有其自在的文化与审美价值。珠木奴就是其中极具典型性的女性形象。年轻貌美而又命运坎坷的她与柳道远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中馈犹虚的柳道远一心想要娶其为妻，以求成百年之好，并在回京前立誓自己必会返粤为其赎身。然而，珠木奴却恐爱人一去不返而将一种须按期服用解药的毒酒为即将回京的柳道远饮下，后者虽如约而返，却因解毒日期已过而终致毒发身亡，珠木奴目睹死于自己怀中的柳道远而悔恨不已。可以说，珠木奴毒杀爱人的行为反映了她对待真爱所持的直接明了、甚至不乏极端化色彩的态度：或是与心上人双宿双飞、共享鸳侣之欢，或是将有背海誓山盟者鸩杀，以惩其负心薄幸之行。这种无法与心仪之人结合便将其杀死的行为既缘于珠木奴这类番女对待情感的特殊思维理念，亦投射出丰富的女性主义因子。《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曾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以说，处于中国古代男权社会中的普通女性在家庭婚姻方面处于绝对不对等的地位，一方面，男性享有一夫多妻的权力，另一方面，女性基本上属于男性的附属品。而珠木奴之所以会以下毒设期限的特殊方式来迫使柳道远能如约而回，正是源于女性由自身在情感、家庭方面的不平等地位而萌发的潜在心理忧惧，以此来审视珠木奴的情感处理方式，就无疑于颠覆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特殊文化意蕴。

而就珠木奴这一形象本身而言，更在女性主义的文化元素之外映射出人物塑造方面的独特审美价

·91·

值。她执着于那段刻骨铭心的往日之情，甚至还为之不惜触犯律法。她并非为声名利禄或个人仇怨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而是在复杂情感的支配下做出了追悔莫及之事，其杀害旧爱的非理性之举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其对过往情感痴心难改所导致的心理畸变和精神异化。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说“一个人的性格不可能是单一的，它的每种性格表现，其实都是很多因素的综合结果，是系统质的总和显现。他所表现出的任何一种善的行为，事实上都包含着另一种潜在的恶的可能性。人正是因为这样，所以

才极不简单。”〔10〕158

这种人之善恶的辩证认识在珠木奴身上有着鲜明的表现，其因情犯罪必将受到刑律的制裁，更在未能挽回过往之情的同时，直接导致了爱人的永远消逝；另一方面，这种执着甚至偏激的情感诉求实际上也投射出珠木奴渴求过上普通市井平民生活的强烈愿望，而在深感旧情难复之后，失落绝望的她也无疑是值得同情的情感受害者和生活无助者。由此，高罗佩将为爱痴迷、迷失自我、实施犯罪与思慕真爱、渴望摆脱世俗名利纠扰以过上正常生活这些富于两面色彩的思想、行为特征集中于珠木奴身上。由此观之，这一独特女性形象的人性化描刻，投射出高罗佩对于命途多艰的低层女性表露出的人道意识和人文关怀，进而映照出他本人力图展现复杂真实人性的艺术努力。高罗佩在此没有像多数以女性为主要人物、宣扬女性主义的小说作品那样刻意拔高珠木奴的艺术形象，也没有将其塑造成为一个历经坎坷、身遭不幸而又敢于和命运相搏击的女性人物，并刻意升华她所潜存的女性主义文化元素，而是在重臣匿踪、狄公调查、历经曲折、拨云见天这一紧张激烈的巨案侦破过程中，以一种看似波澜不惊的笔触勾勒了珠木奴邂逅乔泰→欲托终身→倾吐衷曲→中镖身亡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在呈现珠木奴形象的过程中，高罗佩始终秉持着一种不含激愤的理性审视思维，这种平静的审视态度无疑更易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触摸到这样一位不幸女子的内在心灵。

在《广州案》中，高罗佩不仅塑造了珠木奴这样的番女形象，而且还展现了其他番人形象，如口蜜腹剑、机诈凶狠、意图暴乱的番商曼瑟，就这类反面番人形象本身而言，其与传统文学作品中为非作歹而又色厉内荏的反面形象几乎毫无二致，难脱概念化的审美藩篱，而通过对珠木奴身陷羁绊、邂逅真爱到

误杀爱人、怀恨而亡的生命历程以及她内在情感的生于其浦阳县任上，《迷宫案》《紫光寺》《太子棺椁》深入剖析，高罗佩塑造了这一具有复杂性格的独特《除夕疑案》发生于其兰坊县任上，《铁钉案》《飞虎

〔11〕62

形象，与曼瑟这类“扁平人物”的艺术形象相比，团》发生于其北州任上，《柳园图》发生于其任京师留高罗佩笔下的这一番女形象更具女性风姿、更富多面化的复杂性格特征，由此彰显出“圆形人物”〔11〕62

的审美特质。三、域外民族书写的文化成因

高罗佩创作的《广州案》主要是通过狄仁杰与其部下南下广州调查钦差柳道远失踪之谜，继而成功挫败一起谋反阴谋的故事来为读者展现了曲折多变、腾挪顿挫的侦破悬疑情节。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高氏在其中亦折射出深层次的写作动机，其曾在《大唐狄公案》的后记中谈及《广州案》的创作：公元7世纪，世界上两大强国一个在东方，这就是大唐帝国；另一个在西方，这就是征服了整个中东、北非和南欧的大食。但奇怪的是，当时世界上这两个文化、军事巨人相互间却知之甚少，其相互接触地点也仅限于几个分散的贸

易中心。后来，中国和大食勤劳的船长们有了较多的联系，但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他们对其耳闻目睹之奇事的评说却得不到重视，就像众多海员的见闻被当成海外奇谈一样。因此，我决

定写一本小说，将狄公放到一个完全新的背景中去描写。鉴于广州是一座港口城市，是中国与大食相互联系的主要城市之一，于是我将故事的发生地放在广州。这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广州案》。〔6〕298

高罗佩的这段话不仅揭示了《广州案》这部小说的直接创作动机，亦说明了他选择广州而非其他城市作为作品的情节背景的重要原因：高罗佩一方面力图通过域外民族的在华活动来管窥唐代中国的幅员辽阔、经济繁荣和多元文化，另一方面又意欲以广州为切入点来展现古代中国与外来国家、民族在经济往来、文化差异等不同方面的关系。《大唐狄公案》主要展现了唐代名臣狄仁杰在州、县为官断狱的传奇经历。作品中的狄仁杰自京城外放以来，先后任职多地，直至被朝廷擢拔为大理寺卿，其中《黄金案》《五朵祥云》《红丝黑箭》《雨师迷踪》《四漆屏》发生于其蓬莱县任上，《湖滨案》《断指记》《朝云观》《莲池蛙声》发生于其汉源县任上，《铜钟案》《跛腿乞丐》《真假宝剑》《红阁子》《御珠案》发·92·

守时期，《广州案》发生于其南下广州调查案件期

间。狄仁杰任职治所即案件发生地或是深在内陆腹地，如北州；或是濒临海域，如蓬莱；或是地处国家边

陲，如兰坊；或是地处江南，如浦阳、广州等地。上述

这些地方处于当时唐王朝的各个区域，反映了高罗

佩笔下的狄仁杰曾辗转多地为官，也为其见多识广提供了某种客观因由。另一方面，虽然狄仁杰任职之地多源于艺术虚构，但高罗佩大多会以简短的语言对这些地方加以介绍，如《黄金案》写道：“蓬莱县濒临海湾，距城厢约九里内河流出海口有著名的蓬

莱要塞炮台。”〔12〕13

《紫光寺》开篇亦写道：“这陇右的

边远小镇属安西都护府管辖，狄仁杰九个月前被委

任为这里的县令。”〔13〕6-7

《铁钉案》则写道：“这北州户不过三千，口不满两万，只因地处北方朔漠之境，民

风悍直骠勇。”〔13〕163

与此同时，这些任职之所因分布

于当时国家的不同区域，因而高罗佩在展现狄仁杰在这些地方为官之际，亦穿插性地描写了该地区的些许地域、文化风貌。如《御珠案》就对中国南方地区在过端午节时十分盛行的龙舟赛事进行了浓墨重

彩的描绘，“小说的第二章几乎是端午节划龙船的民俗展览”〔14〕

，凸显出浦阳这一濒临京杭大运河的富庶地区的江南地域文化特征。这一叙事特征在涉及外来民族的海滨、边陲地区体现得尤为显著。譬如《黄金案》中对于蓬莱县的街景就有如下一段描写：

街衢上行人不多，而水手、船匠、和尚却不少。时常可遇三三两两的蕃客，大多是经商贩货的。碧眼红须、挺胸凸肚的是西洋来的。皮肤黝黑、袒胸露臂的来自南洋。唯有东洋的，耳目嘴脸无异，服饰穿扮不同而已，也不尽操胡语，和颜悦色、彬彬有礼，故最能与我大唐臣民

和睦相处，极少龃龉。〔12〕13

这段描写是对蓬莱县城街市人头攒动的总体性概

写，尤其凸显了在此地经商或是从事其他活动的外国人，不仅点明其所属国度及地区，更对各国人独特的外形特征进行了简要的描写。可以说，作为唐帝国一隅的蓬莱之所以会云集来自欧洲、东南亚乃至日本等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一方面是源于唐王朝当时所奉行的对外开放、兼容并包的政治、文化政策，另一方面也和蓬莱这一濒临海域的客观地理位置是

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广州案》《黄金案》中对于外来民族的描写实际上与《御珠案》中对于龙舟节的描写在创作动机上可谓异曲同工，它们都彰显了狄仁杰任职所在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和风土民俗人情。就广州及蓬莱这些地处海滨的港口城市而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外来民族定居生活可以说是这些地方必然存在的地域特色。对于该地外来民族活动的描绘既是以此来管窥唐代中国的社会画卷和文化气象，同时也是对外来民族在此生活、经商、交往等生活场景的文学化书写。

更为重要的是，《广州案》《黄金案》对于外来民族在华生活、经商活动的细腻展现实际上更是与高罗佩本人力图通过《大唐狄公案》来多元化地呈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文学创作表述是有机统一的。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的各个故事篇章中不仅展现了曲折盘桓、跌宕起伏的悬疑故事情节，而且也将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灌注于作品的情节、人物之中。《铜钟案》《黄金案》表现了中国古代佛教文化以及佛教盛行的历史图景；《朝云观》反映了中国古代道教文化的诸多方面和唐代道教的发展状况；《黑狐狸》则通过对诗人形象及其唱和集会的生动描刻向读者呈现了古代中国繁荣璀璨的诗歌文化与文人雅士的生活意趣；《红阁子》甚至还为读者展现了中国古代青楼文化。以此来审视《大唐狄公案》中有关外来民族的文学书写，其可以说也是高罗佩借自己的作品来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进行多层次反映的重要表现。

结语

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中通过域外民族的在华商贸活动、宗教信仰及“蕃坊”景象生动展现了古代中国与外来民族之间十分兴盛的经贸往来及文化交流。与此同时，作品中的番女形象珠木奴以及“番女嫁汉男”的情节不仅折射出明清小说对高罗佩创

作的潜在影响，亦凸显出高罗佩对于女性人物的人

性描刻和人道关怀。《大唐狄公案》中有关域外民族

的情节表述既是对外来民族在古代中国生活、经商、

·93·

交往等方面的文学化书写，更是高罗佩借自己的作品来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进行多层次反映的重要表现。因此，有关域外民族的情节书写对于全面、立体地考量、探究《大唐狄公案》乃至高罗佩本人丰富广博的汉学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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