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小说的孤独意识

刘权

【摘 要】莫言小说中的孤独意识,大致上可分为“本体性孤独”与“受迫性孤独”两大类型,它们集中展现了在世俗社会中生命个体艰难的生存处境.在孤独困境下,莫言小说提供了流浪、幻梦、死亡以及抗争等不同的突围方式,但悲剧命运的不易改变,社会负面伦理文化的根深蒂固,大多孤独个体难以从孤独绝望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期刊名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36)004 【总页数】4页(P74-77)

【关键词】莫言;孤独意识;悲剧命运;世俗社会;个体;伦理文化 【作 者】刘权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

孤独是人在受挫或对社会存在产生质疑和不满足时，常有的一种情感体验或心理状态，孤独也是文学表现的永恒主题。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孤独情绪和孤独个体在很大程度上，与作家本身的生活际遇及作家对世界的认知相关。莫言曾在《漫长的文学梦》等多篇文章中，回忆了自己因自理能力差而饱受歧视的情况以及特殊时代环境下辍学，放牛的童年生活，这些早年经历在作家本人看来，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357，也是其小说具有浓烈的孤独意识的重要原因。

在小说中，莫言凭借冷静细腻的观察力表现了高密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在艰困的社会与人生处境下，这些具有“野性”的民间生命体常陷入无助境地，他们在孤独与失落、绝望、幻梦等多重情感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着不同的自我选择。这些彰显了作家本人对受挫人生与生命存在理想形态的思考与探索，因而，小说文本具有强烈的哲学意味。

莫言小说存在着多样的孤独表现，笔者将莫言小说中的孤独形态大致上分为“本体性孤独”与“受迫性孤独”两类。“本体性孤独”主要表现“自由而生”的孤独，这类小说多具有较强的魔幻色彩与抽象性，主人公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受迫性孤独”则多倾向于表现在世俗社会中边缘化从而被迫导致的孤独，强调在命运主导下被现实世界的世俗伦理所排斥后产生的艰难处境，并因此衍生出的孤独无助情绪。二者的主要差别简言之为：一是是否自觉自始于孤独状态，二是是否最终渴望融于世俗社会。

㈠本体性孤独：异质与荒诞

“本体性孤独”的特点，是文本中的生命个体自一开始便与世俗世界相互分离，其所具有的特质是对生命和世界的看法与世俗社会明显不同。例如《枯河》中将面饼子称作狗屎的小男孩，其至始至终被世俗世界看作是怪胎，他也对周围世界带有极大的反感与仇恨，这种在文本中表现出的与所处社会的“异质性”，使其始终处于被排斥、打压的孤独境地。

在“本体性孤独”中，依据个体是否曾对世俗世界抱有期待并进行试探与尝试，笔者再将其大致分为“幻灭式孤独”与“存在式孤独”两种。

“幻灭式孤独”通常具有“孤独——试探——孤独”的模式。以《姑妈的宝刀》为例，文本中极具象征意味的宝刀，暗喻对生命与生活的最高期待，是孙家姑妈心目中的“圣物”，当她得知铁匠技艺高超才将其取出，希望铁匠打出一把同样银亮的刀，可惜铁匠束手无策并最终愧然离开，孙家姑妈也极度失望转身离去。尽管她

试图在世俗社会中找寻达成人生期待的可能，然而最后只能失落而归。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其送刀前往铁匠处时装扮极其干净严肃，却被众人嘲笑作老妖精、老神婆，就明显表现出她与文本中的现实世界存在明显隔阂。这一模式在《民间音乐》中也清晰可见。此外，《四十一炮》中罗小通的父亲也是“幻灭式孤独”的典型，他在现实的重压下走向对世俗的迎合，但他最终杀死妻子，与世俗社会决裂，展现了“试探是失败的，孤独是永恒的”的主题。因此，在“幻灭式孤独”这一类小说中，主人公一开始便展示出与现实社会的不同之处，他们生来孤独，但希望得到帮助，以达成自身追求，然而在与世俗接触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感到失望与落寞，最终不可避免地对世俗世界加以否定，再次陷入到孤独之中。而“存在式孤独”则更具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意味。在存在主义哲学中，世界的虚无性导致生命的无所归依，从而使得生命体无法避免地陷入孤独，这种孤独是难以摆脱的，因为无论是外生性荒诞抑或是内源性荒诞，都难以摆脱世界荒诞的本质，而“存在式孤独”的根源就在于对世界彻底的断然否定。在“存在式孤独”这类小说中，主人公基本上不存在“孤独——试探——孤独”模式中“试探”的环节，生命个体始终表现出在世俗社会中的陌生性，这在《透明的红萝卜》与《枯河》等小说中表现明显。以《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为例，无论是后娘的虐待、小铁匠的欺凌还是小菊与小石匠所释放的善意，都无法改变黑孩对这个世界无动于衷的态度，他痴迷地追求着幻想中的金色红萝卜，试图改变孤独现状却又在追逐萝卜的过程中不自觉地陷入虚幻本身制导的孤独之中。在“存在式孤独”中，这些生命个体与世俗世界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异质性，这种与世俗伦理和集体认知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其陷入孤独的处境。 与“受迫性孤独”相比，“本体性孤独”具有较为突出的荒诞色彩。首先，孤独的根源之一，即主人公所处的社会本身极为荒诞，他们将宝刀当作菜刀使用(《姑妈的宝刀》)，将至美音乐比作一般酒食(《民间音乐》)，让孤独个体难以认同。其次，主人公应对所处世界的方式带有荒诞色彩。例如在《四十一炮》中，罗小通通

过极具荒诞意味的炮击形式，展现对世俗世界的抗争。再次，孤独者的一言一行与社会现有秩序不符，面对世俗社会的“强行矫正”，也通常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因此成为众人眼里的笑柄，并遭到排斥、羞辱、打击。小说呈现出的这种浓重的荒诞色彩，表现出莫言对文本中生命存在状态与社会伦理文化的强烈质疑。 ㈡受迫性孤独：命运与悲剧

“受迫性孤独”的特点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受命运、世俗文化等外在不可控因素影响，从正常的生活中剥离开来，被置于孤独的境况之下，其实，他们在内心深处不排斥甚至渴望与世俗社会相融合。它与“本体性孤独”类小说相比，在文本上显示出相对较弱的抽象性，也更具有写实性。

《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等小说是表现“受迫性孤独”的代表作品。在《白狗秋千架》中，暖姑原本有着美好的人生前途，可惜飞来横祸使她瞎了眼睛并只能嫁给残疾人生出不健全的孩子，在命运捉弄下，她被乡民嘲笑为“个眼暖”、“没有身份的人”，并陷入孤寂与绝望中，最终她试图与“我”突破伦理来交合产子，从而换取生存希望，这种希望背后代表的是，她渴望获得人的尊严与社会的接受。此外，如《檀香刑》中的钱丁、《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高马以及《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的丁师傅等，都是“受迫性孤独”的典型，他们在不幸命运所引发的人生困境下，陷入孤独处境，成为世俗世界里的“多余人”。在“受迫性孤独”这类作品中，这些生命个体，受到社会歧视和排斥，但仍然艰难地生活，他们一方面在命运面前表现出坚毅的生命品质，另一方面他们也渴望获得社会的接纳，过上“正常的生活”，即现有伦理社会能够接纳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麻风的儿子》与《屠户的女儿》这些较为特殊的作品。在前者中，大力虽然一开始就因受社会所歧视、排斥，而处于孤独状态，但这与“本体性孤独”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同，大力一开始是被动地被社会排斥，而“本体性孤独”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自身带有主动与社会趋离的异质性。《屠户的女儿》虽带有较强

的非写实化倾向，但是就其文本内容而言，小女孩的孤独来自于被动受到外界的排斥，因此包括《拇指铐》在内的这几篇小说，所展现的孤独内蕴仍属于“受迫性孤独”。

与“本体性孤独”相比，“受迫性孤独”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一方面，这是因为这类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具有悲惨的命运际遇，并且这些生命个体的悲剧命运多是由主人公自身不可控的外界因素造成的，个体自身难以改变。例如《麻风的儿子》中，大牛有一位患有麻风病的母亲，并且小说中的袁春光与女病人亲密接触也未得上此病，这使得大牛患病更有宿命意味，最后只能远走他乡。在生命个体人生遭遇巨大挫折之后，不仅没有受到社会的善意对待，反而被社会挤压到边缘地带，凸显了社会的冷漠、人性的阴暗，无论是《白狗秋千架》中的暖姑，还是《麻风的儿子》中的大牛，他们的遭遇均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体性孤独”这类作品不具有悲剧色彩，只是相较而言，在浓厚的魔幻色彩和哲学意味下，小说本身具有的悲剧性遭到一定程度上审美意义的遮蔽。

莫言小说对孤独的表现是多元的，一是自觉与世俗社会对峙的“本体性孤独”，一是被动中受世俗社会排斥后而生的“受迫性孤独”。在面对人生孤独情绪时，不同作品中又呈现出不同的突围走向，笔者将其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种：

首先是流浪。这里的“流浪”主要指行为意义上的流浪，即空间游移。而以精神漂泊为主要表征的隐性流浪在此则不再赘述，因为对于文学作品中的孤独者而言，多少会产生精神漫游和情感流浪的现象。“流浪”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越界”，这是一种无奈之举，有时也具超越之义。在表现“本体性孤独”的《民间音乐》和展现“受迫性孤独”的《麻风的儿子》等小说中，均可看出这一突围方式。以《民间音乐》为例，小瞎子在马桑镇拒绝了花茉莉的表白重新开始流浪，他从真正善于歌唱的铺路工那里，寻找到“来自无比深厚凝重的莽莽大地”的民间音乐，不断迁移的铺路工与莽莽苍苍的大地这两个意象，暗喻了流浪或许才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形态，

突出了流浪本身对现有困境的超越性。而《麻风的儿子》中张大力的“流浪”则更为具象化，流浪的张大力十几年过去音信全无，这说明流浪不一定可以完成对孤独的全然突围。在这一文本中，流浪的无奈与被迫意味又被凸显出来。流浪的初衷多是为了摆脱孤独，改变令人不满的现状，但对于被迫流浪的人来说，流浪意味着割断与故土和过去的联系，走向未知，因此流浪本身即为不自由，它未必能彻底消除孤独者内心的落寞。

其次是幻梦。虚幻的想象是孤独者在落魄窘境下常有的自我精神慰藉，但其不足以使得个体彻底摆脱孤独情绪。在《屠户的女儿》与《拇指铐》中，主人公最终将精神诉求依托在幻梦中：《屠户的女儿》中的香妞已经意识到自己或是外公与母亲乱伦所生，并导致其生出鱼尾巴这样的先天残疾，但是她母亲对其则描绘出一个高大漂亮、拥有健全腿脚的父亲形象，使香妞活在幻梦之中，她本人也劝慰自己“我的爹有一双大脚。总有一天，我也会长出一双大脚”[2]37，母亲温暖的微笑建立在谎言之上，香妞的想象也是虚无的，试想其再次接触到外界社会仍避免不了受到抵制而陷入孤独。《拇指铐》中的小男孩莫名其妙被陌生人铐住而不能回家送药，最终他在生命快要结束时产生奇异的幻想：一个赭红色小孩从自己身体中钻出，他灵活自由，药草也重新聚合，最终小孩在美好的自然景象中回到母亲温暖安全的怀抱。幻梦留下的是温馨的心理慰藉，但其带来的愉悦是短暂的，或许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透明的红萝卜”。

再次是死亡。莫言小说中个体生命的“死亡”，不是生物体生理意义上的消亡，它更多表现的是对世俗世界的否定与叛离，展现的是对孤独的消解。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死亡是世界荒谬性最本质的体现，它与人如影随行，也是生命存在的最本质状态。小说《老枪》极具荒诞色彩，在这篇孤独存在感觉化的小说中，主人公大锁的爷爷、父亲都死在这把枪下，他在玩弄这把枪时，枪一直不响，最后其托起枪看，随随便便拨弄扳机就杀了自己。大锁改变不了被枪所吸引的心理趋向，仿佛他本身

就有跟其爷爷、父亲一样死在枪下的宿命。大锁是孤独的，他对祖辈、父辈没有清晰的记忆，被母亲要求好好念书却一看见黑字就头晕，反而被枪所吸引，最后死在枪下，他内心的彷徨困惑也随着死亡暂时消解了。《檀香刑》中的死亡更是成为一场落魄者的虚张狂欢，是生命毁灭与人性坚守的双重悲歌。死亡本身并不能改变世界原有的荒诞特性，孤独者孤独的根源尚在。

其四是生命个体面对孤独的反抗与愤争。莫言的小说以人的生命为基点，注重对民间生命体生存欲的挖掘。面对生存处境下的孤独与落寞，《白沟秋千架》中的暖姑、《遥远的亲人》中的八婶，都做出了个人的抗争。以《遥远的亲人》中的八婶为例，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丈夫前往台湾后，为了在艰苦时代中生存，她不顾社会伦理与他人生下私生子，这表现出八婶在孤独境遇下的反抗，但是，其实质上仍对世俗社会伦理道德抱以认同的态度：即便丈夫在台湾有了新的家庭，她仍然将自己视为“长房”，她认为自己生下私生子实属生活逼迫，默认了这种行为的不道德性，因此八婶虽然为了生存，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世俗文化，但是其在心理上并未完全将自己置于这种体系之外。这种对世俗文化的认同感，使其无法主动与世俗社会相脱离，但与此同时又被动受到世俗社会的压制，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使得生命个体不能摆脱内心的孤独与焦虑。

总之，无论是流浪、幻梦，还是死亡与抗争，莫言小说中的生命个体都难以真正摆脱孤独的困境，孤独者要么对荒诞世界采取了明显的规避与逃离，要么在世俗世界的逼迫下艰难生存，其背后蕴含着作家本人对特定时期社会伦理的质疑、对生命存在的思索以及对民间生存欲望的感叹。

受童年生活影响，莫言小说具有浓厚的孤独特质。就文本而言，可将莫言小说中的孤独表现分为“本体性孤独”与“受迫性孤独”两种。前者带有较强的荒诞色彩，展现了文本中生命个体自始至终的“异质性”，表现了作家对世俗社会伦理文化的否定，以及对生命形态与社会存在的思考。后者多具有强烈的悲壮色彩，在文本上

也呈现出较强的写实性，表现了生命个体在不可捉摸的命运和残酷的社会现实下艰难的生存处境，突出了作家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以及对生命个体顽强生存欲的肯定。在多重的孤独表现中，莫言小说对孤独情绪的突围方式主要表现出流浪、幻梦、死亡、抗争等四种途径。在作家看来，在现有的世俗伦理秩序下，无论何种途径都难以帮助生命个体真正从孤独的情绪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