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读书笔记

楚有贤君能臣。贤君者，楚武王也，知其将死而犹亲率伐随之军，至死无辱楚尚武之俗。能臣者，令尹斗祁、莫敖屈重是也，会王薨而知所将行之事，军心稳而国事成。斗祁、屈重能以时变以应不虞，以国为重，可见其忠。昔者卧龙逝于五丈原，亦行此计，遂成“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然每读至前事，即感佩无已；至五丈原，则唏嘘万千。何也？前者计出于生者，后则出于死者；楚武王之后犹有贤能，卧龙之后再无龙也。是以楚王死不必悲，贤者起于后焉；卧龙逝不必佩，后来无龙也。

又，邓曼一夫人耳，而知所谏于王，贤于当世，惜其鲜闻于周，幸而载诸史册，庶几可慰史卷无巾帼之憾也。若湮没于古者，不知其数矣。楚有贤君、能臣、好妇，何患不霸？

楚文王伐邓

帝王之家无甥舅，楚文王之谓也。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而过邓。邓祁侯以其吾甥也，故留飨之。三甥劝祁侯以亟图楚王，不从，明年楚文王伐邓，灭之。愚读至此则唏嘘嗟叹不已，怅惘惊栗于公侯之无情至斯。按楚邓二国，甥舅之亲，而楚背亲违义，贪其土地，行此不德之事，真不忝居“蛮夷”之称焉。至此始信楚之无信无义，唯武是举，纵有斗祁、屈重、斗伯比之流临其政，亦不过助恶耳。夫甥舅之亲，甚于睦邻，而至伐亲讨近，汲汲于利，纵得之一时，于后何益？曹子雪芹先生云：“身后有余忘缩手”，其是之谓乎？

又，愚知邓国之无能人，唯贤人耳。盖三甥唯知楚之乖戾而不得谏法，但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诚所谓但知其然，谏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未谏其所以然。夫言无理不立，规无本不则，而况劝邓祁侯之图其甥乎？谚有“疏不间亲”者，三甥但以一言以求成事，而曾无些理之进，无乃不可乎？若邓祁侯者，不杀楚君，是为义；不刺杀楚君，是为

正；不杀己甥，是为亲；不刺杀己甥，是为仁。如此义正亲仁者，若为霸主，必着于后世；若为小侯，必身死国灭。此岂天道邪？非也，春秋使然耳。

忠与不忠

齐襄公不君，非仅谓其乱伦一事也。然既逾礼通于妹，则必无君德，无君德则必贪逸，贪逸则必昏聩，昏聩则必失民。是故身死名灭，玷侮庙堂。至于齐侯之属臣，可谓不忠者无奈，忠者无耻也。不忠者，连称、管至父之辈也，受命以戍葵丘，期戍而公使不至，又不许代戍，故谋作乱。君若不君，则不从君者未必不忠焉。若从仲尼之论，杀身以成仁，则是助纣以害民也。彼纵无害民之心，奈何委身于视己如草芥者邪？故不忠为无奈。忠者谓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之流也，以其为公死不惜己焉。而徒人费可谓可笑之至：为一履而受笞于齐侯，又为其死。不明忠之何属，虽死犹被恶名，宜哉！三子明知君之不君，不思除之以靖庙堂，而反谄媚于

上，骄惰于下。即或小人亦知所谓“食尽鸟投林”，而此三者不知趋避，死无反顾，是愚不可耐也！“非君也，不类”此为孟阳之批语，愚以为三者皆“君类”也。

又，《左传》之著者何不明大义至斯也！晋灵公之事，而责其“不君”；齐襄公之事，则书弑君者曰“贼”，无乃不公乎？晋灵不过一小儿，所行已为不君，而齐侯之乱伦荡国，何不如一小儿邪？《春秋》称名曰贬，故书“齐无知弑其君诸儿”，齐侯则贬矣，而弑君者亦见贬焉，二者皆为齐讳。吾不知左氏与齐何渊源，以致行此违义之举。若夫昏聩之君，必早除之而后民安国定；纵为小人除之，则小人亦行义举焉。惜哉，二书皆拘泥于“君恒为君”，无怪乎孟子愤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故忠于君者未必忠，忠于民者为忠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