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优美的汉字承载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帝王将相的威严肃穆,才子佳人的浅吟低唱,贩夫走卒的辛酸悲苦。历史的起起落落是否如潮汐般循环往复没有尽头呢?
风云变幻的19世纪,那是汉字的一笔一划早已熟悉孔孟之道,一横一竖尽是天经地义,一撇一捺悉为忠恕仁爱时代,他的笔下第一次出现了莎士比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西方思想大师的名字。
他曾远赴重洋,也曾力挽狂澜;也曾少年得志,进士及第;也曾受人赏识,身居高位;他是湘军的“财神”,是洋务运动的功臣,他是晚清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一位来自湘江灵秀之地的饱学之士,一位经世致用的封建士大夫。然而他却屡遭厄运,晚景凄惨,他一生的宦海沉浮,一人的兴衰荣辱,构成了近代中国一个让人唏嘘、令人沉思的悲剧。
湖南自古就是钟灵毓秀之地,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在湖南,而郭嵩焘就曾在那里学习,并结识了一批今后对他人生造成巨大影响的人物,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在其后爆发的天平天国运动中,正是郭嵩焘的卓识远见促成了“湘军”,成就了曾国藩的武功,也为自己的仕途开启了大门。在为曾国藩帮办军务的期间,他得以参观西式军舰和图书馆,接触西方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给咸丰帝的上书中提出了许多“制夷”的策略,很受皇帝的青睐,如果郭嵩焘就这样浅尝辄止,或许能成为像李鸿章、左宗棠一样的炙手可热的权臣,然而他与生俱来的探索精神和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将他带上了另一条道路。
18年后的“马嘉理案”成为了转变的契机,英国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并开枪打死了当地居民,当地居民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英国由此向清政府发难。当时由于洋务而名噪一时的郭嵩焘被委以重任,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赴英“通好谢罪”。英国之行更是开阔了郭嵩焘的眼界,轰鸣的机车,亮如白昼的夜市,开放民主的风气既然他迷恋,更让他坚定挽救中国的决心,他是最早提出不仅要学习西方科技,更要学习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中国人。然而面对他的却是不绝于耳的指责、讥讽、侮辱、谩骂不绝于耳,甚至于有刻薄文人作对联挖苦“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连他的父老乡亲都丝毫不留情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更骇人听闻的是他死后人仍有官员上奏将其开棺戮尸,“以谢天下”。
为什么堂堂驻外使臣会遭受如此待遇呢?在今日看来着实让人费解。尽管当时幸有李鸿章出面澄清,慈禧太后亲自召见勉励,郭嵩焘顶着巨大的压力前往英国任职,可他的人生却再也无法挽回的走向了悲剧:那是一个寒风飒飒的日子,郭嵩焘陪同英国人参观炮台,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和谐画面,万一定格于胶片,说不定就能传唱出一曲佳话,而他的副使刘锡鸿给朝廷小报告却指责“冻死亦不当披”。又有一次,在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中,巴西国王缓缓入场,大家一致起立致意,郭嵩焘随之起立,一个无可厚非的动作,根本引不起旁人的注意,刘锡鸿又指责他擅自向小国主致敬。辉煌白金汉宫中,女王举行了音乐会,郭嵩焘应邀参加,当他优雅地翻阅音乐单时,麻烦又来了,刘又认为他效仿洋人,大不应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越来越多的非议,愈演愈烈的声讨,朝廷也开始怀疑,当迂腐顽固的守旧者打破自己的道德底线无耻地诽谤诬陷他“有贰心与中国”时,一切尘埃落定,他的悲剧不可避免,被罢官免职,最后郁郁而终。
或许当年他没有出使英国,就不会有后来的人人得而诛之;或许他并非天性耿直,
就不会有人落井下石;或许他不随曾国藩处理军务,就无法接触西方思想,也就不会“大逆不道”。然而历史无法重演,谁是谁非,自有后人评说,在今时今日,在新生的共和国在改革开放收获丰硕果实的时代,郭嵩焘是对的,只学习科学技术终究是浅薄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更为重要,虽然一味向西方学习是片面的,但思想解放犹为珍贵。郭嵩焘无疑是思想的先驱,先驱在他的年代无疑又是痛苦的。早有布鲁诺在鲜花广场上与烈火共舞,后有鲁迅在黑暗中执笔呐喊。
与其说这是郭嵩焘个人的悲剧,不如说这是先驱者们共同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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