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

在中国的学术发展史上，考古学这一学术门类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历史语言研究所也随着南京国民政权的建立而创立，中国的考古学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在考古发掘实践过程中，专业的考古学人之间的交流使得中国考古学逐渐具备了科学的思想，进而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并在考古发掘与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以来，随着近代中国时局关系的复杂多变，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诞生过程也显得非常急剧。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有对中国传统金石学的继承，也与近代甲骨研究有很深的渊源。从晚清西学东渐的大学术背景到新文化运动中立新破旧的社会风气，五四运动中民主科学成为社会主题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统一”中国的政治背景。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诞生、发展都深深打上了中国考古学第一代学人的烙印，虽然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算是中国考古学的起点，20世纪初也有很多的外国学者在中国从事考古活动并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中国的考古学机构和考古学家才是中国考古研究领域的主体。史语所考古组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考古学家，主导了最初二十多年的考古学活动，没有李济、傅斯年等第一代考古学人的努力，就不会有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国人开始与世界所接触，开眼看世界。各种新奇的思想和知识源源不断的被人们所接触了解，但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一门单独的学问，而是被历史和现实交叉进行的产物。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我们很长时间都不承认西方在社会科学上的研究成果，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学习借鉴西方。在这种打击和抗争中，考古学传入中国。在顾颉刚疑古思潮将五千年文明史压缩到只有两千多年时，当中华文明西来说甚嚣尘上时，中国考古学就不仅仅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种有力的武器，甚至是一种信仰。

除了外部因素，着重强调了史语所考古组的人，更多的关注考古学家本身，我觉得是这本书的闪光点。考古学家是如何影响中国考古学的进程的，书中对傅斯年、李济等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李济自己对考古学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也就是“科学”的认识。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考古者，除了西方学者，李济是唯一一个掌握一些科学考古知识的中国人。因为李济作为中国第一个留美人类学博士，也顺便学习过一些考古学的课程，而当时中国人没有谁在西方接受过科学考古专业训练，李济凭借自身良好的科学训练基础，懂得科学法则，而且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这才为李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南开大学时期的新郑调查使得年轻的李济获得了事业起步的契机，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西阴村发掘使李济作为科学考古的代表人物声名鹊起，史语所时期的殷墟考古则使得李济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考古学之父。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成为北大学生领袖，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与同学创办《新潮》杂志，领导五四运动，这使得傅斯年拥有了全国声誉。后相继又在英国、德国留学，积累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对于现代科学和传统文化都有深刻的认识，对国际汉学研究的主流也有较全面的了解，成为了一个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傅斯年有学问、有志气、有血性、有修养，成为知识分子中的光辉典范。张光直是李济的得意门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作为一个台湾出身的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具有独到深刻的视野、经历和学识。在谈及民国时期的史语所时，“史语所”传统的代表者夏鼐曾说过，新中国的考古学，实际上继承的是“史语所传统”。张光直观察到，即使在意识形态干涉学术研究十分严重的年代，“资料、对资料的分析和政治术语共存于大多数考古发掘报告和论文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泾渭分明，彼此之间的影响不大也不深”。据回忆，当年很多考古简报，受社会史研究风气的影响，往往在小结中多有发挥，夏鼐作为考古刊物的主持者，甚不赞成，往往删去，以尽力保持考古资料的客观性。这些风格，无疑与傅斯年、李济所言“不尚空论”、“不做一切无味的发挥”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就是史语所一以贯之的“科学主义”和“世界主义”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改造。张光直敢于提出与主流不同的观点，阐述自己的想法，无疑与他个人的努力有关。列举上述我印象深刻的三位考古学人，不难发现，除了国际因素、时代背景等方面，考古学家自身的学术背景、性格特点、为人处世都对中国学术界的进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作者在绪论中有对中国近现代的学术传统进行梳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苏秉琦、夏鼐二人在考古学上的分歧的解读。作者认为民国时期的考古学可以分为三大流派，第一个为科学的考古学派，即以李济为代表的史语所传统，夏鼐亦为其重要人物。第二个为马衡咸亨为代表的传统考古学派，苏秉琦为其重要人物。第三以郭沫若和尹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作者认为两人关于“中国考古学派”的分歧源于秉持的不同的传统，即史语所传统和“中国学派”的传统。史语所一直以来是民国时期考古学的中心，而“中国学派”能够逐渐取代本是正统的“史语所传统”，这背后存在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值得我们关注。苏秉琦所谓“中国学派”，实际上是指他的区系类型理论。夏鼐等人之所以不赞成，根源即在于此。俞伟超和张忠培对“中国学派”总结道：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象所呈现出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第二是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第三是这种研究，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三点中的第二点，便是问题的核心，亦即区系类型说。“中国学派”和“史语所传统”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这是时代赋予它们的共同色彩，但是在具体治学路径和取向上二者有明显的区别。

安阳殷墟的发掘是考古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是中国考古学走向科学的重要标志，这与当时的国家考古机构即中研院史语所的成立直接相关。正是因为史语所不断网罗和培育考古学人，史语所杰出的组织者和引领者傅斯年在思想和组织上为大规模考古调查研究保驾护航，李济任考古组组长主持具体考古工作，科学考古学在中国才算彻底崛起。今天，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始终是历史学的新发展，并且历史学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使命。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定位深受李济等我国第一代考古学人“考古观”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氛围里，在史学为主的学术环境下，考古学也就被框定在历史学的范围内。这也导致中国考古学家习惯于从历史学家的视野来思考问题，忽视了考古材料可能为其他科学领域提供宝贵信息，这也为今后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很多时候不同的角度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想法和观念，我们不能拘泥于已有的观念，当今社会接触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及跨越国家和种族的学术交流，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想上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