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散思维、辐合思维与创造性活动
章志光
一、一个未全解开的谜
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不断改变着自然界，推动着社会与自身的发展，这一切都不能离开思维。人正是由于有了思维，才得以更深入地反映事物的本质与内在联系，不断发现客观存在的规律，更自觉地进行创造活动。
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思维，因此也都有条件进行创造性活动，但这不等于说任何能思维的人都一定是新事物的发现者或创造者。创造不同于模仿，也不同于照搬或重现习得的经验、知识与技能，它是个人根据生活的要求，加工或重组已有的经验、知识与技能，出现人类社会或本人头脑中不曾有过的新观念，而后通过外现活动使之变为有现实意义的新事物的过程。这种头脑的独特加工，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思维活动，已成了思想家和心理学家们长期以来试图探明但始终未能彻底解答的难题。
二、心理学的探索与研究
本世纪以来，关于创造性问题的心理学研究甚多。
1926年，英国心理学家瓦拉斯在《思维的艺术》一文中提到，创造过程存有四个相互重迭的阶段：准备、酝酿、洞明、检验。后来的不少心理学家从发明家和科学家那里收集到大量的资料，证明这四个阶段在多数情况下是存在的。一个人要进行创造性工作首先要有资料、经验及知识的充分贮备；全心思地考虑着某个问题，翻来覆去地寻求问题解决的办法；有时通过暂停或休息，一个新的设想或“灵感”会突然涌现；而后经过推理或实践加以修正或证实。创造并非偶然的现象，它是一种经历艰苦准备、努力探索、并有间歇而出现“忽然闪亮”的思维过程。从酝酿到洞明显然是出现新观念的关键阶段，但它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思维来实现的，在瓦拉斯那里仍然是个遗留的问题。
1945年，德国心理学家韦特海默出版了《创造性思维》一书。他通过对教学、日常生活及高斯、伽利略、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发现事例的分析，认为无论是发现还是创造性工作都有赖于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虽然不能离开传统逻辑的运算和联想，但是其过程跟逻辑思维与忆想迥然不同。韦特海默认为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功能在于“探求结构的真相”，发现事物之间“结构的内在联系”。为了取得这样的成果，“必须先看到和发现问题”，“把握情境的具体结构特征”，然后根据问题的要求去进行诸如“拆散、组合、找出中心、在结构上互换位置”等运算。在这个过程中，“要不为旧习惯所束缚”，“不能象奴隶一般重复所学过的东西”，“要自由地、没有成见地观察全局”，去发现各种联系，提出各种假设，经过检验，放弃不符合结构实质的设想，达到对内在结构的“顿悟”或理解。
后来，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德在《智力的三个维度》(1959年)和《人类智力的本性》(1967年)两篇文章中提出了有关智力结构模型的新图式。他认为智力是众多特殊能力的复合体，这些能力可以由材料来源的四种内容(图形、符号、语意、行为)，心理活动的五种操作方式(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辐合思维、评价)和做为结果的六种产物(单位、类别、关系、系统、转换、应用)等组合构成一立方体模型，共120(=4×5×6)种。其中，他将思维分为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对于后来进一步
研究创造力具有开拓性意义。
什么是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思维作为人脑概括地和间接地反映事物属性和内在联系的特殊功能，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比如，依据思维赖以定向的材料性质，可分为经验思维和理论思维；依据个体发展的阶段水平，可分为动作思维、形象思维、形式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依据人对思维结果产生过程的意识度，可分为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依据思维结果的创新性，可分为常规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如此等等。而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则是吉尔福德依据思维进程的方向特征所作的分类。吉尔福德认为，人在解决问题时，思维常常“从同一的来源中产生各式各样为数众多的输出”，即在一段时期内不拘一格地朝着多种方向去探寻各种不同的方法、途径及答案，这种呈散射型或分叉型的思维模式就叫作“发散思维”。由于它较少受传统观念束缚，不轻易苟同于一种现成的说法或不急于归一，且往往能因此出现一些奇思异想，所以也称作“求异思维”或“开放式思维”。在同样的情况下，思维也常常“从所给予的信息中产生逻辑的结论”，即以已有的事实或命题为起点，遵循传统思维逻辑，沿着归一的或单一的方向进行推导，并找到一种合意的答案，这种呈集中型或直线型的思维模式就叫作“辐合思维”。由于它是在已知前提下从一些事实中引出“唯一的或习俗上可接受的最好的结果”，所以也称作“求同思维”或“封闭思维”。的确，人的思维在许多场合都表现有这两种模式。比如，有人提出一个谜题：“早上四条腿，午间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这是什么？”不少人可能这样想：它也许是动物――是蛙？是袋鼠？是穿山甲？……它也许是用品――是毁坏中的椅子？是加轮或支架的自行车？是拐弯行驶中掉轮的赛车？……它也可能指人――是滑雪运动员？是动画片中的人？是成长中的人？……它还可能是机器人，是步行机，是深海探测器，是宇宙操纵器……等等。这种多向探索、尚无定论的思维方式，就是
发散(或求异)思维。当然，如果是个受过逻辑训练的人，也可能这样来思考：已知是个能变化的物体，条件是时间的先后及支撑物由4变2又变为3，是青蛙吗？因为青蛙一般不会有三条腿，所以不是；人呢？人在童年时用四肢爬行，长大了靠两腿走路，晚年时常加拐棍，是的，它指的是人。这种向单一结论推进并符合命题要求的思维方式，就是辐合(求同)思维。
科学家们在研究中不仅运用着严密的辐合的逻辑思维，而且也广泛地展开发散思维。当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最初对物质运动和时间、空间的关系问题感到困惑并发生兴趣时，就曾设想：“假如人追着光线跑，会发生什么事呢？假如他骑上光索，又会怎样呢？假如光在前进，人追着它跑，光速会因此减低吗？如果人跑得极快，光会不会就不动了呢？……”这就是一种形象化的发散思维。随后，他根据迈克尔孙―莫雷的实验结果与经典物理学概念不符的事实，以洛伦兹―菲慈杰惹的收缩论为起点，抛开传统物理学的力学公理，不断展开大胆而多方面的思维，抓住关键继续深入，最后大胆地提出了狭义相对论，打破了旧的时空观。
吉尔福德以及后来的许多心理学家如托兰斯、盖泽尔斯等都认为，发散思维几乎可与创造性思维并称，其所表现的潜能就是创造力。为此，他们以发散思维的流畅性(即反应的速度和数量)、变通性(反应类别的多样化)、独特性(出现新观念的偶发率)三种特性为指标，编制了各种“创造性思维测验”。这种测验不同于一般以答案的正确与否记分的智力测验，而是以上述三种特性为标准，根据反应观念的数量、类别数及偶发率给分，以判断其创造力的高低。例如，在吉尔福德的“不寻常用途测验”中有一个题目，让被试者在8分钟内列出“红砖”的所有用途。有的被试者只能列出五六种用途，有的被试者却能列出三十多种用途，后者的流畅性得分就高。有的被试者只能在“建筑材料”一类范围内列出“盖房子、建教室、铺路面、建围墙”等，有的被试者却能列出“压纸、支书架、敲钉子、做刹车物、磨红粉、当武器”等多类的用途，后者的变通性得分就高。提出“磨红粉”、“当武器”的偶发率很低，所以独特性得分则较高。受试者得的总分所显示的，即他们的创造力水平。
有了衡量创造力的工具，研究者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如创造力与智力的相关、创造力与性格特征的相关等)和实验研究(如自由联想反应的练习、赞许及其它教育条件在促进创造力发展中的作用等)。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在向广度与深度展开。
三、分歧与争论
创造性思维难道只需要发散(求异)而不需要辐合(求同)吗？或者说，仅仅是发散思维中的流畅性、变通性与独特性的表现就能代表人的创造力水平吗？人们对于吉尔福德的创造力观点及以此为基础所编制并被广泛使用的“创造力测验”提出了一些异议。
不少心理学家如索里和推尔福德、阿瑞提等都认为，创造性思维不应简单地等同于发散思维，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在创造过程中是难分难解的两种思维方式，即使在日常的思维中，它们也常常是交叉并存的。比如，当我们面对一道要求提供一个最正确答案的填空题时，就会有若干联想产生，这便是发散；当读完陈述，明白了题意与需填内容的性质或形式，这便是辐合；接着，我们就思考着几个可能的答案，这又是在发散；而后，我们就一个一个地加以检验，放弃不合要求的设想，选出其中最合适的答案，这当然是辐合。作为创造性测验的一个项目，如“砖有哪些用途”，由于它不要求作出单一的回答，所以能激起被试者去进行发散式思维。然而，人在现实生活中思考某一物品的用途，总是由于他有利用这种物品来解决问题的需要，因此，便有一个合意的标准，并按它来考虑身边所有物的多种用途及其适用性。这里既有发散思维也有辐合思维，而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展开或终止于发散思维。任何创造或发明都不能离开个人的合意性和社会适当性，因此也总要在发散的情况下通过选择而进行辐合。艺术创作也许是属于最自由或最自我表现的活动，其社会标准大多为艺术家们所忽视。然而，无论是画家从颜色、形状和图形的无数结合中找到最后一种构图，还是戏剧表演家从许多设想中确定一种符合角色要求的表演技巧，都可能是本人依据某种情感、概念或价值观进行发散和辐合的结果。在科学的发现中，科学家们为找到问题的解答，不仅要从理论上提出各种假设或猜测，而且也总要通过对事物的观察或实验更严格地一一加以推论和证实，要在以前认为不相同或没联系的事物之间找到共同点(如牛顿在落地的苹果和绕地球运行的月亮之间发现了“引力”这一共性，门捷列夫注意到一些族元素的共同特性而发现了元素周期重复出现的事实)。对共同点的认知将使我们在某一知识领域中形成新等级的概念，并通过继发探索，导致对隐藏在这一等级中的其它事物性质的新发现。毫无疑问，对共同点的确认是需要辐合思维的。无视辐合思维在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或认为创造性思维就是发散思维，是比较片面的观点。
人们不同意把发散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划等号，并不意味着否认发散思维在创造性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发散思维的主要功能在于使人的认知不落窠臼，敢于求异，思考时能够不拘一格，多方设想，不一而足，不断求新。思维如果欠缺发散性，就不可能为解决问题提出大量供考虑与选择的新线索，从而也就减少了创新的可能性。所以一个人能否进行发散思维，能否冲破阻碍发散思维的外部束缚或内部定势，的确是能否发挥与显示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一个人光靠发散思维而不善于辐合思维，也常常会使认知流于异想天开而一事无成。因为辐合思维的主要功能在于尊重前提的真理性，实事求是，严谨周密，步步为营，重视验证。思维如果欠缺辐合性，就不可能确定问题的实质，甚至无法发现重大的问题，也不可能遵循一个统一的原则或标准进行前后一贯的追索，更不可能通过综合、归纳、验证为问题的解决找到一个最合理或最佳的答案或结论，因而也往往会使创新活动无从开始或导致落空。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在创造活动中是反复交织、相辅相成、各司其职、不可缺一的两种思维类型或模式。要创新，就要同时或先后运用它们。要培养创造力，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的训练或练习着手。至于创造力，就不单是一个由发散思维或者加上辐合思维构成的能力问题，创造力的成份还包括各种认知能力，甚至人格因素。这些认知能力有：对问题的敏感力，想象力，隐喻思维能力，发现缺失信息的能力，评价能力，分析细节的能力，综合能力，直觉能力，记忆力，良好界定问题的能力，预测结果的能力等等，由此可见，创造力是综合心理能力的表现。
尽管创造力包含或涉及许多因素，尽管创造过程相当复杂，但是目前多数人认为，其中起核心与关键作用的环节仍然是包括着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两种对立统一成分的创造性思维。因此，通过讨论或研究进一步明确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的性质及其在创造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们与其它心理因素、社会条件的关联，对于加深理解和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潜能是很必要的。
四、两种值得注意的偏颇
由于世界范围的革新潮流和我国实行改革的态势，如何发挥和培养人的创造性问题已引起我国许多人的关注。这里不仅有心理学、教育学工作者及教师们的实验研究与探索，也有理论工作者与社会活动家们的思考与议论。应当说，这是十分正常而令人鼓舞的现象。
然而，我们也听到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有一篇《谈所谓“求异思维”》的短文(以下简称《短文》)，是批判有人片面强调求异思维的重要性而
无视求同思维作用的。《短文》提到有人曾说“中国人几千年的思维模式都是‘求同’的，这就是中国长期不进步的原因。中国要搞现代化了，思维模式应该转变，转变到‘求异思维’。大家都‘求异’了，中国就进步了。……‘求异’就好，‘求同’就不好。”《短文》说：这是“从美国人那里拣来的”，吉尔福德“认为人的思维有和别人认同的一面；有发现新的、找到不同的一方面，两个方面都有用。他的分析还是比较老实的”，而上述“那种歪曲，有个根本的前提是错误的，就是思想一致了就不能思维，就没有思想”。“这种认识，是对我们所讲的统一思想的曲解”，“就是‘造反有理’”，实际上是“跟‘美国之音’去‘同’了。”
《短文》未提及那种“荒谬”观点的出处，如果有人真的是那样说的，其错误不仅仅在于把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作绝对的割裂，而且也在于把人类社会的进步归因于人的思维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陷阱。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曾说：“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崩溃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
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把这段话中的“达尔文学派的……科学家”换作“当代的某些思维科学家”、把“人类是怎样产生的”改成“社会的发展”，把“劳动”理解为“实践”，这个批评不也是很适用吗？
但是，《短文》对于吉尔福德关于“求异思维”(即发散思维)和“求同思维”(即辐合思维)两个概念的理解是不确切的。“求同”并不限于“跟别人认同”，它也是指个人从自己许多不同的设想中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或从纷繁复杂现象的认识中找到一个内在的共同点；而“求异”并不限于跟别人持异，它也是指不苟同于自己传统的或旧的观念而提出多种新的设想，以供选择。一个人在赞成或接受别人的新思想时，似乎在认同，其实也许正在――否定自己原有的许多旧观念，在求异。同样，一个人在反对或拒绝别人的意见时，仿佛在保持差异，但也总要从自己记忆库的许多经验中找出一些理由来支持本人某一观点，这也是在辐合、在跟自己求同。所以，跟别人“求同”或“求异”并不简单地等于本人的求同思维或求异思维，两者是有区别的概念。当然，两种思维形式无论在日常解决问题的活动中，或是在创造性活动中都是密切关联、不可或缺的。如果《短文》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两种思维形式，那么他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和不能偏废的观点无疑是对的。然而，这两种思维在各人身上的发展又往往是不平衡的。对敏于想入非非而较少取得实效的人，加强逻辑的求同思维培养是必要的；而对习惯于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不善于通过发散提出新设想的人，强调求异思维的重要性并加强训练也同样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的时代，当许多人习惯于传统的观念与做法，而不能冲破旧框框提出适应新形势、新生活要求的新观点和新办法时，要求并鼓励人们在尊重真理的基础上敢于展开求异思维，或把发散思维的训练贯穿在教学中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相当明智的。如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马克思、恩格斯等如果不能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能在严谨思维的基础上敢于求异，那么也就不会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旧中国，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如果在实践中不能排除教条主义的阻力，不能根据中国的特点大胆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及武装斗争等新设想，就不会有起动员人民力量作用的毛泽东思想，我国人民也就不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党的中央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后，如果仍然因循社会主义建设的旧模式，不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果决地提出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的方针与政策，那么也就不可能使我国建设迅速取得今天这样震动中外的巨大成就。一切创新活动都不仅需要遵循并灵活运用已经揭示的规律，更需要去发现新的规律。人固然要通过求同思维去服从真理，但如果无视求异思维的作用不敢提出新的设想，那么也就难以把相对真理推向前进。因此，过分贬低求异思维的地位，甚至不容人们提倡或探讨求异思维，正如抹煞求同思维作用一样，是不利于改革事业与创新活动的。
《短文》作者批评某些片面夸大求异思维和否定求同思维作用的倾向是可以的，但是由于用语不当，也给人带来某些错觉，似乎凡是强调“求异思维”的重要性的人都是在拾外国人的牙慧，“跟‘美国之音’去‘同’”，都是在跟我们党唱反调，提倡“造反有理”。这样一来，就会使人错认为我们只讲“求同”不许“求异”，而且也使得部分热心教改并对学生进行发散思维训练的教师以及从事创造性思维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感到迷茫与踌躇。
实践和生活本身要求人们深入探明创造性活动中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的关系。健康的争论有助于问题的明朗化，但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大力开展实验研究和鼓励研究者发挥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的作用，并接受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