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明白一个村支书为何有如此痴迷的城市情结，还会发现这个“瞎胡闹”的村支书，在满足一己的造城狂热之余，可能无意间会为农村发展理念探索出另外的方向。
因此不要取笑李连成和他的“乌托邦”。这个在盐碱地上搞起了股份制的村庄，变成“村级市”后仅一年，已有来自北京、上海乃至中国台湾等地的20家企业落户，全村总产值超过10亿元，这样的经济规模在当时的中部农村并不多见。
我们可以质疑“村级市”的设想，但是在产值超过10亿元的基础上，很多构成城市经济基础的产业设想便不再是“乌托邦”。
也许是由于他的诚恳和耐心，也许是由于人们对城镇化的共鸣，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农村就地城市化”的学者程汉忠，将“西辛庄市”的诞生看成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于建嵘后来也表示：“有时间，我一定前往西辛庄村向李书记和村民们讨教农村发展的有关问题。我反对的是‘村级市’这个提法，担心这种可能影响国家规制，为一些地方行政扩张提供借口，但绝不是反对农村社区服务城镇化这一发展方向。”
鲁迅先生在黑暗中，用《狂人日记》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当然此时此刻的社会现实与当时并无任何可比性，但鲁迅笔下“狂人”的探索与启蒙，跟李连成的气质无疑隔空相通。
李连成当上村支书后的第一晚，他突然想起了村里人看他的眼神。那是穷人的眼神，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眼神，孤立无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李连成想，我得把这种眼神用心焐热了。
因此当他狂热难抑，当他着急激动，当他把“当干部就要爱吃亏”的“连城诀”歪歪扭扭刻在大石头上放在村头，当他自称“人干啥往往都有瘾，我李连成就有‘发展瘾’”，并不管不顾地造起“城”，人们都将深深理解，并会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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