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古蜀文明的高度发达，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特别著名的文物有：
青铜神树：这是三星堆遗址中最为人所知的文物之一，于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青铜神树共有八棵，其中修复完整的一棵高达395厘米，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
金面具：在最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完整的金面具等珍贵文物，这些金面具的发现再次震惊了世界。
青铜人像：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也是其代表性文物之一，这些人像展现了古蜀人的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
象牙制品：象牙在三星堆遗址中也是一大特色，包括大量的象牙制品，这些象牙制品的发现为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证据。
玉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种类繁多，包括玉琮、玉璧等，这些玉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制作精良，反映了古蜀文明高超的工艺水平。
金杖和金面罩：1986年发现的1号、2号"祭祀坑"出土了金杖、黄金面罩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
青铜尊：在新近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青铜尊等重要文物，这些文物的发现对于研究古蜀文明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数量惊人，而且种类多样，其中最著名的文物包括青铜神树、金面具、青铜人像、象牙制品、玉器、金杖和金面罩以及青铜尊等，这些文物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物质证据。
现代学者对三星堆与古蜀国的关系的解读主要基于考古发现和文化分析。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距今约3700—3200年，标志着古蜀文明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包括金器、铜器、玉器、象牙以及石器和陶器等。三星堆文化的发现，特别是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具等造型奇特的文物，揭示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和高度发展水平。
三星堆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和交流。出土的许多文物与这些地区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表明三星堆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这些地区的文化元素。这种文化的多元融合，体现了古蜀文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周边文化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
此外，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还揭示了古蜀文明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青铜造像群显示了古蜀国昌盛的祭祀活动，其中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可能象征蜀王与大巫师，众多青铜人头像可能代表着古蜀国各部族首领。这些发现不仅反映了古蜀文明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也展示了其丰富的精神文化和艺术成就。
现代学者通过考古发掘和文化分析，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成都平原土生土长的文化发展起来的，而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对于理解古蜀文明的历史地位、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星堆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角色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考古发掘的突破性进展：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在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上有了初步的摸清，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遗迹，出土文物12000余件，其中完整器2300件。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也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时间线的确立：通过碳14测年等科学方法，确定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大约在距今约3100年-3000年之间，这一时间点位于商末周初，为研究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提供了时间节点。
文化多元一体的实证：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出土的青铜尊、玉琮、玉璧、玉戈等文物与黄河流域一致，印证了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深化认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成果深化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认识。三星堆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广泛吸收周边及其他地区文化因素的能力，展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科技在考古发掘中的应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采用了先进的科技手段，如四座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大型先进设备以及文物抢救室等，这些都体现了现代科技在考古发掘中的重要作用，提高了发掘效率和文物保护水平。
三星堆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考古成果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蜀文明的认识，也为研究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早期发展以及与其他区域文明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科学依据。
三星堆文化与其他古代文明（如黄河流域的夏商时期）在相似之处和差异方面有着丰富的表现。首先，从相似之处来看，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王朝在青铜器、玉器等方面有明显的相似性。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等器物，与黄河流域的夏商时期文物一致，显示了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此外，三星堆的筑城技术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表明三星堆文化深受中原地区夏商王朝文化的影响，体现了与中原王朝上层文化的交流。
然而，在差异方面，三星堆文化展现出了其独特性。三星堆特殊的祭祀行为，包括"燔烧"、器物分层、填土夯筑等"复杂"过程十分罕见，这些特殊的祭祀行为是其他古代文明中不常见的。三星堆还发现了明显来自殷商的尊和罍，但唯独不见代表殷商祭祀重器的鼎，这种差异凸显了夏商间的"世仇"。此外，三星堆文化中的金杖、面具、神树等独特文物，以及丝绸遗迹的大量存在，都是在西方文明中基本不见的器类，其文化"底色"迥然有别。这表明三星堆不仅是一个与中原文明有着紧密联系的较大型的城邦文化，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同期文明等级还要低。
三星堆文化与其他古代文明（如黄河流域的夏商时期）在青铜器、玉器等方面的相似性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和共同的文化属性。然而，三星堆的独特性在于其特殊的祭祀行为、独特的文物种类以及与中原文明的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这些差异使得三星堆文化成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多样性的重要窗口。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性提供了重要证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实物证据的增加：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如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等，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也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些实物证据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证据。
多学科研究与保护：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采用了多学科合作的方式，集成了国内重要的考古研究机构力量，形成了一个开放平台。这种多学科、多团队的合作模式，不仅推动了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和研究，也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文化交流与互融：三星堆文明在广泛吸收其他文明因素的同时，也对周边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表明，早期的中华文明就存在着跨区域的文化交流和互融，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对外展示与国际影响：三星堆文物的多次出境展览，使得三星堆文明及其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性的贡献，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影响。这种国际交流不仅提升了三星堆文明的知名度，也促进了全球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性的理解和认识。
科技手段的应用：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过程中，大量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如3D打印、DNA分析等，这些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发掘和研究的效率和精确度，也为深入理解三星堆文明及其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通过实物证据的增加、多学科研究与保护、文化交流与互融、对外展示与国际影响以及科技手段的应用等方面，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性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