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动向
第 30 期
(总第478期)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2009年08月14日
国信观点： 谁是造成这场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
政策动向： 宏观经济政策导向近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
我国将通过编制发展规划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
政策点评：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应当加快推进
铁路投资对扩大内需具有极强的“杠杆效应”
政策文摘： 银监会公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
我国中小商贸企业融资担保可获资金支持
工信部公布《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标示管理规定》
一周动态： 继续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新兴能源发展规划年内颁布
发改委继续推进水价和电价改革
月度汇粹： 7月宏观政策概揽
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被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对于它的真正起因，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大部分人都倾向于从表面上去找原因，认为这次经济危机是华尔街那些贪婪狡诈的银行家造成的，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他们宁可把钱借给那些很可能无法还钱的人去买房，于是制造出不合格的“次级贷款”。然后，他们把这些次贷卖来卖去，并在此基础上绞尽脑汁发明出复杂难辨的金融衍生品。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监管缺位、市场投机炒作及信用评级机构尽职不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泡沫破灭，那些次贷变成了呆坏账，由于数额巨大，众多金融机构因此一下子陷入了资金紧张，甚至是资金链断裂，这就是次贷危机。
这种解释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可是细细推敲，却发现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真实原因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我们可以反问，借钱前先看看对方是否有偿还能力，这是连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简单道理，而一向以精明强干、稳健经营著称的银行家怎么会突然间智商比普通老百姓还低？难道他们不明白其中的风险？还有，说普通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水平有限、见利忘义，可能还有人相信；而精英云集、曾经创造了战后长达60年经济增长奇迹的美国政府，怎么也会对风险巨大的“次贷”听之任之、甚至是暗中纵容呢？说美国政府眼光短浅、能力低下或者见利忘义，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事实上，这场经济危机的真正起因在于美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不恰当干预！
一、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随着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社会资本必然不断增加。资本的天性是要牟利的，牟利的天性促使资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投入到社会生产之中，扩大产能，这就会发生马克思那时以生产过剩为表征的经济危机，凯恩斯则称之为有效需求不足；二是进入虚拟经济领域，也就是进入股票、期货、债券等金融市场领域进行所谓的博傻游戏，于是最终就发生了1929年“大萧条”和现在以次贷危机为表征和开端的经济危机。一般而言，过剩的资本首先会选择进入生产领域，在既定技术条件下，这必然导致产能的扩张，降低各行业的盈利预期，当资本增长到社会生产的风险预期高于盈利预期时，也就是当资本在社会生产领域陷入盈利困境的时候，要么产生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要么资本在政府有意识的引导下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因此，市场经济特有的经济危机无论是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其根源都是因为社会资本的扩张与资本牟利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造成的。
尽管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危机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如果政府调控有方、引导得法，就可实现经济的长期较快增长，延缓经济危机的产生或者降低其破坏性，西方发达国家战后长达6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就是一个例子。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百废待兴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只用了11年的时间，而二战以来至今已60年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呢？原因在于：一是科技的迅猛发展与运用。自二战以来，汽车、电视机、冰箱、空调、手机、网络、电脑等多种具有革命性改变人们出行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科技产品，相继被广泛地运用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之中。二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实质就是通过国家手段建立起来的一种相对“均富”的体制，并由此直接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第三产业的兴起。因此，西方社会二战后制度的改变并不是解决了市场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而是顺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延缓了危机的爆发。缓解市场经济结构性缺陷、维护市场经济稳定的方法从大方向而言只有两种：一是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带来新的需求，为社会剩余资本创造新的牟利之所。二是尽可能地扩大社会需求。只有尽可能地扩大社会需求才能使社会具有最大的资本容量，这就需要全民的消费。
二、政府对市场的不恰当干预是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
上面已经说到，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政府不可能消灭它而只能延缓其发生。次贷危机根本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其根源仍然在于政府的错误政策和对市场的不恰当干预，次贷危机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就让我们看看美国政府是如何干预市场的：
1、通过政府管制计划干预市场，影响银行的自主经营
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致力于建设“伟大社会”。当时的总统林登•约翰逊颁布了平权法案，要以政府的力量来帮助那些经济上的弱势人群得到更多利益。从此，美国陆续展开了一系列干预市场的政府管制计划。1977年，卡特总统签署了《社区再投资法》。这部法规强令银行向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社区提供住房贷款。1978年又推出了《平等信贷机会法》，要求金融机构不能因借款人种族、肤色、年龄、性别、宗教信仰、国籍和身份差异有任何信贷歧视。
也许这些法律看上去问题并不大，银行确实不应该因为种族性别等因素对顾客有所歧视。但银行确实应该对贷款人进行筛选，不向那些很可能无法归还贷款的人放贷。可是，如果银行拒绝向某人发放贷款，即使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那个不满意的贷款申请人也可以指控银行歧视他。在法庭上，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往往倾向于怀疑富有的银行家，而更相信可怜的贷款申请者。一旦银行输了官司，就会受到来自政府的严厉制裁。对银行来说，这也是一种风险。权衡市场风险和来自政府的风险，显然后者更大、更无法逃避。于是，银行就只好放弃原有的风险控制机制，发放所谓的次贷。
2、以政府信用对“次贷”提供隐性担保，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美国政府干预银行发放“次贷”的初衷是好的，政府不忍心看穷人买不起房，于是，先让银行以次贷的方式把钱垫上，让他们能够买房，然后政府再通过两房把钱还给银行。两房买了次贷债券以后，并不是把账单直接交给华盛顿报销了事。美国政府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那么怎么办呢？两房再把这些债券重新包装成其他金融产品投到市场中去。在整体经济增长和房价上涨的情况下，再加上两房拥有政府信用，人们相信他们永远不会破产，只要包装得当，这些债券不愁卖不出去。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信用评级机构，要求对这些次贷债券不得做过低的评级，否则就是歧视弱势群体。然而，这样做的实质是美国政府为那些有毒资产提供了隐性担保，这样一来，整个金融体系就被搞乱了，市场纠错能力被禁止。买了这些债券的金融机构会再次包装，再卖出去，这个过程会发展到无比复杂的程度，以至于最有经验的银行家也禁不住诱惑，认为可以从中盈利。
我们可以看看“两房”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公司，“两房”的中文译名分别是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个译名不能提供任何关于这两家公司性质的信息。但如果看看他们的英文全名，所有人都会意识到一些东西。房利美的全称是联邦全国按揭联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房地美的全称是联邦家庭贷款按揭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正是这样两家有着政府背景和政府信用的公司，他们绝不同于市场中的其他公司，所有人都相信他们不会破产，如果他们出现问题，美国政府一定会出手帮助的。当初成立这两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美国的穷人能够购买房屋。这两家公司起初完全由政府经营，后来，进行了一些私有化改革，但改革很不彻底，他们仍然规模过大，而且拥有政府信用，可以说，美国政府正是通过“两房”来实施其帮助穷人购房的计划的。
3、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进一步放大了“次贷”窟窿
美国政府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强制贷款，起初规模并不是很大。但后来，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以及使更多的穷人买得起房子，开始货币政策大放水，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低利率大大增加了愿意买房的人数，也就大大增加了次贷的数量，次贷制造出的财务窟窿迅速扩大。但同时，长期低利率导致的通胀也掩盖了这一切，延缓了危机的爆发。结果，危机终于爆发时，破坏力格外巨大。烂苹果再怎么清洗也不会变成好苹果，所有这些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的基础是那些很难收回的贷款，这就注定了危机迟早会爆发。
三、政府干预市场目的在于克服市场失灵，而不是扭曲市场机制
目前很多学者将美国这场由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归结为美国政府金融监管不严和国民过度消费等表面现象，其实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次贷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根源在于政府对市场的不恰当干预导致了市场机制的扭曲。战后六十年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所聚集的天量资本缺少牟利之所，为了维护经济的增长，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神话，美国政府只有鼓励国民透支消费、盲目投资；只有降低监管，鼓励所谓的金融创新。为什么华尔街会玩起了空中游戏，根源就在于传统的业务利润太小。如果没有美国国民的透支消费和金融市场高杠杆的牟利效应，美国经济早就陷入衰退了。只不过美国政府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加深了危机的严重性。
由此可见，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危机终究是无法避免的。然而，恰到好处的政府干预可以延缓危机的发生，或者降低危机的破坏力，其精髓在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以克服市场失灵为目的，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而不是用非市场手段人为扭曲市场机制，破坏正常市场秩序。从根本上说，摆脱经济危机还需要通过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来实现。当前的这场危机，如果没有科
技革命的产生是不可能很快就结束的，就算是有科技革命的带动，以现今如此庞大的社会资本总量和社会生产能力，新的危机将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再次爆发，而不是什么百年一遇，市场经济正在用危机邀请人类社会整体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对此，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朱敏）
8月7日到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在江苏无锡、南通等地进行调研。6日至9日，副总理李克强在黑龙江佳木斯、双鸭山、大庆、哈尔滨等地考察。在考察中，两位中央领导人都提出，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挖掘经济增长潜力。温家宝指出，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企稳向好的形势下，中央强调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动摇。
[问题]单纯从统计数据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已经脱离了底部，呈现企稳向好的发展态势，二季度经济增长率环比高于一季度，物价跌幅也明显收窄。但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多，国际经济前景还不明朗，外需下滑的压力仍然很大；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还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还比较困难，产能过剩的问题十分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扩大内需在短期内还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一些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会递减，一些关系长远的政策收到成效需要时间。可以说，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依然非常脆弱，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
世界经济距离复苏还很遥远，外需不足问题依然突出。目前世界经济下滑速度有所减缓，但距离复苏仍有一段距离。世界银行今年6月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放慢至-2.9%，比2008年的3.2%下降了6个百分点。主要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和欧盟仍深受国际金融危机拖累，2009年经济将出现负增长。美国今年5月工业产能利用率从1972－2008年期间平均80.9%下降至68.3%，经济复苏之路仍然遥远。受外需的制约，我国出口面临严峻挑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9461.2亿美元，同比下降23.5%。其中，出口5215.3亿美元，同比下降21.8%；进口4245.9亿美元，同比下降25.4%。累计贸易顺差969.4亿美元，下降1.3%，净减少13亿美元。
在内需中，当前我国主要依靠投资、尤其是中央政府引导的基建投资来保增长，经济增长呈现单引擎格局。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如前5月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68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20%。当前，随着我国财政压力逐渐加大，中央政府再出台直接拉动基建投资政策的频率和幅度会受到更多制约。我国消费增长平稳，还不足以成为强劲的经济增长源，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711亿元，同比增长15.0%。但消费者信心指数依然偏低，我国消费增长受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难以一蹴而就，政府刺激消费政策的效果在短期内难以显现。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产成品库存指数一直高于原材料库存指数，表明对工业品的需求尚未全面复苏，产能过剩矛盾加剧。此外，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结构调整作用有限，甚至还有可能导致某些产能已经过剩行业的存货水平猛增，如我国钢铁，目前已经出现过剩情况，因而工业生产的短暂恢复也可能导致去库存化进程的反复。因此，只有在全球经济开始复苏、我国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大幅提升、民间投资真正启动、产能过剩局面有效缓解后，我国经济才有可能健康持续地发展。
[对策]在我国经济没有进入自主稳定增长轨道前，宏观经济政策不宜大幅紧缩，因为目前我国经济稳定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走势出现“U”、“W”或“L”形都有可能，宏观政策如果在此时贸然“紧缩”将面临很大风险。延续当前的宏观政策，主要是基于“保八”的大目标不动摇，在这样一个既定大目标下，宏观政策的方向和基调不能改变。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经济增长可以“消化”一些风险，而经济衰退却能催生很多新的风险。在外需萎缩的情况下，内需必须承担起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任。由于宏观政策的逆周期性，经济形势越困难，政策力度理论上应该越大，在私人部门自发增长的动力启动前，政策力度不应该大幅减弱。
首先，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以平稳较快的经济发展为结构调整提供基础、创造条件，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使经济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和竞争力。把保增长与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加快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要加大对教育、科技的投入，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要对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
其次，以体制改革和对内开放作为新一轮启动内需的途径。进出口下降之后，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有较为稳健的表现，这得益于内需扩张弥补了需求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的政策就是完善的。内需的增加主要依赖了政府支出的增加，而民间投资并没有真正活跃起来。这其实是与一系列体制问题相联系的。我国曾在1980年代经历了民营经济的大幅扩张，但进入1990年代，民营经济的活力有所下降，中小企业对金融资源的可得性反而下降。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民间资产的活力，放开对民营经济的各种进入壁垒，能够成为启动内需，提高增长效率的有效途径，从而减少对宽松型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
最后，应当适度调控流动性以防止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已领先复苏，资产价格涨幅较大，通胀压力也将较快到来，这要求国内相关政策要提前适度微调。即将展开的货币政策微调，能起到边际意义上的改进，回收部分过多的流动性。我国6月末外汇储备余额超过2.1万亿美元，并且不能用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解释的部分有所增加，这增加了输入型流动性回收的压力。在必要时候，可以考虑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孙勤在亚洲能源论坛上透露，中国政府将在2009年内颁布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推动新兴能源快速发展，另外对传统能源进行技术改造升级。中国政府注重依靠科技创新支持能源发展，中国能源局也将在今年发布能源科技发展指南。正在编制中的新能源发展规划，把新能源主要界定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的能源，二是对传统的能源进行技术变革所形成的新的能源，比如对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车用新型燃料、智能电网等。
[问题]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也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中国实行节约能源的基本国策，最近五年间已淘汰5400万千瓦小火电，每年可节约原煤6200多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4亿吨，近三年来，单位GDP能耗下降10.1%。中国能源的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三十年来，中国用5.5%的能源消费支持了9.8%的经济增长。目前，中国电力装机总容量达到8亿千瓦，其中水电装机容量1.72亿千瓦，列世界第一；风力发电连续三年实现翻倍增长，总装机容量达1200多万千瓦，名列世界第四；核电投产装机910万千瓦，2008年就核准14个百万千瓦级机组。但是，我国能源发展依然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
首先，我国人均拥有的能源资源严重偏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明显不足，人均矿产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进口依赖程度已经超过50%。我国常规能源探明技术可开发资源总量约占世界总量的10%，石油人均可采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0%。据专家估算，我国煤炭剩余可采量可供开采不足百年；石油剩余可采量极其有限，能源供应安全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其次，能源消费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能源消耗品种过分依赖煤炭和消费主体偏重于工业，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结构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依赖煤炭，煤炭在我国能源供应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煤炭占一次能源储备的85%以上，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分别达76%和69%，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比国际平均水平高42个百分点。新能源比重过低。工业用能消费比重过大，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0%。
再次，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只有33.4%，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我国单位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美国的2.1倍；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8个主要耗能工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0%以上；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是气候相近国家的2至3倍；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1倍以上；我国现有各类电动机总功率约4.2亿千瓦，运行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相当于每年多消耗电能约1500亿千瓦时。
最后，传统化石能源发展过快造成环境污染严重。我国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结构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相当于GDP的2%～3%。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任务十分艰巨，因污染物高排放引起的重大环境事件，严重危及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资源紧张、环境污染、技术落后、劳动力成本上升都要求转变增长模式，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
[对策]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纷纷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最终摆脱经济危机和获得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手段。由于低碳经济的技术基础就是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技术，这就使得新能源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新能源产业成为西方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一个战略性主导产业，政策上的扶持力度空前，发展新能源不仅有应对传统化石能源短缺现实需要，更是应对全球性气候变暖、保护环境的需要。
首先，应当立法明确新能源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不能以功利主义心态将新能源开发简单化为今后两三年内走出经济危机、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而应将其视为保障能源安全、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的长期重大战略举措，并提升到适应低碳时代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高度。从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制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政策，用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推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考虑到新能源产业的半公共性质，国家要从战略高度制定战略措施，保障《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用强力推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壮大。
其次，发展新能源同时要注意预防重复建设和环境污染问题。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借发展“新能源”东风，盲目上马新能源项目，或者重复建设产业链，致使某些产业刚刚起步，就隐藏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如“太阳能”产业所需多晶硅。发展新能源的初衷是为了减少污染，但新能源企业发展中也会出现环保问题。比如，在多晶硅的生产中，产生具有毒害的副产品四氯化硅，用于倾倒或掩埋四氯化硅的土地将变得寸草不生。国家在制定新能源计划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给予处理和还原这部分有毒副产品企业以支持。
再次，建立以环保折价为核心的“清洁发展机制”。能源产业是外部性很强的产业，有学者预计2020年我国将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支付3900亿美元的费用，约占届时GDP的13%，有研究表明，我国煤电的企业成本加外部成本的“全成本”比风电高50%，要实行环保折价，将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积极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配额买卖安排，根据《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框架，温室气体减排配额可以进行买卖。在发展新能源产业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机制，让开发新能源的企业可以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获得更多的收益。鉴于化石能源资源的有限性及其利用过程污染严重性，借鉴国外对用能企业设立大气影响税和向电力用户征收化石燃料税的作法，对化石能源的生产和消费采取抑制的税收政策。
最后，要完善落实对新能源产业的扶持政策。新能源产业是技术含量很高的综合性高技术产业，由技术障碍导致的成本高、市场小是新能源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新能源产业目前还很弱小，仅靠市场自发性发展很难，在实现商业化进程中需要政府对新能源生产和消费加以激励和扶持。一是完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机制。引导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于新能源项目，对于发展较好的新能源企业，可予以重点扶持，为其在国内外上市直接融资创造条件。二是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要采取得力措施，消除民营资本进入新能源产业的各种有形和隐形限制，给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真正的国民待遇，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发展新能源的积极性，形成新能源产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三是积极开展对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利用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新能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我研发和创新能力，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技术，推进新能源设备的国产化，实现“引进─消化─创新”的技术路线，根本改变我国重大技术装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四是利用行政手段，强制不同行业依据各自特点利用新能源。比如加快落实太阳能利用与建筑一体化标准的制定，强制新开发的建筑物以及学校、宾馆、医院等使用热水集中的单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路灯、路标等有条件使用太阳能光伏设备的必须使用，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场使用沼气发电技术。政府办公大楼及公共设施率先采用新能源技术，如利用太阳能综合系统等。
在近日水利部公布的计划中，3年内要完成6240座水库的除险加固，遍布30多个省区，其中大部分都是年久失修的中小型水库，总投资接近500亿。这堪称中国水利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维修水库。这一浩大的维修工程不仅是水利部的内部事务，更被写入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央一号文件，以及中央政府2009年的工作报告。那么，国家为何选择此时推出水库除险加固计划？实施这一计划有何重要意义？可行性和必要性何在？
我国开展大规模水库建设始于1954年，那之前，中国只有几百座水库，1954年开始了水库大跃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兴修水利，三年大跃进期间，中国各地一共修成了几万座水库，到1978年“文革”结束的时候，水库总数已经超过了8万。除了三峡、三门峡这些巨型水库以及为各大中城市提供饮用水源的大中型水库之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分布在偏远农村地区的小型水库。这8万多座水库，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浩大的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水库给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帮助。一直到今天，这些修建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小水库还在广袤的农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些水库增强了江河综合防洪能力，提高了水资源调控水平，在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益。水库是综合防洪减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目前我国主要江河流域基本形成了以控制性水库、重点堤防、蓄滞洪区为主体的防洪工程体系。在抗御1998年长江大水、2003年和2007年淮河大水等历次大洪水中，通过科学调度，水库拦洪滞洪、削峰错峰，发挥了显著的防洪效益。但是，因为存在病险问题，相当一部分水库调蓄洪水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已成为防洪减灾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水库作为重要农业灌溉水源和城市供水水源，在应对干旱缺水、保障城乡供水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存在病险问题，许多水库不能按设计水位蓄水，降低了调蓄水资源的能力，难以发挥正常的供水效益。对现有病险水库进行除险加固，不占耕地，不用移民，成本低，见效快，效果好。
然而，目前我国病险水库点多面广量大，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防洪标准低、大坝稳定性差、坝体坝基渗漏、建筑物老化损毁、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不能正常运转等突出问题，严重影响水库安全。水库一旦失事，将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溃坝是危害最为严重的灾害之一，国内外都有过深刻教训。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局部集中暴雨灾害频发的情况下，病险水库对防洪安全的威胁更为突出。目前8万多座水库中，有将近3万座属于病险水库，其中绝大部分是年久失修的小型水库。事实上，从这些水库建成之日起，溃坝事件就从未中断过。据有关档案记载，从1954年到今天，中国溃决的大坝接近3600座，平均每年发生溃坝事件近70起，溃坝洪水造成的人员死亡人数，远超过自然洪水。上世纪60和70年代，曾经出现了两次垮坝高峰，1973年一年中，溃决大坝500多座。
目前我国政府为“保增长”，推出了高达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很大部分将投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不仅可以有效拉动内需，增加对水泥、钢材、建筑机械等的需求，而且可以扩大就业、保障民生、减少洪涝灾害，可以说，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在目前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民生效益更显突出，因此，目前正是开展此项工作的大好良机，应统筹规划、强化领导、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工作。
首先，认真做好专项规划和前期工作。编制科学合理的规划，是如期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的重要基础。要在科学论证、充分听取地方和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尽快颁布《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专项规划》。各地要根据规划，按照3年完成任务的目标要求和已经制定的本地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实施方案，突出重点，统筹安排，加大工作力度，有序组织实施。要高度重视前期工作，落实好前期工作经费，严格把好设计质量关。
其次，认真做好项目管理工作。要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切实加强项目建设的进度、资金和质量管理。牢固树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意识，强化工程建设质量责任制，完善“业主负责、施工保证、监理控制、政府监督”的质量控制体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要管好用好病险水库建设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留、挤占、挪用建设资金，确保专款专用。要认真做好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的验收工作，及时对竣工项目进行验收。
最后，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领导责任。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狠抓工作落实。逐库建立以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除险加固责任制，并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铁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3年铁路建设投资计划表已经敲定，平均每年投资资金都将在7000亿以上。今年后几个月和明年铁道部还将争取批准新建铁路2万公里左右，投资2万亿元以上。2008年11月，国务院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成为重要举措。去年四季度以来，铁路部门按照中央扩大内需部署，充分发挥铁路建设在拉动内需中的重要作用，当年完成投资3375亿元，同比增长88.6%。今年全年我国铁路建设计划完成投资6000亿元，前7个月也已经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474.9亿元，同比增长136%。
目前国家已批准的新建铁路里程有2.3万公里、投资规模超过2万亿元。按照规划，2009年，国家还将批准新建铁路里程1万公里左右；2010年，国家将再批准新建铁路里程1万公里。预计到今年年底，我国铁路新增运营线路5600公里，其中客运专线新增2500公里，从而使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8.6万公里，将超过俄罗斯，仅次于美国，居于全世界第二。我国铁路建设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经测算，从2004年-2010年，国家批准新建铁路4万公里以上，总投资达到4万亿元以上。预计《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全部实施后，到2020年铁路建设投资总规模将突破5万亿元，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以上。可以说，近期以及未来几年如此多的铁路建设里程和投资规模在我国铁路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铁路投资力度的加大既出于应对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需要，也源于铁路运力紧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虽然我国近几年铁路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但与经济增长和货运需求增长的速度相比仍然滞后，总体上的运能不足仍是将来长期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铁路是我国大宗商品最主要的运输方式，56%的煤炭、84%的石油、24%的钢铁、22%的粮食和58%的棉花都是通过铁路运输。可是投资不足造成全国平均请车满足率仅为54%，近一半的市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矛盾尤其尖锐的煤炭大省山西，请车满足率仅为33%。铁路建设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作用巨大。铁路投资带动的是更为宏大的经济大盘。具体来讲，铁路建设将对劳动力就业、原材料行业、装备制造业等产生积极影响。那么，铁路投资拉动内需的效果将如何显现？其引发的“乘数效应”又将对哪些行业产生影响？
扩大铁路投资将有力拉动钢铁、水泥、机械、有色金属、电子电器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同时促进劳动力的就业，这对于刺激中国经济将发挥很大的功效。业内人士预计，按照2009年铁路完成工程投资6000亿元安排，根据定额水平测算，可以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消费钢材2000万吨，水泥1.2亿吨，可以直接带来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