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简介 向秀生平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 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在山涛的接引之下，认识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向秀性格平和，习惯于低调处世，走向朝廷之路，实属不得已；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他只好到洛阳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没注完就过世了，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著有《思旧赋》、《难养生论》。
向秀虽然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他却是少有的大哲人大文豪。据记载，向秀主要著作有《庄子注》，时人称此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其好友吕安见此注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今佚。又有《难养生论》一篇，存《嵇康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关于向秀注《庄子》，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开始向秀注释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来向秀注基本写就，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 向秀在经历了嵇、吕事件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他到洛阳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庄子思想的研究之中。于是闭门谢客，潜心作注，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但遗憾的是其中《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
向秀所著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为问鼎之作：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所作《思旧赋》更是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赋可与之比肩。 向秀名列“竹林七贤”，七贤中既有山涛、王戎这样的现世功业卓著者；也有阮籍、嵇康这样超凡脱俗，行为潇洒的道家超越派；还有刘伶这样的千古醉人。相对于“竹林七贤”里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气不够响亮，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也不很多，但是，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庄子注》里所阐述的儒道精神兼容的观点，虽经千百年的岁月流逝却无法抹去向秀的独特光彩。
1、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主张本体论玄学。
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18)，《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于名教与自然的看法，向秀既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不苟。
2、向秀对《庄子·逍遥游》的注解
庄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沉寂了数百年，终于在魏晋之际，在竹林七贤的心中复活。嵇康、阮籍沿着《庄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对社会体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帜：嵇康奋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虚幻的神仙境界，却抑郁而终。面对现实，向秀“觉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个人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脱离社会的自由逍遥只是幻想，沿着“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愿步嵇康后尘，在朝廷与山林之间，他无奈地选择了前者。作为最后一个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准备与早已入仕的山涛、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禄中“逍遥”。
在混迹于西晋宫廷的日子里，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向秀运用这一发现刷新了思想界对“逍遥”的理解，融铸在其《庄子注》中。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
如此，自由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义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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