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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凡事可从技术上加以解决的事，不必先冠以道德的争论。中国古时，人们重道德叙事，而不从技术上加以解决，是很多悲剧的根源。
今日上海踩踏事件，同学们指责媒体，通篇皆为泛道德化指责，忽略操作而直奔操守，实在令人遗憾。
对一篇新闻报道，我们首先应明白，媒体可以报道什么。
网络时代人们对个人信息极为敏感，但往往忽略很多信息是由当事人主动公开的，并不具有隐私性质。如人人网、微博、QQ空间，推特，只要当事人主动发布，这些信息不仅是对媒体的公开，而且是对每一个能联上网的人类的公开。在现今这个公开范围约为60亿，其非隐私性也不以当事人生死而变更，媒体引用无碍。
还有一部分个人信息并非当事人主动公开，但由于我们各自的社会活动必然产生信息交换，同样不具有隐私属性。比如我就读一个班级，这一信息必然为学校、班级和同学所获知，为信息交换的双方所共享，只要我的同学们愿意，也即受访者合意，媒体完全可以采用。而是否应该透露这些信息，选择权在受访者而非媒体。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相关报道，媒体引用信息无不来自当事人的公开信息，以及受访者的正式采访。记者即没有攻破死者的邮箱，也没有偷听死者亲友的电话，何错之有?
我们己讨论了媒体可以报道什么，有逻辑的同学这时已经想到了，媒体可以报道，并不代表应该报道，或者必须报道。诚然，操作之后，还是离不开操守。
然而谁来决定应不应该报道是个复杂的问题，这里不展开讨论，只说一个粗浅的结论：媒体报道应追求公共价值最大化，在不涉及公共价值时，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上海踩踏事件对死者的报道，公共价值何在，这个问题可以另在讨论。重点是，对这篇报道拥有最大意见权重的，是死者的亲人。
在事件发生后，网上有贴子劝告媒体不要采访家人，以及亲友不要接受采访，名为“二次伤害”。这里要告诉大家，请不要妖魔化采访，采访并不造成“二次伤害”，不正确的采访才造成“二次伤害”。如果你们愿意倾听我们的故事，很多时候，是亲人主动向我们倾诉，他们希望遇难者被记住，而不仅仅是一场事故中的数字。
如果亲人愿意讲述，媒体理应报道，如果亲人拒绝，媒体理应不打扰。事实上，己有报道在与家人沟通后撤回了，并无技术和伦理上的暇疪。...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事件中关“复旦学生”什么事儿呢?“复旦学生”既没有证明记者操守有问题，也无权替死者亲人做决定，以此为主语发出的公开信，只能用一句话形容：你们可真是太矫情了。
xx年x月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