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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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0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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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7 10:02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派的民生主义空想。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
领导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和撰写《大同书》，是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文化思想宝库最重要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怀念的。
康有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受老师朱次琦的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
贯通中西思想的《大同书》，酝思较早，而正式成书较晚。
康氏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成书。《大同书》初名为《人类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当时除梁启超等少数门徒看到过外，很少人有机会目睹这部杰作。直到1913年才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大同书》。一直到1927年康有为死后的第八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书交给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呢？他本人是这样说的：
“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大同书》见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四页）可见，康氏的目的是为了救苦救难，救国救民。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康有为看到国家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他*日本，游历欧、美等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康氏《大同书》的思想仍基于儒学的“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那时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而这种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
《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康氏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蓝图，它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分若干区域。
2．总*及区*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尽管《大同书》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毁誉不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几点是应该加以重视的。例如：
其一，他激烈反对“独尊”，诅咒*皇帝为“民贱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其二，重视发展生产。康氏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它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然后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生产力高度发展。
其三，特别重视教育。在康氏看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大同书》）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书》中所谓“专家界”，就是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个性。
其五，康氏主张废除国家，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力……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大同书》）
其六，在《大同书》中康氏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哲学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康氏在《大同书》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观念，举起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旗帜。儒家“仁”的思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康氏把“仁”与“人”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康氏的仁道主义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他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这是十分可贵的。
尽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放出异彩，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及康氏在*实践上坚持改良的*，使他这一独特的见解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正如*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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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7 11:20
1914年日本人利用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身为国家最高主政者的袁世凯，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双重秘书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或干涉。达到的效果是全国民心沸腾，主张对日作战，因反袁而*海外的黄兴等人，也都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历史的实情如此。而此时的孙中山，却甘心接受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对个人及其政党的援助。此非污蔑，从现已公开的孙中山1914年5月11日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1915年3月14日致日本外务部政务*小池张造的密函来看，孙允诺出让的中国权益，比二十一条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今天的我们，也不必苛求孙中山，因为他一向信奉为国为民，不择手段，“小德出入可也”。正象今日回头看，我们并不斥责当初签定《布列斯特和约》，割地给德国人的布尔什维克为卖*一样。
辛亥首义，袁世凯继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成了中华*首任正式大总统，长期被人斥为“窃国”；既是“窃”，原先当有主人。是清*？那袁世凯岂不是英雄？是孙中山的临时*？可袁的大总统是以孙为代表的*党有条件的拱手相让，（就是相让也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的空头衔，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是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及议会同意和批准的，何窃之有？袁又非*党人，凭什么要将天大的功业送与孙中山。武昌后建立的中华*临时*是一个极为虚弱的草台班子，如果不是袁世凯养寇自重，未命北洋军全力出击，也早就玩完了。袁世凯劝清廷逊位，孙中山将总统让给他，是一项*交易。清廷退位，孙中山也就不用以戴罪之身*海外洗盘子了，摇身一变成了开国元勋。袁世凯软硬兼施，顺利践约，隆裕代侄子宣统逊了位，成了没有国土的皇太后、皇帝，继续在紫禁城内享受优裕的生活。对待下了台的旧主子，袁是优礼有加，尊重如昔。爱新觉罗家族同五年后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残酷处决。俄罗斯是欧洲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罗曼诺夫王朝把俄罗斯从一个弱小、封闭、愚昧的国家拓展成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大功于俄罗斯。中国是亚洲一个落后的中世纪国家，爱新觉罗家族早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期有残暴频繁的“*”，晚期又大肆出*家主权领土利益，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四万万同胞恨之入骨、皆曰可杀；可结局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伟大的伊里奇批准*决了，爱新觉罗家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保了下来；就这一点,袁世凯就是豪杰胸怀。
“二十一条”的签定又是袁的一大罪状。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曾叔度（时任*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
满洲在日俄战争后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再让他吐出来是与虎谋皮。在谈判桌上，一个弱国能保住既有利益已是不易，不可能把已失去的再夺回来。那不是难为袁世凯吗？《中日新约》签订后，日本*失所望，在国际上也大失面子。袁世凯*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1915年5月8日，他在北京*高级*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他说：“……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再造共和。”
从中可见袁世凯对日本的切齿痛恨。
没有袁世凯清廷不可能灭亡这么快。在1901年—1908年的清末政坛上，袁世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是一个对新思想、新事物极为感兴趣的人，在其辖区内进行了很多近代化的改革。对关系朝廷大政的宪政制度的建立也是推波助澜，不遗余力，为清末衰颓之政局吹进一股清新健康之风。可能有人要说了，袁世凯组建私人*集团，用重金贿赂庆亲王等朝廷重臣，使贪婪奢糜之风愈演愈烈，怎能说健康清新？这样说，是有失水准的。我们不能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评论袁世凯。袁世凯如果不这样做，他也不会生存、壮大起来。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已是百弊丛生，危如累卵，再多出一个清官袁世凯，国家就有救了？袁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不是搜刮来的，有列入清*财政预算拨给北洋大臣衙门和新军的，还有军费上的陋规“截旷”与“扣建”。袁大手大脚，“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但本人并不事聚敛，并无贪财之名，“不问家人生产”。（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可以说，袁把“银弹”当成*舞台上一个得力武器来运用了，同后来的蒋介石是英雄所见略同。武昌首义后，满清宗室不愿退位，袁送给奕匡和小德张各300万两银子，让二人为之说项，使隆裕勉强同意退位。这600万两花的值，比刀兵相见强多啦。如果袁世凯兵围紫禁城，把满清的太后、太妃、皇帝、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等砍瓜切菜般地杀了，国人肯定称赞的多，谴责的少。清朝开国之初不是把朱明王朝的凤子龙孙杀了个干干净净？说来也奇怪，多尔衮是打着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入关的，对“流寇”倒是该杀杀，该抚抚，对口口声声要帮助的明宗室却毫不留情，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对崇祯的儿子不管真假，一经发现，统统称是假冒的，杀无赦。对南明政权一概不予承认。连逃到缅甸的永历帝也派兵捉来用弓弦勒死。当时，如果没有袁世凯这个内忧，清廷完不了。就是失去了中原，还可以退到关外去，关外不是还有奉天吗，龙兴之地！再加上日俄一干涉，满洲国不会等到二十多年后才成立。二十世纪初的*党人把满清视为外族入侵形成的外来政权，把东北视为外国。提出的纲领里有“驱除鞑虏”，——三百年前你来了，占了中原，毁了汉家衣冠，现在该把你赶回老家去了，老家在哪？白山黑水之地。
当时的华夷之分同后来的五族共和有区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祭明太祖，以示自己是朱明王朝的继承者。真形成那种局面，才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澄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赞不绝口。*元年二月辞去中华*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武昌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后人每每叹息袁世凯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如果孙中山没有下野，也成不了华盛顿。孙中山骨子里也是惟我独尊，比袁世凯还不能容人。此说不是抑孙扬袁，可惜历史不能重复。比如*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刺杀竟是中华*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党党首、中华*的“国父”孙中山！却使袁世凯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直到凶手临终前良心发现道出*，才为已作古七十多年的袁世凯洗清了不白之冤。此事令我喟然长叹，沉吟良久！谁能相信温文尔雅的林子超先生会去指使杀人？！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孙中山*国外十几年，一直高擎反清大旗，愈挫愈奋，为推翻清朝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成了反清一号人物。但武昌和同盟会没有关系，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干的。武昌后，黎元洪和黄兴没有做总统的意思，而是虚位以待袁世凯。
*党人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也有不妥之处。孙中山当大总统，*规定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换袁世凯当总统，却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制，扩大内阁的权力*总统。宋教仁还把赵秉钧发展成*员，挖墙脚挖到袁世凯的家里了。宋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内阁，自己当总理。一贯主张民主、自由、博爱的*对一党独大、独掌乾坤也是情有独钟。这些躁进的举措都深深地激怒了袁世凯及其部下，为两派的决裂和共和的消亡埋下了祸根。
近几年随着对近代史研究的深入，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有少许改变，发现“坏透了”的袁世凯也有许多可爱的地方，真实的历史逐渐显现出来，这是值得告慰袁大总统在天之灵的。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把“好人”说得直如“圣人”，把“坏人”说得仿佛“魔鬼”，机械地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其实是幼稚的学问，严重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真实认识。每当我们看到海外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都不禁令人汗颜。为什么我们写不出那样的著作？路径依赖、传统思维在左右我们的行动。我认为袁世凯在新旧交替之际是一个具有独特影响、发挥独特作用的人物，有功有过，应客观公正对待，不可一概否定。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此时此刻我有一个假想：假如当年的袁世凯在成功地坐上大总统宝座后，能仿效赵匡胤、朱元璋来个杯酒释兵权、火烧庆功楼，再狠下心来学学孙中山搞暗杀、清除异党，那他的帝业能否失败？后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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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http://bbs9.news.163.com/localhenan/52336,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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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7 12:55
*主义什么时候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