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海勇
来源：《党政论坛》 2020年第11期
吴海勇
［摘 要］在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百年之际，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的说法再度浮现，对中共党史以中共一大为成立标志的共识构成一定的冲击。在着重探析共产国际要求诸国共产党召开成立大会的历史成因，进而考释创党群体关键人物深知必须召开党的成立大会的基础上，能充分阐明中共一大为党的成立大会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成立大会；共产国际；创党群体；中共一大
2020年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百年纪念，客观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庆最为切近的活动之一。然而，一些学者主张成立于1920年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特别是指党的上海发起组）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说不仅提出所谓建党标准（诸如定名、制定党纲、拟出宣言以及各地党的活动）以作衡定，还努力从历史文献寻找创党群体有关1920年建党的言说作为证据。因此，本文有必要阐明中共一大为党的成立大会的历史事实。
一、召开成立大会是共产国际对诸国共产党的要求
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的学者，没有看到这一基本史实：中国共产党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磅礴于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实践相激荡的产物，而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各国左翼工人团体成立共产党作出了规范。
共产国际二大筹备时就设定了“共产国际开始进入组织建设时期”的大会任务。①为此，对相应政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作出规定，总共21条，涵盖了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19条要求并有所增益。其中第17条明确要求“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以示与“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以下一条要求更为重要：
19.凡是已经加入或正在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在最短期间，无论如何不迟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四个月，召开一次紧急代表大会，讨论所有这些条件。同时，中央委员会应当设法使各级地方组织都了解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②
此“紧急代表大会”即诸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俄国社民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已于1918年3月在莫斯科开大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③改名与加入共产国际，成为检验诸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否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欧美社会民主工党有因此而导致左、右分裂的，左派为多数的照旧在此大会宣告成立，左派为少数的则另开成立大会。
召集各地代表以开成立大会，这其实也是共产国际的建立模式。共产国际，在中国又被称为第三国际党、国际共产党，质言之，共产国际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多国共产
党成立从而拥有较多支部的基础上，于1919年3月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宣告成立的。
列宁所以坚行如此建党模式，实基于其推动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经验。早在1894年春夏，列宁写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与俄国民粹派论战之时，就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建党任务：把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起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1895年秋，列宁把彼得堡所有的20来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其影响下，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西伯利亚、
基辅等俄国各主要城市和工业区相继建立此类马克思主义组织。在此基础上，1898年3月1日至3日在明斯克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9人来自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4个城市的斗争协会，以及立陶宛、波兰、俄国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联盟（“崩得”）。大会虽然没有提出党纲和党章，没有做出最重要的策略问题的决议，但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尽管大会后全部中央委员即遭沙皇政府逮捕，④但这也不能改变该党已经成立的事实。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传统以及共产国际的规则，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即以此建党模式指导中共创建活动。正如林伯渠《自传》所示：1920年冬他来沪见陈独秀，陈独秀“正筹备把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正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⑤在此过程中，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积极筹开中共成立大会。1920年9月1日产生于莫斯科的文献显示：“中国支部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各支部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和其他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近期内就应该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工作。”⑥同年11月13日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会议听取“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事项，议决：“认为最好召开代表大会。就此事电告中央委员会。”⑦10天后，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主席助理加蓬即致电外交人民委员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等，提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召开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后文又提到为加强对远东各国共产党的指导，“本部要操办多个全国性代表大会”。⑧同期，该部指令其派赴中国的代表：“召集负责人员的代表大会并筹备中国全境的革命代表大会。”⑨所谓“中国全境的革命代表大会”如果不是专指也理应是包含中共一大。
不过，进一步促成中共一大的，还是1921年6月抵沪的马林、尼克尔斯基。7月9日，马林在书信中提及“希望本月底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⑩说的正是即将召开的中共一大。
二、创党群体关键人物深知必须召开党的成立大会
共产国际的相关规定，理应及时为中共创党群体所知。1921年4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第3号，就译介了刊载于美国Nation杂志的《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其中第20条明示：“凡属于万国共产党的党派，或已曾请求加入者，须愈速愈妙至迟于万国共产党第二次会议之四个月内，召集一个特别的集会，以审查这些条件。”
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对于民初政党召开成立大会并不陌生。共产党因被当时的中外统治者贴上“过激党”的标签，被褫夺了公开召开成立大会的权利，但在党的创建时期，陈独秀与中共发起组在1920年参与或主导的成立大会至少有3次。其一是4月2日，陈独秀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作《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其二是在11月21日下午，上海机器工会在凤阳路186号（原白克路207号）上海公学举行成立大会。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主要由中共发起组的李中组织筹备，陈独秀拟订章程。陈独秀还参加了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召开的该工会的发起会，这回又亲临成立大会，与孙中山等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其三，是在12月19日，中共发起组的李启汉为使半日工人学校打开局面，将该校改为工人游艺会，当天中午在上海公学开成立大会，沈玄庐、邵力子、杨明斋等与会助阵。该成立大会筹办中陈独秀应当过问，但召开之日已是他离沪赴穗的第3天。
中共发起组召开党的成立大会的努力，还受到了诸国共产党陆续成立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该组织创刊于1920年11月7日的《共产党》月刊，及时报道19国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政党情况，以及英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丹麦共产党等成立活动讯息。相关内容对于创建中的中国共产党确有激励作用，创刊号介绍葡萄牙共产党有以下一段文字：
葡萄牙是个农业国，小地主最多，工业不甚发达，和中国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样，而葡萄牙的共产党那样发达，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这真是可耻的事情啊！
与拥有众多支部与党员的葡萄牙共产党相比，党的上海发起组自称中国共产党仅为“萌芽”是恰当的，其时尚未正式成立。
至于标志共产党成立的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月刊在介绍诸国共产党时也有涉及。李达（“胡炎”）《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大会的缘起》写到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A.T.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溯源俄共（布）前身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提及1898年
“曾召集第一次全体大会于名斯克城”。另有袁振英（震寰）译介的《英国共产党成立》明示：“英国国民于八月初旬在伦敦大会发起共产党。……代表全体赞成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党，共产党于是完全成立。”
中国共产党另一创始人李大钊及其主导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对于召开成立大会以完成创党的程序亦应明了。俄共（布）、共产国际代表如果由陆路来华，北京具有明显的地利优势。从李大钊、张申府建议陈独秀将党的发起组由“社会共产党”定名为共产党，就
可见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受共产国际二大精神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团正式成立必须经过成立大会的认识，亦可为佐证。1921年3月中旬，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受邀选派何孟雄出席少共国际二大。何孟雄起草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清楚明白地写道：“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总会，所以，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何孟雄的建团意识极为正确。同月在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成立，“临时”二字应是当代研究者基于团史发展的正确定位。需要补充指出的，就是这“临时中央”的“中央”二字，亦存有异议，中国代表团为青年国际二大提交的报告，今译作“成立了一个省级中心委员会（在上海）”。当时上海青年团成立的未必自称是团中央，原因很简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尚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最早来沪参加中共一大的北京代表张国焘，对于即将召开的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有着清醒的认识。张国焘在20世纪70年代如此追述：“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李达事后也回忆：“开会时，马林首先用英文演说，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很有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的支部，苏联布党添了东方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马林仪式性的讲话，不啻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更具说服力的是，中共一大的第二次会议听取各地汇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提交的报告结尾有这么两句：
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都将取决于我们高举红旗进行斗争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
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
明文称正在召开的中共一大是“成立大会”。当时的历史文献理应最能说明当时人的认识。
三、中共一大是成立大会又不仅限于党的创立活动
强调中共一大是党的成立大会，并不是说大会的所有议程都为党的创立而设。但是，如果要明确哪一天的会议具有成立标志性，那么，只有中共一大的开幕会议最为适合。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应自外于国际共运，完全可以那阶段诸国共产党成立史作为参照。根据对共产国际成立后4年间成立的30多个诸国共产党成立日的考察，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以闭幕日为党的成立日的，只有以开幕日或加入共产国际的表决日（通常在会中）这两种成立日的确定方式；如果重要表决时左、右派大分裂且左派成员不占优势，则左派另开大会，仍以新的大会的开幕日为成立日。而以重要表决日为成立日，仅适用于深受第二国际影响的社会民主工党改组成共产党的创党模式，显然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实践。
事实上，中共一大并没有就加入共产国际作出专门表决，直到中共二大方始通过决议，确认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但是，一大代表对于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绝无异议。马林在大会开幕的讲话，确已提示中国同志“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1921年下半年产生的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显示，“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此档案原稿出自中共一大代表之手，明示当年与会者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马林1922年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宣称：
“一九二一年七月，各地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并非虚辞。
在中共一大开幕会议后，中共一大召开第二次会议，主要是听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汇报，休会两天用于拟写“章程”“实际工作计划”与“宣言”草案，后续的三次会议主要是围绕章程与宣言展开激烈的讨论，直到7月30日第6次会议会场遭法租界密探冲闯不得不暂时休会。最后，一大代表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结束最后的会议。闭幕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与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还讨论青年团的重建工作等。
显然，中共一大有关建章立制（纲领兼有党章之用）、有关工作计划（含建团）、有关领导班子的选举，与党的创立均不能画上等号。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完善的过程，况且中共发起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已初具纲领与党章之用；工作计划面向的是党创立后的工作部署；至于中央局的选举，由于当时党员人数少，没有选举产生中央执委会，实际上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履行了类似一届一中全会的职能。
质言之，中共一大开创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但又具备后来的全代会所不具备的功能，那就是宣告党的成立，而这只有大会首日的开幕会最为恰契。事实上，中共一大代表也实现了这方面的意识自觉。至于党的制度建设、策略探讨、工作布置、领导集体选举，乃至宣言发布，在此后的全代会继续跟进，中共一大的欠缺皆可在后来得以补充，这并不影响党在1921年7月23日的成立。
四、必要的辨析与简短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的主张者还有两大持论依据，均有历史文献为支撑，必须郑重应对。
其一，若干历史文献、历史亲历者与早期中共领导人不乏述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的内容。此似以中共一大后产生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最具“说服力”，文件起始即称：“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该文件采用“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一词而不是“中国共产党”，而“组织”二字似可作早期组织解，否则便形成党的上海发起组为中国共产党，而其他各地仅为“小组”的不对等格局。如果创党群体有人持此观念，那就与列宁建党原则与共产国际的要求不符，这是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此后不断去修正的。同理，蔡和森《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1926年）称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〇年就正式成立了”，李大钊1927年避难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在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所载
“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及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涉笔“一九二〇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同样是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党史观念偏差。
事实上，瞿秋白为中共六大召开而写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文称“中国共产党的发端，还在一九二〇年”，定位至为恰当。陈独秀因托派问题遭中共中央开除出党之际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宣称：“我自从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云云，如果所说也只是党的发端的话，那么，就与中共一大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不冲突。事实上，在中共一大后出版的《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3号（标明出版时间为7月1日，实应出版于1921年8月）刊有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文章提出：“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政治改造的希望”，并称：“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不啻宣告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之出世。不过，陈独秀在特殊情境下宣称中共创立于1920年，确实存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中共中央对此并未默认，李立三1930年初作党史报告，宣称：“我们的党已经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可以说是九年的历史。”“党的组织发生于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我们看一九二一年为何产生共产党？”等，明确是以中共一大为党的正式起始时间。或许有学者就此会作政治路线斗争的解读，本文仅此再度强调，李立三的党史观点符合共产国际的规则。
其二，是一些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将自己入党时间系于中共一大之前的1920年。比如，俞秀松、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等在历史上所填写的履历、言说，都不乏这方面的文字。这其实还是个理解问题，早期党组织成员就是“种子干部”，犹如公司创办者与公司的结缘早于公司正式成立，资历超前，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至于早期组织成员在中共一大前介绍发展其他成员如张太雷赴俄介绍瞿秋白入党，也属组织发展的正常行为，这同样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的依据。在中共一大前，已有中国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一大、二大乃至三大，前两次参会的有来自旅俄华工组建的中共组织，后者有成立在即的中国共产党派去的参会代表。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公布被邀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组织名单（初步的名单）》明白显示，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共早期组织的待遇明显不同于已经成立的诸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党左派（只有发言权）；
共产主义小组（只有发言权）。”没有召开成立大会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被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不能算是正式建党，没有表决权。但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之际，相关会议文献显示中共称名作了修正。比如第二十三次会议（1921年7月12日）讨论东方问题，目录对发言者张太雷赫然标明的是“中国共产党”。这可能与张太雷、俞秀松等同中国社会党、大同党的斗争有关，为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张太雷等大力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然而，张太雷原本准备的长篇发言材料，还是坦承：“中国共产党至今只是做了筹备性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坚信：当年中共创党群体遵行的是列宁建党模式，深知必须在发起组建各地早期组织的基础上，召开成立大会，这样才算是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只能以中共一大为标志。
注释：
①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20-725页。
③姜亚沙、经莉、陈湛绮编：《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三）》，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336、442、357、322、334、351-353页。
④校纪英编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形成》， 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版，第23、16、19、26-27页。
⑤《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⑥⑦⑧⑨⑩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0、67、70-71、74、149页。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118页。
《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民国日报》1920年12月20日，第10版。
《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
《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页。
曹仲彬：《何孟雄传》，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俞秀松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
《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7、556页。有关“成立大会”内容，幸得本室老处长李三星的指教。
吴海勇：《中国共产党创建于上海的历史探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6、93、13页。
李忠杰、段东升主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第31卷《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第1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4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
（责任编辑 周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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