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 影响和评价
结构功能主义在5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中曾占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还有K.戴维斯、M.J.利维、N.J.斯梅尔塞等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涉及面很广，包括社会理论探讨、经验研究和历史研究，其学术观点涉及人类学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并对现代化理论有很大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结构功能主义受到相当多的批评，其中有的直接针对它的功能逻辑前提，特别是对它采用唯意志论和目的论的解释方式，即把系统各组成部分存在的原因归之于对系统整体产生的有益后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还批评它只强调社会整合，忽视社会冲突，不能合理地解释社会变迁。
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理论与代表人物
结构功能主义 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 的功能.社会科学中的功能主义由来已久.孔德和斯宾塞在其著作中都有所论述.迪尔克姆、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比较系统地阐述过功能主义.现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就是在以往的功能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名称,他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形成作出了很大努力,并成为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行动系统的4个子系统（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之一.在社会系统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成了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社会角色,作为角色系统的集体,以及由价值观和规范构成的社会制度,是社会的结构单位.社会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必须满足4种功能条件：（1）适应；（2）目标达成；（3）整合；（4）潜在模式维系.在社会系统中,执行这4种功能的子系统分别是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这些功能在社会系统中相互联系.社会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社会系统内的各亚系统之间,在社会互动中具有输入—输出的交换关系,而金钱、权力、影响和价值承诺则是一些交换媒介.这样的交换使社会秩序得以结构化.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趋于 均衡的,四种必要功能条件的满足可以使系统保持稳定性.R·K·默顿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结构功能方法,提出了外显功能和潜在功
1 / 18
能的概念,区分了正功能和负功能,并引入了功能选择的概念.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K·戴维斯、M·J·利维、N·J·斯梅尔塞等社会学家.在整个5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社会学中曾占主导地位.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结构功能主义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其中有的直接针对它的功能逻辑前提,特别是对它采用唯意志论和目的论的解释方式,也即把系统各组成部分存在的原因归之于对系统整体产生的有益后果或正功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有的批评它只强调社会整合,忽视社会冲突,不能合理地解释社会变迁.
谁能把社会学本土化解释一下
1）许仕廉，反对在社会学教学中对外国教材的抄袭，明确提出建设“本国社会学”的概念和办法。（2）孙本文，主张采用欧美社会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情况，综合而且系统有组织的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3）吴文藻，主张把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进行中国的社区研究。（4）费孝通，明确提出建立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实践：社会学中国化的提出，反映了大多数中国社会学家的愿望，他们在教学和研究中深感照抄欧美社会学无助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他们努力改变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如从事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力图联系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来理解欧美社会学理论；从事现实状况和问题研究的学者，则深入到工厂、农村、边隆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用欧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并试图对其存在、变化的原因作出解释。在八年抗战期间，由北京和东南沿海地区内迁至昆明、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的10余所大学的社会学家，他们不顾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坚持深入工厂、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其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有数十种之多，积累了社区研究的资料，为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同时，这些社会学家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概括，在社会学理论建设方面也颇有建树，其中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和社区发展理论、潘光旦的“位育”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等已经成为具有影响的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理论观点。 社会学本土化途径有：
1，继续坚持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发展方针
2，把研究社会的协调发展与人的社会化作为研究任务 3，立足中国现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4，采取积极的态度，借鉴国外的和旧中国的社会研究成果 5，逐步建立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
6，造就一支愿意并有能力为之奋斗的社会学研究队伍，
费孝通的 “差序格局”“熟人社会”“文化自觉”等等就是，社会学本土化的最佳体现。说直接点，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来研究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2 / 18
就如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那样，社会学本土化具体的说 就是在注重了我国存在的社会现象后将社会学的理念和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性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结构变化本身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一个现代化、开放的社会需要一个现代化和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但是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过程是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就是各个阶层利益关系的严重扭曲，其中突出表现在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例如，根据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也是根据该报告估计，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1]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的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极端贫困的“赤贫”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穷人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计算，中国西部12省农村的大部分人会被划为贫困人口，因为，2003年中国西部12省农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币2718.14元。[2]
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根据联合国《UNDP2005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47，而同一时印度基尼系数只有0.325。所以中国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国内10%最富人口占总收入比例最大的10个国家是巴西47.9%，哥伦比亚46.9%，津巴布韦46.9%，危地马拉46.6% ，智利46.1%，南非45.9%，巴拿马43.8%，塞拉利昂43.6%，莱索托43.4%，中国为30.9%，美国为26.1%。
经济学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是互相作用的、互相影响的关系；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无疑有助于提供经济激励和竞争机制，但是，过度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导致大量的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增收异常缓慢）缺乏较强的消费能力，这就造成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最近几年以来，经济发展中之所以出现“投资热，消费冷”这样“一头热，一头冷”的有趣现象，也是与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从而抑制消费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种信息表明，社会公众包括普通老百姓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了强烈的抱怨和情绪；尤为特殊的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过去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和高福利的社会体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面对迅速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更加难以适应；再加上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还往往与高失业、下岗以及贫困联系、交织在一起，这就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高社会风险程度。①
五、 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动趋势
3 / 18
在上述十大阶层之间，如果我们用职业流动性来分析，应该说改革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有关研究，改革以前，代际流动只有41.4%，其中向上的流动率是32.4，不流动率是58.6%。这表明有将近60%的子女的职业地位仍然由其父亲或者上代人的职业和地位决定，只有30%左右的子女能够发生向上流动。到了1980年后，代际流动性达到了54%，比1980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其中向上流动率有40.9%，比改革以前上升了十个百分点。代内流动在改革以前更慢。总的流动率只有13.3%，但是改革以后，整个80（1980-1989）年代流动率达到30.3%，20世纪90年代（1990-2001）为54.2%。所以，改革以后，代内的职业流动率明显上升，尤其是90年代，向上的职业流动性提高到30.5%。
当我们把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分开的时候，我们认为，职业流动会影响收入流动，但是并不是职业流动性快就必然意味着收入流动性快。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职业流动性如何，而是看收入流动性是否很快，特别是代际收入流动与代内收入流动中向上的收入流动性如何。一个社会，无论是代际收入流动，还是代内收入流动，只要是出现向上的流动性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从而表现为社会阶层职业分化的同时，其收入流动走向收敛，这对保持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合理、人与人和谐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可以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分析，②这里我们根据十大阶层划分来看他们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如何。③当前中国十大阶层的分化和形成，主要的一个动因就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变革引起社会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新分配的结果和产物。在这三大资源中，其实他们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权力资源配置决定和影响经济资源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权力与市场两大因素在资源配置的功能和界限不清晰，往往应该由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资源配置，却由政府替代市场配置经济资源。这是“错位配置”造成政府权力因素成为决定经济资源乃至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最大的权力资源并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势必造成资源性的收入和财富流向该阶层。尽管体制改革尤其是体制外的发展产生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尽管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教育事业发展为多数人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创造了条件，但是权力因素以及权力配置资源仍然对这些阶层的资源获得和资源流动产生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影响和制约着资源流动和收入流动。
从三大资源在十大阶层中的分布和流动趋势来看，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大资源都正在呈现向上层集中的趋势，这就说明，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者呈现相互决定和相互影响的自我积累的趋势和特点。实际上，1980年以来，在处在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高位置的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在社会位置较低的阶层子女，如果要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则有许多门槛；比如，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的各种体制性障碍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职业流动和收入流动。[3]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确实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而且各阶层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和明晰，但是各个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和收入流动性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收入流动性无法从长期内消除十大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收入不平等。
4 / 18
①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曾经认为，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经如贫富的差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缓。参见Ralf Dahrendorf,Class Confilct in L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Califom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239。
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实证与理论分析具体参见第三小节的分析，将运用五等份矩阵图进行实证分析。
③因为缺乏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数据，所以这里仅仅从影响阶层之间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分析入手，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理论考察。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结构变化本身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一个现代化、开放的社会需要一个现代化和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但是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过程是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就是各个阶层利益关系的严重扭曲，其中突出表现在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例如，根据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也是根据该报告估计，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1]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的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极端贫困的“赤贫”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穷人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计算，中国西部12省农村的大部分人会被划为贫困人口，因为，2003年中国西部12省农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币2718.14元。[2]
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根据联合国《UNDP2005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47，而同一时印度基尼系数只有0.325。所以中国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国内10%最富人口占总收入比例最大的10个国家是巴西47.9%，哥伦比亚46.9%，津巴布韦46.9%，危地马拉46.6% ，智利46.1%，南非45.9%，巴拿马43.8%，塞拉利昂43.6%，莱索托43.4%，中国为30.9%，美国为26.1%。
经济学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是互相作用的、互相影响的关系；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无疑有助于提供经济激励和竞争机制，但是，过度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导致大量的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增收异常缓慢）缺乏较强的消费能力，这就造成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最近几年以来，经济发展中之所以出现“投资热，消费冷”这样“一头热，一头冷”的有趣现象，也是与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从而抑制消费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种信息表明，社会公众包括普通老百姓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了强烈的抱怨和情绪；尤为特殊的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过去传统的平均主义分
5 / 18
配和高福利的社会体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面对迅速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更加难以适应；再加上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还往往与高失业、下岗以及贫困联系、交织在一起，这就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高社会风险程度。①
五、 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动趋势
在上述十大阶层之间，如果我们用职业流动性来分析，应该说改革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有关研究，改革以前，代际流动只有41.4%，其中向上的流动率是32.4，不流动率是58.6%。这表明有将近60%的子女的职业地位仍然由其父亲或者上代人的职业和地位决定，只有30%左右的子女能够发生向上流动。到了1980年后，代际流动性达到了54%，比1980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其中向上流动率有40.9%，比改革以前上升了十个百分点。代内流动在改革以前更慢。总的流动率只有13.3%，但是改革以后，整个80（1980-1989）年代流动率达到30.3%，20世纪90年代（1990-2001）为54.2%。所以，改革以后，代内的职业流动率明显上升，尤其是90年代，向上的职业流动性提高到30.5%。
当我们把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分开的时候，我们认为，职业流动会影响收入流动，但是并不是职业流动性快就必然意味着收入流动性快。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职业流动性如何，而是看收入流动性是否很快，特别是代际收入流动与代内收入流动中向上的收入流动性如何。一个社会，无论是代际收入流动，还是代内收入流动，只要是出现向上的流动性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从而表现为社会阶层职业分化的同时，其收入流动走向收敛，这对保持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合理、人与人和谐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可以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分析，②这里我们根据十大阶层划分来看他们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如何。③当前中国十大阶层的分化和形成，主要的一个动因就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变革引起社会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新分配的结果和产物。在这三大资源中，其实他们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权力资源配置决定和影响经济资源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权力与市场两大因素在资源配置的功能和界限不清晰，往往应该由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资源配置，却由政府替代市场配置经济资源。这是“错位配置”造成政府权力因素成为决定经济资源乃至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最大的权力资源并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势必造成资源性的收入和财富流向该阶层。尽管体制改革尤其是体制外的发展产生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尽管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教育事业发展为多数人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创造了条件，但是权力因素以及权力配置资源仍然对这些阶层的资源获得和资源流动产生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影响和制约着资源流动和收入流动。
从三大资源在十大阶层中的分布和流动趋势来看，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大资源都正在呈现向上层集中的趋势，这就说明，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者呈现相互决定和相互影响的自我积累的趋势和特点。实际上，1980年以来，在处在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高位置的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在社会位置较低的阶层子女，如果要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则有许
6 / 18
多门槛；比如，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的各种体制性障碍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职业流动和收入流动。[3]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确实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而且各阶层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和明晰，但是各个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和收入流动性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收入流动性无法从长期内消除十大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收入不平等。
①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曾经认为，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经如贫富的差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缓。参见Ralf Dahrendorf,Class Confilct in L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Califom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239。
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实证与理论分析具体参见第三小节的分析，将运用五等份矩阵图进行实证分析。
③因为缺乏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数据，所以这里仅仅从影响阶层之间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分析入手，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理论考察。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结构变化本身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一个现代化、开放的社会需要一个现代化和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但是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过程是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就是各个阶层利益关系的严重扭曲，其中突出表现在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例如，根据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也是根据该报告估计，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1]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的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极端贫困的“赤贫”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穷人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计算，中国西部12省农村的大部分人会被划为贫困人口，因为，2003年中国西部12省农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币2718.14元。[2]
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根据联合国《UNDP2005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47，而同一时印度基尼系数只有0.325。所以中国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国内10%最富人口占总收入比例最大的10个国家是巴西47.9%，哥伦比亚46.9%，津巴布韦46.9%，危地马拉46.6% ，智利46.1%，南非45.9%，巴拿马43.8%，塞拉利昂43.6%，莱索托43.4%，中国为30.9%，美国为26.1%。
经济学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是互相作用的、互相影响的关系；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无疑有助于提供经济激励和竞争机制，但是，过度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导致大量的中低
7 / 18
收入者（特别是农民增收异常缓慢）缺乏较强的消费能力，这就造成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最近几年以来，经济发展中之所以出现“投资热，消费冷”这样“一头热，一头冷”的有趣现象，也是与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从而抑制消费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种信息表明，社会公众包括普通老百姓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了强烈的抱怨和情绪；尤为特殊的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过去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和高福利的社会体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面对迅速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更加难以适应；再加上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还往往与高失业、下岗以及贫困联系、交织在一起，这就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高社会风险程度。①
五、 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动趋势
在上述十大阶层之间，如果我们用职业流动性来分析，应该说改革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有关研究，改革以前，代际流动只有41.4%，其中向上的流动率是32.4，不流动率是58.6%。这表明有将近60%的子女的职业地位仍然由其父亲或者上代人的职业和地位决定，只有30%左右的子女能够发生向上流动。到了1980年后，代际流动性达到了54%，比1980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其中向上流动率有40.9%，比改革以前上升了十个百分点。代内流动在改革以前更慢。总的流动率只有13.3%，但是改革以后，整个80（1980-1989）年代流动率达到30.3%，20世纪90年代（1990-2001）为54.2%。所以，改革以后，代内的职业流动率明显上升，尤其是90年代，向上的职业流动性提高到30.5%。
当我们把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分开的时候，我们认为，职业流动会影响收入流动，但是并不是职业流动性快就必然意味着收入流动性快。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职业流动性如何，而是看收入流动性是否很快，特别是代际收入流动与代内收入流动中向上的收入流动性如何。一个社会，无论是代际收入流动，还是代内收入流动，只要是出现向上的流动性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从而表现为社会阶层职业分化的同时，其收入流动走向收敛，这对保持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合理、人与人和谐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可以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分析，②这里我们根据十大阶层划分来看他们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如何。③当前中国十大阶层的分化和形成，主要的一个动因就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变革引起社会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新分配的结果和产物。在这三大资源中，其实他们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权力资源配置决定和影响经济资源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权力与市场两大因素在资源配置的功能和界限不清晰，往往应该由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资源配置，却由政府替代市场配置经济资源。这是“错位配置”造成政府权力因素成为决定经济资源乃至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最大的权力资源并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势必造成资源性的收入和财富流向该阶层。尽管体制改革尤其是体制外的发展产生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尽管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教育事业发展为多数人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创造了条件，但是权力因素以及权力配置资源仍然对这些阶层的资源获得和资源流动产生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影响和制约着资源流动和收入流动。
8 / 18
从三大资源在十大阶层中的分布和流动趋势来看，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大资源都正在呈现向上层集中的趋势，这就说明，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者呈现相互决定和相互影响的自我积累的趋势和特点。实际上，1980年以来，在处在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高位置的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在社会位置较低的阶层子女，如果要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则有许多门槛；比如，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的各种体制性障碍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职业流动和收入流动。[3]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确实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而且各阶层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和明晰，但是各个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和收入流动性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收入流动性无法从长期内消除十大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收入不平等。
①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曾经认为，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经如贫富的差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缓。参见Ralf Dahrendorf,Class Confilct in L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Califom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239。
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实证与理论分析具体参见第三小节的分析，将运用五等份矩阵图进行实证分析。
③因为缺乏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数据，所以这里仅仅从影响阶层之间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分析入手，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理论考察。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结构变化本身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一个现代化、开放的社会需要一个现代化和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但是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过程是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就是各个阶层利益关系的严重扭曲，其中突出表现在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例如，根据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也是根据该报告估计，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1]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的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极端贫困的“赤贫”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穷人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计算，中国西部12省农村的大部分人会被划为贫困人口，因为，2003年中国西部12省农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币2718.14元。[2]
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根据联合国《UNDP2005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47，而同一时印度基尼系数只有0.325。所以中国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
9 / 18
世界上国内10%最富人口占总收入比例最大的10个国家是巴西47.9%，哥伦比亚46.9%，津巴布韦46.9%，危地马拉46.6% ，智利46.1%，南非45.9%，巴拿马43.8%，塞拉利昂43.6%，莱索托43.4%，中国为30.9%，美国为26.1%。
经济学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是互相作用的、互相影响的关系；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无疑有助于提供经济激励和竞争机制，但是，过度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导致大量的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增收异常缓慢）缺乏较强的消费能力，这就造成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最近几年以来，经济发展中之所以出现“投资热，消费冷”这样“一头热，一头冷”的有趣现象，也是与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从而抑制消费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种信息表明，社会公众包括普通老百姓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了强烈的抱怨和情绪；尤为特殊的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过去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和高福利的社会体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面对迅速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更加难以适应；再加上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还往往与高失业、下岗以及贫困联系、交织在一起，这就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高社会风险程度。①
五、 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动趋势
在上述十大阶层之间，如果我们用职业流动性来分析，应该说改革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有关研究，改革以前，代际流动只有41.4%，其中向上的流动率是32.4，不流动率是58.6%。这表明有将近60%的子女的职业地位仍然由其父亲或者上代人的职业和地位决定，只有30%左右的子女能够发生向上流动。到了1980年后，代际流动性达到了54%，比1980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其中向上流动率有40.9%，比改革以前上升了十个百分点。代内流动在改革以前更慢。总的流动率只有13.3%，但是改革以后，整个80（1980-1989）年代流动率达到30.3%，20世纪90年代（1990-2001）为54.2%。所以，改革以后，代内的职业流动率明显上升，尤其是90年代，向上的职业流动性提高到30.5%。
当我们把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分开的时候，我们认为，职业流动会影响收入流动，但是并不是职业流动性快就必然意味着收入流动性快。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职业流动性如何，而是看收入流动性是否很快，特别是代际收入流动与代内收入流动中向上的收入流动性如何。一个社会，无论是代际收入流动，还是代内收入流动，只要是出现向上的流动性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从而表现为社会阶层职业分化的同时，其收入流动走向收敛，这对保持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合理、人与人和谐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可以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分析，②这里我们根据十大阶层划分来看他们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如何。③当前中国十大阶层的分化和形成，主要的一个动因就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变革引起社会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新分配的结果和产物。在这三大资源中，其实他们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权力资源配置决定和影响经济资源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权力与市场两大因素在资源配置的功能和界限不清晰，往往应该由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资源配置，却由政府替代市场配置经济资源。这是“错位配置”造成政府权力因素成为决定经济资源乃至社
10 / 18
会管理者阶层拥有最大的权力资源并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势必造成资源性的收入和财富流向该阶层。尽管体制改革尤其是体制外的发展产生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尽管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教育事业发展为多数人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创造了条件，但是权力因素以及权力配置资源仍然对这些阶层的资源获得和资源流动产生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影响和制约着资源流动和收入流动。
从三大资源在十大阶层中的分布和流动趋势来看，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大资源都正在呈现向上层集中的趋势，这就说明，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者呈现相互决定和相互影响的自我积累的趋势和特点。实际上，1980年以来，在处在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高位置的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在社会位置较低的阶层子女，如果要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则有许多门槛；比如，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的各种体制性障碍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职业流动和收入流动。[3]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确实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而且各阶层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和明晰，但是各个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和收入流动性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收入流动性无法从长期内消除十大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收入不平等。
①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曾经认为，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经如贫富的差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缓。参见Ralf Dahrendorf,Class Confilct in L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Califom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239。
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实证与理论分析具体参见第三小节的分析，将运用五等份矩阵图进行实证分析。
③因为缺乏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数据，所以这里仅仅从影响阶层之间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分析入手，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理论考察。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结构变化本身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一个现代化、开放的社会需要一个现代化和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但是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过程是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就是各个阶层利益关系的严重扭曲，其中突出表现在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例如，根据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也是根据该报告估计，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1]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的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极端贫困的“赤贫”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穷人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计算，中国西部12省农村的大部分人会被划为贫困人口，因为，2003年中国西部12省农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币2718.14元。[2]
11 / 18
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根据联合国《UNDP2005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47，而同一时印度基尼系数只有0.325。所以中国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国内10%最富人口占总收入比例最大的10个国家是巴西47.9%，哥伦比亚46.9%，津巴布韦46.9%，危地马拉46.6% ，智利46.1%，南非45.9%，巴拿马43.8%，塞拉利昂43.6%，莱索托43.4%，中国为30.9%，美国为26.1%。
经济学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是互相作用的、互相影响的关系；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无疑有助于提供经济激励和竞争机制，但是，过度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导致大量的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增收异常缓慢）缺乏较强的消费能力，这就造成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最近几年以来，经济发展中之所以出现“投资热，消费冷”这样“一头热，一头冷”的有趣现象，也是与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从而抑制消费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种信息表明，社会公众包括普通老百姓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了强烈的抱怨和情绪；尤为特殊的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过去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和高福利的社会体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面对迅速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更加难以适应；再加上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还往往与高失业、下岗以及贫困联系、交织在一起，这就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高社会风险程度。①
五、 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动趋势
在上述十大阶层之间，如果我们用职业流动性来分析，应该说改革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有关研究，改革以前，代际流动只有41.4%，其中向上的流动率是32.4，不流动率是58.6%。这表明有将近60%的子女的职业地位仍然由其父亲或者上代人的职业和地位决定，只有30%左右的子女能够发生向上流动。到了1980年后，代际流动性达到了54%，比1980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其中向上流动率有40.9%，比改革以前上升了十个百分点。代内流动在改革以前更慢。总的流动率只有13.3%，但是改革以后，整个80（1980-1989）年代流动率达到30.3%，20世纪90年代（1990-2001）为54.2%。所以，改革以后，代内的职业流动率明显上升，尤其是90年代，向上的职业流动性提高到30.5%。
当我们把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分开的时候，我们认为，职业流动会影响收入流动，但是并不是职业流动性快就必然意味着收入流动性快。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职业流动性如何，而是看收入流动性是否很快，特别是代际收入流动与代内收入流动中向上的收入流动性如何。一个社会，无论是代际收入流动，还是代内收入流动，只要是出现向上的流动性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从而表现为社会阶层职业分化的同时，其收入流动走向收敛，这对保持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合理、人与人和谐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可以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分析，②这里我们根据十大阶层划分来看他们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如何。③当前中国十大阶层的分化和形成，主要的一个动因就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变革引起社会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新分配的结果和产物。在这三大资源中，其实他们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
12 / 18
权力资源配置决定和影响经济资源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权力与市场两大因素在资源配置的功能和界限不清晰，往往应该由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资源配置，却由政府替代市场配置经济资源。这是“错位配置”造成政府权力因素成为决定经济资源乃至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最大的权力资源并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势必造成资源性的收入和财富流向该阶层。尽管体制改革尤其是体制外的发展产生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尽管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教育事业发展为多数人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创造了条件，但是权力因素以及权力配置资源仍然对这些阶层的资源获得和资源流动产生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影响和制约着资源流动和收入流动。
从三大资源在十大阶层中的分布和流动趋势来看，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大资源都正在呈现向上层集中的趋势，这就说明，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者呈现相互决定和相互影响的自我积累的趋势和特点。实际上，1980年以来，在处在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高位置的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在社会位置较低的阶层子女，如果要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则有许多门槛；比如，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的各种体制性障碍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职业流动和收入流动。[3]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确实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而且各阶层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和明晰，但是各个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和收入流动性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收入流动性无法从长期内消除十大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收入不平等。
①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曾经认为，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经如贫富的差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缓。参见Ralf Dahrendorf,Class Confilct in L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Califom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239。
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实证与理论分析具体参见第三小节的分析，将运用五等份矩阵图进行实证分析。
③因为缺乏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数据，所以这里仅仅从影响阶层之间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分析入手，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理论考察。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结构变化本身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一个现代化、开放的社会需要一个现代化和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但是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过程是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就是各个阶层利益关系的严重扭曲，其中突出表现在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例如，根据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也是根据该报告估计，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1]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
13 / 18
2003的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极端贫困的“赤贫”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穷人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计算，中国西部12省农村的大部分人会被划为贫困人口，因为，2003年中国西部12省农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币2718.14元。[2]
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根据联合国《UNDP2005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47，而同一时印度基尼系数只有0.325。所以中国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国内10%最富人口占总收入比例最大的10个国家是巴西47.9%，哥伦比亚46.9%，津巴布韦46.9%，危地马拉46.6% ，智利46.1%，南非45.9%，巴拿马43.8%，塞拉利昂43.6%，莱索托43.4%，中国为30.9%，美国为26.1%。
经济学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是互相作用的、互相影响的关系；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无疑有助于提供经济激励和竞争机制，但是，过度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导致大量的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增收异常缓慢）缺乏较强的消费能力，这就造成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最近几年以来，经济发展中之所以出现“投资热，消费冷”这样“一头热，一头冷”的有趣现象，也是与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从而抑制消费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种信息表明，社会公众包括普通老百姓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了强烈的抱怨和情绪；尤为特殊的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过去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和高福利的社会体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面对迅速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更加难以适应；再加上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还往往与高失业、下岗以及贫困联系、交织在一起，这就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高社会风险程度。①
五、 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动趋势
在上述十大阶层之间，如果我们用职业流动性来分析，应该说改革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有关研究，改革以前，代际流动只有41.4%，其中向上的流动率是32.4，不流动率是58.6%。这表明有将近60%的子女的职业地位仍然由其父亲或者上代人的职业和地位决定，只有30%左右的子女能够发生向上流动。到了1980年后，代际流动性达到了54%，比1980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其中向上流动率有40.9%，比改革以前上升了十个百分点。代内流动在改革以前更慢。总的流动率只有13.3%，但是改革以后，整个80（1980-1989）年代流动率达到30.3%，20世纪90年代（1990-2001）为54.2%。所以，改革以后，代内的职业流动率明显上升，尤其是90年代，向上的职业流动性提高到30.5%。
当我们把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分开的时候，我们认为，职业流动会影响收入流动，但是并不是职业流动性快就必然意味着收入流动性快。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职业流动性如何，而是看收入流动性是否很快，特别是代际收入流动与代内收入流动中向上的收入流动性如何。一个社会，无论是代际收入流动，还是代内收入流动，只要是出现向上的流动性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从而表现为社会阶层职业分化的同时，其收入流动走向收敛，
14 / 18
这对保持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合理、人与人和谐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可以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分析，②这里我们根据十大阶层划分来看他们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如何。③当前中国十大阶层的分化和形成，主要的一个动因就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变革引起社会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新分配的结果和产物。在这三大资源中，其实他们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权力资源配置决定和影响经济资源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权力与市场两大因素在资源配置的功能和界限不清晰，往往应该由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资源配置，却由政府替代市场配置经济资源。这是“错位配置”造成政府权力因素成为决定经济资源乃至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最大的权力资源并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势必造成资源性的收入和财富流向该阶层。尽管体制改革尤其是体制外的发展产生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尽管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教育事业发展为多数人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创造了条件，但是权力因素以及权力配置资源仍然对这些阶层的资源获得和资源流动产生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影响和制约着资源流动和收入流动。
从三大资源在十大阶层中的分布和流动趋势来看，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大资源都正在呈现向上层集中的趋势，这就说明，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者呈现相互决定和相互影响的自我积累的趋势和特点。实际上，1980年以来，在处在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高位置的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在社会位置较低的阶层子女，如果要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则有许多门槛；比如，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的各种体制性障碍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职业流动和收入流动。[3]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确实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而且各阶层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和明晰，但是各个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和收入流动性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收入流动性无法从长期内消除十大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收入不平等。
①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曾经认为，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经如贫富的差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缓。参见Ralf Dahrendorf,Class Confilct in L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Califom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239。
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实证与理论分析具体参见第三小节的分析，将运用五等份矩阵图进行实证分析。
③因为缺乏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数据，所以这里仅仅从影响阶层之间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分析入手，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理论考察。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结构变化本身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一个现代化、开放的社会需要一个现代化和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但是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过程是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就是各个阶层利益关系的严重扭曲，其中突出表现在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例如，根据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
15 / 18
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也是根据该报告估计，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1]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的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极端贫困的“赤贫”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穷人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计算，中国西部12省农村的大部分人会被划为贫困人口，因为，2003年中国西部12省农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币2718.14元。[2]
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根据联合国《UNDP2005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47，而同一时印度基尼系数只有0.325。所以中国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国内10%最富人口占总收入比例最大的10个国家是巴西47.9%，哥伦比亚46.9%，津巴布韦46.9%，危地马拉46.6% ，智利46.1%，南非45.9%，巴拿马43.8%，塞拉利昂43.6%，莱索托43.4%，中国为30.9%，美国为26.1%。
经济学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是互相作用的、互相影响的关系；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无疑有助于提供经济激励和竞争机制，但是，过度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导致大量的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增收异常缓慢）缺乏较强的消费能力，这就造成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最近几年以来，经济发展中之所以出现“投资热，消费冷”这样“一头热，一头冷”的有趣现象，也是与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从而抑制消费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种信息表明，社会公众包括普通老百姓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了强烈的抱怨和情绪；尤为特殊的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过去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和高福利的社会体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面对迅速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更加难以适应；再加上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还往往与高失业、下岗以及贫困联系、交织在一起，这就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高社会风险程度。①
五、 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动趋势
在上述十大阶层之间，如果我们用职业流动性来分析，应该说改革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有关研究，改革以前，代际流动只有41.4%，其中向上的流动率是32.4，不流动率是58.6%。这表明有将近60%的子女的职业地位仍然由其父亲或者上代人的职业和地位决定，只有30%左右的子女能够发生向上流动。到了1980年后，代际流动性达到了54%，比1980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其中向上流动率有40.9%，比改革以前上升了十个百分点。代内流动在改革以前更慢。总的流动率只有13.3%，但是改革以后，整个80（1980-1989）年代流动率达到30.3%，20世纪90年代（1990-2001）为54.2%。所以，改革以后，代内的职业流动率明显上升，尤其是90年代，向上的职业流动性提高到30.5%。
当我们把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分开的时候，我们认为，职业流动会影响收入流动，但是并不是职业流动性快就必然意味着收入流动性快。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职
16 / 18
业流动性如何，而是看收入流动性是否很快，特别是代际收入流动与代内收入流动中向上的收入流动性如何。一个社会，无论是代际收入流动，还是代内收入流动，只要是出现向上的流动性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从而表现为社会阶层职业分化的同时，其收入流动走向收敛，这对保持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合理、人与人和谐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可以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分析，②这里我们根据十大阶层划分来看他们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如何。③当前中国十大阶层的分化和形成，主要的一个动因就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变革引起社会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新分配的结果和产物。在这三大资源中，其实他们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权力资源配置决定和影响经济资源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权力与市场两大因素在资源配置的功能和界限不清晰，往往应该由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资源配置，却由政府替代市场配置经济资源。这是“错位配置”造成政府权力因素成为决定经济资源乃至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最大的权力资源并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势必造成资源性的收入和财富流向该阶层。尽管体制改革尤其是体制外的发展产生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尽管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教育事业发展为多数人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创造了条件，但是权力因素以及权力配置资源仍然对这些阶层的资源获得和资源流动产生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影响和制约着资源流动和收入流动。
从三大资源在十大阶层中的分布和流动趋势来看，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大资源都正在呈现向上层集中的趋势，这就说明，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者呈现相互决定和相互影响的自我积累的趋势和特点。实际上，1980年以来，在处在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高位置的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在社会位置较低的阶层子女，如果要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则有许多门槛；比如，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的各种体制性障碍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职业流动和收入流动。[3]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确实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而且各阶层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和明晰，但是各个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和收入流动性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收入流动性无法从长期内消除十大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收入不平等。
①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曾经认为，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经如贫富的差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缓。参见Ralf Dahrendorf,Class Confilct in L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Califom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239。
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实证与理论分析具体参见第三小节的分析，将运用五等份矩阵图进行实证分析。
③因为缺乏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数据，所以这里仅仅从影响阶层之间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分析入手，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理论考察。
17 / 18
18 / 18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