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业的边界

教师职业的边界

张卓玉

社会转型推动了教育转型，而教育转型必然带来教师职业的转型。

转型意味着变化，变化可能由两部分构成：减少些什么，增加些什么。本文先讨论减，后讨论加。

有关教师的标准很多很多。有些是政府的要求，有些是社会的期望，有些是教师自己的目标。总的印象是：标准过高了。有些是做不到的，有些是没必要做的。就像教育不是万能的一样，教师绝对不是全能的。社会不该对这样一种普通的职业给予过多、过高、过重的要求，业内的管理者和教师自身更应该思考职业的基准、边界。

这里提出一些问题，希望和读者朋友们讨论。

关于学者型教师。学者型教师的提法很普遍，我希望它仅仅是人们对教师职业的良好愿望。如果真要把学者型教师作为培养教师和评价教师的标准，或者作为教师自己努力、奋斗的方向，问题就复杂了。我见过一所学校面试求职大学生的场面。在场老教师发问的多数是本学科很细、很小、近乎刁钻的知识性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此生学科功底不扎实。我常听到老师们讲，课堂上被学生的问题难住的场面太尴尬。于是就有了一桶水、长流水一类的说法。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第一，要求教师做到词典式精准、百科全书式博学的意义何在？教师的精力、时间是有限的。应该引导、要求教师在知识的全面、精准上

投入，还是在其他更为重要、更为基础的方面投入？

第二，在网络、电视充分普及，家长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学生横向的、纵向的、国内的、国际的交流活动空前增加的现代社会，教师能做到不被学生的问题难住吗？学生的问题非要由教师解答吗？学习过程中频频出现教师答不出的、需要探讨、需要查找资料的现象是件坏事吗？一定要树立、确保教师全知全能的权威吗？

第三，要求、期望中小学教师成为学者、成为学科专家的目的是什么？有这样的必要吗？教师应该成为教育专家，但不一定要成为学者或学科专家。优秀的学者不一定是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即使是，也不一定能长期在中小学工作。黑格尔、杜威算是顶级学者吧？郁达夫、刘心武算是著名文人吧？他们都做过中小学教师。但他们都不是以优秀教师的形象而著称于世的。如果中小学教师队伍中真的出现了学者或有希望成为学者的人，就应该让他们去大学、研究院工作。

几年前，一位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在退休以后，怀着满腔热情，在一所中学开设选修课。最后因选课学生人数过少而退出中学。人们一般把这个尝试的失败归罪于应试制度。我看不完全是这样。基础教育不同于高等教育，知识很渊博、学问做得很深的人，不一定是优秀的中小学教师。

对教师知识和学术上的过分要求，源于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知识崇拜症。千百年来识字人稀少的状况形成了人们对知识的盲目崇拜，单一的纸笔测试招生政策为这种盲目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讲授式教学模式又强化了对教师全知全能的要求。现在到了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关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不知道有多少教师敢认同这个称号，敢担当这份重担，我

也不知道有多少教师真正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有宗教文化传统的国家，牧师、神父一类的宗教领袖或神职人员也许称得上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世俗社会里，有些人确实被公众称为精神领袖，或道德楷模，但他们会出现在各行各业，比如，作家，记者，科学家，医生或者教师。教师是一种极其普通的职业；而恰恰要求这个普通职业的从业者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真有些匪夷所思。工程师意味着设计、制造。有哪个行业有能力设计、制造人类灵魂呢？

日前读到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2012年复旦大学新生入学典礼上的讲话。杨校长讲道： “在复旦的历史上，宿舍秩序、同学的品行等是靠学生自治来解决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说老师的品行就一定比学生好，所以学生的自治可能更加重要。”我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人的品行与人的职业、年龄有必然的联系吗？成年人的品行一定好于青少年吗？老年人一定好于中年人吗？社会上哪种职业者的品行就一定是更好、最好的？谁能用证据说明，某个社会或某个时代的青少年学生品行的好或不好，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们”所塑造的？

任何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教师应该守住自己的职业道德。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所有底线以上的要求，作为自励，怎么说都不过分。但是，作为一种行业要求，特别是来自行业以外的要求，就应该慎重提出，理性对待。而且，那些对教师的种种道德要求，诸如“身正为范” “蜡烛精神”等可以用在多种职业或角色上。比如，政府官员，法官，医生，艺术家，甚至是家长。而且，对于一个良治的社会，或一种理性的文化来说，从普通人到社会舆论，在道德操守方面应该给予严格要求的，首先是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源、享有更高社会地位、对社会风气更有影响力的职业或人群，如政府官员，企业家，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相比之下，教师这种普通的职业，不应该也不可能承载过多、过重、过高的道德责任。

（本文节选自作者新著《构建教育新模式》·湖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