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4年是唐代天佑元年,农历纪年为甲子年,亦是唐朝末期社会动荡即将灭亡、国难最为深重的一年。这年遭到万世唾骂的军阀朱温命令其部将出兵,强迫驱赶唐皇室及长安士民东迁洛阳,拆毁长安皇家宫殿、百司衙署与城内民房,拆下的建筑木料被推拉至渭河浮水而下,被迁者号哭载道,老幼相随,流离漂泊,月余不绝,长安顿时坍压毁圮变为残砖烂瓦,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伟的都城从此土崩瓦解、一片废墟,成为尘埃落定后人们长期隐痛的记忆和永恒的怀念。
试想如今西安城仍号称历史名城,其实连“历史名片儿”、“历史名线儿”都不见了,至多有大雁塔和小雁塔两个“历史名点儿”以及零散的大明宫、兴庆宫、青龙寺等历史遗址保护点,谁还能直观地把现在的西安城和比它大7.5倍的唐代长安城相联系呢?回顾一千一百年前这段惊心动魄的野蛮拆迁,祭悼无辜士民的悲惨境遇,铭记历史文化遗产被毁的国殇,对我们还是大有裨益。
建筑是无字的丰碑,是文化遗产的载体。唐代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和建筑发展到极盛期的荟萃之地,代表当时建筑最高成就的优秀精品大都集中在这里,整个城市布局严谨,街衢修直,殿堂宏大,楼阁栉比,有皇城、宫城、里坊及东西两市,即使不计大明宫,城区面积已达83.1平方公里,比50平方公里的北宋开封、元大都和60平方公里的明清北京城都大,是公元6—9世纪东亚乃至世界第一大城,也是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起点和当时的国际性大都市。
从城市规划而论,唐长安沿用隋大兴城的“创制”规划,一反秦汉以来“面朝后市”的布局,将宫城、皇城居中偏北,更突出周天之内群星环拱紫微垣的思想,强调宫廷不与民居区域混杂。整个城市以150米宽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严格对称划分,城内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全城道路形成方格网状,将城内分割为五类面积大小不等的109个坊和2个市,平面如同围棋盘,呈现出整齐划一、秩序均衡的壮观风貌,成为城市布局演变的新起点。
从建筑环境而论,长安东西17公里、南北40公里的开阔平原以龙首原作为自然分界线,形成东南高、西北低和北部平展、南部起伏的地势,隋唐规划者利用六条冈阜高坡地形布设不同类型的建筑物,皇家宫殿最高,衙署厅堂次之,重要寺观和贵官住宅又次之,它们大都占据高地,与一般下层民居有着鲜明对照,这种高低错落的立体轮廓使建筑空间布局更为庄严宽敞,使冈原地理环境犹如一条条横卧的游龙,定位居高临下,选
址地设天造。
从建筑组群而论,唐长安的居住庭院和宫殿、寺观、衙署的廊院,在传统的四合院基础上进而组合发展为相当复杂的组群布局,院落重叠并纵横双向扩展,构成参差错落、变幻莫测的群体建筑。如章敬寺建造有48个院落,4130余间房;西明寺有10多个院落,4000余间房;慈恩寺有几十个院落,1899间房。这种大规模的建筑组群构成有层次、有深度又富有变化的空间,犹如一幅展开的中国手卷画,使人在一连串建筑序列中走向艺术审美高潮。
从单体建筑而论,始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的大明宫含元殿,其遗址经几次考古测量推定为面阔11间,进深4间,横架结构,带有周围行廊的重檐建筑,是3.2平方公里宫城中的最高点,仅“龙尾道”就长约70米,单体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内部净跨达10米,与现存中国最大木结构建筑明长陵 恩殿和故宫太和殿面积相等。而麟德殿南北纵列复合三殿面积达1.23万平方米,在尺度与体量上足可容纳下两个北京故宫太和殿。
从建筑形象而论,唐西内太极宫承天门五个门道宽度分别为8.5米、6.4米、6.2米,明清天安门五个门口则分别为5.25米、4.43米、3.83米,从门道结构的跨度比例可推算出两者的形体高度,如果说天安门建筑形象已十分雄伟,那么承天门的建筑形象应更加巍峨壮丽。尤其是大明宫含元殿左右以飞廊连接的东翔鸾、西栖凤两座阙楼,高出地面15米,整体采用雉门形制,比故宫午门东西二阙距离大出一半,伟岸高峻,气势非凡,成为“盛唐气象”的象征。
从建筑类型而论,唐长安城垣门阙、宫殿楼阁、离宫行馆、府邸住宅、寺院道观、园林造景、别墅亭池等均有自己的特色,建筑类型成熟完备,据考古发掘的单座平面造型式样就有一字形、丁字形、六角形、日字形、山字形等几十种,像翰林院长方形的五座厅堂遗址,西市的毗连圆形建筑遗址,都使人想见建筑类型的多样变化。此外,外旁廓城有近8公里长的复道夹壁,许多建筑内还有暗室“复壁”,皆超出了人们的一般想像。
从建筑艺术而论,唐长安建筑造型艺术比起后世宋元明清各代,远为简明秀拔,其色调淡雅明快,屋顶舒展平远,一些大的纪念性建筑“以木为瓦,夹纟宁漆之”;或“铸铜为瓦,金粉涂之”;已知使用的琉璃瓦绿、
黄、蓝诸色繁多,大理石莲瓣柱础宏大,铺砌花砖打磨光滑,屋脊鸱吻弯弓高直,斗拱毫无繁琐堆砌,平整雄厚的台基和干栏式基座分别使用,仅兴庆宫遗址出土的莲纹瓦当就有73种之多,琳琅满目,变化多样,可谓神工鬼斧,巧夺天工。
如果说唐长安能为中国古代文明充当一种独特的象征,或为人类建筑文化提供一种特殊的见证,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它具有五个突出特点:一是城市规划气势恢弘,多重格局博大开阔;二是文化品位极高,造型高大构思精奇;三是建筑艺术精湛,变化无穷交相辉映;四是建筑成就辉煌,雄浑屹立别具一格;五是文明内涵丰富,精神理念与物质技术紧密结合。这些特点既具有浓郁的中原地域文化风格,又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色彩,巅峰之作比比皆是,堪称同时代世界建筑中的创造性杰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历史遗产的脉络与进程。
在城市环境建设中,唐长安开掘有龙首、清明、永安三条水渠,分别从城外引浐水、氵交水、水进城,
其用途推测大概是北入宫苑解决环境用水,有的渠宽6米,有的渠宽9米,流布穿越全城坊里,需要建多少涵洞和城内桥梁尚不清楚;渠深也各不相同,有些地段渠底比路面还高,水流如何沿岗坡地势提升,又如何穿过城墙与坊墙,均没有探测明白。西市漕渠水深丈余尺运木材、薪炭等储备物资,怎么与市内街巷排水暗道相连接还有待研究。
在皇家宫殿建筑中,大明宫清思殿遗址考古发掘证明,其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33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据《旧唐书》记载,敬宗造此殿时,用铜镜三千片,黄、白金薄十万番,金碧辉煌,罕称人间,镶嵌着这些贵重材料装饰四壁是否就是史书中“世称其丽”的“镜堂”呢?奢华气势又在何时销声匿迹呢?大明宫西北隅三清殿是皇室崇奉道教的建筑之一,仅版筑夯土台就高出地面15米,周围包砌砖壁,南北长78.6米,东西宽53米,面积4000平方米考古发现大量绿釉琉璃瓦和鎏金铜装饰残片,证实其豪华宏丽,但装饰工艺世人莫知,具体尺度和分割比例也无满意解答。
在离宫园林建筑中,华清宫皇帝莲花汤是用莹彻如玉的范阳白石所砌建的,并以石梁为顶横亘汤上,我曾推测与古罗马沐浴石构建筑相似,现在汤池遗址上复建的木构大屋顶不知有何依据。唐玄宗凉殿“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和太平坊王钅共宅园 “飞流四注”的“自雨亭”,均为引水上檐、悬波如瀑的消夏避暑建筑,是否模仿拜占庭夏宫建筑还在推测。从曲江苑园区出土的淡绿玉龙首建筑构件,晶莹透亮,娴熟巧妙,但究竟装饰
在何种建筑部位上却无人知晓。
在宗庙礼制建筑中,长安明德门以东二里的天坛已被考古揭露出来,祭天圜丘是重叠同心圆的形制得到证实,但没有镶砌砖石,仅仅是素土夯筑抹白灰而成,其简陋单调的筑造方法与人们想像并不吻合,似乎不符合崇高肃穆的祭天建筑规格,隋唐300年间多次修复保护却不用砖石令人蹊跷。而坐落在长安北郊十四里的地坛、春明门外的日坛、开远门外的月坛、通化门外的先农坛等礼制建筑,曾渲染出天人感应、风调雨顺的建筑形象则湮灭荒废,停留在无法探明的书本概念上。
在坊里住宅建筑中,贵族高官的宅第豪华奢侈,宜阳坊虢国夫人的“合欢堂”花费千万,曾有暴风拔树砸到堂顶,竟无损伤,原来陶瓦覆盖下皆用精致的木瓦铺垫,其中木构技术令后人难以推测。安仁坊元载修建的“芸辉堂”,采用于阗出产的洁白如玉、入土不烂的芸辉香草碎屑泥壁,这种植物草用于建筑装修的具体方法,至今不明。唐敬宗时波斯商人千里迢迢专门献上沉香木料,在长安构建费煞匠心的沉香亭子,其独特构建技术已无记载。
在佛道宗教建筑中,阁楼式大雁塔究竟是七层还是十层?众说纷纭很难定论;密檐式小雁塔究竟是白垩色还是青砖色?也莫衷一是不能确定。丰乐坊法界尼寺对峙并列各高一百三十尺的寺塔号称“双浮图”,因早已坍塌,木结构还是砖结构史无记载。庄严寺、大总持寺的木塔皆为“三百二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按唐尺换算约合90余米,比现存全国最古老的山西应县辽代木塔还高出23米多,其杆件组合技术是否运用了结构力学尚有待研究,为何后世寥若晨星逐渐失传?这一现象没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外来宗教建筑中,自中亚传入唐代中国内地的祆教、景教、摩尼教,都离不开其寺院的建立,寺院是其教会传播教义的大本营和教团僧侣活动的大据点。但是否有波斯下方上圆的集中式穹顶建筑,因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短缺,似难确定。长安有祆祠5座、波斯寺2座,然而,摩尼教寺院的位置,一直是千古悬案,本人曾长期寻踪探察,认为唐高宗永徽、显庆年间(650—661)就曾在长安怀远坊改建有以佛化面貌出现的摩尼教“光明寺”,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在长安建立的摩尼教“法堂”可能挂靠于怀远坊光明寺,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又在长安开明坊新建有另一所规模宏大的摩尼教“光明寺”,并在唐宪宗元和年间继续修葺扩建,直至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时被拆除,随着长安的毁灭再无遗痕。但摩尼教寺院位置的推测与分析直至目前仍无法
证实。
中国古代都城因自然灾害或灾变威胁造成的消失还比较少见,更多的是因战乱所造成,每一个王朝末期的动荡战乱,都会采取极端手段破坏城市建筑,甚至为了显示征服者的胜利,摧毁前朝文化和扫荡前世影响,不惜动用非理性的残酷报复发泄让都城全部毁灭,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让被征服者心理震慑。从秦咸阳、汉长安到北魏洛阳城,从北宋东京到元大都,所有著名的都城都经过狂飙摧折和火狱煎熬,除了唐朝延续了隋大兴城和清朝侥幸延续明北京城外,人们历来缺乏对城市保护的道义和责任,缺少对文明积淀的尊重,缺少对子孙后代的永恒之心,没有“隔离缓冲”“文物避难”的传统以及抢救保护古迹的措施,唐长安自然也不会历万劫而不死,留下建筑的待解谜团只好凭后世猜测,笼罩在古城的重重迷雾也一直无法消散。
唐长安城与意大利的罗马、希腊的雅典、埃及的开罗合称为世界四大古城,但相对已经形成完整体系的西方古典建筑学而言,唐代建筑乃至中国古代建筑尽管有现存实例,有历史记载,却迄今还没有明确的理论阐述,况且现存实例也很少,史书记载又很简约零乱,古代工匠地位不高,充其量仅是宫廷的供奉,师徒口头传授,不重著述。也正因如此,学术界某些人对唐长安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创造意匠持有臧否的不和谐声音。
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形式几千年铁板一块,基本不变,不是美学的物化形式,不是对人体和个性赞美的反映,因此,同欧洲古希腊、古罗马建筑艺术相比,相对贫乏。
唐长安是中国古代都市中屈指可数的最具有国际大都会特质的城市,胡人移民众多,胡风文化盛行,尽管具有东方建筑风格的独立体系,实际上吸纳了许多中亚、西亚和南亚建筑文化的因素,有些石构建筑甚至完全融合了外来文明,砖石佛塔砌作木构形制最先在唐长安蔚为大观,四色琉璃瓦最先在长安宫殿建筑中广泛使用,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的教堂最先在长安建立,采用壁画装饰建筑是最先在长安寺院中普及的,“诗情画意”的禅风主题是最先在长安佛寺园林建筑中表现的,可以说是有许多中西建筑体系的交融。同样,唐长安的都城规划设计也被邻近国家和周边政权所模拟仿效,如七世纪后日本陆续兴建的藤原、难波、平城、长冈、平安五座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三座城,以及中亚碎叶城、怛逻斯城等,朝鲜高句丽时期、新罗时期的建筑结构、装饰艺术、园林景观等遗存大量吸收唐朝建筑风格,有些佛寺建筑就是唐朝的典型翻版。时至今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仍关注着唐长安建筑史迹的保护,利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日本信托基
金对含元殿遗址台基进行保护性复原整修,这正是对古代东方伟大建筑风采辐射作用不容置疑的确认。
时过境迁的是,唐长安建筑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如今已经嬗变,不仅“八水绕长安”的优美景色荡然无存,而且“举目望终南”的视觉环境完全消失,尤其是近年西安大规模跑马圈地开发改造,已使人们无法维持住古城原有的、脆弱的文脉肌理,千古名城风貌愈发名存实亡,在“西部大开发”的旗号下肆意强制拆毁传统建筑,决策者把保护对象搞得面目皆非,不受约束的“千城一面”规划和短视的“富人区”房地产建设,使一批粗糙模仿“欧陆风”的建筑墩立在历史文化遗产大保护区内,甚至刻意追求用新建的高楼大厦去簇拥古城,改变城市的特质与历史轮廓线,显露出浮华造作的外观,这和千年前唐长安被毁灭在实际效果上如出一辙有着同样的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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